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国斌，美籍华裔，尔湾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本科毕业于密歇根大学经济学系，进入哈佛大学后，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学派”费正清先生和孔飞力先生，在欧洲史和中国史的研究领域都颇有建树。他辗转于经济学和历史学之间，用历史学解读经济学，用欧洲史解读中国史，是崛起的“加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在没有见到王国斌教授之前，所有的资料给记者的感觉是——复杂。身份学派的复杂，人生履历的复杂，跨学科研究对象的复杂…… 对王国斌教授的采访是在北京饭店的一个会议室进行的，几张纸、一支笔、一杯茶，最简单的布置，最朴素的语言……王国斌教授讲述了他辗转于经济学和历史学、欧洲史和中国史之间的故事。 跨学科、跨地域的研究视野 经济和历史，欧洲史和中国史，说起这两对都曾经让自己痴迷过的研究对象，王教授更倾向于在它们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来，用历史学解读经济学，用欧洲史解读中国史，或者说就是用经济学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借助中国经验来评价欧洲历史。 “我所从事的研究，清代粮食储运制度的研究，中国和西欧历史的比较研究，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经济学，可以说，经济学是我学术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虽然现在主攻方向已经从欧洲史转到了中国史，但我还是继续对欧洲史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一直都还在读欧洲史。” 很多学者都只能对某一研究领域情有独钟，但王国斌教授却是在经济和历史、欧洲史和中国史几个领域游刃有余。 当记者惊叹于这种博学时，王教授连连摇头，很谦虚地说自己现在在欧洲史方面搜集第一手材料的时间已经很少了，不能说是真正地“熟悉”欧洲史了。 但记者获悉，王教授现在正在和一位法国的经济学博士合作写一本关于“中欧经济史比较”方面的书。在北京论坛的史学分论坛上，他就是以一篇《750——1850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现代意义》的发言博得满堂彩的。 独特的比较史学研究方法 “从中国的角度了解中国，并非是认识‘中国特色’的最佳途径。就像一个人要真正了解历史学，最起码要知晓两个地方以上的历史，所以我们要引进比较历史学。” 谈到为什么一直没有放弃欧洲史时，王教授说，一方面是兴趣使然，另一方面是研究的需要。他说，真正在一个领域里做研究，比较学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引入比较研究的理论，通过更大范围的比较，既比较两者之异，又比较两者之同，才能看出各自的特色来。 王教授就读哈佛大学时，哈佛研究国学的学者们更强调的是从材料来看中国内部现象，忠实于第一手材料来考察，注重以经验和档案为基础的研究。而现在的第二代学者更注重的是通过比较研究来探寻真相。作为“加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王教授和他的同仁们认为看待一国的历史不能仅限于这个国家本身，除其自身之外肯定存在着与其情况相类似的历史变迁动力，因此有必要找到这样一些地区与其进行切实的比较，通过这种比较来得出更客观的结论。 “历史具有它的特定性，但是肯定存在共通性，这就是一个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比如我自己在研究中国史的时候，就看很多的美国史、欧洲史以及日本的著作，从不同角度来看。”王教授为此打了个很简单的比喻。要判断人的美丑，若只是按照白人或者是黑人的标准，对方无疑都是丑陋至极的，但如果从彼此都是人这个根本点出发，黑白人之间应当是有一种超越种族差别的、具有更普遍意义的审美标准的。因此，只有白人和黑人都学会站在双方的立场上来看自己和对方，才会得出这样一个为大家所接受的共同的审美标准。 而正是这种比较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将欧洲史和中国史捆绑在一起，借助欧洲经验来解读中国史，让王国斌教授的中国史的研究变得更客观和准确。 跨学科面对面的学术期待 王教授是在1978年第一次来中国的，1981年离开哈佛后又在北京呆了近一年。他说当时的工作条件还是不错的，与现在学术研究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学术交流机会。1980年代初时，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国外来的学者还是不多，即使是交流，也多为学者间私下的交流，很少有像今天“北京论坛”这样大型的学术探讨和交流机会。 “现在不但是国内外学者之间交流频繁，我们的学生之间也开始频繁地交流，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趋势。” “而更让我们欣慰的是，这种交流不是自家关起门来在专业内部探讨，而是开始了跨学科的面对面的交流。” 王教授说自己在美国研究中国历史时，总是尽可能地让在中国内地、台湾、日本的同行们看自己的文章，同时也给非中国历史专业的学者看，希望能得到他们的批评。 “西方的学者们也应该多来东亚看看，不仅仅是专门研究东亚历史的，其他学科的也应该来看看，实地考察一下，就像搞人口学的，就可以拿西方的其他城市和北京来比比，就可以和环境专家、地理专家等都互相交流一下。” 两人各有一个苹果，交换之后还是一个苹果，两人各有一种思想，交换之后就成了两种思想。王教授一直都认为在学术研究中，跨学科的面对面的交流还是很重要的，他殷切地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更多的学生能够走出去，多一些跨学科、跨地域的学术交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