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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话题，传统上并非荷马史诗研究的关切点。然而有趣的是，当人们开始挖掘古希腊妇女的史料时，最初的材料却来自荷马。在他之前，我们对古希腊女人的情况庶几一无所知。“古希腊人的妇女观念萌芽于这部不朽的诗篇”(裔昭印，《古希腊的妇女——文化视域中的研究》，2001)。从荷马那里，我们可以窥见希腊英雄时代男女两性的关系，以及希腊人对妇女的看法和态度。 一般笼统的说法不外乎是说，荷马的世界是一个男性主宰的世界，女性的地位明显低于男性，她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生育子嗣，操持家务，只有男人才能过有意义的社会生活，才能有强烈的个人情感。然而这样大而无当的结论往往会遭到史诗本身的驳斥。《奥德赛》里费埃克斯人的王后阿瑞塔地位很高，国王也要敬她三分；斯巴达的王后海伦虽然犯下过严重的过失，归来后仍恢复了高贵的身份和地位，执掌后宫。看来，荷马时代的女人虽然受男性控制，但这种控制并非铁板一块，她们可能通过某些不寻常的手段为自己谋求到较高的地位和待遇。 荷马史诗是“男性化”的英雄史诗，却不乏各式各样的女性人物，女神、妓女、妻子和奴隶这几种女性类型几乎全部囊括。有些女性角色身份比较模糊，跨越几种类型。《伊利亚特》中阿开奥斯人的女俘就身兼妓女、奴隶甚或妻子的角色(受宠的女俘会被应许正式婚嫁她们的男主人)。《奥德赛》中的女性角色更趋复杂，同一类属下，可能形象和内涵迥异其趣。譬如，女神既有宇宙神系列的卡吕普索、基尔克，也有代表奥林波斯神统的雅典娜。除了公主、贵妇这些身份高贵的上层社会女子，女仆、女奴等地位低微的女性角色在《奥德赛》里也有相当分量的戏份，最惹人注目的当属奥德修斯家中忠仆和恶仆的两个典型：凭伤疤认出奥德修斯的老奶妈欧律克勒娅，与求婚人私通、对假扮乞丐的奥德修斯恶言相向的墨兰托。而妻子这种典型的家庭妇女形象，诗中出现了象征坏女人和好女人的两个极端的鲜明对照，阿伽门农之妻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和奥德修斯之妻佩涅洛佩(Penolope)。佩涅洛佩的出现，实质性地更新了荷马时代的家庭女性形象。荷马以极为有限的笔墨多层次地叙述了佩涅洛佩几个重要的活动和行为：织寿衣计、炉前对话、释梦(二十只鹅的梦)、弯弓比赛、婚床计。这个蛰居在织布机旁、智慧而勇敢的女子，几乎抢了荷马笔下整个男人世界的风头。荷马的佩涅洛佩一举提升了女性在希腊文学中的地位，女性形象不再只是非此即彼的两端，若非贤妻，即是荡妇娼妓。佩涅洛佩也成为荷马史诗中通常被男性视角压制并可能被妖魔化的女性形象的一个例外，从她的身上，西方女性主义批评者欣喜地发现了荷马史诗女性主义的痕迹。 难道说，荷马可能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吗？荷马史诗是披着“男性化”外衣的女性主义文本？ 随着当代西方女性主义荷马批评的积极介入，荷马研究开始具备一种新的目光——“去男性化”(im masculation)的眼光——去重新看待和评价荷马史诗如此全然“男性化”的史诗。既然各式各样的女性角色都出现在荷马史诗中，且同一类女人被塑造成有好有坏，地位有高有低，我们或许可以设问：到底荷马史诗呈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女性观？ 荷马两部史诗的女性、家庭和婚姻 总体上讲，《伊利亚特》表现的女性观念较为简单明朗，女人以各不相同的方式成为特洛亚战争的受害者，苦难的承担者。她们或者是奖励男性战功的“荣誉礼物”，如阿开奥斯人的女俘布里塞伊斯、克律塞伊斯，或者是男性英雄的妻子或母亲，如特洛亚的安德罗马克和老王后赫卡柏，直接承受特洛亚战争之苦。唯独海伦显得复杂，她既被男性普遍视为战争祸水的源头，又因为乃宙斯之女，地位特殊，被减轻或部分豁免了罪责。然而海伦在两部史诗里却不断自责自疚(她自称为“无耻人”，希腊文原意为骂人的话“母狗”)，不断把自己从豁免罪责的神界天外拉回到不能免责的伦常人世。荷马对海伦的评价在双重视角间游移不定，既肯定她又批判她，这种态度却可能真实地表现了当时男性对美貌而又危险的女性的看法。 这种对女性模棱两可、意存多端的看法到《奥德赛》更加明显。奥德修斯的游历中，女性世界被一分为二，它可能是友善的，也可能是危险的，诗中女性的角色和地位都愈加模糊不清。另外很矛盾的是，《奥德赛》既让阿伽门农作为男性的发言人说出怀疑和非议世上所有女人的极端厌女主义言辞(阿伽门农的话也许是西方文学漫长的厌女主义历史上的第一份总结)，又塑造出可供后世女子追随仿效的贤妻良母典范佩涅洛佩，并给予她男性世界的最高奖赏——美名百世留芳。荷马的确同时呈现给我们好女人和坏女人，不过据学者们统计，荷马史诗对好女人的赞美被提及的次数频率，不及对坏女人的责难(M.Katz,“Ideology and‘the Status of Women’in Ancient Greece”,1995)。总的来说，好女人和坏女人、友善的女性和危险的女性成为两极对立的女性世界，诱惑或威胁着奥德修斯代表的男性世界。 所以，尽管安德鲁·朗(Andrew Lang)不无赞许之意地称赞荷马对女士高贵、温柔和具有骑士风度，并塑造出了完美的母亲(忒提斯)，完美的妻子(安德罗马克)，完美的少女(瑙西卡娅)，甚至说《伊利亚特》里的众多女性给史诗提供了“女性的兴味”(female interest)，然而，我们大致上可以判断，荷马史诗并非一边倒地赞美女性和美化家庭生活，而是介于两种对立观念之间，诗中既有对贤德女子和夫妻琴瑟和谐的婚姻生活的热烈赞美，亦有对僭越道德底线的危险女人的严厉谴责，以及女人即祸水的典型男性中心主义思想的表露。 与这种复杂的女性观相似，荷马史诗对“家庭”的态度也处在两可之间：一方面对家庭的忠诚被赋予更高的价值，另一方面，没有任何一位荷马英雄因为他与女俘等女人的性关系遭受批评，而妻子的通奸行为也并没有像后来的古典时期那样被看成是骇人听闻的事情。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亦复如是。史诗告诉我们，婚姻对英雄赫克托尔、奥德修斯非常重要，但我们却不能说对他们二人中任何一个人的存在具有核心的重要性，何况史诗对父子关系、男性情谊(如阿基琉斯和帕特罗克洛斯的“爱”)的描述在深度和强度上远甚于所描写的夫妻关系(M.I.Finley,The World of Odysseus,1999)。然而另一方面，赫克托尔与安德罗马克，奥德修斯与佩涅洛佩，是荷马描述过的最美好的夫妻关系，夫妻之间情深意重。这也许显示出，在荷马时期，正在形成某种价值体系，允许诗人去承认一个男人对他妻子的深厚感情，或者说，妻子成为男人行事动机的一个重要部分(Sue Blundell,Women in Ancient Greece, 1995)。奥德修斯拒绝神女卡吕普索的理由是家有贤妻，拒绝公主瑙西卡娅的理由是夫妻二人“同心同德”是世间最美好之事。另一位英雄赫克托尔念及特洛亚会沦陷时，并不为发生在特洛亚人身上的痛苦，或是他的双亲以及勇敢的诸位兄弟所受的灾祸痛心疾首，而是“更关心你的苦难”(《伊利亚特》)。赫克托尔虽然忠诚于城邦，忠诚于父母亲人，但他最忠诚于妻子，妻子的地位排在最先。 所以麻烦的是，我们既可从史诗里找到蔑视妇女的证据，亦时常听到推崇美好女性的声音。看来，荷马把女性以及与女人密切关连的家庭、婚姻都放置到了一种模棱两可的话语之间。对当今的读者而言，该如何理解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女性观？ 荷马的女性观及女性主义立场 对荷马女性观的首鼠两端，西方一些学者以为与诗歌传统有关。无论荷马史诗还是古风时期的抒情诗都对女人毁誉参半，荷马史诗的传统还刻意抑制了一些负面的细节隐而未发。又或者，诗歌的类型也决定了某些诗人赞美女性居多(如荷马、萨福)，某些诗人则不遗余力地谴责女人(如赫西俄德、塞蒙尼德斯)。国内学者裔昭印则以“荷马史诗既包含了尊重妇女的因素，又包含了歧视妇女的成分”表述了荷马对待妇女的态度。 按照西方古代批评较为传统的观点，比之古典时期的雅典妇女——她们很少享有自由，而且受到男性的蔑视和压迫——荷马式社会以及历史上斯巴达社会中女性享受的自由和尊重更多更明显，但这种通行的正统看法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遭到了驳斥(基托，《希腊人》，1998)。换句话说，雅典妇女不见得遭到男性世界蔑视，而荷马社会中的女性也未见得享受了多么大的自由和尊重。 西方当代的女性主义者考较荷马史诗时，也为史诗模棱两可的女子形象所困扰。譬如，《奥德赛》中的女子积极地主张和建构属于女性的权力，但最后仍遭到男性世界坚决地否定。就算佩涅洛佩这样贤良淑德的家庭女子，她不乏男性英雄的品质，也做出了堪称英雄的壮举，但荷马通过奥德修斯和特勒马科斯眼睛所看到的佩涅洛佩，正是一般男性对家庭中为人妻、为人母的女性的看法。荷马通过她，真实地表达了那个时代男性世界对她这样品性卓越的女子既赞扬又漠视这样暧昧不清的态度。面对如此迷局，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提出“失败的女性主义”解释之。在这些批评家看来，若承认荷马是女性主义者，佩涅洛佩是女性主义的英雄的话，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女性主义并未对传统的男性中心思想构成挑战，因而是“失败的”。 然而“失败的女性主义”之说完全是在现代视野下言说荷马的女性主义。且不论《伊利亚特》，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奥德赛》绝非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本，荷马亦非一个现代女性主义者，现代女性主义的批评理论解释不通荷马的女性和女性观，并不奇怪。从荷马史诗最高的女性典范佩涅洛佩身上，我们可以体认出荷马的女性主义立场，但这绝非现代的女性主义立场，毋宁说是一种属于荷马时代的古代女性主义立场：在荷马时代的社会中，女性可以被允许以不与男性权威冲突的方式在家庭或公共领域发出她们的声音，但她们不能越界，符合男性道德标准的女子甚至可能被赐予荷马式的“荣誉”。佩涅洛佩就是这样一个完美的荷马女性的典型。 荷马之后 荷马史诗为后来古典时期的希腊女性史(her-story)描绘出一幅隐秘的地图，这幅地图呈现了覆盖女性的两端(好女人和坏女人)幅度颇广、地形颇为复杂的地貌。古典时期的希腊女性或者被认为是被“隔绝”在“后宫”里唉声叹气的闺妇(如色诺芬《家政学》、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又或者被塑造成进入公共领域的“女性入侵者”(female intruder，如古典时期戏剧中的女人)。这两种女性形象之间的9牾，我们从荷马史诗女性观游移于两端的复杂，恐怕可以窥见其中某种微妙的“似与不似之间”的继承关系：荷马史诗中家庭女性顺从于父权制的观念，在古典时期进一步被强化为无论公共空间还是私人空间都必须恪守妇道妇德的正统观念，顺理产生了男性作家对“隔绝”的女性的期待和构筑；荷马史诗描绘过对男性世界构成威胁的女性人物及相连的自然世界，古典时期则将女性的入侵和暴力行为戏剧化，最典型的莫过于“坏女人”克吕泰墨涅斯特拉从荷马手中到埃斯库罗斯笔下对女人侵略性的强化和微妙转变。 荷马的女性有沉默女性、强有力女性两端，但这两端并未分裂得太深，甚至还在佩涅洛佩这样的女子身上和谐地统一，其原因或在于荷马古代女性主义的立场：女人在被许可的范围内可以发挥她的作用，追求属于女性的荣誉，只要她没有逾越男性无法容忍的界线。古典时期对女性故事的构织却显出这两端的分裂渐远渐深，男性对女人的臣服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女人的反抗和入侵也显得更加激烈凸出，克吕泰墨涅斯特拉杀夫，美狄亚杀子惩罚丈夫，吕西斯特剌忒公然反对男人们热衷的战争，都是在古典剧作家笔下出现的“女性入侵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