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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素心人商量培养 做学问或搞学术研究的要旨无非是通过提出并解决问题增进知识。研究工作，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不能呼风唤雨，点石成金，既不神秘、深奥，也不神圣、伟大，只是平常人从事的一桩平常事，是千百行当中的一行，是一项枯燥乏味，需要踏踏实实、付出艰辛努力的工作。亚里士多德说：古代希腊人“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李零说：“学术并不是一个只有强者才配参加比本事显能耐的竞技场所，而是一个有求知欲望的人大家共同向往的艺术殿堂。”二人所表达的，都是这个意思。钱钟书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情。”这里所说的“素心人”，我理解，也就是有平常心的人。 学界是个金字塔 把学术深奥化，主要表现为抬高大人物工作的意义、贬损乃至否定小人物工作的价值，强调学术远非一般凡夫俗子所能从事。我的一位同学，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并在美国的一家大学教书。他每次回国，都要大讲特讲美国的社会学研究如何了得，同时对国内同行的工作嗤之以鼻，声称若以美国的社会学研究水准衡量，国内的研究成果不过是一堆垃圾。张五常也持有类似观点，发表宏论说：“学术文章有大小之分。大的不一定长，小的不一定短。大的重于泰山，不可或缺；小的轻于鸿毛，有等于无。大的风毛麟角，小的多如海上沙。其他的学术我不大了了，但就我所知的经济学来说，如果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文章从来没有出现过，人类的知识什么损失也没有。” 这样的说法，我不敢苟同。《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无论美国学术，还是中国学术，其存在都有合理性。大文章有大的价值，小文章有小的用场。学术研究应时、因地制宜。各国因国情不同，遂有不同的学术传承。美国的学术固然高明，但却替代不了中国的学术。当年主张“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的王明一伙照搬马克思主义教条难以指导中国革命，今日照搬美国的社会科学的现成结论，也无助于解决中国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而且，按着不是顶尖的研究就没有价值的逻辑，中国就不配有自己的独立研究，不配有自己的知识传承，中国的研究机构和大学只配当美国学术的分支机构和试验室。这明显是件很荒谬的事情。 从另一个角度说，学术共同体是个金字塔，站在最顶尖的是极少数人，是大师，是泰斗；次一级的，是名家，是学术带头人；占据中间部位的，是取得些不俗业绩的学者；而处于底端的，是绝大多数学人，他们虽一生忙碌但到头来却默默无闻。但大师以下的人物存在的价值都不可小觑。一个好汉三个帮，红花还得绿叶扶。大师的产生需要大师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生成一种浓郁的学术氛围，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从业人员以及他们的研究当作铺垫、烘托和陪衬，大师的山峰安得突兀而起？而且，如果学术界都是大师，等于没有大师；学术成果都是精品，等于没有精品。 钱理群赞同这样一个对大学各类职称的评定标准：“正教授的资格是，在你的学术领域有所创新，并开出一条像样的道路，有人选择并跟进这一条路。副教授的资格是，在你的学术领域有公认的贡献，并保持着水准以上的质和量。而助理教授的资格则是，在你初出茅庐之际，一定表现得有活力、有潜力，让人觉得假以时日，你会有贡献也有创新。”我觉得这个标准很好，但有些过高过严，因为它过于强调创新。相比之下，我更认同这样的说法：一流学者搞研究，二流学者搞评论，三流学者编教材。这个说法的好处是更富有包容性，更加客观地反映学术共同体中的分工情况：有生产者（原创性和开拓性的工作）、有质量监查者（评价），有传播者（讲授或应用）。目前我国学术存在一个严重缺陷就是过于重视创新而忽视评论的价值。由于缺乏一个有足够影响力的评价体系，科学发现的优先权难以明晰，原创性的成果打不上个人标记，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现象多有发生也就在所难免。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将学术神圣化，通常表现为把治学和治国相联系，使学术承载了许多自身不应该承载、也难以承载的元素。过去，黄侃曾主张，人类的一切学问都应以“正德、利用、厚生”为目的，治学是“存种姓、卫国族”的手段。因此，做学问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张载语）。当下，也不乏有人认为，国学不仅能振兴中华，而且能拯救世界；其他学问，亦应有责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参与政府决策，甚至对大众进行启蒙和教化。总之，只要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多出大师、多出精品，就能海晏河清、天下太平，中国的国际地位就会大幅攀升。 将学术架高到这种地步的，是高调的学术。高调的学术之所以产生，大抵是因为中国士人一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实际上，时过境迁，如今的学术研究已经成为一门职业，勿需虚张声势也能在社会中谋得一席之地；如今的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相对多元和平稳的发展阶段，由一种学说、一个理论引导世界思潮，改变多国或一国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由于分工的细化，做学问的人大抵只熟悉自己所在专业，所拥有的知识多为一孔之见，一隅所得。这类知识，难以直接运用到国家层面的决策过程，也难以派上诸如匡扶正义、拯救世风之类的用场。目前我国的学术和权力之间难以保持适当的距离，学术界多权力因素，多欺世盗名之辈；学者名气大后热衷于追逐权力，官员权力大后急于捞取学名，这些现象的屡屡发生，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夸大了学术在匡世济民方面的功用。 要紧的是符合规范 《红楼梦》中人，喜欢吟诗弄曲。其中，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堪称一流，薛蟠、蒋玉菡、冯紫英等屈居末梢。一次，贾宝玉和薛蟠、蒋玉菡、冯紫英等以及锦香院妓女云儿一起在冯家聚会饮酒，并行酒令，要求以女儿悲、愁、喜、乐为题作曲。贾宝玉担任总负责。他自己拿出的作品是：“女儿悲，青春已大守空闺。女儿愁，悔教夫婿觅封侯。女儿喜，对镜晨装颜色美。女儿乐，秋千架上春衫薄。”俗中透雅，恰到好处，算得上精品。薛蟠赋的曲子是 “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女儿愁，绣房蹿出个大马猴。”众人认为这个作品既俗又“黄”，定要罚他酒，但宝玉却没有坚持“文以载道”，也没有主张“诗言志”，而是笑道：“押韵就好”——认为薛蟠的创作符合酒令的基本要求，因此予以通过。贾宝玉的做法，既不失宽容和开放，又坚持了原则，明显有利于大观园诗歌创作事业的蓬勃开展。 北京大学教授李零提倡“做学问，首先要志存高远，有胸襟、抱负和眼界。”“昨夜西风雕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然后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史学家何炳棣盛誉同为清华出身的数学大师林家翘的说法，“要紧的是不管搞哪一行，千万不要作第二等的题目。”认为这一说法，最能代表清华(当然包括1937—1945的西南联大)精神。北大清华是知名学府，在学术上讲究标新立异，我举双手赞同。香港学者陈之藩主张，博士所研究的都是小问题。解决一个问题你是第一，这就是博士，无论一等二等。这个观点，我也愿意接受。此外，我更欣赏科学家维纳，他认为做学问允许尝试甚至失败。从这个立场出发，一个学者在成长过程中曾做过二等的题目、写过缺乏贡献的小文章，委实也算不了什么。 但无论一流、二流，只有符合学术规范才算入流。一行有一行的门槛、资质和规矩，即所谓的职业素养和职业规范。学术研究，也是这样，参与者要在前人的基础上起步，因此要接受起码的专业训练，掌握所在领域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文献，更要遵守起码的规范，包括不能剽窃、不能伪造数据、使用他人成果要标明出处，等等。不然，无论怎样的人写出怎样的东西，对学术的贡献都是负面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