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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中国环境史研究》2010年第1辑 水利(water conservancy)，是一种与河流系统密切相关的人类活动，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我国秦汉时期的三大水利工程都江堰、灵渠、郑国渠，是古代社会无坝引水的典范，如今成为了区域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霍乱(cholera)，是一种古老而流行广泛的烈性传染病。在古代，印度恒河三角洲是霍乱的地方流行区。l9世纪以后，由于通商、航海、朝圣等活动，国际交流日益频繁，霍乱随即开始由印度向外传播，并在1817—1923年的百余年间，多次在世界上大流行，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水利、霍乱及其他，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实则不然。笔者拟用这样一个题目，想要表达的是对环境史之主题的思考。为此，本文根据学界已有的一些论述和研究，从三个方面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环境史的主题是什么 关于这一问题，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多有表述。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唐纳德·沃斯特为环境史勾勒了主题框架，即著名的三层次分析模式，包括对自然本身的理解、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社会经济领域以及作为独特的人类经历之象征的精神或思想层面[237]。这一模式的提出，为环境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之后，欧美其他学者有关环境史的主题分类，大都可以被视为在沃斯特建构的基本框架上的调适或细化。譬如，2003年，约翰·麦克尼尔发表《论环境史中的自然与文化》一文，在论述环境史的类型时说到，环境史具有物质、文化或思想以及政治三大类。“物质环境史关心的是生物和物理环境中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影响着人类社会；它着重于人类事务的经济和技术方面。比较起来，文化或思想的一翼强调艺术和文学中对自然的表述和想象；这些是怎样变化的；对创造它们的人和社会，它们又揭示了什么。政治环境史则把法律和国家政策视为它与自然界的关联。”[238] 麦克尼尔还进一步对这三大类别的环境史的内容作了剖析。在他的分类和剖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沃斯特的环境史主题模式的影响。 随着环境史研究的发展和深入，其实践者对环境史之主题的界定更加明确和细致，这在J．唐纳德·休斯于2006年出版的《什么是环境史？》一书中得到了体现。休斯指出：“环境史学家是一形形色色的群体……他们所选择的主题属于范围很宽的三大类：(1)环境因素对人类历史的影响；(2)人类行为造成的环境变化，以及环境中的人为变化藉以在人类社会变化进程中的回响并影响这一进程的多种方式；(3)人类有关环境的思想史，以及人类的各种态度借以激起影响环境之行为的方式。[239]接着，他逐一考察了每一类主题，对它们各自囊括的题目做了进一步的梳理。 第一类主题，考虑的是环境本身及其对人类的影响，其研究涉及这样一些具体的题目，如气候和天气、海平面的变化、疾病、野火、火山活动、洪水、动植物的分布和迁徙，以及其他在起因上通常被视为非人为、至少主要部分不是人力所致的变化。当然，“环境史家将这些题目作为他们叙述的部分，只是取决于它们对人类事务的影响”。[240]为此，他还以人们对疾病在历史中的作用之认识和研究为例，来说明环境因素对人类的影响。其中，威廉·H．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和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哥伦布的交换》(The Columbin Exchange)备受推崇。麦克尼尔的著作极具开创性，其主旨乃是“借由揭示各种疾病循环的模式如何影响远古与现代人类的历史”，“把流行病史带入历史诠释的领域”[241]，“并把传染病在影响人类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提高到超过一般人所认定的更公平的地位”[242]。克罗斯比同样重视疾病的作用，他在书中指出，欧洲人征服美洲的成功，不仅仅在于技术与武器上的优势，而且与他们不经意间随身携带的传染性疾病有关；这些疾病给新世界“从未受感染”的人们造成了人口锐减的巨大灾难[243]。 第二类主题，即评价人类活动所引起的变化在自然环境中的影响以及反过来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影响，在环境史研究中无疑是占首位的。在这里，休斯总结到了环境史所涉及的人类活动的种类，包括提供基本生活资料的活动以及提供生计的活动，前者如打猎、采集、捕鱼、放牧和农业等，后者则有水管理、林业、采矿与冶金以及技术和工业等。“从人类的观点来看，所有这些都在许多方面影响了自然环境，包括积极的影响和消极的影响……譬如砍伐森林，导致的结果是侵蚀、生物多样性的减少直到灭绝、沙漠化、盐碱化以及污染。”[244]在他看来，在环境史研究中，强调第二类主题的著作不仅数量多，而且大部分都非常优秀。他举了马立博的《老虎、大米、丝绸和淤泥》(Tiger，Rice，Silk and Silt)，以及约翰·欧皮的《奥加拉拉：供应一片干旱之地的水》(Ogallala：Water for a Dry Land)。前者描述的是水稻种植的发展如何改变了中国南部很重要的一片地区的景观，后者则指出了美国西部对水的需求如何导致开采并耗尽地下水储藏。 第三类主题，聚焦于人类关于自然环境的思想以及对待它的态度，“包括对自然的研究、有关生态的科学，以及诸如宗教、哲学、政治思想和大众文化等思想体系借以影响人类对待自然的各个方面的方式。”[245]这方面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它关系到对地球及其生命系统所曾发生之事的理解。而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是引人注目的，其中，休斯提到了罗德里克·纳什的《荒野与美国精神》(Wildness and American Mind)以及他本人的《北美印第安人的生态学》(North American lndian Ecology)。纳什的著作探讨了欧裔美国人对待自然的多种多样的态度，以及它们对北美荒野的保存和发展的影响；休斯的著作则考察了美洲印第安人的环境观。 从上述内容看，与沃斯特还有麦克尼尔的分类相比，休斯对环境史之主题的分析显然更加具体，也更容易令人把握。 此外，在中国学术界，2006年台湾学者刘翠溶发表《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一文，总结了中国环境史研究尚待深入的十大课题[246]，它们分别是：人口与环境；土地利用与环境变迁；水环境的变化；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工业发展与环境变迁；疾病与环境；性别、族群与环境；利用资源的态度与决策；人类聚落与建筑环境；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GIS)之运用等。刘先生的这一论述，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将具有指导意义。当然，她的论述肯定是开放性的，我们仍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所好，延长或扩大这一主题单子。 二、环境史的主题有什么特征 从上述学者对环境史之主题的总结来看，我们认为，环境史的主题具有多种特征，具体而言，它充分体现了历史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包容性和灵活性等。 看到有关环境史之主题的论述，首先给人的感觉是，环境史作为一门历史，它所涉猎的对象是极其广泛的。这一历史中的相关研究则表明，“水里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动植物”，还有其他种种或自然的或人为的事物，无不可以用来作为认识人与自然之关系的主题。我们不妨以休斯对美国环境史的总结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在《什么是环境史？》中，休斯辟出专章，对环境史在美国的产生和发展做了总结，其中一节是“林林总总的美国环境史”(Strands of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在这里，休斯“简要地考察1970年到2005年间引起美国环境史学家关注的一些重大主题领域的文本”，从中我们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他们实际研究的主题。这包括，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史、资源保护与环境保护史中的重要人物、负责或影响环境特别是公共土地的政府部门、环境法、涉及环境的非政府机构、城市环境史、环境正义、妇女在与环境的关系中的历史作用、美洲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态道德等。在这些主题之下，美国的环境史研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在“环境史的合作者”一节中，休斯提到了技术史、农业史和森林史的起源和发展，认为它们或多或少与环境史都有关联。如今，它们与环境史相互影响并相互合作，从而做出了许多新的成就。譬如，在技术史和环境史方面，杰里弗·斯泰恩和乔尔·塔尔合写了“在历史的交点上”一文[247]，梳理了技术与环境交叉领域中的历史著述；《环境史评论》在1994年出了一期《技术、污染与环境》专号；技术史学会的会员们还组织了一个叫做“环境技术”(Envirotech)的特别兴趣小组。在农业史和环境史方面，“近来，农业史学家对可持续的农业观念日益感兴趣，有人将它与‘农业生态’术语以及对农业中的生态系统概念与方法的考察联系起来”[248]；而像唐纳德·沃斯特这样的环境史学家则竭力主张从农业视角来撰写环境史，并提出环境史研究的农业生态史模式[249]。在森林史和环境史方面，二者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l996年以来还共同发行《环境史》杂志。这样，技术与环境、污染、垃圾、水利工程、采矿、农业、森林等，就成了这些领域的学者们共同感兴趣的主题。 由此可见，环境史的主题丰富多彩，涉及自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从中，我们生发出对环境史之主题的又一特征的认识，这就是包容性。 笔者曾论述到，环境史研究的一个明显结果，是使史家的视野从对人及人类社会的历史考察扩大到了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历史探询，由此构建起人与自然和自然史与社会的历史相关联的历史叙述模式[250]。简言之，环境史将自然史和人类史勾连起来，从而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以前在历史研究中被忽略或不受重视的群体和要素，如动物、植物、微生物、疾病、山岳、大地、水源、大气和风暴，等等，其实自古以来一直参与了人类文明的演进和发展。这样，一贯以来作为历史之主体的人物，就具有了新的含义——不再仅仅是人，而是人和物；而作为历史之组成部分的事件，也就不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厮杀与妥协调停，而是人与物相互作用、共同交织的图景。总之，环境史不仅仅是人类的独角戏，而是人与物联袂上演的双簧。对此，沃斯特的《尘暴》中的有关叙述，是一个代表。 《尘暴》讲述的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上发生的生态悲剧。剧中陆续登台的角色，既有我们在政治史中熟悉的“精英”，如胡佛总统、罗斯福总统、联邦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等，也有我们在社会史中遇见的“平民”，如小镇的印刷工、堪萨斯的牛贩子和大平原的农场主等，更有我们在以往的历史中并不多见甚至根本未见的物象，如干旱、大风、牲畜、褐色土、短茎草和各种草食动物与肉食动物等。正是从精英到平民中无不存在的那些对未来的美景天真地期待、对自然的局限不经意地忽视、对自我的发展无限地热忱的人，连同周期性的干旱、发狂的泥土和呼啸的风，一道演绎了那凄凉悲壮的“尘暴”故事。试想，若缺了哪一方，美国环境史上的那一幕恐怕都不会上演，或者更确切地说，所上演的可能就不是那样的故事了。 既然环境史的主题囊括了历史和现实中人与自然相关联的各个节点，甚至可以说它包罗万象，于是，人们从事环境史研究，可选择的主题或研究的对象就具有很强的灵活性。这一领域的实际研究情形正是如此，从休斯对世界各地的环境史研究成果所作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充分地感受这一点[251]。此外，休斯还说到，在目前环境史领域活力十足的状态下，“每月都有值得一读的新成果问世，它们卓尔不凡，是那些更年轻的或先前未被认识的学者写的。他们有自己的途径、方法、见识和写作风格，这些也可以被很好地仿效。也找找它们，读一读，会受到启发的。”[252] 休斯的说法确实很在理。譬如，有位年轻的学者，塔斯马尼亚大学环境研究中心的博士申请人詹姆斯·波伊斯，去年l月在《环境史》杂志上发表《犬的革命：将狗引进塔斯马尼亚的社会与环境影响》一文。他讲到，直到1803年，塔斯马尼亚岛还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在那里，狗鲜为人知。当英国殖民者在那里建立一个罪犯流放地时，狗首次被带了进来，它不仅彻底地改变了土著社会，而且极大地影响了正在形成的囚犯文化。对袋鼠的猎杀来说，狗比枪更为重要；它使得很快就拥有了自己的驯兽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在狩猎市场上成功地与欧洲人展开竞争。反过来，狩猎文化大大延缓了农业发展的进程，从而催生了一种远远不同于典型的欧洲模式的殖民地经验。像波伊斯这样以狗为题，从一个独到的角度，讲述一部发生在塔斯马尼亚岛上的狗与人的故事，让我们进一步体会到，在环境史这一范围极其广阔的领域，我们完全可以不拘一格而灵活地选择所要研究的对象，以新的视角来认识某一历史时空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如本文标题所示，水利、霍乱还有其他种种物质的、思想的和社会文化的存在，都可以是或已经成为了环境史研究的主题。 三、如何着手环境史的主题研究 当我们认识了环境史的主题及其特征，并根据自己的兴趣或基于一定的学识背景，选择某一类主题展开研究时，就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着手环境史的主题研究？这显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笔者认为，在思考这一问题时，至少有三个方面需要倍加注意。 首先，要明确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维度。这一问题十分重要，因为如果对这一问题没有认识，那么，我们就抓不住看似五花八门的环境史之主题的根本，不清楚应该沿着哪些方向去探讨什么。 我们知道，在环境史学界对这一问题一度是存在争议的，争议的焦点则是，环境史是单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需要进一步探讨人与人的关系？[253]应该说，随着环境史研究的日益深入和环境史学科的发展，人们对于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维度的争论目渐消失，如今，环境史研究要不要探讨人与人的关系，基本上不成为问题，因为人们已通过实际研究回答了它——无数的环境史成果无不深入到了这个层面，譬如上文提到的波伊斯的论文就是如此。我们还可以通过对休斯关于环境史的新定义的分析，来进一步加以认识。 在《什么是环境史？》中，休斯开宗明义，“什么是环境史？它是一门专门史，旨在通过研究随着时代变迁人类如何在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生活、劳作和思考来理解人类。”[254]*这一定义明确地指出，环境史是一门历史，它的任务是要探索对人类的理解，理解的途径是人类在各个时代所曾经历的生活、生产和思考，理解的角度则是人类如何在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从事这些活动。而人类在从事这些活动时，除了要与自然界产生一定的关系，他们相互之间还必然要结成一定的关系；要理解人类，就不能不涉及人与人的关系。环境史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认识人，也必然要涉及人与人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明确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维度，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在环境史研究中，我们要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经，以人与人的关系为纬，在具体地、历史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深入地揭示其背后的人与人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或矛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深入地理解在环境史的主题之下我们应该探讨什么问题。关于这一点，笔者在《从“人”的角度看环境史家与年鉴学派的异同》中已做过一定的分析[255]。 其次，要了解环境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即跨学科研究，这是由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环境史与相关学科的密切联系以及环境史研究需要利用多方面的资料所决定的，对此，已有不少学者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256]的确，跨学科研究对于环境史来说，是一项基本的要求，也是一种基本的方法。譬如，我们认识和研究泰晤士河污染及其危害，就不能不对与之相关的许多问题作深入的探究，这就要求我们超出史学的范畴，跨入包括生物学、医学在内的其他众多学科领域。这里仅举一例。 很多人都知道，人们在说到泰晤士河污染治理的成效时，常常会提起这样～件事。1983年8月31日，伦敦垂钓者拉塞尔·多伊格意外地获得了泰晤士河水务管理局颁发的一只银杯和一张l90英镑的支票，奖励他从泰晤士河中钓到了一条鲑鱼。英国媒体纷纷报道此事，说这标志着泰晤士河在因污染死寂了150年之后复生了，人们又可以重睹“泰晤士老爹”昔目的神采了。说到这里，我们不禁会想，为什么鲑鱼的出现被人们当成了泰晤士河死而复生的标志？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去了解这一鱼种的生活和生长习性。原来，鲑鱼是一种相当奇妙的鱼，虽生于淡水河流，但在成长期却游入大海，在咸水环境中觅食、长大，等到产卵期又跋涉千里，回到淡水环境的故乡生出下一代，如此循环不已，生生不息。而鲑鱼对水质环境是十分敏感的，只有水中溶解氧的饱和率达到35％以上，它才能成活。不幸的是，白l9世纪中叶以来泰晤士河因污染而严重缺氧，直至20世纪50年代完全缺氧。“泰晤士老爹”死了，也就无力再养它的鲑儿了。这样，当鲑鱼在泰晤士河上重现时，人们自然就意识到了“泰晤士老爹”的重生。 当然，如果要对河流污染或水体污染的危害作更深入、全面的研究，我们还需要对鱼类、水禽及其他水体生物作更广泛、更深入的考察，研究其他的环境问题也有同样的需要。实际上，这是一件知易行难而富于挑战的事情。但即便如此，为了问题分析的深入和研究水平的提高，我们还是要积极地尝试跨学科方法。同时，我们也要承认，由于长期以来学科分野的影响，对于人文学科出身的学者来说，知识结构单一、数理基础差、技术手段贫乏等，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且这也是无法完全克服的，我们也不要奢望将自己训练成全才。基于这一事实，我们在从事环境史研究而运用跨学科方法时，除了要一般地适当熟悉生态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等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以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外，更要根据具体的主题研究的需要，有针对性地作深入、系统和较为全面的拓展。只有这样，环境史研究的跨学科方法才能落到实处，并富有成效。 再次，要认清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目的。我们研究历史上环境力量对人类社会的作用、人类的各种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反作用，一个目的甚至可以说基本的目的，是要为人们认识当代世界的困境提供所需的视角。因此，从事环境史和历史上的环境问题的研究，就需要积极关注当下的环境问题，以保持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正因为如此，威廉·克罗农在“环境史的用途”一文中认为，环境史学家没有辜负为决策者提供信息的期望，是正确地发挥了他们的作用[257]。 其实，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大都是这么作的。譬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罗德里克·纳什帮助起草了一份环境权利宣言，组织了一次引起广泛关注的研讨会，以探讨l969年在圣巴巴拉海峡中石油泄漏的后果问题，他随后在学校里帮助发起了一项环境研究计划。[258]所以，休斯说道：“那些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创环境史研究领域的历史学家即便不全是，但绝大多数都是环保主义者，正是这一情况使得他们在其研究和撰述中特别重视这一点。”[259]休斯还对这一情况的利弊作了辩证分析。譬如，史学界有些人因为环境史学家带有倾向而怀疑他们研究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不过，他更强调环境史学家作为普通公民而应尽的责任，这是可取的态度。而只有认清了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目的或作用，我们才能够增强责任意识，提高奉献精神，并且更加严谨、细致地从事我们的研究，更负责任地发表我们的见解。也只有这样，环境史才“可以成为矫治草率反应的一剂良药”[260]。 以上就环境史的主题做一些思考，目的是为了让人们对可以选择什么题目、应该探索什么问题和探索的意义是什么等问题，有更加自觉的意识。这样，在从事环境史研究时，就可以尽量避免盲目的仿效和跟风，而能够做出自己的有创造性的成就。 ———————— [237] Worster D．Appendix．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A]．In Donald Worster(ed．)．The En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293． [238] McNeill，J．R．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J]．History and Theory：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2003(4)：6． [239] Hughes，J．D．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M]．Cambridge：UK，Polity Press，2006：3～8. [240] Hughes，J．D．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M]．Cambridge：UK，Polity Press，2006：4. [241]威廉·H．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M]．杨玉龄译．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1998：6． [242]威廉·H．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M]．杨玉龄译．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1998，258。 [243] Crosby，Alfred W．The Columbian Exchange：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l492[M]．Westport，CT： Praeger Publishers，2003：35～58． [244] Hughes，J．D．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M]．Cambridge：UK，Polity Press，2006：6． [245] Hughes，J．D．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M]．Cambridge：UK，Polity Press，2006：7． [246]刘翠溶：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247] Stine，Jeffrey K．and Tarr，Joel A．At the Intersection of Histories：Techn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J]Technology and Culture，1998(4)：601～640． [248] Hughes，J．D．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M]．Cambridge：UK，Polity Press，2006：50． [249] Worster D．Transformation of the Earth：Toward an Agroecological Perspective in History[J]．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1990(4)：1087～1106． [250]梅雪芹．环境史：一种新的历史叙述[J]．历史教学问题，2007(3)：38． [251] Hughes J．D．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M]．Cambridge：UK，Polity Press，2006：53～93． [252] Hughes J．D．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M]．Cambridge：UK，Polity Press，2006：123． [253]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47． [254] Hughes J．D．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M]．Cambridge：UK，Polity Press，2006：1． *笔者在理解和翻译这一定义时，采纳了清华大学刘北成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谢江南教授的意见，特此致谢。 [255]梅雪芹：从“人”的角度看环境史家与年鉴学派的异同[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6(1)． [256]譬如，高国荣先生就专门著文分析了这一问题。高国荣：环境史学与跨学科研究[J]．世界历史．2005（5）。 [257] Cronon W：The Use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J]．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1993(3)：1～22． [258] Hughes J.D.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M].Cambridge：UK，Polity Press，2006：40. [259]同上。 [260] Hughes J．D．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M]．Cambridge：UK，Polity Press，2006：12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