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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南·布罗代尔的现代化研究论析

http://www.newdu.com 2017-12-29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09.1 王作成 参加讨论

    作为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的领军人物,布罗代尔为世人留下了《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煌煌巨著。其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已经超越了历史学学科本身,对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布罗代尔的研究旨趣多集中于近代早期,对于西方现代化的启动与早期发展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因此,探讨布罗代尔对现代化问题的认识对于我们深化现代化研究颇具借鉴意义。本文主拟就布罗代尔的现代化研究思想及研究路径做一粗浅剖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
    布罗代尔治史视野宽广,思想深邃。善用独创的长时段理论对历史进行全景式考察。他的现代化研究思想从其所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论丛》以及欧洲经济史著作之中得以体现,大体而论,他对于现代化研究包含以下内容。
    (一)布罗代尔对工业革命进行了新的诠释与界定。
    工业革命一般被视为西方现代化进程的起点,其重要性自不待言。长期以来,对于工业革命的存在与否以及工业革命的范畴一直争议不断。围绕工业革命一直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突变说与渐变说。突变说认为工业革命是短时期突然爆发的一场划时代的经济革命,强调其爆发性;渐变说认为工业革命经历了数百年长期积累的渐进的过程。针对围绕工业革命的广泛争议,布罗代尔正本清源,首先对“工业革命”进行了界定。认为“工业革命本身就是用词不当。从词源上讲,‘革命’是说一个轮子或星球的转动,是一种快速运动.刚开始转动,就知道它很快要结束。”[[i]]并对工业革命这一概念的形成与演变发展进行了回顾。然后从其长时段理论出发,布罗代尔认为,“我们研究一个革命过程,总要进行长时段的和短时段的比较,确认它们的亲缘关系以及不可分离的依赖关系”。[[ii]]认为从长时段理论角度看,“它(工业革命)既是—系列急剧的事件。也是一个显然十分缓慢的过程。是一支乐曲在两个个音域的向时演奏。”[[iii]]因此,“工业革命至少具有双重意义。它是普通意义上的革命,包括肉眼可见的一系列短时段变革。它也是一个渐进的、不露声色的、往往难以辨认的长时段过程”。 [[iv]]从长时段来看,西欧的工业革命,早在11世纪就开始萌生,如12世纪被誉为“首次工业革命”的“磨坊革命”与“农业革命”、远程贸易等都使得英国18世纪的工业革命的爆发水到渠成。因此,“……工业化是整个欧洲大陆的普遍进程,英国虽然也出色地扮演了主角,并实现了工业革命,但工业革命不是英国的发明,也不能仅仅归功于英国。”[[v]]这些论点修改了一些传统看法,如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二元区分,以及工业革命仅在英国内部萌生而后才波及西欧各国等等。可以说,布罗代尔对工业革命的研究超越了突变说与渐变说,拓宽了工业革命的研究视野,深化了人们对工业革命的认识。
    (二)对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早期现代化之路进行了考察与评判。
    布罗代尔主要考察了英国的现代化成功之路,认为英国的模式不带有普遍性,而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现象。20世纪6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传统的现代化理论认为,西欧的现代化之路是一种普遍模式,布罗代尔对这种线性模式持批判态度。他认为,英国“得力于人类智慧或偶然机遇,各个部门的发展可能有早有晚,但每个部门的发展无不为其他部门创造了有利的发展条件”。 [[vi]]英国工业革命成功的原因在于其国内与国际条件都极为有利,促使英国突破临界点,在欧洲率先成功。英国国内拥有得天独厚的煤炭资源、欧洲最先形成的民族市场、偏处一隅的岛国所激发出的危机感、伦敦极为完善的金融市场;国际上英国已经成为欧洲这一经济世界的中心,拥有美洲、非洲、亚洲等广阔的边缘地带以从事远程贸易和开发等经济活动以获取高额利润。在布罗代尔看来,工业化是一个整体推进的过程,如果没有深厚下层经济(即所谓“物质生活”)做支撑,如果没有深植于民间的自下而上的小型工业的创新,如果缺乏市场经济的活力,如果没有生产部门与贸易的全面的有效运转,那么工业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有坚实的支柱,这些条件都是经过长时期逐步积累才形成的。英国的工业化进程不是某一部门、某一技术革新的胜利,而是各阶段、各部门环环相扣、整体推进的自发进程,英国的现代化的胜利是时来天地皆同力的结果,具有不可复制性。
    相对于英国,欧洲其他各国的现代化之路则相对坎坷。荷兰国土太小,无法养活自己的人口,其大商人与资本家完全转向国外市场,从事转运贸易,充当国际中间商。这使得荷兰没有培育出完善的国内民族市场,一度极为繁荣的海外贸易业没有为国内生产行业提供必要的压力与动力,导致海外市场与国内生产部门严重脱节,国内制造业衰退,荷兰在与英国的竞争中节节败退。意大利的米兰则与之相似,米兰的制造业技术与农业技术一度优于英国,但缺乏广阔的民族市场,也无力与英国争锋。而法国则患有“巨人症”,虽然就政治而言是欧洲最早的现代国家,但由于幅员过于广阔,内部联系困难,中心形成不够完善,缺乏统一调度的完善的民族市场,这些导致法国现代化进程缓慢。实际上,在英国崛起之前的16世纪中叶,意大利、西班牙、尼德兰、德国与法国的工业与技术并不输于英国,但“任何工业革命都要依靠众多潮流的汇集。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几股力量的推动,并且要‘持之以恒’”。 [[vii]]因此,从11世纪起,欧洲的每个地区分别在不同时期经历了早期的工业发展以及在各方面随之发生的变化,但欧洲各国的现代化之路却由于自身条件的差异而导致结果各不相同。
    (三)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型现代化之路,布罗代尔也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在对以往的西欧国家现代化进程论述的同时,布罗代尔运用比较史学的方法,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也有所涉及。当然,作为史学家,布罗代尔对于正在处于摸索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应该选择何种现代化之路采取了比较审慎的态度,仅就西欧发展的经验教训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一些建议。布罗代尔首先认为不能盲目模仿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因为“今天许多不发达国家遇到的障碍,工业时代的欧洲却没有遇到”。 [[viii]]布罗代尔同时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就国际形势而言,欧美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的中心,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边缘地位。近代英国腾飞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依靠其世界中心的地位,而当今的国际经济现状与不合理的分工方式阻碍着后发国家的起飞。就内部因素而言,相对于英国自发性的现代化,当今发展中国家赶超型现代化则存在这样那样的先天缺陷,不少发展中国家雄心勃勃的发展策略在现实中遭遇挫折,就因为“先入为主的计划决没有好结果,因为每个国家的经济都是一种特殊的结构组合,不同国家的经济结构容或相似,那也只是大致相似而已”。 [[ix]]因此,不能盲目模仿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现代化成功需要的是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发展,如果其中的一个启动部门前进,而另一部门停滞不动,则会导致整个现代化进程的滞缓。由此,布罗代尔认为,后发型国家要想取得现代化成功,一方面要结合自身特色,使整个社会经济结构日趋合理,这需要依靠自身的慢工而形成,另一方面,依靠自身优势力图摆脱处于世界经济边缘的地位,逐渐扭转在国际经济秩序所处的不利局面,并赞扬1974年石油输出国提高石油价格即发展中试图改变不合理秩序的努力。
    对于中国,布罗代尔也给予高度关注。认为中国在前近代时期,就形成了由村、镇、城市组成的完整的市场网络和系统,并通过朝贡贸易等方式,在东方与印度、伊斯兰构成了与西欧并列的远东经济世界。直到1800年,中国的经济水平并不输于西方。但中国强大的专制集权制度使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欧那样更高层次的市场经济,再加上中国一再错失发展良机,如明成祖1421年放弃拥有长江之利的南京迁都地处内陆的北京,使中国丧失了发展远洋贸易进而竞逐世界的契机。这些原因使近代中国逐渐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逐渐落伍。
                
    二
    纵观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及其现代化研究,可以看出,布罗代尔不囿于常规,见解独到,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与其独具特色的研究路径与研究方法密不可分。
    (一)不盲从于西方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反对线性模式,而是立足于历史实证分析,强调理论模式的应用必须和历史观察相互参照,并力图做到历史与理论完美结合。
    布罗代尔不赞同传统现代化理论的线性模式分析,他倡导长时段分析与整体史观,在考察历史对象的时候,总是把它放在一个宽广深远的历史背景进行多棱镜式分析处理,以展现历史的复杂性。他处理一个问题的方法是:列出问题的各个元素,揣摩问题的微妙、矛盾和复杂之处,而并非以某种主导性理论为先导。经过布罗代尔这种立足于历史事实的严谨分析,看似完美且极富逻辑性的传统现代化理论,在历史长河的映照下立时显得左右支绌。这也反映了布罗代尔为首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学术特色,“年鉴学派的目标不是为了推行某种新教条或新哲学,而是要求建立一种新观念和新方法。它不是把史学家限制在某种严格的理论框架中,而是强调理论要为实践服务。”[[x]]作为年鉴学派的集大成者,布罗代尔在其论著中多次提及自己的研究特点,如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部巨著开篇,作者就表明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在本书的构思过程中,我故意把理论——各种理论——撇开,而专一地注意具体观察和从事历史比较。……具体的观察总是占据首位。我的目的自始至终是要通过观察和揭示、暴露被观察对象的广阔性、复杂性和非同质性,而这些特征正是生活本身的标志。”[[xi]] 在1985年在法国夏托瓦隆召开的一次关于布罗代尔思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布罗代尔直抒胸臆,“我宁可观察真实的经济生活。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只承认事实,试图分析摆在眼前的东西,不轻易相信经济学家的理论,即使对供求关系这类老生常谈也是如此。”[[xii]] 在晚年写作《法兰西的特性》时,布罗代尔谈了自己的写作构思,“我不相信任何简单的公式,也不相信过时的词语和概念的价值。我只想陆续登上几个已知的观测所,进行一番合情合理的和不带任何先入之见的调查,为的是弄清法兰西悠久历史的深层结构,研究法国和世界的发展趋向。”[[xiii]]从布罗代尔对西欧早期向现代化过渡的分析也可以看出,布罗代尔认为现代化过程异常复杂,各国现代化发生的原因既有偶然因素又有必然因素,而且途径不一。因此,布罗代尔认为“具体的谈吐比理论上的探究更有价值” [[xiv]]。在作为历史学家的布罗代尔看来,理论总是抽象的,对复杂历史事实的化约与通约是不可避免的,并举了萨伊定律为例分析这一法则的适用度。事实上,每一种理论都有其产生的具体语境。因此,被化约、抽象的理论据有了某种普遍性,同时也据有了某种危险性,普遍性越高,危险性越高。如果一种理论或学说的运用离开了具体的社会背景和现实,就一定会错位,会与这种理论的初衷背道而驰。对布罗代尔来说,逻辑的力量不可能战胜历史的力量。即使存在着历史的逻辑,那么逻辑的历史也从来是屈服于历史的逻辑。因此,他所做的主要任务就是最大可能地扩充历史研究的时空界限,去展现历史的复杂与真相。
    但是,布罗代尔并非完全抛开理论,在分析15—18世纪西欧国家现代化转型时,布罗代尔涉及到了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斯·韦伯、桑巴特、马克思、熊彼特、卡尔·博拉尼、道格拉斯·诺斯、伊尼西亚·萨克斯、库兹涅夫、罗斯托夫等人的理论。并对照学者提出的种种理论,在细致的历史分析的基础上,试图给每一种理论以公正的历史评价。可以看出,布罗代尔受桑巴特、卡尔·博拉尼、马克思、熊彼特影响较大,尽管观点不尽相同。对马克斯·韦伯分析资本主义兴起的观点则持明显的反对态度。布罗代尔的现代化研究并非简单地推理验证流行的各种理论,而是强调研究者从历史事实和现实现象出发,最后再落实到历史现象本身的研究历程。试图同时涉入与反思现代化发生的生活空间以及历史经验,并将理论与事实不断地还原到其具体的时空之中,这样可以避免主流理论的偏见。钱乘旦先生论及国内的现代化研究时曾深有感触,“一般来说,现代化的理论从宏观上看似乎不错,但一放到具体国家的经历中去,就立刻碰到各种问题,理论的抽象本来应来自实践的总结,理论的认定和修改也来自对具体实例的分析。”[[xv]]可以说,布罗代尔的研究路径跳出了现代化研究经常犯的二分法与简单化的陷阱,虽然不少学者指责布罗代尔的研究缺乏理论严谨度,但正是所谓的缺乏严谨使布罗代尔的研究独树一帜,为现代化研究增添了新的诠释空间与活力。
    (二)运用跨学科方法,将现代化进程放在多维视野内进行全方位的多棱镜式考察,这种整体研究更能揭示出现代化与现代性的真谛。
    现代化进程牵涉到一个社会全面变迁的过程,涵盖经物质、制度、思想多层次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态多方面。要探索现代化问题的真谛,必须从整体观念出发考察错综复杂的现代化进程的各个方面。对于西方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诸种现代化理论,布罗代尔认为这些理论所描述的线性发展模式下的西方现代化过程让人生疑,实际的现代化历史远非如此。因为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与人类知识、认识的有限性之间永远存在着差距。他极力强调现代化历史的多元性、多层次性。为此他极力倡导整体史观,以地域研究的“空间”视角对现代化问题进行跨学科、多时段的研究。
    布罗代尔的整体史观认为,只有“一个”历史这一观念乃是一种西方近代的发明。历史应该是整个社会的历史。这种社会的历史应该将相互割裂的政治史、人物史、经济史、文化史以及自然环境变迁的历史整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应该用整体主义的眼光研究对历史进行全面考察。为此,布罗代尔提出了其最具原创性的长时段理论。他把历史的时间大致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因素则是那种长时段的结构因素,对中时段的经济社会运动和短时段的政治事件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因此,时间和空间就成为有机统一体,历史就成为特定时空连接点上的一个坐标,历史就成为自然、社会(经济)与个人(事件)三位一体的立体的“总体史”。 使历史研究从过去的以时间为主要对象的研究方法转向以空间为主要研究对象,站在空间的角度对世界进行多角度的重新审视。
    要对涉及各个层面的现代化进程进行整体史研究,单靠一种学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采取跨学科研究。布罗代尔一直致力于打破各学科之间的藩篱,他所认同的跨学科研究是整合各学科的多元性的“人的科学”,“对我来说,只存在一种统一的综合科学……。如果有人试图将历史学与地理学或历史学与经济学进行联姻,他是在做无用功,实际上,他应该同时致力于所有学科。……互科性本身就是两个相近学科的天然联姻。就我自己而言.我较倾向于宽泛的杂交,那些致力于将两个学科进行交合的人太过谨慎。这种说法也许听来不雅,但却应当成为指导:让我们致力于待所有的学科进行混交,包括那些传统的哲学以及并未像我们宣称已经死亡了的文献学。”[[xvi]]纵观布罗代尔对早期西欧现代化的研究,他综合了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人文地理学等社会科学方法,围绕欧洲资本主义的萌发,穿插于社会科学各学科,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考察。布罗代尔也承认自己对15—18世纪欧洲经济的考察同经济学家的分析模式不相符合。“在经济学家看来,经济是整齐划一的、尽可以从周围环境中单独抽出的实体,是人们能够并且准确无误地测定的实体,因为脱离数量一切都是不可理解的。”[[xvii]]但是,这种分析模式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缺陷,因为“经济不是以一种形式,而是以多种形式存在着。……经济科学的基本论述无不以这些‘透明的’现实极其容易把握的活动过程为出发点。因此,经济科学从一开始就只看一面,排斥其他方面。”[[xviii]]现代的学科分野实际上就是西方近代发展的产物,各学科的研究规范、研究方式各不相同,彼此之间有着较大的隔阂,而对现代化的解释需要多重、综合的观点。综合观点的结果就是多样性的统一,把各时段段的有关事件相互联系组成一个整体,打破学科界限进行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研究,才更能逼近现代化研究的真谛。这也是布罗代尔倡导跨学科研究的原因。
    (三)从现代化历史的书写与现代化理论的建构方面对现代化研究进行了反思。
    现代化无疑在西方率先成功,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并非欧洲的单一产物。虽然现在“欧洲中心论”遭到了普遍的质疑,但是在现代化问题研究方面,“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现代化就是欧洲化”的观念一直根深蒂固,现代化的理论以及西方中心的现代化诠释仍占主流。布罗代尔则主张多中心论,在他眼中,西欧、中国、印度、伊斯兰都曾经是世界经济中并列的中心。他试图通过欧洲世界与非欧洲世界的互动式的往复比较,以一种全球性的整体视野来考察世界各国向现代化的过渡。明显表明自己反对以“欧洲中心论”来书写现代化历史。而且,更进一步,布罗代尔从西方历史的书写与现代化理论的建构这一角度对西方传统的现代化研究进行了深刻反思。在他看来,主要的书写系统与研究路径都是根植于欧洲经验。“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种‘历史学’的不平衡。欧洲在发明了历史学家的职业后,便用历史学家为自己效力。欧洲自己的来龙去脉既已弄清楚,就随时准备提供证据和提出要求。非欧洲的历史学才刚起步。在知识和解释的平衡尚未恢复时,历史学家将始终难以解开世界史的难题,即欧洲优先的起因。”[[xix]] 因此,要有所突破,必须跳出欧洲的局限,以一种开放性的态度关注非欧洲世界的经验,强调历史的多元性与多层次性。
    布罗代尔的开阔性的研究视野与其治学经历有关。青年时期的布罗代尔曾在拉美度过,他一再强调在巴西的经历改变了他的学术生命。“巴西从学术和知识上改造了我。从巴西回来我仿佛是变了一个人。在巴西,我要与已经掌握的知识,已经取得的实际经验保持距离……如果说我变得不那么平庸俗气,那是应该归功于圣保罗。”[[xx]]正是在拉丁美洲这块和欧洲大陆文化和历史迥异的神奇大陆上,布罗代尔发现了欧洲经验的局限性,开始对以往的学术生涯进行反思。巴西的经历使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束缚,抛弃原先的学术观点,以一种新的超越欧洲的眼光俯瞰世界历史进程,最终成为年鉴学派的一代宗师。在布罗代尔看来,英国的发展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并没有过多的可借鉴性,因为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与历史。因此持以下看法也是极为幼稚的:现代化或“单一”文明的胜利,将会导致许多个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个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xxi]]欧洲的现代化模式不是唯一,现代化也绝不等同于现代化。其他地区在探寻现代化之路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自身特色。
    虽然布罗代尔的研究模式难以称得上完美,如上所述,不少学者曾指责布罗代尔没有形成自己系统的理论体系,缺乏严谨性。但这种开放的、动态的研究路径却对当下的现代化研究不无启发。
    


    [[i]]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动力[C].北京:三联书店,1997:71
    [[ii]]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M].北京:三联书店,2002:622
    [[iii]]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M].北京:三联书店,2002:622
    [[iv]]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M].北京:三联书店,2002:623
    [[v]]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M].北京:三联书店,2002:643
    [[vi]]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M].北京:三联书店,2002:624
    [[vii]]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M].北京:三联书店,2002:627
    [[viii]]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M].北京:三联书店,2002:43-644
    [[ix]]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M].北京:三联书店,2002:625-626
    [[x]]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00
    [[xi]]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M].北京:三联书店,2002:21-22
    [[xii]]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p7
    [[xiii]]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空间与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p11
    [[xiv]]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401
    [[xv]] 陈晓律.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中的民主与权威[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2
    [[xvi]] 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布罗代尔与综合学科:一位没有听众的布道人?[A].陈恒,耿相新.新史学(第二辑):布罗代尔的遗产[C].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9
    [[xvii]]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M].北京:三联书店,2002:19
    [[xviii]]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M].北京:三联书店,2002:l19—20
    [[xix]]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M].北京:三联书店,2002:123
    [[xx]] 罗哈斯.拉丁美洲:全球危机和多元文化[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117
    [[xxi]] Ferdinand Braudel .On History [C].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21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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