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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从没有出现一部宗教圣典，“希腊最幸运的，就是没有《圣经》。没有《圣经》这件事，就是他们自由的表现，也是他们能得到自由的重要条件。”［（１８）］因而，在那里，只有众神而没有上帝、没有耶和华的观念，任何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都是“上帝”。在那里，更没有形成一个有势力的祭司阶层，希腊人对祭司的权力有很严格的限制，他们管理庙宇，掌管神坛，主持祭祀，但他们无权干预与决定城邦的政治生活，简言之，祭司们的作用不在前台，而只能侧身于幕后，为城邦公民的世俗生活效劳。凡是涉及到公民的生活与自由权利时，祭司们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定权，而是诉诸法律。因此人们更乐意追随与敬重有学问、善于理性思考的学者，而不愿意去逢迎与崇奉祭司。 概括地说来，希腊人的思想自由或自由思想的成长，是因为推行民主政治的城邦的“主权在民”，而没有出现一个君临于万方或自比天神的君主，此其一；在城邦的实际生活中，也没有出现一个有组织的有势力的僧侣祭司集团，此其二；更没有出现一个钳制人们自由思想的统一的宗教意识形态，此其三。有此三点，灿烂的思想自由之花何愁不结出丰硕的文明之果呢？ 所有这些，在古代东方各国，却显示出了不同的情景。 在古埃及，人们崇敬神，太阳神被认为是最高的神，而法老则是人间的神——太阳神的儿子，具有无比的权力；在那里，祭司人多势众且又垄断知识，具有很大的特权，正是这一强大的僧侣阶层，扼杀了人们的理性观念与独立思考的精神。 在古印度，世人所谓的“东方是精神的”，想必比其他东方国家要强烈得多。在那里，“理性世界与精神世界是分离着的，天地万物都受精神世界的掌管。”［（１９）］理性的分析与观察已无法立足，而权势显赫的各宗教派别的僧侣，却在这幻化的世界中找到了它的用武之地。 在美索不达米亚，对神祗的敬奉、庙宇的建造、祭品的奉献、祭司的作用等等，都显示了与古埃及、古印度等相类似的“东方式”的特点，而这与古希腊的情景又是何等地迥然不同。 古希腊人的思想自由之说，在西方中世纪遭到了厄运。基督教的神学观念桎梏并扼杀了古典文化，而最严重的是对理性的希腊人形象的摧毁。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把希腊文化连同它的思想自由都一古脑儿地被打入冷宫。直至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开始，时代再一次回荡古希腊智者派哲学家普罗太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历史音响，人文主义思潮风靡一时，砸碎了套在人们头上的精神枷锁。希腊“复兴”了，希腊的思想自由之说再度勃兴，人类文明史经历了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比之古希腊文明的全盛时期（公元前５世纪前后）的那一次自由开放的思想潮流又大步向前了。 三 凡事物的发展都有“度”，有道是，真理向前多走一步也会变成谬误，这说明掌握“度”的重要性。在哲学上，所谓“度”指的是事物所应保持的数量界限，当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时，就要越过这个界限，引起事物的质变。此理与思想自由之说亦然。 对于思想自由，与其说古希腊人是自由思想与独立思考的始作俑者，毋宁说他们很早就对思想自由“度”的掌握很有感悟，并在实际的驾驭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是吗？在古希腊著名的德尔菲神庙的石碑上，刻着这样二句话：一为“认识你自己”，另一为“万事切忌极端”，很醒目地向世人昭示他们所恪守的中道思想。 希腊人在思想自由与自由思想上所寻求的“适度”，就是平衡与和谐，亦即中庸之道。希腊人的思想自由与中庸之道的紧密结合不仅是希腊精神［（２０）］的一种标识和特征，而且也是使希腊文明能得以发扬光大与烛照后世的重要原因。 崇信中庸之道，可以说是古希腊自诗人荷马至古典时代思想家们的共同传统。荷马史诗中就出现有“和谐”与“合度”的概念，《田功农时》的作者希西阿德曾以“任何事情都要有分寸”的箴语劝谕世人，明显地反映了早期希腊人的中道观念。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人们指出宇宙的基调有三：平均、秩序与调和，并在数量的比例中表示着音乐式的和谐，而毕氏本人的“黄金分割律”更有其不朽的价值而传扬后世。古典时期原子论学派的大家德谟克利特的中庸观很明显，他说：“适中是最完美的：我既不喜欢过分，也不喜欢不足。”［（２１）］当然，在古希腊的所有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的中庸论最为著名。亚里士多德视中庸为调适过度与不足之间一种合理而有效的方法。他认为，美德是一种中庸。在他看来，身体要保持健康，情绪要加以适当控制，即不能愉悦失常，又不能痛苦万分，要适度而不能过度，总之，要笃守中庸之道，而恶人恶行（如偷盗、奸杀等）则与此是无缘的。亚氏的中庸论属于伦理学的范畴，它作为一种行为的道德指南，在当时及对后世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在西方学界被称为“黄金中道”，历久不衰。 中庸精神规范与制约着古希腊人的自由思想，进而对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周谷城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一文中曰：古希腊人讲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和谐与发展，谓之“生态平衡”，又说“人类文化在历史上的发展过程，就是生态平衡的过程”［（２２）］。用周氏之论观察古希腊城邦的社会政治生活，这种“生态平衡”的过程亦即中庸精神的心路历程。对希腊人的心态而言，梭伦的“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份”［（２３）］这句话，再清楚不过地道明了希腊人当时所崇尚的中庸精神。在那里，城邦是有法度的，尤其在那些“主权在民”的民主城邦政治生活中，公民们享有的权利与应尽的义务、言论自由与必要的约束、有克制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都是适度的，他们厌恶无政府状态和那种极端化的行为，也反对专权与压制。这都可为梭伦之语作出佐证。可以这样说，古希腊城邦文明之所以能维持几个世纪并在人类文明史上大放异彩，似乎体现了这种“生态平衡”，换言之，“希腊所取得的全部成就都打上了这种平衡的烙印”。［（２４）］历史事实确是如此，古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战争的爆发，也是古希腊城邦之间的“失衡”所致）后，极端的个人主义与极端的民主（如在雅典）等行为急剧地导致了社会的混乱局面与城邦的衰落，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但结束了雅典的霸权，而且也毁灭了整个希腊世界的自由。由此可见，在那里，中庸之道可以说也是一条通向文明进步的道路。 诚然，古希腊人的中庸之道最卓越地体现在艺术领域里。在这个领域，他们对“度”的掌握、对“生态平衡”的驾驭、对和谐之美的追求可谓是炉火纯青，令后人叹服。且看雅典卫城上的帕德嫩神庙无不显示出“和谐、匀称、整齐、凝重、静穆”的形式美，远眺雅典圣殿，“真如一曲凝住了的音乐。”［（２５）］希腊艺术在雕刻、尤其是人体雕刻方面，取得了更高的水平，对中庸之道的运用达到了某种出神入化的境界。在那里，采用毕达哥拉斯的黄金分割律，追求人体的美，使之趋于最匀称、最完美的状态，而不可再作任何的增减，此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２６）］是也。这种妙不可言的“和谐之美”，在公元前５世纪希腊的著名雕刻家梅龙的“掷铁饼者”，坡里克利特的“持矛者像”以及菲狄亚斯的“雅典娜神像”等作品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表现。 古希腊人的艺术与世界古代其他地区艺术之区别在于：它不是一种矫揉造作的装饰物，也不是艺术家个人的一种心灵反映，它着力表现的是人类全体，刻意描述人的伟大，人生的意义；但它是把伦理功能与审美要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它那里，人性之美与人性之善是不可分割的；它是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乃至是超自然主义的，因此它所要表现的是一种“宇宙的美”。这种对“理想的美”的渴求，已不只在艺术领域，而扩展到文化、社会与政治生活等各个方面，具有异常广泛的含义。古希腊离我们很远，但又很近，因为它很美，而这种美是可以超越时空的。在那里，雅典的情，斯巴达的力，绝少病态，健康活泼而又完美和谐，这或许是希腊文明的魅力之所在，或如马克思所说的“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２７）］的缘由吧。 由此看来，古希腊人对思想自由与中庸之道的有机协调，正如本文开首引柏雷教授之语所揭橥的，前者之成功正是他们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领先于当时之世界，创造出举世闻名的“希腊的奇迹”的历史前提。也唯其如此，才可使“希腊人的思想经过长期的积累，它的创造力达到了惊人的高度，二十三个世纪以来，在明智的人的心目中，一向是他们从过去得到指导和鼓舞的灯塔。”［（２８）］这是事实，这是二千余年来为一部西方文明史所不断验证的历史事实。 注释： （１）天赋的思想自由，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只有将思想作为人的理性认识的一种成果见之于世，才是有意义的。本文所说古希腊人的思想自由，当不是指一种天赋的与内在的思维活动。另需指出的是，“思想自由”与“自由思想”由于词序互易，词义亦显差异。本文就这二词与受束缚的宗教神学思想的对立而言，词意接近，故相互混用，不再作细微的区分了。 （２）柏雷：《思想自由史》，岳麓书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９页。 （３）伊迪丝·汉密尔顿：《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５页。 （４）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１１页。 （５）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７４页。 （６）参见廖学盛在《试论城邦的历史地位和结构》（载《世界历史》１９８６年第６期）一文中的注释２，这一长注对中外学界关于城邦问题的争论细说端详，很可参看。 （７）Э·Д·弗罗洛夫：《现代古希腊罗马史著作中的城邦问题》，载《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时事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６页。 （８）英国著名希腊史家Ｎ．Ｇ．Ｌ．哈蒙德在比较古代东方的王国和城市同希腊城市国家的不同时，很突出这二点，参见他的《古代世界的城市》（Ｎ．Ｇ．Ｌ．Hammond,The City in the Ancient World），１９７６年，第１７２页。 （９）戴维·斯托克顿：《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David Stockton,TheClassical Athenian Democra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专述公元前６世纪早期的梭伦改革至公元前５世纪６０年代埃菲阿尔特斯改革这段时间的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可参看。 （１０）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务馆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３０页。 （１１）对雅典公民大会的人数，各家估算不一，青年学者黄洋博士在他的《雅典民主政治新论》（载《世界历史》１９９４年第１期）很具体地作了测算与评析。又见他的《Athenian Democracy:Some Problems in Recent Studies》，载《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第二期（１９９０年）。 （１２）《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２２０页。 （１３）见伏尔泰：《哲学辞典》（下）“疯狂”条，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年版，第５３３—５３４页。 （１４）昂利·贝尔为罗斑的《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一书所写“序言”，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５年版，第９页。 （１５）米夏埃尔·兰德曼：《哲学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０１页。 （１６）《苏格拉底的申辩》，见柏拉图著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版。 （１７）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０５页。 （１８）柏雷：《思想自由史》，前引书，第２５页。 （１９）伊迪丝·汉密尔顿：《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前引书，第１１页。 （２０）参见罗念生：《希腊精神》，罗文归纳的希腊精神有：求健康的精神、好学精神、创造精神、爱好人文的精神、中庸的精神、爱自由的精神等。尽管此文是五十多年前发表的，但罗先生的论见迄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此文载《希腊漫话》一书，中国文化服务社印行，１９４３年初版。 （２１）转见Ｍ·Φ·奥夫相尼科夫：《美学思想史》，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５页。 （２２）载《复旦学报》１９８６年第二期。 （２３）亚里士多德：《雅典改制》，三联书店１９５７年版，第１４页。 （２４）伊迪丝·汉密尔顿：《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前引书，第２９０页。 （２５）宗白华：《美学散步》，前引书，第１０４页。 （２６）宋玉：《登徒子好色赋》。 （２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１４页。 （２８）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４７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