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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救国，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梁启超的名言：“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为国人所熟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救国者们发现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从而证明这个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一个首要课题。我国前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大都是革命家，他们根据革命的需要进行史学研究，唯物史观帮助他们弄清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制定出革命的政策与策略；史学著作则是他们用以打击敌人，教育宣传群众的武器。史学为革命服务，这既是中国近代“史学救国”传统的光大，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时代使命。 新中国诞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迎来了自己的盛大节日。翻天覆地的政治变革，把那些原先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按照传统方式治史的学者们“从梦中惊醒”，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感慨地说：“解放后各种新鲜事物天天都在教育着我，我初次看到纪律严明的军队，勤劳朴实的干部，一切为人民利益着想的政党，我感到惊奇，感到佩服……与这同时，我开始学习新的理论书籍。”这些爱国的史家是从对党和革命的由衷敬佩转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无限崇拜的，他们把在历史研究中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当作跟党干革命的实际行动。这样，整个中国史学界集合到了党和革命的旗帜之下。无论是前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是后来者都把党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要求自己首先必须是一个忠于党的革命者，然后才是史学家。唯物史观的科学光芒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逻辑力量给史学园地带来勃勃生机，一块又一块处女地被开垦，一个又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学术成果产生了出来。按照革命的最基本理论——阶级斗争理论，中国史研究中的许多传统结论和观点被从根本上颠倒了过来。陈垣先生在谈到自己转变阶级立场之后研究历史的体会时举例说：史料中常见到称颂某地堰塘修成的碑碣文字，过去治史对此给予肯定的评价，现在认识到，为修堰塘，地主霸占了土地，多少农民妻离子散。修堰塘后，收成增多，更是加租加押，无法生活。在这些碑碣的字里行间浸透着农民兄弟的辛酸血泪。可是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操持着文字，培养出为其本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衣食住行，无一事物不是劳动人民供养，他们不但受之无愧，还帮助统治阶级传经卫道，这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事情。陈先生的这种对地主阶级的批判和自我批判在当时颇具典型性。又如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过去一贯被旧史家诬为贼寇作乱，而革命史家则彻底推翻了旧史观的阶级偏见，把这些前辈造反者敬为人民英雄，充分肯定、高度评价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推动历史发展的进步作用，以这条红线贯穿整个中国通史的撰述，并投入大量研究力量，建立起具有重点学科地位的专门学科。被称为“五朵金花”的古史分期问题研究与讨论、农民战争史问题研究与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与讨论、汉民族形成和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与讨论，就是建国17年来史学研究成果的优秀代表。 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中国是以救国救民的革命任务为头等大事，且总是必须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这关系到革命史家本身的生死存亡。革命胜利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结果，但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认识还比较肤浅，加上革命的激情，以为革命就是科学，革命的观点天然等同于科学的观点。因此在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实用主义、教条主义倾向也存在和发展着。对于这种倾向，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家有所觉悟和抵制，他们强调历史主义的观点，所谓历史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但鉴于当时的客观环境，实用主义、教条主义仍难以克服。上世纪6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执政党的政治路线后，持正确意见的史家处境越来越困难。1965年，戚本禹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是为“文革史学”的宣言书。“文革史学”的思想特征表现为史学的学术性完全让位于政治性，史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以历史学家吴晗的剧作《海瑞罢官》酿成大冤案起始，直到“批儒评法”、“批周公”，“影射史学”泛滥的政治闹剧落幕，中国史学界经历了一场大浩劫，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1979年，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的时期，史学界也开始了一个拨乱反正、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随着对以往经验教训的总结，人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有着深刻的内涵，而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与掌握还远远不够，许多基本原理都没有弄清楚。依照这样的认识形成的口号是：“回到马克思”。在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经”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在实事求是原则的指导下，许多重大的史学课题获得了新的认识。新时期的中国史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史论关系问题曾经困扰我国史学界几十年。所谓“史”即以史料形式存在的历史事实；所谓“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在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猖獗的时候，有一个口号叫做“以论带史”，主张理论第一，史实第二，前者带动后者。这种明显的错误，被人以“论从史出”为理由加以质疑。但“论从史出”的提法在当时又有不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之嫌。于是人们小心翼翼地选择了“史论结合”一词。然而史与论究竟是个什么关系？还是长期不得要领。在新时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光芒照耀下，诸如“史论关系”之类积滞多年的“群疑”便涣然冰释。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他们反复强调自己的学说“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主义继承了前人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果，又积极吸收了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这些成果及其理论当作教条，当作终极真理，而是始终把自己的研究植根于社会实践之中，根据实践的检验，来修正和发展理论。正是在这里，马恩与后世许多自称为他们的信徒的人们显出了分明的差距，这些人与其说没有按马克思的某条理论办事，不如说不具有马恩那种崇高的科学道德与良心。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与世界日益融合，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的21世纪，外国各种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引进，自然科学研究新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启示，以及跨学科研究的开展等，在在使得中国史学及其思想的发展，进入到挑战与机遇同在的复杂环境之中。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发展的科学。史家们意识到自己面临着双重的社会实践任务：创造历史的实践和认识历史的实践；二者紧密相联：认识历史是为了创造历史，创造历史才能够认识历史。他们积极投入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以唯物史观最基本的原则——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实践来检验一切社会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从而加深认识和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创造历史的实践又给认识历史的实践注入了生命，提供了条件，使史家得以站在时代的高度，确立史学研究的课题和方向，并不断获得新的理论原则、新的认识手段和方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创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社会实践中检验真理，发现真理，发展真理，这正是新时期中国史学繁荣的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