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必然有其成功的经验，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会出现某些 问题，这些都会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而观察者的视角之不同则决定了所吸取的经验或教 训的不一致。对当代美国都市化的研究就反映了这种取向。也许因为关乎中国城镇化进 程的发展方向，才具有观照的意义；但研究者实际上还是过虑了，因为中心问题已经有 所不同。福利国家和美国大都市区中心城市的中国观照可能都会落空，因为西方国家不 是中国的“未来”，中国也不可能是它们的“过去”，即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国 家复兴大潮正势不可挡(注：哈贝马斯：《全球化背景下的东欧民族国家》，《复旦大 学学报》2001年第4期。)。所以福山在20世纪80年代末说“历史终结了”(注：参见福 山：《历史的终结》，内蒙古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不啻是梦呓。全球化只代表部分 人的利益，尽管它可能会带来一个物质主义的大众文化的图景。 所以在分析美国大都市区中心城市的困境这类研究时，我们必须将有可能横在认知前 面的障碍移开，看看美国大都市区到底存在什么问题。20世纪后半期，美国大都市区人 口和资本的离心性流动导致了富有人口、产业和政治权力重心移向郊区，中心城市问题 丛生，陷入积重难返的困境。这种转变滥觞于市场经济机制下科学技术在生产、交通和 通讯等领域的飞速发展。这不仅使郊区成为城市居民首选的理想居住场所，也为企业在 激烈的竞争中扩大规模化生产提供了横向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此过程中，联邦政策的矛 盾性对郊区和中心城市反向运动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社会上根深蒂固的种族 歧视和经济上的排斥泛滥有加，贫困人口进一步被隔离于主流社会之外(注：梁茂信： 《当代美国大都市区中心城市的困境》。)。也就是说，美国的大都市区化过程，具有 明显的多中心化和分散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随着制造业和人口不断外迁，居住区出现 了分化，以中产阶级白人居民为主的郊区，和以黑人及其他少数民族或下层居民为主的 中心城市，成为迥然有别的“两个世界”，中心城市地位相对下降，成为社会问题的中 心。其矛盾与问题不断积聚，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先后爆发了两次全国性的城 市危机。这些问题的产生，与美国联邦政府的城市政策确实有密切联系。如1949年以后 的“城市更新”运动进一步强化了居住区隔离的趋势(注：王旭：《当代美国大都市区 社会问题与联邦政府政策》，《世界历史》2001年第3期。)。但研究者也承认，实际情 况并没有这么糟糕：截止2000年，大都市区人口已占美国总人口的80%以上，百万人口 以上的大型大都市区数量达47个，其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进一步增至57.5%，其中 ，仅纽约、洛杉矶、芝加哥、旧金山、费城五大都市区就拥有全国1/5的人口。美国的 大都市区化程度已相当高，明显有向大型化发展的趋向(注：王旭：《“逆城市化”论 质疑》，《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相关研究参见王旭：《历史研究》2002年第3 期；《大都市区化：本世纪美国城市化的主导趋势》，《美国研究》1998年第4期；《 美国郊区化与购物中心的兴起》，《史学月刊》2001年第2期；《美国城市史》(下篇： 大都市区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在空间结构上，不能再人为地将郊区 和市区分割开来进行讨论，否则二者在大都市区内的互动根本难以体现出来，二者同属 于大都市区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心城市的衰退只是暂时现象，它在大都市区内复兴只是 时间早晚的事。 对美国大都市区化的研究显示到底是“西方病”还是“西方梦”，完全取决于研究者 的时间和空间设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研究者需要对研究对象做情境前设工作，而且还 需要更进一步，因为空间结构上的横向说明不够，不足以显示出大都市区化过程中的真 正问题，这是由于大都市区化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强烈地表明其人—地关系 的属性。美国本土的研究在这一方面做得很好(注：参见《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第8卷第3期，1991年8月，“城市的故事”专栏。)，因为他们是从“家园—内部”的 视角审视城市问题的(注：R.J.约翰斯顿：《地理学与地理学家》，商务印书馆1999年 版，第247—248页。)。所以，对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城市历史进行研究，更需要中 国的研究者将焦点对准大都市区化或城市化过程中自然生发出来的问题，而不仅仅局限 于中西比较。试想，如果研究者就是某个城市的一员，他每天早上都从一个巷子里出来 去上班，他会发现更有意义的城市问题。否则，城市化历史研究就难以走出“西方病” 还是“西方梦”的泥沼。 从冷战走向世界“全球化” 20世纪末期，最重要的事件是苏联的解体。它彻底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战后对立了 近乎50年的以美苏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不复存在，世界走向美国单边主义时代，或者如 某些人所说的走向“全球化”时代。它从政治上宣告了战后冷战时代的结束，在学术上 将冷战从政治学领域彻底分离出来，成为真正的历史学领域。一个时代的结束，一种状 态的终结，要求人们去反思，去总结，以对未来有所启迪。这正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也 是历史学家的长处。 在冷战仍在进行的过程中，对冷战的研究多是预测和推测，因为冷战的走向和发展趋 势并不明朗，试问有多少人预测到了冷战会以这种方式结束呢?更何况当时对立的双方 所制定的诸多政策、对策均属于国家机密，甚至是核心机密，绝不许泄漏，这在客观上 也使冷战的研究难以深入。随着冷战的结束，这一障碍逐渐消除，特别是在苏联解体最 初的混乱状态下，一些资料——包括绝密资料——被披露出来，使人们开始有可能了解 某些事件的真相(当然，有一些绝密资料也是新的执政者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有意公布 出来的)。如原苏联20世纪30年代有关大清洗的档案、朝鲜战争档案、韩国民航飞机被 击落事件的档案等(注：顾宁：《关于亚洲冷战的中美对话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182页。)。 应该说，档案和相关资料的公布和披露，使冷战的研究有了深入的可能，因为人们不 仅可以了解真相，而且可以通过对事件真相的分析，知晓其背后的动机。中国的历史学 工作者——世界史和相关的中外关系研究者——与国外的同行一样，也可以在第一时间 获得这些资料，阅读第一手的原文档案和文件，根据自己的学识，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研 究，得出独到的结论。因此，中国的冷战史研究与世界冷战史研究基本同步，在20世纪 末开始崛起，进入21世纪后，依然方兴未艾，继续深入，并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 对于一些事物，人们喜欢追本溯源。冷战史的研究一度也在探寻它的源头，学者们为 此做出了努力，围绕着冷战起源中各大国的责任和所发挥的作用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使 战后世界陷入冷战状态的责任在于美国与苏联，两者应负主要责任，但是各国的研究者 或倾向于美国，或倾向于苏联，甚至有人认为冷战的始作俑者是英国(注：刘建飞、崔 剑：《试论英国与“冷战”的起源》，《扬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立场和视角 的不同，决定了观点的差异。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指出，意识形态因素在各种观点中所 起的作用。西方学者出于对苏联扩张和共产主义的惶恐，大多强调苏联的责任；苏联和 中国学者更突出美国的所作所为。有的学者指出，以美苏为核心的冷战是多种因素综合 作用的结果(注：参见时殷弘：《美苏从合作到冷战》，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实际 上，任何一个联盟都不会万古长存，当联盟的目的达到之后，联盟的各个成员将会追逐 自己的新的目标，而目标可能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从而导致矛盾的爆发 ，使旧有的联盟破裂，产生新的联盟。二战时期的同盟国，当其完成了战胜德国法西斯 的目的后，就要寻找新的方向。而意识形态的差异，国家利益的不同，加之领导人的个 人性格，在缺乏共同的指向时，只能选择不同的道路。政治上的地球尚不是一个整体， 为了寻求人类的和平，人们都在进行着努力。 关于冷战的研究，目前处于初起阶段，尚缺乏理论概括，没有理论架构，更多的是实 证性研究，以期对过去所发生的事件进行梳理，依据新的档案和相关资料，剔除迷雾， 拨乱反正，重新描述事实真相。冷战是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构成的两大阵营与以遏制或对 抗为手段的非战争策略，这是沈志华概括的冷战内涵(注：沈志华：《关于亚洲冷战的 中美对话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而关于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阵营的研究——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中国学者均有所涉猎，大多论述 集中在美国为维护本国和西方阵营的利益，对抗和遏制苏联及东方阵营，甚至不惜使用 武力手段和核讹诈(注：韦幼苏：《冷战与大西洋联盟的变迁》，《安徽史学》2001年 第4期；刘刚：《美苏两极结构中的核军备因素：浅析核军备与国际结构的关系》，《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朝鲜战争是战后冷战中最激烈的东西方武力冲突 ，它不仅强化了世界冷战政治格局，也直接影响了中美关系的走向。而古巴导弹危机则 反映了美苏双方对核威慑的新认识。对苏联及东方集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斯大林与西 方大国的关系上，斯大林对“铁幕演说”的反应，对杜鲁门主义的回应，学者们均进行 了探讨(注：张盛发：《战后初期斯大林大国合作政策的结束》，《世界历史》2000年 第6期。)。沈志华还揭示了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过程，探讨了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 注：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中国学者的目光也关注到了中国在冷战中所处的地位，以及中国与美国、苏联的关系， 中苏论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如杨奎松对中苏同盟的研究，认为在相同的意识 形态下，中苏国家利益和民族情感的碰撞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注：杨奎松：《中苏 国家利益与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应该看到，冷战思维的惯性，仍在人们的头脑中发挥着作用，以意识形态的差别目光 看待世界，并存在着以其来掩盖追求自己国家利益的嫌疑。对冷战的重新思索，应从更 高的角度——人类和平的角度去思索。如果错误地总结，恐怕带给人类的并非全是福音 。 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 当今世界，生态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生物学或环境论或地理学领域的话题，它关系到人 类未来的持续发展，所以政治学、经济学、人类文化学等学科都积极介入这一领域。但 是，人为分割后，生态问题反而体现不出它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的整体状况。在这种 情况下，将生态问题的探讨深入到历史时间中就具有更恢宏的背景和更令人关注的话题 。 或许小麦育种改变了现代政治格局?(注：参见约翰·帕金斯：《地缘政治与绿色革命 ——小麦、基因与冷战》，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或许900—1900年代的世界体系完全 是由欧洲旧大陆的动物、植物、杂草甚至病菌在新大陆的扩张造成的?(注：参见艾尔弗 雷德·W.克罗斯比：《生态扩张主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那么欧洲人的开 拓形象就不是充满传奇的库克船长了，而是三叶草、蒲公英等杂草，马、牛、羊、蜜蜂 和老鼠等动物以及大量的病原菌。新西兰是旧大陆的动植物、杂草和病原菌再造的新大 陆的一部分。《美国西部野马的驯养使用与保护》一文开始触及这一问题(注：周钢、 田吉贡：《美国西部地区的野马》，《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该文探讨的野马就 是西班牙殖民者从欧洲带到新大陆的“西班牙马”。1493年哥伦布第二次到达新大陆时 ，同他一起上岸的还有一些牛、马、羊。以后西方的探险者和殖民者都或多或少地将旧 大陆的动植物带到了新大陆。到殖民者开发北美时，他们开始大规模地驯养野马，美国 西部牛仔的生活方式得以养成。从殖民时期至美国内战前，马被殖民者所使用，它改变 了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并在早期西进运动和西部初步开发中发挥了作用。第一次大战结 束后，交通运输以动力机械替代了畜力，马的需求量急剧下降，马开始回复到野马的状 态并遭到猎杀。这个时候，像美国大多数动植物保护组织的诞生一样，保护者从个人发 展到成立组织，也得到了立法的保护。如1959年9月8日通过的宣布猎杀野马为非法活动 的“野马珍妮法案”，便系韦尔玛·B.约翰斯顿的个人努力所致。以后，对野马的保护 也越来越规范。 一部野马史折射了旧大陆与新大陆的关系史。尤其是在新大陆的形成过程中，如果我 们过多地关注欧洲殖民者的探险精神、开拓精神和征服能力、破坏能量，那显然是不够 全面的，没有欧洲旧大陆的动植物、杂草和病原菌，没有这些来自旧大陆的“巨大力量 ”，不仅殖民者难以适应“水土不服”的新大陆，而且新大陆也难以变得更像欧洲人的 后院：整个新大陆的生态背景在旧大陆的生态帝国扩张过程中为之改观，从而使旧大陆 的生态背景得以在新大陆安营扎寨。这就是被学科割裂的生态研究所失却的宏大背景和 意趣。 而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土壤，竟也体现了这种因生态背景之争而蜕变的生态政治割 据。殖民者认为非洲土著人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导致了南非的土壤侵蚀，例如牛拉爬 犁过后形成了小峡谷，对待牲畜的态度造成了过度放牧，轮耕和单一种植则直接导致土 壤肥力流失。总之，要保护土壤就必须改变非洲人落后的生活、生产方式。然而殖民者 的土壤保护措施却并未收到预期之效，他们失败了。《南非土壤保护的思想与实践》的 作者包茂宏认为，是白人种族歧视和隔离思想和制度最终造成了这一结果(注：《世界 历史》2001年第5期。)。表面上，土壤侵蚀和保护是自然作用的结果，实际上，它也是 一个社会、经济和政治的问题。造成土壤侵蚀的直接动力是风和水，要保护土壤就必须 规范水和风的活动。土壤保护思想家的理想并未实现，原因就在于科学是中性的，被什 么种族、阶级和集团用于什么目的才是问题的关键。南非白人政府把土壤保护思想用于 为种族主义服务才是非洲人反抗的根本原因，而非洲人反抗的也是白人的种族歧视和隔 离制度。环境决定论和人类中心论都不足取，它们是相互的。但是作者对南非土壤的生 态政治解读明显还是强调人类的作用。 历史给历史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边界：时间和空间前导的情境设定。无论是大规模、 社会科学式的研究还是小规模、人文主义的叙述，都可能在这个研究边界中完成对具体 问题的种种前设工作，从而将研究价值扎扎实实地建立在研究对象本身上，而不是像时 下大多数的研究那样，将研究价值建立在观念世界里而同研究对象疏离。任何学科，尤 其是知识论上的学科，只要它成体系了，上升到科学的高度了，它就离工具理性愈来愈 远。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同其他所有学科一样，实际上没有实用与否的挑战，也就谈不 上“危机”一说。因此，大多数有关历史学“成问题”的看法，无不与研究者脱离研究 对象的种种前设有关，即使他们遵守历史研究最起码的边界，即时间和一定空间的设定 ，他们也仍然会不自觉地跑到现时的观念世界里寻找研究价值，毕竟观念世界提供了许 多“话题”，而且“话题”又具有现实的权势和优势。历史的宽容并不对此类研究开放 。它们离研究对象渐行渐远，也就等于放弃了致力于知识增长的任何学科所要求的起码 工作。历史的宽容需要研究者回到科学知识增长的工作谱系上：具体情境、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叙述)。反过来，诸如此类的研究工作都在指向我们生活的世界和我们世界的 生活。 字库未存字注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