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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教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能够来到我国最高的学术殿堂和五四的圣地，来作学术报告，是我的梦想。现在梦想成为事实，我感到非常高兴，也感到十分荣幸。我要特别感谢各位教授为我提供这个完梦的机会，也感谢各位同学在开学的忙碌中抽空前来捧场。 今天我的讲题是，费正清及其哈佛学派的成败得失。我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来同各位分享并请教，一是因为这个题目我比较熟悉，其次是想引起大家反思一个迫切的问题：一个国际上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中心，竟然座落在外国，而不是自己的国家。当然接下来的问题应当是我们该怎么办，才能端正这个在我国漫长的国史中一个极其不正常甚至迹近荒谬的学术现象。（1） 哈佛学派是费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在1950年代初期一手开创的中国学流派，取代欧美早期以英法学者为主导的汉学(sinology)，独领风骚数十年，对当代西方和世界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起了主导作用，并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发挥过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 哈佛学派的应时而兴，主要是国际的客观形势促成的；二战後，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西方盟主，建立了势力遍及全球的、甚至超越十九世纪大英殖民帝国的民主大帝国。（2）同时，中国人站起来了，新中国在东方屹立并日益茁壮强大，首次在朝鲜战场同不可一世的美国较量，打成平手，从而对美国在东亚的战略、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构成不容忽视的挑战。 这种崭新的严峻国际形势为哈佛学派的兴起提供了有利的客观背景。时势造英雄，费正清正是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在他任教的哈佛大学锐意改造西方的传统汉学，开创现代的中国学Chinese study，为美国霸权事业的世界战略和激烈的美苏冷战斗争而服务。所以，美国中国学的兴起一开始就烙上了深刻的政治印记，因而其研究成果先天就带有学术上的功利性、实用性和局限性，而埋下了衰微的伏因。所以，可以说其成也美国霸业，其败也美国霸业。 开创一个学派，除了不可或缺的客观条件外，还需要相应的师资、人才、经费、图书，哈佛大学都得天独厚，是美国其他一流大学无法比拟的：师资，有治思想史的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治经济史和精于考据的杨联升，这使人不禁联想到清华大学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郁郁乎盛哉的气象；人才，有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精英，集天下英才而教之；经费，除了充裕的哈佛燕京学社之外还有各种基金会的来源；图书，有藏书量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加上费正清本人，适值盛年，精力过人，雄才大略，高瞻远瞩；学养渊博深厚，治学谨严；又富于领导艺术，精于行政组织，善于周旋交际。真是多才多艺，集众美于一身。所以可以说兼具独力将哈佛大学建立为西方中国近现代研究重镇的一切有利的主客观条件。 但是开创新学派是一个漫长的艰辛过程。首先他必须革新欧美以往的汉学，因为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国研究，仅被视为西方特别是法国文明的一部分，也就是分支或点缀。当时的哈佛东方学系的老学究们认为，东方历史随着乾隆朝1799年的结束而结束。当时的哈佛燕京社社长Seri Eli－sseeff (日名英利世夫)公开宣称，1799年后的中国历史研究，已越出历史范畴，只能归属于新闻范畴。（3） 所以，费正清年轻时代也即30年代的美国汉学、中国研究，暮气沉沉。这时在中国学习中文的一批年轻的美国留学生，例如费正清、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卜德Derk Bodde、顾立雅Herrlee Creel、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戴德华 George Taylor、韦慕庭Martin Wilbur等，都为学成回国後的饭碗问题犯愁。而这时因缘巧合，中国也涌现了一批著名的西化自由主义学者，如胡适、蒋廷黻、洪煨莲、丁文江等。这批心怀大志的美国未来的中国学者就拜在他们的门下，或作为合作伙伴，成为中美近现代学术交流史上的一段美谈佳话。50年代之后，这些人都在美国的各个重点大学，例如哈佛、康乃尔、哥伦比亚、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芝加哥大学等校，肩负了开拓、开创中国学的重任并充作先锋。费正清就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和公认的领军人物。 谈到哈佛学派，这个费正清只手建立的学术王国，（4）其核心还是它的学术事业。费正清的性向，或者是源于英美民族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民族性格和文化，不喜欢像德意志民族的学者一样，构建抽象的大理论、大体系，也没有建立系统的方法学。但在他的领导下，哈佛学派显然具有明确的学则或模式、框架，或者说是做学问的一套清规戒律吧，作为他教授学生、指导论文，撰写出版中国近现代史论著的指导思想和准则。 这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一个是他治中国史的心法： 强调知己知彼和实用，绝不是为学术而学术，所以他的言论和著作带有浓厚的美国式的官方色彩，万变不离其宗，总是为西方的优势文明、美国的战略利益和外交政策出谋划策或辩护。 一个是他治史的方法学，他虽然没有刻意构建系统的方法学，但他借用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5）设定并构建了一些服务于他的目的的框架、模式或理论：他采用了韦伯Max Weber，1864-1920和柏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的现代化理论来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在这个理论下，他派生了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还有就是借鉴汤恩培Arnold Toynbee，1852-1975的文明的挑战－回应challenge-response模式，衍生出西方冲击和中国回应的模式。按此基本模式，中国现代化之所以迟缓和一再失败，归根结蒂，不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中国本身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或儒教，不能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的要求，例如科学、民主、人权等。所以他的大弟子之一的莱文森Joseph Levenson就写了《儒教中国及其近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一书，深入阐述此理念，因而深受费正清赞赏。; 为了替欧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辩护，费正清构思了满蒙汉共治，然后是华洋共治synarchy的观念，他的例子就是中国的海关交由洋人来管理，例如英国的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提出了依据国际法的条约秩序或体制treaty system，以取代中华帝国传统的朝贡秩序，为不平等条约和欧美在中国的特权辩护。他的例子就是五口通商和和广州的公行体制，证明清朝以天朝自居，不以平等地位对待来华的西方外交官和商人，所以爆发了鸦片战争和以后的历次侵略战争。还为西方传教士在华的非法传教活动辩护，强调传教士的慈善活动，例如办学校，设医院等，以缓和淡化传教士在华的大量劣迹恶行。 总之，他选取有利于他主张的事实来论证，西方势力在中国造成的悲剧性冲突，归根结蒂是由于异质的中国儒教文明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根本不同，水火不容造成的；进而论断，这是人类历史上高度文明向低度文明传播的必然现象，也是低度文明发展进步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上面只是举出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而已。 不过，费正清对于冷战时期中苏共的关系和国共的斗争的认识和论断，倒是非常深刻，颇有预见性。他同他的学生，也是我的指导教授史华兹，都一致认为，中共不是苏联的傀儡，两者不是铁板一块。对于国共之争，他同史华兹也都明智和敏锐地认识到，胜负取决于谁能驾驭中国社会革命这匹野马；由于中共致力于真正的而非口惠而实不至的形式上的大规模土改，赢得了中国广大农民的热烈支持和拥护。（6）所以他断定毛必胜，蒋必败。但是由于他的自由主义立场，必然反共；后来又由于他的研究心得和亲眼目睹，所以基于长远的美国利益的考量，力主弃蒋拥毛，让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致被国民党斥为中共的同路人，而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 他终生的遗憾之一，可能是没有像哈佛的日本史大家，他的亲密合作伙伴，芮孝和（E. O. Reischauer）教授当了驻日大使一样，也出任美国第一任的驻华大使。以他的学术地位和资望，他的政学两栖的性格，如果时来运到，也的确非他莫属，而他也是会当仁不让的。 虽然他的言论和著作，带有浓厚的美国式的官方御用色彩，但毕竟是位宗师级的大学者，所以在治学上，自有一套门径和清规戒律。为了知己知彼，了解中美两国、中西两大文明的异同，两者的内心世界，他治中国近现代史循序而进，先是外交贸易史，其次是制度史，进而是传教史、思想史、文化史，以致功力深厚，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少有其匹。 其次是非常重视历史学的基本功：就是档案、语文和跨学科的现代研究法，也即将中国学的研究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说它是史学方法的革命，也不为过。 关于构成史学基础的档案，费正清以前的西方汉学，认为掌握了西方学说和西方资料就足够了，压根就不相信中文资料，认为不可靠。这种优越的心态，长期主导汉学、中国学的研究。30年代以前关于中国的学术著作，大半出自传教士之手，例如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恒安石Arthur W. Hummel等。专家虽然也有几个，但也不懂汉语，所以根本不能利用档案。 欧美汉学家这种孤芳自赏、闭门造车的落伍的沙文主义现象，现在被英国牛津大学训练出来的美国的后起之秀费正清打破了；他转而大量利用中文的原始资料，官方档案、笔记、文集等，这是一次相当于革命性的改变。中国明清社会史大家何炳棣教授充分利用地方志，写了明清的社会流动和人口问题大著，就是这种方法应用的典范。 1960年代初我在读台湾大学的历史研究所时曾经找了份兼职工作，同李敖、张俊宏、陆宝千等一道担任陶希圣主持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的编辑，参加编辑《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的工作，在这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对清史档案下了很深的功夫。费正清向我打开哈佛大学的窄门，恐怕同我这一段的档案经历有着密切关系吧。 关于史学研究的另一个基本工具，语文，除了上述西方文化沙文主义的优越心态之外，欧美汉学日趋落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难以过语文关，学中文谈何容易。所以在寄居西方的华裔文史学者，都成了美国权威中国学者如费正清、史华兹等随时可以求教的活字典，如杨联升、余英时等，何炳棣是个例外。所以，大部分所谓的美国中国通，根本没有也不可能精通中文；这样又怎么能期望他们能够理解中国历史，中国政治，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也即中国人的内在世界(mental world)。 针对这个问题，费正清特别开设清代文献研讨班（Qing Documents: An Introductory Syllabus Seminar）,研究生必修，其目的在训练研究生也就是未来的学者能够进入以深奥的古文撰写的文献，作为理解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的基本资料来源。所以让学生到台港学习中文，叫做实地研习field study,以便让美国学生能讲能读中文。如果不能读懂档案文献，不能与一般中国人和学者沟通，要做到知己知彼，只能是流于空谈的高调。 纵令如此，即使到现在为止，中文包括阅读撰写，仍然是美国的中国学者难以跨越的一道难以过硬的关卡。 关于跨学科或多学科，50年代后期，费正清将中国学的视野从外交的研究扩大至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领域，并调整研究取向，主张深入开展对人口、社会流动、知识分子倾向、文化史、经济制度、税制、考试制度、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等的探讨研究。著名的华裔中国近现代学者徐中约（Immanuel C.Y. Hsu）认为，将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手段融入中国学研究，从而大大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丰富了中国研究的内容，并使研究结果更为确切可靠。利用这种锐利的新方法建立了新汉学、中国学，同以前欧美传教士主导的重视语言学、文化学的传统史学，截然不同。 这样，费正清从理论到方法，革新深化、扩大充实了新汉学、新中国学，将哈佛学派的中国学置于多档案、多语种、多学科的稳固基础之上，奠定了他作为哈佛学派掌门人的地位和在国际上公认的中国学泰斗的崇高地位。 但是，哈佛学派既然为美国的世界战略和美国的利益服务，当它所依附的国际大格局发生不利于美国霸权的重大变化和调整时，它内在的假定、理论和研究成果，不论多么严密精确，其根本的致命弱点也将随之暴露无遗。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初期的越战时期，正是这样的历史时刻。 当时哈佛大学的左翼反战研究生将越战归咎于费正清的哈佛学派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定之上，误导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以致使美国在越南的大泥沼中越陷越深。其中的一个领军人物就是我的哈佛同学，社会学系的詹姆士·佩克James Peck。他敏锐地揭示哈佛学派的盲点和误区：美国一向自认为她是亚洲国家独立的保护人，总是善意地通过非暴力的手段，帮助这些国家走向现代化。这些国家在独立运动或现代化运动中碰到的障碍和挫折，决不是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或美国所支持的国际秩序造成的，而是它们本身的传统社会和文化难以适应“建立在科学技术、现代组织手段以及高效的政府管理程序的理性标准之上的普世文化。” 但是，佩克针锋相对地抨击和雄辩地论证说，哈佛学派利用现代化理论，非常卖力地为美国政府战后在亚洲进行的一系列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不义的侵略政策和行为作辩护。（7） 换言之，现代化理论的要害在于它本身自以为是，假定美国天生就具有以非暴力方式，促进社会进步的能力，缺乏自我批判的精神。所以佩克认为只有通过反躬自省，才可以准确地、公正地理解和同情中国的革命以及世界其他各地的解放运动。所以，他们当时深深地被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解释体系所吸引。我就是在他们的感召影响下走上了同情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左翼的不归路。 为了系统地阐述这个大胆的新思路，佩克邀约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撰写一本旨在系统批判哈佛学派的大书。我是唯一有幸地被邀参加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的中国学生，负责撰写中国近现代自1840以来直到1969年历次思想界的革命性巨变，强调中国历史本身具有强力回应外来压力的内在动力。费正清的另外一个学生柯保安Paul Cohen沿着同我一样的思路，也写了一本书，系统地批判了费正清的冲击－回应的西方中心说的模式，代之以中国中心说。（8）佩克和柯保安这两位费正清的高足对老师的严厉和深刻的批判，在当时的美国中国学界引起了强烈的震撼和反响，敲响了哈佛学派走向衰微没落的警钟。这就是我上面所说的「成也美国霸权，败也美国霸权」的原因。 费正清在学生的批判下却展现了一代宗师的大家风范，作了认真的反思，修改了 他过去的冲击－回应的模式，认为他过去过于强调外部因素，忽视内部因素，现在认为外因和内因是个交相作用的互动过程；认为他过于自以为是，错误地过分美化民主理想和制度，现在发现原来民主的美国，就像古代民主的希腊一样，也会在印度支那和越南干下那样的蠢事。他对学生的批判采取了一种谦逊包容的态度，他说：「我赞成学生们提出的不同意见，因为顺从一种愚蠢的政策而受到自己学生们的公开指责使人感到耳目一新」；又说「我觉得现在是我们对美国人那种严重的自大狂好好进行反思的时候了。」 也就是在他这种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时刻，他也宽恕了我这个同情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学生的反叛行为，让我通过了论文，完成了我在哈佛的学业。佩克则选择了放弃哈佛学位，到纽约著名的蓝登出版社担任编辑。 最後简要地谈一下费正清的历史定位，也可以算是盖棺论定吧。作为一个学者，不论用任何标准来衡量，费正清无疑都是位宗师级的学术巨人，他的巨人脚步横跨中西文化、旧汉学与新中国学、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美国与东亚（中、日、韩、越）、中国与美国、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巨大鸿沟。 具体而言，费正清作为一个美国的中国学者，至少作出了三大贡献和留下了丰富的学术和精神遗产：一是奠定开拓了新的中国学，使中国和东亚研究成为哈佛大学精神生活中的正统、受尊敬的显学，结束了长期以来在哈佛学术殿堂中处于备受冷落的小媳妇地位；二是利用哈佛这块基地，培养成千上百的专家学者，然后输送到美国的政、学、商贸、传播媒体等部门，占据要津，并且弟子遍天下，通过师生关系网，构建了庞大的费正清王国；三是他自始至终，将探索对中国的理解视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理想和事业，一项集体的事业和一项世界性的事业，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中国学的研究和提升，使中国的历史文化不但为美国人所理解，还为世界各国所理解。（9） 最後并且为这个伟大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虽然住院治疗，但仍然不停地修改他的绝笔之作《中国新史》。1991年9月12日上午，终于在与死神的竞赛中，赶完了新史，把打印稿送到哈佛出版社。几小时後心脏病再次发作，两天後便与世长辞。他的死亡，就像一个老兵、战士，倒在他奉献一生的史学沙场之上。 美国中国学的一代宗师走了，斯人已逝，留下的是个支离破碎、过时的哈佛学派，以及那笔在他名下的珍贵而丰富的美国中国学遗产。 作为他的一个离经叛道的学生，作为一个热爱祖国的华裔学者，我的寄语和期盼是：我们中国人再也不能允许国际的中国近现代史学中心在外国安家落户，费正清和哈佛学派是个特殊的欧风美雨时代下的异数，中国学最终必须回到它的故乡，回到北京，回到北大历史系！费正清是世界中国学里的一座高山，但却是可以超越的，而且必须要超越！ 这也就是拙文〈哈佛的激情岁月――夺回中国历史的解释权〉的主旨，也是我今天报告的精神和愿景！愿与同道和后进共勉！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还是让在座的我们年轻的一代，在未来的岁月里，用你们的智慧和辛勤耕耘的汗水来回答吧！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注释（演讲中的插曲和补充） （1）在近代中国，特别是五四以来，除了中医之外，几乎所有学问都要从外国引进来，竟然连研究中国自家历史的学问也要到国外去取经，拜洋人为师，而国人也视为理所当然，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真是旷古所未有的怪现象。当我在1966年拿到哈佛奖学金时，我的大伯父问我为什么要到美国去学中国史，我无言以对，只好答以「跟风麽」聊以自解，甚至觉得他是孤陋寡闻，多此一问。 （2）古代的希腊就曾经建立过民主帝国，虽然为时短暂。所以把二战结束後的美国，称之为民主帝国，实在是名副其实，甚至有的美国学者也是这样认为的。 （3）Theodore H. White, On Offering of History to Men Who Must Act Now, Harvard Alumni Bulletin, May 13, 1967; White, In Search of History: A Personal Adventure, Harper & Row Publishers。 （4）有人戏称之为费正清帝国，费正清的名字中有个 king，就是王者，事实上也确有王者的胆识、胸襟、气度、功业。 （5）他甚至还写了一篇历史社会学的文章，可见他对将社会科学应用于历史研究之重视。 （6）他在重庆担任美国驻重庆的美国新闻办事处主任时，同周总理领导下的中共驻重庆的代表团时有接触，印象很好，特别是对龚澎的清新形象印象深刻。所以有一次在课堂上他开玩笑地问我同龚澎有没有关系，我说五百年前是一家作为回答。史华兹也在他的晚清思想史的讨论班上，也曾开玩笑地问我同清代中叶的思想家龚自珍有没有关系时，我也作同样的回答。于此可见，我可能享受到龚家的余荫而不自知。 （7）费正清答辩的要点如下：对国家的忠诚要求我们为之战斗时，我们不能拒绝；帝国主义中的文化和精神因素，多于物质贪欲，战略上的考虑压倒经济的利益；当代物质的进步，伴随着人口增长、城市建设、国家政权和军事力量的发展，造成饥荒、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等问题，从而导致许多国家内部的革命和国际间的武装冲突。 （8）柯保安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1984)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译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 （9）费正清夫子自道说，他的成功，在于有世界上最伟大的中国革命，和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学哈佛大学，并且在晚年（1977年）退休接受哈佛荣誉博士学位时戏称，他的哈佛荣誉博士学位应与中国的毛泽东主席分享。 编者注：这是龚先生2008年9月8日应邀在北大历史系的演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