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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欧社会转型有两个重要标志, 一是人均产量的增长即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 二是以富裕农民为主要依托的第三等级的兴起。社会转型的基本原因,不是一项工具或技术的发明, 也不是某种资源的发现,而在于西欧社会本身, 而且, 是千百年社会生活的积累和积淀, 既是物质积累的历史,也是精神积累的历史,一句话, 是以经济为基础的、经济与社会共动和互动的历史。浅层煤矿和新大陆土地资源对西欧工业革命具有一定推动作用, 而《大分流》的作者将其认定为工业革命的主要动因并且是“历史的偶然”,显然是肤浅的,解构了以往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成果, 表露了历史虚无主义,不足为训。经济—社会史是西方史学的新方向, 为我们有效开展经济与社会互动研究提供了学科依托,应积极倡导并使之本土化。 关键词: 西欧; 社会转型; 经济—社会史; 《大分流》 以英国为领头羊的西欧国家崛起, 大概是近代以来人类最重要、最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现象, 所以,人们对它的探讨也就投入了巨大的劳动和持久的热情。笔者认为, 经济是基础, 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 但切忌将这样的观点简单化、机械化。在许多情况下, 经济和社会、经济和非经济因素是不可分的。人类历史既是物质发展史,也是精神发展史, 或者说是物质与精神、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历史。可惜, 恩格斯晚年所批评的庸俗经济决定论仍然时有发生。几年前在中国内地炒得沸沸扬扬的《大分流》（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中译本为[美] 彭慕兰: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一书, 即是几乎完全抛弃社会人文因素的庸俗经济决定论。作者彭慕兰是美国加州大学教授, 在他那里, 异彩纷呈的人类社会被淘空, 唯物史观中内涵相当丰富的“经济基础”萎缩为单纯的矿产资源和土地资源。本文的话题就从《大分流》谈起。 一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 把英国工业革命归因于一种资源(煤)的发现,或来自新大陆的某些资源的及时补充。他认为: 英国及欧洲的工业化即“欧洲奇迹”,几乎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偶然”, 18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与西欧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只是煤的广泛使用和西欧与新大陆的关系这两项“根本性的突破”, 才使西欧胜出。他说: 这个突破需要技术的创新以及地理条件的配合。伦敦附近有大片露出地表的煤层, 市区内对煤需求量极大, 并有一批从事马达、蒸汽机等机器改良的工匠, 对发展煤业极有助益。反观中国, 煤藏量最丰富的地区是陕西, 距离长江三角洲超过一千英里, 就像如果欧洲的煤产大部分都在喀尔巴阡山脉下。技术的挑战也不同。英国的矿藏需要不断把水抽出去, 而燃煤蒸汽机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后来机器的运输问题也解决了。相形之下, 中国最大的煤藏在矿井深处, 通风是一大问题。如果不是这些地球物理的偶然条件, 我们难以想象(英国———引者注) 早期如何突破有机经济的限制; 很可能看到西欧就像长江下游一样, 在日益严重的生态压力下最后将吞噬精密分工的成果。 另一项“突破”是指新大陆等殖民地的开发与利用。新大陆不断增加的出口商品如矿物燃料、糖、棉花、谷物、牛肉、木材等, 缓解了西欧土地资源的紧张程度, 例如,“如果1801年英国所消费加勒比海地区的糖完全要在当地生产的话, 英国需要用85万英亩至120万英亩的小麦良田来种植甘蔗”, 在那样的情况下英国也会像东亚一样走上劳动力密集的道路,“结果可能会使某些突破(如工业革命———原作者注) 不可能发生”。① 彭慕兰从能源的角度探讨英国工业革命, 并利用中国的经验检视欧洲。他把煤矿尤其是浅层煤矿认作英国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条件, 问题是, 就矿藏资源而言, 中国是否也存在类似的“地球物理的”条件呢? 春秋战国时代, 就有煤炭的最早记载。②宋元时期已较为普遍, 开封一带有普通百姓用煤取暖做饭的记载。煤炭交易活跃, 曾设专门官吏管理“石炭”矿产, 并实行煤炭专卖。河南鹤壁市宋代煤矿遗址规模颇大, 可同时容纳数百名矿工工作, 布局井然, 技术可观: “跳格式”开采法、提水技术等都达到一定水平。宋人沈括预言, 作为能源煤炭比林木更有前途, “此物后必大行于世”。③鹤壁矿是地下矿, 而且不是中国人开采的第一个地下矿, 按顾炎武考证, 两汉时即已开采地下煤矿了。④其实人们开采煤炭总是从“露头煤”开始, 也就是说, 在开采地下矿以前中国就开采浅层矿了。事实上也是这样。中国不仅有彭慕兰言及的位于陕西等处的深层煤矿, 也不乏他感兴趣的浅层煤矿, 例如距长江三角洲不远的山东枣庄煤矿就是著名的“露头矿”。1801年(嘉庆六年) 矗立于枣庄的“窑神庙碑刻”即《创建窑神庙记》载道,“吾邑之有煤窑开自前朝万历间,迄于今, 掘取殆遍”, 也就是说, 自16世纪中后期始, 山东枣庄浅层煤矿就有开采的记载, 此时早在英国工业革命二三百年前。笔者质疑彭慕兰的问题非常简单: 中国不缺煤矿, 而且有长期采矿的历史, 为什么这些煤矿没有使中国发生工业革命, 或者说没有使中国免于走上劳力密集的道路? 就英国工业革命而言更直接的问题是, “伦敦附近有大片露出地表的煤层”, 这些“地球物理的偶然条件”为什么在18世纪中叶以前未被发现和利用? “发现”也是一种偶然吗? 当然彭氏还提到相关的技术条件, 而技术也有一个为什么在18世纪发明和使用的问题。 ①彭慕兰: 《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 欧洲、中国及全球性关系》, 历史上的中国人口行为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天津,2001年5月。笔者是其论文报告评论人。 ② 春秋、战国时代的煤炭记载见于《山海经》, 煤炭被称为“石涅”或“涅土”。 ③见《宋史》卷186 《食货志》, 又见沈括: 《梦溪笔谈》卷24 《杂志一》。 ④参见顾炎武: 《日知录》卷32 《石炭》。 笔者认为, 煤的利用同某项技术的发明利用一样, 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它与社会分工、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程度相联系, 否则即使发明或发现了, 也不会被社会广泛承认和运用。此类实例不胜枚举。工业革命前八百年, 苏轼在徐州西南山发现了煤炭, 并用以冶铁造兵器。用煤冶铁,火力强, 改进了铁的冶铸技术, 提高了金属质量,苏轼赋诗称赞所冶兵器“犀利胜常” (《石炭诗·小引》) , 但他不知“工业化”为何物。彭慕兰将一种能源重要性提高到如此决定地位难以让人接受,他关于800年前中国每人消费水准至少相当于同时期西欧消费水平的估计①亦令人不敢恭维。彭氏将英国工业革命起因完全物质化、技术化的观点不是孤立的, ② 也不是第一个提出来的, 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强调工业革命的本质是矿物资源尤其是煤矿开采突破。③琼斯的《欧洲的奇迹》一书, 代表了另一种倾向。琼斯不是西欧崛起偶然论者, 但与后者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即都是脱离人类社会本身来追寻社会发展的原因。琼斯在该书中特别强调地理环境的因素, 他认为欧洲农牧结合的乡村产业结构、较早发达的商品经济、君弱民强的国家组织形式等, 都与自然地理环境有关。欧洲地形复杂, 多以肥沃平原为中心形成国家, 所以都是一些小国。国小国君权力小, 很难完全自给自足, 再加地形、风情、物产各异, 势必促进国家和地区之间频繁交易, 商业发展。各小国君主都注重从商业中获利, 保护和促进贸易的发展, 即使出现损害商业的政策和行为,由于没有东方大国的强权, 商人易于起而抗争, 坚持自己的权益, 所以西欧从中世纪以来就逐渐形成市场经济, 而东方大国则依靠强权限制商业, 长期推行抑商政策。此外, 人口也比亚洲少, 所以土地、牲畜、木材等人均自然资源占有也优于亚洲, 易于资金积累。后来的海外殖民, 继续扩大了这样的优势。④琼斯的观点带有浓厚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欧洲优越感, 完全排除社会, 排除社会上人的观念和活动及其后果, 无论对于欧洲还是亚洲都是不真实的。人均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以及自然地理环境都是重要的, 但难以将这些因素与社会的性质和面貌直接挂钩。世界是物质的, 也是精神的。世界毕竟是人的世界, 是越来越深地打上人类社会印记的世界。 ①彭慕兰估计, 1750年左右, 中国平均每人糖的消费量318—510磅, 在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最高每人消费量达10磅。茶叶1840年左右每人消费量017磅, 棉布每人612—813磅, 再加苧麻布每人约4磅的消费, 无论糖、茶和布匹, 消费水平都不低于西欧国家, 甚至比英国以外的西欧国家还高。这些数据和估计,都是令人怀疑的, 此处不论。 ② 里格利认为, 工业化即以矿物能源开采使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化与此前的社会发展没有必然联系, 见E. A. Wrigley, Continuity , Chance and Change : 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斯努克斯也认为以煤铁为基础的现代工业化与亚当·斯密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并无因果联系,见Graeme Donald Snooks, W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cessary? New York: Routleogeand , 1994. 国内也有人持相似观点 ③参见John Nef, 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 London : Gordge Routledge and Sons Ltd , 1932。 ④ E. L. Jones, The Miracle of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可参阅马克尧主编: 《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7年, 第16 - 17页。 二 为了探讨西欧现代化起源, 我们不得不走进中世纪, 走进在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乡村经济与社会。在对西欧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社会的探讨中, 两个问题应当引起人们的格外关注: 一是生产者的人均产量, 即农业劳动生产率; 二是以富裕农民为主要依托的第三等级的兴起。以英国为例, 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 农业劳动生产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16世纪后, 人口成倍增长, 然而人均产量增长得更快, 这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现代意义的经济增长。这是英国历史上, 也是人类历史上, 一个国家第一次能够向不断增加的人口提供不断攀升的生活水准, 从而超越了“马尔萨斯危机”, 取得工业社会的首张入场券。我们可以用一系列数据表明, 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出现, 不是以农业的萎缩为代价, 也不是靠“挤压”⑤甚至牺牲农民的利益, 恰好相反, 在资本主义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吞噬掉之前, 它是以个体农民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普遍发展为其发展的基石; 也正是以此为前提, 约曼(Yeoman)那样的英国富裕农民阶层才脱颖而出。对于少部分人在历史转变过程中的中坚骨干作用,虽不能估计过高, 却绝不能忽视。富裕农民是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前身,被称为农村的“脊梁”, ⑥是农业现代化的发起人, 也是农村现代化的载体。由此联想起其他一些国家社会转型时期“富农”之命运, 虽然历史条件有所不同。曾对中国及东欧国家产生巨大影响的苏联农业政策, 后来被人们归纳为斯大林模式, 该模式认为, 在战略目标上谋求最快的速度优先发展工业, 特别是重工业和军工工业, 并最大限度地把资金从农业抽调到工业中来; 利用高额“贡税”① 等手段对农民挤压甚至剥夺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把农业看作工业化的祭品, 对富农实行剥夺与驱逐, 直至发动消灭富农运动, 而整个农民群体都被置于二等公民的地位。这与托洛斯基派的原始积累理论如出一辙: 该理论认为西方的原始积累靠掠夺殖民地, 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不得不依赖于剥夺农民。这不仅是对社会主义的误导,也是对资本主义的误读。 ⑤“挤压”一词系斯大林提出, 他说, 为了工业化, 农民除向国家缴纳一般税外, “在购买工业品时还要因为价格较高而多付一些钱, 这是第一”, 并把这种交纳称为“贡税”。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5年, 第139 - 140页。 ⑥ H. Heaton,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48, pp1310 - 311. ①H. Heaton,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48, pp1310 - 311. 何谓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原始积累仅是对外掠夺殖民地、对内掠夺小农吗? 从历史上看, 上古的希腊城邦、罗马帝国, 中古早期的北欧海盗维金人, 都有过著名的海外掠夺与殖民经历, 可所获财富似与资本主义无缘。近代以来, 英国最先兴起资本主义, 然而最早进行海外殖民与掠夺的却不是英国, 而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后者并未因成功、大规模的海外掠夺而导致国内资本主义的确立和发展,如同大家所知道的那样, 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步履蹒跚, 久久地滞留于农业社会。海外掠夺仅是西欧资本主义发生的外部条件之一, 内因才是依据。英国实际上是先资本主义而后殖民, 不是相反。如果不是把资本主义肤浅、简单地仅理解为一笔财富而是视作一个有系统的社会机制的话,那么我们说, 社会机制是逐渐发育形成的, 而不是在一个早晨靠暴力掠夺来的。对农民的剥夺亦如是, 剥夺本身同样不能说明问题。自阶级社会出现以后, 就有对臣民、对生产者的暴力剥夺。这种剥夺在人类社会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在世界各地区都有发生, 但剥夺本身并不产生资本主义。用巧取豪夺的手段剥夺农民并大规模地兼并土地, 曾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周期性地出现,同样不等同于原始积累。英国的圈地运动, 伴有对农民的暴力驱逐, 从而加快地产集中, 应当承认,暴力对农业资本主义化有一定的作用,不过, 不可把这样的作用过分夸大。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 是英国农村上百年乃至几个世纪发展的结果, 其基本要素在圈地运动前业已基本形成, 暴力不过是催化剂。近年研究成果表明, 圈地运动主要还是靠经济的、市场的手段完成的。②原始积累中的暴力乃至社会的紊乱与无序, 如同新生儿诞生前的阵痛与不安。痛苦、暴力、无序是西欧剧烈转变时期的社会表象之一, 难以将其认作原始积累的全部属性。什么是原始积累? 原始积累是暴力积累, 同时也是市场积累, 重要的是它开辟了市场积累的道路; 原始积累是物质积累, 也是精神积累, 民权的积累。正因为具有广泛的、坚实的基础, 西欧的原始积累才能成功, 才获得原始积累的不可逆性。显然, 无论工业革命的成功, 还是原始积累的成功, 还都需要做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②参见Peter Kriedte, Peasants, Landlords and Merchant Capitalists - Europe and the World Economy, 1500 ～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23。 三 西欧财富增长和富裕农民兴起的基本原因, 显然不是一项工具或某项技术的发明, 也不是《大分流》作者所说的丰富的浅层煤矿, 而在于西欧社会本身。而且, 那样的变化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千百年社会生活的积累和积淀, 是物质积累的历史, 也是精神积累的历史, 一句话, 是以经济为基础的、经济与社会共动和互动的历史。 西欧生产者很早就有抵制统治者过分侵夺的自卫手段, 一种个体权利的底线———哪怕很微弱、很原始的个体权利, 比如不能随意提高地租, 不能随意增加劳役, 惩罚佃农即使是农奴也须经过法庭等, 但它可能成为个人财产相对独立发展的重要保障。所以, 西欧经济起步晚, 上路却较快。凭借习惯法, 生产者可以跟自己的领主锱铢必较, 甚至在法庭上据理力争。西欧中世纪的地租基本上是稳定的, 不少地区长达一二百年没有什么变化, 可是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却在增长, 所以个人积累乃至社会财富积累很早就在进行。马克思注意到在自然形式的不发达的状态中, 传统必然起着非常重要作用。他说, 在西欧, 即使在劳役地租的条件下, “负有徭役义务的人或农奴竟能有财产和———相对地说———财富的独立发展, 有些历史学家对此表示惊异。但是, 很清楚, 在这种社会生产关系, 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所借以建立的自然形式的不发达的状态中, 传统必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① 显然, 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西欧社会的发展, 伴随着三个社会机制的逐渐形成, 即社会财富积累机制、生产性经济活动的法律保障机制、产品与要素市场的流通机制。② 罗马帝国、两河流域、拜占庭以及中国等地区, 都曾经创造过绚丽多姿的古代商业文明, 但由于商业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传统的生产结构, 无论它一时多么繁华与耀眼, 都不能从根本上改造社会, 也不能改善商业自身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脆弱地位, 甚至一场战争就可以使它毁于一旦。近代资本主义并非商品贸易量的简单增加, 而是意味着整个社会, 首先是生产领域运用商业机制进行运作。生产领域运用商业机制进行运作与经营, 或曰生产与流通一体化, 进而在此经济基础上的对内对外贸易, 是中世纪流通领域的一场真正革命。实际上, 它是一系列社会、经济指标发展的结果, 如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逐渐市场化, 又如新型产权组织的确立、农业雇佣经济的普遍发展等。近代西方流通机制以生产生活过程改变为基础, 最终取决于剩余产品的增加和有效积累, 而社会财产积累又依赖于法律保障机制。笔者认为三个机制密不可分, 相互依存, 其中蕴涵着英国及西欧社会最深层、具典型性的特质。就法律保障机制而言, 不是一般地就法律谈法律, 而是将其当作生产过程中直接或间接的一个重要环节探讨之。如同刚刚逝去的伯尔曼曾经指出的那样: “法律就像田地和机器一样, 是一个社会中生产方式的一部分; 不经操作, 田地或机器便毫无意义, 而法律恰是关于它们操作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关于工作和交换的权利和义务, 就没有人播种和收获庄稼。如果没有某种法律对机器的生产和使用活动予以规定, 就没有人生产机器, 机器就不会从生产者转移到使用者手中并予以使用, 它的使用价值和受益也就不会获得。这样的法律调整本身就是资本的一种形式。”③ 当然,这里所说的法律, 不仅作为约束人行为的规则体, 而且包括法律活动和使法律得以运行的制度、程序、法律规范以及思想价值观念。④ 严格意义上讲,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 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个人权利, 就像不存在纯粹的私人财产权和纯粹的契约关系一样, 我们可称之为过渡中的个人权利, 原始个人权利, 或主体权利。⑤主体权利不仅包括原始的个人权利, 还包括团体或集体的权利, 如西欧中世纪的村社权利、市民权利、商人权利, 乃至不同封建等级的权利, 如相对领主而言的附庸权利, 相对王权而言的诸侯的权利, 相对世俗权而言的教会权利。以原始的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法律制度, 为使西欧率先实现了现代意义的经济增长, 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进而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以往, 人们进入社会上层, 依凭的是政治身份与特权, 而且必须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 但到16世纪前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尽管传统的等级以及沿着那样等级擢升的方式依然存在, 但包括贵族制度在内的身份等级制度已不那么显赫。另一方面, 出现了普通人以实业求发展的道路。经营农业、工业或商业, 同样可以使人发达、令人荣耀, 可以和贵族一样体面; 一些人甚至比贵族还富有, 他们同样可以送子弟进牛津、剑桥读书, 同样可以产生培根那样的著名国务活动家。新的道路充满无限生机, 起先对这些庄稼汉和生意人不屑一顾的贵族, 后来也不得不刮目相看, 甚至模仿起来了, 于是, 不仅分化出骑士那样的小封建主, 在最上层还分化出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新贵族。不少骑士、乡绅直接加入到经营实业的新军; 他们和农业资本家和工商业资本家一样, 追求的是市场利润, 凭依的是法律与契约。至此, 整个旧营垒阵脚摇动, 新秩序取代旧秩序已不可避免。 西欧中世纪虽然有过王权、教权、诸侯权以及村社共同体等多种社会力量共存, 并有一定程度的相互制约, 然而诸种社会力量在一点上是相同的, 它们无一不以身份特权为特征, 个人权利也主要表现为等级权利。但到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 西欧不仅整个社会重心下移, 而且第一次出现靠经营实业起家并且也相当富足、相当体面也相当有社会地位的阶层或阶级, 足以与身份贵族抗衡, 从而形成“双轨”乃至“多轨社会”, 一种开放的社会结构。契约、货币关系逐渐替代身份政治关系, 进入了所谓市场经济+契约社会的时代, 为工业革命获取了第一张入场券。 现在, 我们回到本文开头的话题。应该承认, 浅层煤矿和新大陆土地资源对西欧工业革命具有一定推动作用, 然而将其认定为工业革命主要动因, 显然是肤浅的, 解构了斯密、马克思至韦伯的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表露了历史虚无主义, 不足为训。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年, 第893页。 ② 参见侯建新: 《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 第12页。 ③ 哈罗德·伯尔曼: 《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年, 第664页。 ④ 参见侯建新: 《西欧法律传统与资本主义兴起》, 《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⑤ 参见Brian Tierney, “The Idea of Natural Rights: Studies on Natural Rights, Natural Law and Church Law, 1150～1625”, in John Witte , Jr , EmoryUniversity Studies in Law and Religion, no. 5,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97, 另见侯建新: 《“主体权利”文本解读及其对西欧史研究的意义》, 《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 四 经济—社会史在西欧颇有学术渊源, 而新一代经济—社会史学家的出现则在西方史学界代表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学科, 方兴未艾。为了进一步开拓我国的历史学研究领域, 有必要积极倡导与推动经济—社会史学科的引进并使之本土化, 因为该学科正是具备这样的理念, 为我们有效开展经济与社会互动研究提供了学科依托和相应合理的空间。该学科英文的规范表达, 是经济领先同时将经济和社会并列即“经济与社会史”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 不是“经济社会史”或“社会经济史”。中文译为“经济—社会史”, 确切表达了该学科的原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欧洲民不聊生, 又有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 使社会上层都认识到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由此进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黄金时代。经济史和计量史研究机构相继建立, 在高校历史学科中, 有相当一批学子以经济史为研究方向。不过好景不长, 大约1970年 代起经济史的研究开始退潮。到1980年代, 经济史失宠已是公认的事实。经济史在西方史学界衰退的原因十分复杂。首先, 计量方法的采用, 曾给欧洲史学注入生气, 在美国则引发了新经济史和新政治史, 被巴勒克拉夫称为“计量革命”, ① 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计量史学受到的批评越来越多。计量方法的引入给经济史带来唯科学的倾向, 或者说计量史学彰显经济史与所研究社会脱节的危险。奇波拉指出, 应用逻辑—数学的分析方法考察物理世界使伽利略和牛顿革命获得成功, 但它并不能解决生物世界即人的世界的问题。经济史学在欧美退潮,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和推动的结果, 比如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知道, 推动并改善经济史的法国年鉴学派, 其观点明显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如结构的重要性, 经济的重要作用, 生产者群体是历史的主角, 把握历史的全貌即整体历史观等等。正如让·布维埃曾经指出的那样: 虽然远不能说法国的经济史学家群体自觉地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 但马克思主义看待问题的方法却丰富了社会经济史, 许多经济史学家在某种意义上说自觉不自觉地实践着马克思主义, 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同时,“整体史观”合乎逻辑的发展, 也是要不断开拓新的历史研究领域。当经济史研究达到高峰后, 一些人自然要转向人口史、文化史、心态史, 以及在新的逻辑和层次上转向政治史、法律史等。被称为大学近现代经济史奠基人的拉布鲁斯就是一个典型。如果说他的早期研究更注重经济的话, 那么他的晚期研究更注重社会史, 所以拉布鲁斯研究的问题既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 如经济指数和经济制度, 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特权等, 他晚期作品和其他一些法国经济史学家的著作一样, 成为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前奏。 ① 巴勒克拉夫: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年, 第131页。 令人感兴趣的是, 当经济史向社会史靠近的时候, 后者也在向前者敞开大门。西方学者几乎一致认为, 在历史学中, 社会史是一个颇难界定的学科。按照霍布斯鲍姆的观点, 直到20世纪50年代,社会史还没有形成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① 屈威廉曾认为社会史是关于生活方式、闲暇状况和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历史, 在西方名重一时。但现代历史学家批评屈威廉的社会史概念完全离弃经济生活, 容易使社会史的研究零散化、表面化。一位英国历史学家不无讥讽地将这种含义上的社会史称为“剩余的历史”。西方新史学中的社会史对经济生活的重视, 最为引人关注。当时社会史著作开始融入经济分析的一些内容, 如古贝尔的《17至18世纪的勃维和勃维人》、巴埃雷尔的《15至18世纪的下普罗旺斯乡村》和拉杜里的《15至18世纪的朗格多克农民》等。1965年, 在法国的一次学术会议上, 拉布鲁斯这样解释了关于社会史学的研究观点: “一种新的社会史开始了, 这种社会史与全新的经济史和迅速发展的社会科学相结合。这种社会史的目标除了研究社会集团和它们之间关系外, 还要研究它们的经济、社会和心态的关系。”② 显然, 经济史和社会史正在演变为一种全新模式, 它们相互衔接与交融, 一个新学科已呼之欲出。 该学科反对经济与社会的定位失重, 反对经济史中的唯科学倾向。西方史学中计量方法的过度使用, 使经济史变得面目可憎。埋头制造模型, 脱离人文思考, 逐渐丧失读者群, 自己也走到尽头, 更难从宏观上把握越来越一体化的发展趋向。从一定意义上讲, 经济—社会史的出现与发展, 是社会总体描述和总体把握的需要, 也是揭示社会的新视角。经济—社会史学科的特征是: 其一, 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历史。它不同于单纯的经济史和社会史, 也不是二者的简单叠加, 而是在一个新的研究平台上两者的有机结合, 西方学者称之为“结婚”, 成为所谓的“经济—社会史”。它是经济与社会结合的历史、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历史, 有利于克服单一学科的局限和盲点, 较大程度上提高了历史的解释力。其二, 整体的历史。一些学者将“经济—社会史”学科的确立过程称为“拓宽历史学的运动”( campaign to enlarge history) 。你也许仅研究一个具体领域, 但仍然被经济—社会史所承认, 借用多恩的话, 它不是一个小岛, 而是“大陆的一片”, 是整体有机部分。其三, 普通人生活的历史。它关注普通人长时段的日常生活, 从底层出发观察和揭示社会变迁与趋向, 所以它重视历史的渐进性。简而言之, 就我个人所理解的经济—社会史可概括为: 从普通民众的实际生活过程出发, 从经济与社会的互动中叙述和诠释社会的发展与不发展。 由于经济—社会史的整合性、综合性以及它所强调的长时段和渐变性等特点, 对长时段、综合性的历史研究, 如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现代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专业手段和观察视角; 它较成功地运用多种社会科学的概念、方法和研究手段, 也为我们改善历史学, 进一步开拓历史学的研究领域,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我们有理由认为, 经济—社会史学科在我国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假以时日, 随着我国与国际史学界的交流日益深入以及经济与社会一体化的实现, 这个学科将会越来越显示出其特有的学术魅力。 ①参见E. J. 霍布斯鲍姆: 《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 载《代达罗斯》1971年冬季号(今日历史研究专号) 。 ②转引自沈坚: 《法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概述》, 《世界历史》200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