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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作为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已黯然凋谢，少有人再攀折这朵带刺的鲜花。然而，从学术发展史上来检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以及围绕此问题展开的深入细致的讨论，毫无疑问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近年已有学者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并提出了许多新颖且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注：相关的论著参见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读书》1996年第8期：《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与现代中国史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曹树基：《清代台湾拓垦过程中的股份制经营——兼论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的不成立》，《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前编六《特型化的市场与商人阶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科大卫：《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王学典：《“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文史知识》，2002年第1期；等。）本文试图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做一较为系统的考察和学术史的回顾，并对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四个阶段：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在中国由来已久，从学术史上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1930-1940年代：问题的最早提出及理论定调 1930年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提出，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国的历史实际有直接的关系，也是他们试图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取得合法性的一种尝试。无论纯粹从学术史上来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来看，这个理论的提出都是有意义的，也是成功的。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开始于1930年前后爆发的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史大论战。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尤其是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问题，学术界发生了极大的分歧。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完全是由外来的因素决定的，如果没有外国势力的渗透，中国就不可能走向近代，不可能走向现代化；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历史到了明清时期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峰，到清中期以后已发展非常缓慢，可以说已经停滞不前，此即所谓中国社会发展“停滞论”；另有学者认为，中国早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至清代，中国已进入了商业资本主义发展时期。部分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赞成第一种观点。 根据现有文献，最早提出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者是邓拓。他在1930年代撰写的《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4期，1935年。）一文中，批评了那种早在西方列强入侵以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就已成熟的观点。他认为，在西方列强侵入以前，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已经产生“新的社会经济系统的苗芽”，“中国封建社会的体内，已经存在和发展着否定它的母体的因素了。假设当时没有国际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这一封建社会，也可能有其自体内所包孕的否定因素的发展而崩溃，蜕化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可是外来资本主义的侵入，却截断了这一历史的阶段，使中国经济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而转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他还指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是有限的，只是某种量的变化，而不是质的变化。当时手工业的经营还没有达到工厂手工业的完成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没有真正成熟。 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述较为充分的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吕振羽。他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写作年代应在此之前）一书中首先提到了“布尔乔亚工场手工业”的概念，他说：“到明清之际，布尔乔亚的都市经济的成长，已成为社会经济领域中之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布尔乔亚势力的成长而开始其独立性的表现，便产生具有革命性质的黄宗羲、戴震、王夫子等人的布尔乔亚的政治哲学。”“然而中国的布尔乔亚虽然走入了阶级任务之履行的进程中，但是作为布尔乔亚革命之社会因素还未达成熟之际，便遭受外来的强力袭击——鸦片战争，把它绞杀于母胎之内。”（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黎明书局1937年版，491-492页。）1940年，吕振羽在《中国历史研究提纲》中则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到明末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性的手工业工场的雏形”，至清朝则已“培养着资本主义的因素”。（注：《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上海耕耘出版社1942年版。） 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作了经典性的阐述：“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20页。）不难看出，毛泽东的这段话实际是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对此问题的一个总结。从邓拓、吕振羽到毛泽东，一脉相承，理论渊源非常清楚。毛泽东的阐述奠定了今后讨论的基调（注：事实上，这段话很可能就是《毛泽东选集》的写作班子（包括邓拓）写进去的。参见王必胜《邓拓评传》，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刘金田、吴晓梅《〈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甚至可以说，随着毛泽东地位的迅速提高，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及理论的教条和僵化，此后大批学者所进行的讨论，实际上就是为了论证和注释这段我们几乎人人都耳熟能详的话。 （二）1950年代中期-1960年代中期：对经典结论的证明 如上文所说，毛泽东的经典阐述显然并非毛本人的理论发明，而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较为一致的看法，只不过毛的口吻更明白地表达了出来。所不同的是，这个结论一经领袖之口说出，便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真理，在意识形态一元化的政治环境中，学者的任务就是要找出具有说服力的历史事实来论证它。1950年代中期开始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开展起来的。 讨论的契机是关于《红楼梦》一书的时代背景问题。1954年10月10日，李希凡、蓝翎在《光明日报》率先发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他们认为，贾宝玉“是当时将要转换着的社会中即将出现的新人的萌芽，……曲折地揭露了那个时代尚未成熟的新的社会力量变革封建制度的历史要求”。随后，较有影响的文章是邓拓撰写的《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注：《人民日报》1955年1月9日；又见《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三联书店1959年版。）《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4期，1935年。）。他认为，《红楼梦》反映的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衰落、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的一部伟大作品，时代是18世纪上半期，“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封建社会开始分解、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其标志是，在封建内部生长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代表着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有了发展；同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相对立的市民思想明显地抬头了”。因此，《红楼梦》应该被认为是“代表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未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市民文学的作品”。这个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荒诞的问题，当时却吸引了大批学者的注意力。由讨论《红楼梦》社会历史背景而引发的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从此开始，许多学者如傅衣凌、侯外庐、吴晗、尚钺、翦伯赞、吴大琨、黎澍等相继撰文，促成了这朵“金花”的盛放。 从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中期，史学界围绕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发表的论文多达二百余篇，论文集两（4）种，专著若干，其中尚钺著《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三联书店，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等影响较大。与30、40年代相比，这一时期问题的讨论深入了，具体体现在：1.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它出现于何时？原来学者大多主张明清说，此时出现了唐代说、宋代说和元代说；2.怎样评价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和水平？明末至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有没有质的变化？对此，学者们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3.资本主义萌芽对当时社会的阶级结构有无影响？明清时期是否出现了市民社会和市民运动？4.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几个经济部门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涉及到了丝织业、矿冶业、制瓷业、造纸业、榨油业、制糖业、农业等（注：参见田居俭、宋元强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巴蜀书社1987年版。）。 总的来说，此一时期的讨论是深入的，学者们的态度是严肃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基本是学术层面的论争。但其中也夹杂一些非学术的因素，甚至上纲上线，如有的著名学者就指责尚钺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所写的“序言”“推翻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根本观点，大大地提前和‘创造’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一面推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根本观点，一面又提出了作者自己的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正面主张”，等等（注：刘大年：《关于尚钺同志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历史研究》1958年第1期。）。在后来所进行的严酷的政治斗争中，这些错误中的任何一条都足以置学者以死地。 （三）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大讨论的接续 文革结束后，学术界再次焕发生机，中断的学术研究又开始接续。在史学界重点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及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过程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一时期发表的相关论文亦有二百篇左右，专著和论文集有多种，参加讨论的学者广泛，包括史学界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学者。更为可喜的是，讨论基本都是在纯学术的轨道上进行，较少夹杂有非学术的因素，比如大家不再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与《红楼梦》生拉硬扯在一起，不再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搅和在一起；某些禁区开始突破，思想更为活跃，提出了很多新思想、新问题、新观点和新方法；不再纠缠于概念的争论和局限于对经典的论证，而是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更多地开始进行实证研究，比如深入地探讨某一地区、某一行业部门内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视野大大拓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较多进行中西比较研究，主要是中国与西欧的比较，二是扩大了史料的运用范围，诸如档案、碑刻、契约及实地调查材料等都被广泛地运用到了实际研究中。 值得指出的是，1985年，由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标志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高峰。这部从1960年代初期开始撰写的著作，集中反映了我国学者多年来关于此问题研究的学术成果，既有理论的阐述，又有具体的实证。以此为标志，学术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开始明显降温，几至无人问津。 （四）1990年代以来：理论反思 进入1990年代以来，专门论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论著已比较少见，取而代之的是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反思。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可以归结为“情结论”、“死结论”和“假问题论”等。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状况，将在下文中陆续涉及。 二、何为“资本主义”：质疑“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前提 吴承明先生在《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一章“导论”中，首先讨论了“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但没有对“什么是资本主义”做出概念限定。我认为要真正对“资本主义萌芽”做出令人信服的概念论证，首先必须对“资本主义”一词做出概念论证，这是个前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对中国学者来说是如此之熟悉，可以说是妇孺皆知，以至于很多学者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根本无需专门化精力来界定它，它是个不证自明的概念。实际情况是，我们之所以对这个信手拈来的概念熟视无睹，是因为我们仅仅把它作为了一个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一个概念，简直就成了社会主义的“天然反义词”（布罗代尔语）；或者形象地认为，像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实行的社会制度就是“资本主义”，于是这些国家成为了“资本主义”的代名词。 既然对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概念问题始终都没有搞清楚，那么我们多年来讨论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前提上就很成为问题了。正是因为概念上的模糊，各有各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准，所以讨论中出现各种五花八门的观点就不足为奇了。比如，关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从“战国说”、“西汉说”到“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清代说”，前后竟然相差两千多年，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基于此，有必要首先讨论“资本主义”概念和它的历史渊源问题，虽然我深知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许多西方学者也困惑于这个概念的泛化和模糊，在使用这个概念时都非常犹豫。历史学家赫伯特·希顿对这个词极为反感，他说：“在所有以主义结尾的词中，资本主义一词最容易招惹是非。它的含义和定义如此混杂，因而一切懂得自重的应该把它同帝国主义一起从词汇中摈弃。”著名的年鉴派学者吕西安·费弗尔也认为该词已用得太滥，主张取消这个词（注：转引自[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形形色色的交换》，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43页。）。黄仁宇先生也认为，“资本主义”这个词“最初就没有取好，才有今日之暧昧游离”，像“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或“商业主义”（commercialism）都较“资本主义”一词为佳〖ZW（）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版，512页。〖ZW）〗。许多学者都提出过这个问题，并试图在研究中不用“资本主义”这个令人头疼的词语，然而，“资本主义”一词在日常生活和学术研究中运用如此之广泛，如此之深入人心，以至于我们觉得它无论怎样有局限，都无法取而代之了。事实上，我们至今确实也没有找到一个更为合适的且为大多数人接受的一个能代替“资本主义”的词汇。 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一词出现较晚。布罗代尔系统考察了“资本主义”一词出现的历史（注：参见《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形形色色的交换》，第234-244页。）。他认为，在“资本”、“资本家”和“资本主义”三个词中，“资本主义”一词最难界定。“资本”一词大概产生于12至13世纪，最初的含义是“资金”、“存货”、“款项”或“生息本金”等。“资本家”一词大概产生于17世纪，其含义是有钱人、大户、阔老、百万富翁等等。“资本主义”一词出现于18世纪，当时人们给它的定义各种各样：资本主义是指“富人的地位”；资本主义是指“一些人在排斥另一些人的情况下占有资本”；等等。可见其意义与今天却截然不同。布罗代尔基本赞成蒲鲁东给“资本主义”一词下的定义：“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和社会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作为收入来源的资本一般说来不属于通过自己劳动使资本发挥效用的人。”在布罗代尔看来，在五花八门的定义中，这个定义直到今天看来仍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他特别强调，“资本主义”一词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在政治斗争中冒出来的，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从未使用过这个词，对这个词的此种含义一无所知（注：布罗代尔说马克思从未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显然不确切的，实际是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过这个词。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有了商品市场上的这种分极化作用，资本主义生产就有了它的基本条件。”（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405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说：“包含着全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于其中的雇佣劳动，是从古代就存在的。”（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83页）我想，布罗代尔的意思可能是说，马克思没有使用过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一词。）。他断言，现代意义广泛使用上的“资本主义”一词，实际上出自于威纳尔·桑巴特1902年出版的《论近代资本主义》一书（注：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 黄仁宇先生赞成布罗代尔的观点，指出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未曾出面自我宣扬其为一种组织与运动”，有几个国家早已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几百年，可并没有自称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词的出现，“最初纯由于反对者的攻击。经过俄国的十月革命，不仅在言辞上反对的声浪达到最高潮，而且行动也到达最剧烈的阶段”（注：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29页。）。黄仁宇表达的意见非常清楚，资本主义体制是早就产生了的，可“资本主义”一词却是后来才发明的，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资本主义”一词的运用被强化了，因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信奉阶级斗争理论，斗争就需要有一个斗争的对象，于是“资本主义”便被想像为斗争的对象，于是乎这个概念的存在便有了依据。 令人奇怪的是，这个被马克思很少使用或意义不甚明确的词，却被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模式，并把所谓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社会形态划分的几个阶段。这无疑是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创造。社会形态理论长期以来被标榜为颠扑不破的“真理”，被视为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基本原理之一，并写进历史教科书，影响了几代人。这种以简单的进化论模式来划分历史阶段的做法，是典型的线性发展观，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机械唯物论，它肢解和割裂了历史。近年中国学者对此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注：参见《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发表的“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的一组文章及《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述评》。），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中产生了许多迷惑和谬误的话，其根源便在于没有从词义上辨析过“资本主义”一词的内含，没有深究过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对社会形态学说的滥用和肆意延伸。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争论中，大家都认为“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社会”是不证自明或毋需加以证明的概念，可事实上是每个学者头脑中都有一个自己所理解的“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同，因此研究的方法、取证的材料、论述的角度以及得出的结论当然各有不同，自说自话也就不足为奇了。 “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前提没有深究，是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因为五种社会形态说是领袖定义的，领袖的话就是真理，是毋需证明的，或者说只能证实，不能证伪。在这样的思维定式指导下，“中国必定存在资本主义”或“中国必定会发展到资本主义”就成为中国学者信奉的信条和论证的前提，也就是说，学者们需要做的只是去找材料来证明中国资本主义存在或发展的事实，而毋需去论证“资本主义”为何物。 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社会”？我因学识所限，给不出一个定义或答案，只能根据以上著名学者们的论述，作一简单的梳理。是否可以做这样一个比喻：资本主义是一个“框”，这个“框”里装着好多物件，它是逐渐逐渐被填满的；“框”里既有前人留下的东西，也有后人创造的东西。下文的讨论将涉及到“框”里的诸多物件。 三、自说自话：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在上文中曾经说，学者们在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时候未把“资本主义”的概念当作一个重要问题来看待，并不是说没有讨论过“资本主义萌芽”这个概念。有些学者在研究中就试图越过“资本主义”的概念直接对“资本主义萌芽”这个概念作出界定。如傅筑夫、李竟能在《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的萌芽》一文中把资本主义萌芽定义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就很有代表性。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一方是占有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资产者，一方是不出卖自己劳动力便不能生存的、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即无产者。资产者剥削无产者”（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95页。）。束世在《论北宋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一文中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即资本主义萌芽），首先以商品经济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下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04页。）吴大琨在《略论〈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一文中说：“马克思所指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实际上乃是指的在农奴解放以后的有雇佣工人的生产。”（注：吴大琨：《略论〈红楼梦〉的时代背景》，《文史哲》，1955年第1期。）更多的学者是索性越过“资本主义萌芽”概念的定义，直接论证中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事实。 多年来，学者争论的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早晚的问题，而不是在中国有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中国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这是个不必争论的问题，因为领袖已经这么说过，而领袖的话在1970年代以前是不容置疑的。于是乎历史研究中出现了一道奇特的风景线：在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古代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随处可见随时可见，各种“萌芽论”泛滥成灾，谁也不能说服谁。尽管“比较多数的意见是认为明代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注：南京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前言”，三联书店1960年版。），但因为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资本主义”的标准，因此理论依据五花八门，谁也没有办法说服谁。 资本主义萌芽讨论中相对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是，很多学者把手工工场和雇佣关系的产生当作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根本性的标志。于是，我们的历史学者变成了勤奋的“拾荒者”，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搜寻手工工场和雇佣关系的蛛丝马迹。在很多论著中，“凡雇工或市场都被冠以‘萌芽’之名，以致田舍翁多收了十斛麦拿去出卖，小作坊主雇了几个帮工在家织布，都被说成是为‘萌芽’”（注：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徐一夔的《织工对》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史料，这段史料最早由吴晗在研究中使用（注：《十四世纪时之纺织工厂》，见《清华周刊》卷四五，第五期，1936年。），当时并未引起人们过多的注意。可这段史料在1950年代以后的争论中，却引起了人们特别的关注，很多人引用并专门对这篇短文进行了研究。《织工对》中最关键的这段话是：“余僦居钱塘之相安里，有饶于财者，率居工以织。……旦过其处，见老屋将压，杼机四五具，南北向列，工十数人，手提足蹴，皆苍然无神色。进而问之曰：以余观若所为，其劳也以甚矣，而乐何也？工对曰：吾业虽贱，日佣为钱二百缗，吾衣食于主人，而以日之所入，养吾父母妻子，虽食无甘美，而亦不甚饥寒。……久之，乃曰：吾艺固过于人，而受直与众等，当求倍直者而为之佣。已而，他家果倍其直而佣之。”（注：《始丰稿》卷之一“杂述”。）根据这段话，有的学者就得出了以下重要结论：第一，表明生产资料已为作坊主私人所有；第二，作坊主向佣工支付佣工的是货币地租，而且这些佣工是一无所有的劳动力出卖者；第三，佣工可以从一个作坊到另一个作坊去工作，可见作坊主与佣工之间是纯粹的雇佣关系，而没有其他人身隶属关系（注：参见钱宏《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若干手工业部门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收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40-241页。）。很明显，学者从上述那段话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雇主与雇工之间自由的雇佣关系，认为雇佣关系产生的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根本标志。这种观点在当时就曾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如彭泽益先生就指出，仅仅用雇佣关系来解释资本主义的产生是靠不住的，因为早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以前就已经存在有雇佣关系了；而且《织工对》中所反映的完全是封建性的生产关系，是封建行会手工业下行会老板与匠户的关系，根本不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和特点（注：《“织工对”史料能说明中国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吗？——兼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在运用史料与论证方法上存在的问题》，收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雇佣劳动的确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是，雇佣劳动的产生绝不是资本主义的伴生物，这一点恩格斯早就说过（注：《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2-283页。）。实际上，雇佣劳动的产生应该与人类文明的诞生一样久远。因此，从这关系的起源，当然有误入歧途。在讨论中，多数学者倾向于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时间定在明代嘉靖到万历年间，即16世纪末17世纪初，这在1980年代以前几乎成为定论。学者们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们认为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内部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江南丝织业中出现了相当规模的手工工场，如晚明小说《醒世恒言》卷十八描写的吴江盛泽镇机户施复经过艰苦创业，从一张织机发展到三四十张织机；商品货币关系进一步发展，新的商业城市大量兴起，区域性大市场乃至全国性大市场逐渐形成；在社会风气和文化娱乐方面，表现为商人及其他上层人士奢侈浮华的生活，逐末盈利的拜金主义；封建礼法和等级秩序观念受到冲击，并出现了反对专制主义、追求个性解放的启蒙思潮；还有的学者从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中证明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等等。在明清之际的诸多变化中，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展最为突出，江南更为典型，因此多年来很多学者倾注了大量精力来研究明清江南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并取得了突出成果。但是，把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联系起来，认为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定会出现资本主义，可能是一个更大的圈套。很显然，商品经济和市场并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产物，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市场同样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产物，比如中国在春秋战国和唐宋时期，商品经济就非常发达，并出现了一些大城市，这导致许多学者认为中国资本主义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萌芽了，正是基于这样的标准，因此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随处可见。 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有非常独特的特点，这是研究中国到底有没有资本主义萌芽以及何时萌芽的关键问题，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多圄于经典著作的定义，对中国古代经济实际的认识浮于皮毛，较少触及本质。这里，我想特别提请大家注意王家范先生的研究（注：参见《中国历史通论》前编六《特型化的市场与商人阶层》。），我认为他对中国古代商品流通和市场经济的理论反思非常深刻，发人深省。王家范把中国古代流通环节的特性概括为“中华帝国时代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其‘繁荣’的背后，确实隐藏着许多虚假病态的特征”，首先，中国古代的有些市场交易是假性的“商品经济”，如棉业卖方、买方的行为大都出于国家财政赋税的变相诱导，体现了国家权力这只“有形的手”对市场的扭曲（注：程念祺先生将中国古代商品市场的特性称之为“财政市场”，很有启发意义。参见所著《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市场问题》，《史林》1999年第4期。）。即以商品经济最为活跃的苏松嘉湖地区而言，一方面农民为应对政府强加的各种苛重的负担，逼出了一种多种经营、商品化比例较高的农业经营的新路子；另一方面这种投入市场的商品多半是基于赋役、地租的原因而被动产生的，假性成分居多，穷于应付。这一地区农民和庶民地主的经济状况虽然较其他地区为好，但由于国家掠夺性的剥削，他们的剩余率和储蓄率非常低，继续发展的潜力十分有限。其次，在国家的强权下，消费结构畸形，表现为：在消费结构内部，国家军事——行政消费大大超过社会个体成员的消费，非生产人口的消费大大超过生产人口的消费，生活性消费大大超过生产性消费，奢侈性消费大大超过正当性消费。四大比例失调，消费重心严重倾斜，虚假繁荣的背后是基础的脆弱、生产者的贫困，无益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衡量标准和应注意的问题，吴承明先生曾提出三条意见：第一，应把资本主义萌芽如实地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过程，而不是指一种内含的因素或发展趋势（注：魏金玉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初始形态，亦即发生时期的形态，是业已出现的具体的社会经济现象，而不是潜在的可能出现的社会经济现象。”《关于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载于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当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第二，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一种生产关系，而不是一厂一店，因而不能以举例子的方法来论证；第三，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新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一旦产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原因，是不会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导向新的生产方式（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第5-6页。）。第一条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大多数学者都同意中国封建社会内的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做到第二条就不那么容易了，事实上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很多文章都是采用的举例子的方法，只不过例子或多或少而已，因此有肢解历史之嫌；至于第三条，我认为是纯粹的逻辑论证，与毛泽东的那段名言意义完全相同，无法证实。 上文已经指出，我们从来就没有搞清楚过资本主义的定义，所以在研究中就出现了五花八门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准，如有人把手工作坊的产生当作资本主义萌芽；有人把雇佣关系的出现当作资本主义萌芽；有人把商品经济和市场的高度发展等同于资本主义萌芽；有人把所谓的“启蒙思想”的出现当作资本主义萌芽；有人把市民阶级的形成当作资本主义萌芽；等等。但这其中一个本质的特征是，很多人实际是把生产关系当作了“资本主义”的要件，无意识地成为了“唯生产关系”论者，认为只要有了经典著作中提到的某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就具备了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条件。正如李伯重先生所说：“在这种研究中，生产力实际上是没有多大地位的，而生产关系则被视为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似乎只要生产关系的变化不断发展，‘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就可以发展成为‘成熟的资本主义’。”（注：李伯重：《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这样的研究实际上是“倒因为果”，根本上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多年来我们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在实际研究中我们往往用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用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对待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回顾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在很多方面我们确实没有彻底搞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正是有鉴于此，有的学者近年来专心致力于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的研究，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意义深远（注：可参考近年李伯重的有关研究著作，如《唐代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将刊；等。）。 正是因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不少学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如李伯重就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情结”，是一种主观的愿望。他认为，从感情基础来说，这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是一种特定时期中国人民的民族心态的表现，是中国人与西方争平等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体现在史学研究中，就是“别人有，我们也要有”的“争气”心态；其次，从认识基础来说，“资本主义萌芽情结”是一种“单元——直线进化”史观的产物，按照这种史观，世界各民族都必然遵循一套共同的道路，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是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所以中国也必然要经历它（注：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3页。）。王家范认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是一个“死节”，因为“资本主义”一词在“西方早不再用作社会形态的指称”，“资本主义萌芽”一说在中国被灌输且随处应用，正是误人非浅，“如徽商，如所谓明清‘三大思想家’，再如冯梦龙、凌蒙初的小说等等，细加考察很难与‘资本主义’相关联，这是中国社会特殊变形的结果，可现今还是搬‘萌芽’的法宝最容易”（注：这是王家范先生1996年11月12日写给我的一封长信。）。王学典更是把资本主义萌芽看作一个“假问题”，他认为包括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内的“五朵金花”的纷争产生于浓厚的意识形态话语背景下，在既定话语背景下，这些命题都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些命题背后都有明确的非学术追求”；而今随着话语系统的根本转换和语境的巨大变迁，这些命题本身能否成立早已成为问题，也就是说它已经成为“假问题”。（注：《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页。）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及与国际史学的接轨，学者们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清楚了，很显然，它从提出到以后的大辩论本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要对所谓的“经典”进行论证。因此，今天我们需要对其进行学术史的梳理。回顾上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看到学者们在诸如资本主义萌芽之类的“假问题”方面耗费了如此多的心血，走了如此多的弯路，而且在很多方面又如此误导了后人（其影响可能还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消除），我们真是感到难过和悲哀。当然，这些“假问题”背后所蕴藏含的“真学术”（王学典语）内核还是给后人留下了有价值的内容。最显而易见的是，195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可以这么说，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繁荣，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直接推动的结果。 四、回到起点：怎样认识资本主义的产生问题 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至今国际学术界并没有一种比较令人信服的意见——可能在很远的将来都不会有。然而我们也看到，经过学者的努力，国际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大大向前推进了，视野也大大拓宽了。坦诚地讲，我国学术界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长期滞后，这有主客观的原因，不必细说。随着近年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轨，我国学者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也有了一些根本性的突破，是值得注意的。 要研究资本主义的发生问题，首先必须对“资本主义”进行再认识。我在第二部分中简要分析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各种误解和曲解，但也没有得出一个令自己比较满意的答案。不过，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综合的因素，一股涌动的力量；“资本主义”不是哪一种或两种要素所能定义的，它涵盖了太多太多的内容；“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是1640年或1789年产生的，它甚至也不可能是在哪个十年或哪个三十年中产生的，它的产生有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的许多奥秘至今我们可能并未发现。因此，我们在探究资本主义发生的时候，不能仅仅从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去寻找它产生的根源，也不能局限于某个时段某个地区，而必须进行系统的考察。另外，比较研究也是极为必要的，只有通过比较尤其是中西对比，才能发现各自的短长，才能找出中西走向不同发展道路的历史根源。 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有两个论证前提，（一）人类历史有共同的发展规律，最典型的表述方式就是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二）在第一个前提之下，默认中国封建社会一定能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也就是毛泽东的那段经典论述。关于第一个前提，近年学术界已有较多讨论，可以说这种理论在史学界已被基本否定（此点前文已述）。马克思确实说过与五种生产方式相类似的话，我们几乎人人耳熟能详，即所谓“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是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说的一段话（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341、342页。）。可到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儿，就变成了经典的五种生产方式的论述，且被斯大林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事实上是，1870年代后，欧洲出版了大量研究古代社会的文化人类学著作，这些著作揭开了早期社会的许多秘密，其地域超出了欧洲，涉及了美洲、亚洲、大洋洲和非洲。马克思在阅读了这些著作以后，观点发生了改变，放弃了先前《〈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种观点，基本不再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类不太严谨科学的术语了。马克思不止一次指出，《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一章之所以称作“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目的就是坚决反对把这个理论“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不能认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342页。）。在这里，马克思的意思非常明确，关于资本主义发生的论述仅仅涉及西欧，不涉及美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甚至不涉及东欧、南欧、北欧和中欧；资本主义可以在西欧发生，但不一定在东欧、南欧、北欧和中欧发生，更不一定在美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发生（注：参见张奇方：《关于“五种生产方式”问题的意见——给〈历史研究〉编者的信》，《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发生不是必然的，在全世界发生更不是必然的。既然如此，那么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就不具有任何普遍性，社会形态理论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既然作为大前提的社会形态理论基本被否定了，那么第二个前提自然也就不攻自破，即中国不一定产生资本主义或是别的什么主义。如果没有外来入侵，中国可能按照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走下去，尽管我们无法预知它的结局，但无论如何不大可能是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必然走向资本主义。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东方的历史发展道路的确有其特殊性，当然这种特殊性是相对于西方而言的。改变一下思维方式，我们完全可以把西方的发展道路视为一种特殊性，因为发端于西方的近代化模式当时仅发生在西欧，而没有发生在美洲、非洲、亚洲，甚至没有发生在与之毗邻的中欧、东欧、北欧和南欧。只是因为，以英国为代表的这种近代化模式迅速成为一种强势文化，具有很强的扩张性和辐射性，其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绝对优势，使之逐渐成为一种普适的模式。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这种模式有其无可比拟的优点（从历史的发展看的确如此），及其发展为一种强势文化后，其他文明只能被动或主动地接受。设想一下，如果人类文明仍然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下，那么文明的发展将会呈现五彩缤纷的色彩，每个文明都可能走出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放出独特的光彩。 研究历史，我们应当采取历史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态度。历史主义的态度就是要把所研究的对象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而不是戴着今天的有色眼睛去研究历史；现实主义的态度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即用今天的现实来观照历史。两种态度看上去相互矛盾，但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并行不悖。历史学家多强调历史主义的态度，这是无可指责的。然而纯粹的历史主义态度是永远不可能的，因为作为研究者的主体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现实之中；还因为历史的不可逆性，我们只能接受今天的现实，并从今天的现实来回溯历史。尽管我不完全赞成“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但这种历史哲学所揭示的真理性认识，给所有的历史学者提供了一把探究人类历史奥秘的钥匙。在研究资本主义和近代化——这个发端于西方继而影响全世界且继续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活——的理论时，这两种态度的结合显得尤其重要。 中国没有发生资本主义，这是中国的历史事实；既然没有，又何必苦苦来寻找子虚乌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对此，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已是心知肚明，无须多说。然而，资本主义对人类历史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以至于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无可避免地要受其影响或只能跟在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后面亦步亦趋，迫使我们不得不探寻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资本主义何以发生？资本主义何以在西欧首先发生？资本主义何以不能在中国发生？ 我在上文不止一次说到，资本主义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出现不是一两种因素影响的结果，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的结果。约瑟夫·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意味着一种价值体系，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文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动的形式或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注：〔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1、146页。）。黄仁宇先生指出，“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展开时，表现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资本主义带着整体性，它能在一个国家内畅行而且成为不可改变（irreversible）”（注：黄仁字：《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01页。）。王家范先生则概括得简明扼要：“‘资本主义’是一个整体性的历史运动，而不是个别经济现象。”（注：《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8页。）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引述这些著名学者的论断，意在说明，我们只有从多方面多角度来研究资本主义的发生问题，才有可能得到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 许多学者（包括马克思）承认，资本主义的某些因素最早发生在意大利，有的学者认为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因素早在11世纪就已清晰可辨了”（注：〔美〕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65页。）。“在威尼斯建立起来的制度一开始就提出了有关资本、劳动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所有问题”（注：《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世界的时间》，第130页。）。随后的经济强国是葡萄牙、荷兰，荷兰最兴盛时的船队数量相当于其他欧洲国家的总和。但是，资本主义的胜利果实并没有被这些较早的欧洲强国所享有，而是拱手让给了后来居上的英国。资本主义之所以在英国开花结果，是因为英国具备资本主义发展并导向近代化的综合条件；其他国家之所以没有在英国之前或与英国同时走向近代化道路，是因为这些国家缺乏这样或那样的条件。 现在有学者从英国所具有的特殊优势来论证资本主义成功的原因，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工业革命；煤铁资源；科学技术的突破等。这些论证都有道理，但都只是说明了其中的一个方面。由资本主义发展而导向近代化的英国模式的确有其特殊性，是其他国家所不能具备的，这就是它的环境优势、资源优势、市场优势、发达的金融业、海外殖民的丰厚回报、早发的工业化、伴随工业化而迅速出现的技术突破和科学发明、知识的进步（包括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等等。其他国家可能具备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因素，但未具备这些全部的因素，如意大利具备了市场优势，但不具备资源优势、工业化优势等；荷兰具有环境优势、市场优势、海外殖民优势，但荷兰既没有走向工业化一途，阿姆斯特丹的商业资本主义也很快在伦敦的工业资本主义的进攻面前败下阵来；法国则由于殖民地的过早丧失及工业化机会的错过，使之在与英国的较量中甘拜下风，失去了争夺欧洲第一把交椅的机会。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英国所具有的条件得天独厚，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的确特殊，是个“例外”，世界其他各国则是常态。与我们以前所理解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英国模式具有普遍性，其他国家则具有特殊性——相比较，这个换位思考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对此李伯重先生已做过详细论证。他指出，就英国经验所体现的社会再生产扩大的普遍规律而言，它适用与任何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化工业的研究；但是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现象，英国经验又是非常独特的，不具有普遍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英国模式对研究其他国家（或地区）近代工业化的发生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注：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7页。） 布罗代尔说：“经济从不是孤立的。经济活动场所也是其他实体——文化、社会、政治——的安身之地，其他实体不断向经济渗透，以便推进或者阻碍经济的发展。这些实体很难互相分开，因为我们所观察到的经验实在，或如弗朗斯瓦·佩鲁所说的‘实在之实在’，构成一个整体，即我们曾确指为典型社会的‘集合之集合’。”（注：《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世界的时间》，第31页。）欧洲经济史专家詹姆斯·W·汤普逊也说：“在15世纪后半叶，一切影响欧洲从中世纪转变为近代社会的因素和力量都在同时起作用，有时候它们甚至融合到一起，很难区分开来。这些力量是客观条件、实践和思想的混合体。”（注：〔美〕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32页。）这些论述对我们研究资本主义的发生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对比欧洲尤其是英国的经验，近年学者们对明清时期的中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中国何以没有发生资本主义也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有学者认为明清以来科学技术的落伍是中国近代发展迟滞的主要原因：有学者认为，由于人口压力而导致的“过密化”是新的生产方式不能产生的根本原因，此即所谓的“无发展的增长”或“过密型增长”（注：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中国过强的中央集权制度，以及缺乏以数目字管理的传统，妨碍了中国走向资本主义（注：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89页。）；中国江南能源匮乏以及轻工业倚重、重工业倚轻的格局，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重大障碍（注：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能源生产（主要是煤）中动力问题的未能解决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人口的迅猛增加等因素导致了中西历史发展的“大分流”（注：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其简要评论参见史建云《彭慕兰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其他的观点还有很多，诸如中国过高的交易成本（如国家征收的赋税太高、贪官污吏的掠夺等）、法律的缺乏、产权的不稳定（国家的强取豪夺）、农村人口的众多、地理位置的封闭性等等。上述观点无疑都把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我认为，研究资本主义发生及中国近代发展何以迟滞这样重大的问题，还是应该系统地进行考察，并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得到一个比较全面而客观的认识。在这里，布罗代尔的整体史观能给我们重要的启发意义。 (原载《明清史》2004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