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人类的文明时代是从文字的发明以及文字应用于文献记载开始的。人类文明的历史通过文字符号这个载体千古流传。文明史是否有规律可寻?文字发明以前的历史，亦即文明史前史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史前史，我们通过什么方法去“读”这部“史书”?历史学家又是通过什么方法来完成这样一部书的研究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告诉我们，符号学方法为我们提供了由现实进入时间隧道、开启远古历史、推演历史发展的钥匙。 符号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古代学者们早就研究了符号与其所指的关系等一系列的重要问题。但是，严格意义上的符号学则是在20世纪才正式开始研究的。符号学以人类社会的符号现象为研究对象，有人将其再划分为语形学、语义学、语用学，分别研究符号的构成、分类、符号间的关系，研究符号与符号所代表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研究符号与符号解释者之间的关系等。人们生活于符号之中。符号学所指称的符号，泛指人们在思维、表达、交际中所使用的指谓或代表主客观对象的简单的标志物。它的指谓性，即它是有意义、有所指的，具有代表或象征的作用；它的互补性，即通过对各种符号的认识，完整地把握事物对象，是交际中不可缺少的媒介物；它更具有推演的功能，通过符号关系的推演，揭示事物的发展规律。在对符号的意义的研究中，最基本的是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问题。人使用符号，约定或解释符号的意义。人的认识活动就是借助一定的符号并进行符号推演完成的。“符号——人——意义”，构成了符号研究的最简单的三元关系。恩格斯的时代尽管还没有符号学，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其他学者在应用符号学方法上所取得的成果的充分肯定，也不影响他本人对符号学方法的精确应用。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写于1884年3月底到5月26日。此前，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遗稿时，发现了马克思在1880年到1881年间所写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在这个摘要中写了许多批语和论断，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准备利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阐明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一些疑难问题，以填补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空白的。在研究了这个摘要之后，恩格斯确信，《古代社会》一书证实了马克思和他两人所确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对原始社会的看法。他深感有责任且有必要利用马克思的摘要和摩尔根的某些结论与实际材料来写一部专门著作，完成马克思的遗愿——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评述美国社会学家摩尔根所著《古代社会》一书的研究成果，并对19世纪60—70年代以来关于原始社会史的研究中发表的丰富资料和重要科学成果加以系统的分析研究，做出理论上的概括。《起源》在1884年首先以单行本的形式在苏黎世问世。1890年，由于收集了不少关于原始社会历史的新材料，恩格斯便着手准备该书的新版本。经过了一些重要的修改和补充，1891年底，在斯图加特出版了《起源》的第四版，也就是我们现在读到的版本。 《起源》全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婚姻形态的更替、氏族制度的兴衰和国家的形成，从而展示人类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它分别揭示了家庭形态、氏族制度和国家政权的本质、特点及其发展规律。恩格斯从家庭形态的研究开始，把这一切都放在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分工和产品交换的基础上去说明，从而给人们以一种历史必然性的认识。我们从恩格斯的研究方法上看到了他对符号学方法的娴熟运用。 二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血缘关系的符号。在家庭的形成与发展中，可以看到社会变迁的轨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这样一些最复杂的社会现象的由来，又是与“两种生产”的观点凝结在一起的。恩格斯认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2页。)恩格斯就是从学者们对于家庭史的研究开始他的叙述的。 在19世纪60年代前，根本谈不上对家庭史的研究，历史学处在“摩西五经”的影响之下。当时，欧洲的学者认为，圣经《旧约》里所描写的亚伯拉罕的父权制家庭是最古老的家庭，因此他们认为，人类自古以来就是以父权制家庭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人类的家庭似乎没有经过任何变化、发展，从来都同现代的资产阶级家庭一样，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家庭的“历史”。尽管人们从古典作品和民族学中也略知其他的婚姻形式，也看到了一些血统不依父系而依母系计算的事实，但却把它看成是“奇怪习俗”。 奇怪习俗是历史留存给后人的表象，或者说是表征符号。这种符号应作何种解释呢?寻找符号的确切所指，是历史学家的责任。 巴霍芬是第一个系统研究家庭史的人。他在1861年出版了《母权论》，非常认真地从古代经典著作中搜集来许多段落作为他的论点的论据。特别是对《奥列斯特》中关于亚米加农被杀案的戏剧性结局的解释，证明了在人类的早期社会中，由两性的杂乱关系导引出了母权制，以后母权制演变为父权制。恩格斯认为，对于家庭形态的传统观念来说，“这在1861年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8页。)但是，巴霍芬的神秘主义的观点，使他不可能真正地阐明母权制的社会内容。 继巴霍芬之后，英国人约·弗·麦克伦南发现，很多民族中有一种结婚形式，新郎必须一个人或者与他的朋友一起假装用暴力把新娘从她的亲属手中抢过来。他认为这个习俗应当是较早的一种习俗的遗迹，原始人中曾经有过“抢劫婚姻”这种形式。他由此推论说，存在过外婚制“部落”和内婚制“部落”，并以这两者的尖锐对立作为其全部理论的基础。恩格斯认为，麦克伦南的功绩就在于他指出了所谓外婚制的到处流行及其重要意义，并认定母权制的世系制度是最初的制度。但是，恩格斯进而指出：“他那纯粹理解错了的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对立所造成的害处，要多于他的研究所带来的益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页。) 1871年，摩尔根发表了《血亲和姻亲制度》一书，以新的、在许多方面说来都是决定性的材料，证明了在美洲、亚洲、非洲和澳洲的广大地区的许多部落中都曾存在过群婚的各种形态，“这就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及进一步追溯人类史前史的可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页。)几年后，《古代社会》也问世了。摩尔根证明，氏族实行的是严格的外婚制，而包括一些氏族的部落则是实行严格的内婚制，这就彻底推翻了麦克伦南虚构的所谓外婚制“部落”和内婚制“部落”相对立的理论，系统地揭示了家庭形态和氏族制度的发展。恩格斯将摩尔根的理论对于原始历史研究所具有的意义，与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相提并论，认为摩尔根在自己的研究中，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 研究家庭，必须确定家庭所处的不同社会时代环境。恩格斯把摩尔根的分期法及其当时提供的实际材料概括如下：“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24页。)恩格斯抓住了不同时期的特征——符号要素： 蒙昧时代的低级阶段——分节语的产生； 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火与石器工具的使用； 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弓箭等的发明； 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制陶术； 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植物的灌溉栽培、牲畜的驯养和繁殖； 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金属的冶炼，并且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注：恩格斯根据摩尔根关于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发展的标志而所举的例证，只是限于欧洲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后来历史学家发现，古代东方绝大多数国家的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起点的界标不是铁器，而是铜器。具有普遍意义的概括，通常说高级 阶段是以金石并用开始，而铁器的普及则是它的全盛时期。) 通过上述分期和符号特征研究，恩格斯说清了史前史各时代的主要区别。比如，“火”这个符号表示人类已走出蒙昧时代的低级阶段。 摩尔根关于人类家庭史的发现过程，是恩格斯《起源》一书中最精彩的内容之一。通过弄清亲属制度与实际上存在的亲属关系的矛盾，摩尔根第一次比较完整地重现出原始社会的家族形态。 摩尔根最先发现美洲易洛魁人的亲属制度与亲属关系之间有矛盾。易洛魁人的家庭已是对偶婚家庭。尽管这种婚姻并不稳固，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明确的。但易洛魁人的男子不仅把自己亲生的子女称为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而且把他兄弟的子女也称为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而他们都称他为父亲。另一方面，他把自己姊妹的子女称为自己的外甥和外甥女，他们称他为舅父。易洛魁人的女子对自己亲属的称谓却与上述的不同。凡是妇女，她把自己姊妹的子女和她自己亲生的子女都称为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而他们都称她为母亲。她把自己兄弟的子女称为自己的内侄和内侄女，她自己被称为他们的姑母。同样，兄弟的子女们互称为兄弟姊妹，姊妹的子女们也互称为兄弟姊妹。反之，一个女人的子女和她的兄弟的子女，则互称为表兄弟和表姊妹。这套称谓，有些是与实际关系相符合的，有些则是与实际关系相矛盾的。 以后，摩尔根又发现，上述这套称谓在世界各大洲的凡未进入文明时代的许多土著居民中也同样普遍地存在。 在进一步调查中，摩尔根发现了夏威夷群岛在19世纪上半叶存在的一种家庭形式。这种家庭是一群兄弟(包括嫡亲的和旁系的)同一群女子互婚，或一群姊妹(包括嫡亲的和旁系的)同一群男子互婚，男女之间不能是兄妹关系或姊弟关系。摩尔根把这种家庭称为伙婚制家庭(或称“普那路亚家庭”)。 正如在易洛魁人那里存在着的亲属制度与亲属关系相矛盾一样，夏威夷群岛上流行的亲属称谓也与那里现实存在的伙婚制家庭所产生的亲属关系不相一致。那里凡是兄弟姊妹的子女，都毫无例外地被看作是兄弟姊妹；他们不仅被看作自己母亲及其姊妹或自己父亲及其兄弟的共同的子女，而且毫无差别地被看作自己双亲的一切兄弟姊妹的共同子女。 如何看待这种矛盾的社会现象?恩格斯认为，亲属制度中的称谓符号，“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名称，而是实际上流行的对血缘亲属关系的亲疏和辈份的观点的表达；这种观点是一种完备地制定了的亲属制度的基础，这种亲属制度可以表达单个人的数百种不同的亲属关系。”另一方面，“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呼，并不是单纯的荣誉称号，而是代表着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这些义务的总和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25页。)由于是对偶家庭，父母子女的关系应该是明确的，易洛魁人的亲属关系应该逐渐形成与对偶家庭亲属关系相适应的准确的制度，但它实际上却是与之相矛盾的亲属制度。夏威夷人的“普那路亚家庭”的亲属关系，也不应该表现出当下的这种亲属称谓。亲属制度的称谓符号的能指与所指错位了。必须调整“符号——人——意义”三元关系。 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我们看到，夏威夷群岛这种家庭中所产生的关系，恰好正是易洛魁人对于亲属称谓的要求。既然在易洛魁人中流行的亲属制度和夏威夷群岛的土著居民的伙婚制家庭的实际关系相吻合，也就证明了易洛魁人的亲属制度是一种更古老的亲属关系的遗存。在易洛魁人那里，很早以前必然是实行伙婚制的，他们的远祖的家族曾经是伙婚制家族。这种家族形态早已变更了，而人们还习惯于从前那套称谓，所以才出现亲属制度与现存的家庭的实际关系不一致的情形。这表明，称谓符号的相对稳定性，使其能指与所指间出现了裂痕。而这种裂痕又给符号推演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夏威夷群岛土著的这种称谓，应该来源于已经不复存在的由一群兄弟姊妹互婚而形成的家庭。摩尔根将这种家庭取名为“血婚制家族”或曰“血缘家庭”。进一步追溯家庭的历史，应该曾经存在过一种原始的状态，那时部落内盛行毫无限制的性交关系，因此，每个女子属于每个男子，同样，每个男子也属于每个女子。这种状况是属于非常遥远的时代，恩格斯认为那是与从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的过渡相适应的。 这个推论过程，可以从下面的流程图中简明地看出来：原始的无限制的性关系(家庭形成前时期)——血婚制家族的亲属关系——夏威夷人的亲属制度——夏威夷人的亲属关系——易洛魁人的亲属制度——易洛魁人的亲属关系——逐渐形成的与家庭亲属关系相适应的亲属制度。 摩尔根认为人类有家庭以来，曾先后存在过五种家庭形态，即：血婚制家庭(血缘家庭)——伙婚制家庭(群婚家族，又叫“普那路亚家庭”)——偶婚制家庭(对偶家族或对偶家庭)——父权制家族(注：恩格斯在《起源》中把父权制家族作为偶婚制向专偶制的一种过渡形态来论述。)——专偶家族(单偶家族即“一夫一妻制家庭”)。 上述各种家庭形态的先后更替，是受一种客观必然性支配的。血婚制家庭，排除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婚配关系。伙婚制家庭，排除了兄弟姊妹之间的婚配关系。氏族在推广禁忌符号(禁止血缘亲属结婚)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自然选择”在发生作用。这个过程是相当长的，是本能的自发的进行而没有明确的目的意识的。由于婚姻禁例日益错综复杂，群婚就越来越不可能，群婚就被对偶家庭(即偶婚制家庭)排挤了。从偶婚制家庭经过父权制家族到专偶制家庭的产生，家庭形态变化的总趋势是两性间的婚配范围越来越缩小，只是这时却产生了新的内容，即私有财富，或私有制。随着男子在经济上处于优越地位，也就产生了父权制家庭。财富成为家庭形态转型的象征——符号。 恩格斯总结道，第一，迄今存在过的三种主要的婚姻形式，大体上与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相适应。“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专偶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对偶婚制和专偶制之间，插入了男子对女奴隶的统治和多妻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73页。)婚姻形式成为时代的符号。在这种顺序中所表现的进步，其特征就在于妇女愈来愈被剥夺了群婚的性的自由，而男性却没有被剥夺。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但没有改变，而且更有所发展。第二，在将来消灭了私有制之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态不仅不会被消灭，而且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真正地、普遍地实现。所有制的变化使婚姻符号得以稳定。 三 与家庭发展变化相适应的是氏族的演化。氏族是组织起来的社会的符号。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本质及其与部落的关系，证明了氏族制度从母权制演进到父权制的一般进程。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的揭示，为解开古代希腊人、罗马人、德意志人的历史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 易洛魁人氏族组织的最发达的形态包括氏族、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这些层次都各有自己的特征和职能。 作为社会组织最基层的氏族有如下的特征和职能(也叫做“习俗”)：原始民主制、财产共有、生活互助、名称专一等。 胞族是由若干个氏族组成的。易洛魁人的胞族的职能，部分是社会性质的，部分是宗教性质的。 部落由若干个胞族组成。每个部落各有自己的地区和自己的名称；有独特的、仅为这个部落所有的方言；有共同的宗教观念(神话)和崇敬仪式；有具有一定权威的民主管理机构等。 绝大多数的美洲印第安人都没有超过联合为部落的阶段。只是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方有过这种联盟的最发达的形式，即易洛魁人联盟。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整体性原则和民主平等原则，是氏族制度的根本组织原则。 有历史资料记载的处于“英雄时代”的希腊人的氏族的社会职能和基本特征，绝大部分与易洛魁人的氏族是一样的。 罗马人的氏族组织结构，在数量的组合上带有人工构成的痕迹。除了已经完成向父权制的过渡这一点以外，都完全是易洛魁氏族的权利与义务的再版。 德意志人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是实行母权制的。在公元一世纪左右，其氏族社会才由母权制过渡到父权制。 上述内容使我们看到，无论是哪个民族，其早期的历史都曾有过氏族组织，氏族从兴起到衰落是必然的历史过程。易洛魁人由于还未进入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就被欧洲人征服，所以这个只作为全盛时期的典型的氏族社会，并没有展示出它自身是如何瓦解的。而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人的社会发展则补充了这一点。从美洲印第安人氏族到希腊人、罗马人、德意志人氏族，符号的互补造就了完整的氏族演化史。 产品交换成为主流社会活动的符号，金属货币成为商品的符号，高利贷、土地私人占有是贫富两极分化的符号。社会大分工必然导致社会的大分裂。当社会发生了如此复杂的变革时，“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169页。)新的符号(国家政权)取代了古老的符号(氏族组织)。 雅典是国家产生的典型形式。从萌芽状态到最后完成历时好几个世纪。 希腊人的社会在进入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末期时，产生了一系列矛盾，从而扰乱了氏族制度的传统秩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先后实行了提修斯改革、梭伦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改革的内容主要是设立中央管理机关，管理原由部落各自处理的某些事务：按财产将公民划分为不同的阶级(等级)，并给予贵族以担任公职的独占权。 罗马国家是在平民和贵族的持续不断的斗争中产生的。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的改革是依照希腊的榜样特别是梭伦的榜样而进行的。 德意志人的国家，是通过征服外国(罗马帝国)广大领土而产生的。 国家是特殊权威的符号。国家是这样产生的：当一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借助于国家，成为了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国家根源于私有制。 恩格斯认为，现代的代议制国家也没有改变国家的阶级实质。当文明时代发展到要以最伪善的面纱来掩盖最肮脏的一面时，深刻的社会革命就要到来了。国家既然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使社会分裂为阶级和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条件下的产物，那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为生产的直接障碍。那时，阶级将不可避免地消失。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古物陈列馆去。 如同家庭形态的前后变迁一样，社会组织的先后更替，由氏族到国家，再到无阶级社会，符号的演进也体现出推演的逻辑性。摩尔根写《古代社会》一书时，也已经感受到社会变革的必将到来，并且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见解，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起源》的结束语正是对摩尔根的功绩的肯定。 历史学者的责任，就是依据丰富而确切的材料，展示历史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在恩格斯的《起源》中，历史资料的充分占有是不言而喻的。但更重要的是，符号学方法在其中的杰出运用。这给我们今天的历史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范式。通过对文献资料与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提供的资料作符号学的分析与推演，使遥远的历史得以复原，从而解读一个个历史之谜，这对于新世纪的现代文化建设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8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