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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贵与贵族在巩固其统治地位方面有相似之处，都是靠控制公民大会、元老院等权力机构，靠排斥异己，实现垄断政权的目的。 罗马共和时期有两种公民大会：百人团大会和部落大会。百人团大会按照财产等级的顺序表决，富人的意见受到优先考虑。显贵是大土地所有者和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利用这种经济优势，显贵能够控制百人团大会的表决机器，使之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显贵控制部落大会的秘诀在于，作为土地贵族的代表，显贵在农村部落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只要控制了农村部落的多数选票，就在选举中占了上风(注：斯卡拉德：《公元前220—150年的罗马政治》，第18—25页。)。 为了达到控制公民大会的目的，显贵还采取种种辅助手段干涉民意，例如，带领大批被保护人(clientes)和随从到会场助威；发挥演说才能，打动听众；私下贿赂选民，购买选票；依靠被保护人或老兵的支持；打出祖先的招牌，抬高身份等等。这些手段在古代社会，对选民的心理的确能产生较大的影响力。以出身、金钱、社会关系、演说术、个人的战功等而论，普通公民是很难与显贵竞争的。因此，显贵在竞选中的优势十分明显(注：参见格尔泽：《罗马显贵》，第54—123页；林托德：《罗马共和国的政治贿赂》(Andrew Lintott，“Electoral Bribery in the Roman Republic”)，《罗马研究杂志》(Journal of Roman Studies)第80卷，1990年，第1—16页。)。 既然通过操纵选举，显贵控制了高级职官的位置，那么他们也就最大程度地控制了元老院。因为，元老院成员大多由前执政官等高级官吏组成。而且，通常由执政官来召集和主持元老院会议。主持元老院会议的执政官具有很高的权威，正是由他来决定讨论哪些提案，由他来依次征询元老的意见，最后做出决定。执政官出身的元老在元老院中的地位最高。因此，显贵是元老院的核心。 显贵在城邦中取得主宰地位之后，就像罗马贵族一样，逐渐走向自我封闭。显贵产生之初，对于打破血缘等级制度有一定的革命性。然而，显贵当权后，也将其特权地位世袭化，使子孙后代的血统高人一等；像旧贵族一样，以血缘出身的高低贵贱为由排斥“新人”，这就逐渐变得保守、反动。 新人对于相对固定的显贵来说，是外来的新成员。新人的存在反映出显贵具有一定流动性。然而，显贵为维护既得利益竭力排斥新人。他们“不管一个‘新人’多么优秀，一旦他取得执政官的职位，就说这个官职受到了玷污”(注：撒路斯特：《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王以铸、崔妙因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2—113页。)。从公元前366年到公元63年，300多届执政官中只有24届执政官并非完全出自显贵家族，共有15个新人。新人的数量如此之少，表明显贵具有寡头政治的倾向。 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新人同显贵的矛盾加深。新人强烈反对那些位高权重的显贵成员垄断政权。新人加图反对科尔奈利乌斯·西庇阿的斗争就是新人同显贵矛盾冲突的典型事例。西庇阿家族的代表凭借其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建立的崇高军事威望，在战争结束后的10年间先后7次当选为罗马执政官，其他高级职官也被该氏族(家族)的盟友们所占据，西庇阿家族权倾一时。新人加图从公元前194年到公元前168年，联合平民保民官，利用担任执政官、监察官等职务之便，不断攻击西庇阿家族成员。他曾以渎职为由判处科尔奈利乌斯·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巨额罚款，迫使西庇阿退隐；他曾剥夺路西乌斯·西庇阿的骑士等级头衔，致使西庇阿家族的政治势力一度衰落(注：普鲁塔克：《马可·伽图传》，见《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陆永庭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55—356、362—363页。)。 新人同显贵的矛盾斗争本质上属于显贵内部新旧成员之间的矛盾。新人反对显贵，目的不是要推翻显贵的统治，而是为了平等分享其特权。新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显贵的补充，并造成了等级间的流动。有些国外学者认为，在罗马共和时期，尽管显贵占据了绝大多数执政官席位，但是，从公元前3世纪到共和国末年，仍有38%的执政官可能并非显贵，这说明显贵的统治远未达到垄断，还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注：霍普金斯、波顿：《死亡与重生》(Hopkins & Burton,Death and Renewal)，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页。)。 三、显贵的盛衰 如同一般历史事物，显贵也经历了由繁荣、兴盛转为衰落，直至灭亡的命运。 公元前3—2世纪前半期是罗马显贵的全盛时期。政治上，如前所述，埃米利乌斯、费边、克劳狄乌斯、西庇阿等显贵氏族(家族)结成同盟，长期占据执政官职位，享有崇高的社会威望，确立了牢固的统治地位。 第二次布匿战争是显贵发展的重要阶段。在罗马面临灭顶之灾的危难关头，以显贵为核心的元老院显示了坚强的领导力量，一批出身于显贵世家的军官发挥了卓越的军事才干，使罗马最终战胜了迦太基人，取得了辉煌胜利。显贵凭借赫赫战功，势力如日中天。由于战争的特殊需要，权力曾一度过分集中于最高统帅手中，这就给了部分显贵，如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实行类似军事独裁统治的机会。从公元前210年—201年，连续10年间他一直统率重兵，任最高指挥官；公元前201年以后的10年里，西庇阿的氏族中出了7任执政官；他甚至有称王的机会。波里比乌斯称，西庇阿“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接受命运置于他掌中的令人垂涎的奖赏——国王的权力”(注：波利比乌斯：《历史》(History)10，40。)。据李维记载，西庇阿曾拒绝罗马人民授予他终身执政官和独裁官的称号(注：李维：《建城以来史》38，56。)。 不仅西庇阿一家享有如此殊荣，因成功地使用拖延战术与汉尼拔周旋的费边·马克西姆斯，其家族也获得了崇高的荣誉，他本人担任过三届执政官，其祖父担任过5次，公元前214年，其子也被推举为执政官(注：普鲁塔克：《费边·马克西姆斯传》，《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529页。)。这种个人及其家族位高权重的现象表明，权力越来越集中于少数贵族寡头手中，并具有向个人集权转化的可能性。 经济上，随着罗马在意大利和地中海地区的扩张，显贵大量聚敛财富。战争带来了土地、奴隶和金钱。在战利品分配中，显贵享有很大特权。以公元前293年的一次战利品分配为例，当时罗马军队通过拍卖萨姆尼特战俘获得了253.3万磅铜和1830磅银，军团统帅——贵族执政官L.帕皮利乌斯起初拒绝将这笔收入分给士兵，后经另一名平民执政官调停，除将38万磅铜上缴国库以外，每个士兵得到102阿斯，骑士得双倍(注：李维：《建城以来史》10，39—46。)。两执政官得了多少银子和奴隶，虽无记载，但其数目之大可想而知。 公元前3世纪初，萨姆尼特战争结束后，罗马公有地大增。分配了6万份土地(每份大约2—7犹格)，有4万户罗马家庭获得了份地(注：康奈尔：《罗马的起源》(T.J.Cornell,The Beginning of Rome)，伦敦1997年版，第380—381页。)，显贵更是趁机大量占地。尽管笔者缺少足够的关于这一时期显贵的经济资料，但以下的例子至少可以说明部分显贵的地产情况。据记载，公元前291年，一个名叫L.普斯图密乌斯·迈格鲁斯的执政官受到谴责，原因是滥用职权，迫使2000名士兵为他耕地(注：普林尼：《自然史》(Pliny,Natural History)17，27-28；哈利卡纳索斯的狄奥尼索斯：《罗马古事纪》17，4，3。)。需要这么多劳动力耕种的土地，其面积应该在数千犹格之上，远远超过了《李锡尼乌斯-绥克斯图法案》所规定的500犹格占地限额。以管窥豹，足见显贵的大土地所有者本色。 另外，显贵利用被保护人，从商业、高利贷、包税业等方面获得的利益也不小。例如，出身骑士等级的加图通过“将资金投入稳妥可靠的商业，购进池塘、温泉、用于漂洗工作的地盘、沥青工场、带有天然牧场和森林的土地，得到巨大的利润……他还经常以最不光彩的方式放债”(注：普鲁塔克：《马可·伽图传》，《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368页。)。可以想象，加图正是靠这些财富打通关节，努力向上爬，变成一个新人的。作为交换，一路提携他的两个最重要的显贵保护人费边·马克西姆斯和瓦拉利乌斯·费拉库斯自然分享了他的经济利润(注：普鲁塔克：《马可·伽图传》，《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346—348页。)。 利用职权从行省搜刮到的钱财更为可观。试以共和国后期的材料观之。克拉苏“起初所有的财产不超过300塔兰特，而在执政官任内，他却拿出财物的1/10给赫丘利神献祭，大摆宴席款待宾客，还用自己的私囊赠给每个罗马人足以维持3个月的生活费，然后，在远征安息之前，他给自己的财产开了一个私人清单，发现其总值竟达7100塔兰特”(注：普鲁塔克：《克拉苏传》，《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577—578页。)。马略出身贫贱，当选执政官之后，“拥有的地产堪与国王相比”(注：普鲁塔克：《马略传》(Plutarch,Marius)34，2。)。苏拉曾经贫穷，后来成为全罗马最富有的人(注：普林尼：《自然史》33，134。)。这些虽然是公元前1世纪的材料，却可以折射出公元前3—2世纪显贵聚敛财富的影子。因为以权谋私的风气往往是由于统治阶级大权独揽，又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所致，而公元前3—2世纪的显贵就处于这种境况中。 由此看来，即使在显贵全盛时期，透过繁华的表象，依然能察觉到那些导致衰败的因素，如集权、腐败和贫富分化正在潜滋暗长。到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显贵逐渐走下坡路。各种社会矛盾充分暴露出来。 在经济领域，由于显贵们长期大量兼并土地，导致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平民阶层大量破产，许多人沦为城市流氓无产者，造成了平民与显贵之间的矛盾对立(注：“富有者占领大部分未分配的土地……并吞邻近的地段和他们贫穷邻居的份地，一部分是在被说服之下购买的，一部分是以暴力霸占的”(阿庇安：《罗马史》下册，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页)。)。显贵与骑士等级之间也有矛盾。骑士等级靠经营商业、金融业和高利贷业发财致富，但是在政治上，尤其在竞选执政官的时候，却遭到显贵的排斥。从公元前218—107年，一共才出过2名新人(公元前141年、公元前132年)。而在此期间，222个执政官席位中科尔奈利乌斯家族占24个，克劳狄乌斯家族占15个，弗尔维乌斯家族占10个，埃米利乌斯和普斯图米乌斯家族分别占9个，费边和塞普洛尼乌斯家族各占8个。“执政官的职位只是在显贵等级中间传来传去，没有一位‘新人’因其功勋而使人们认为他够得上担任这一职位，就好像他会把这一职务玷污似的。”(注：撒路斯特：《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第280页。)到公元前2世纪后期，显贵变得越来越保守，不仅破坏了社会各等级之间的和谐关系，而且阻挠社会变革与进步。格拉古改革的失败和格拉古兄弟遇害事件充分反映出显贵集团反动、专横的一面。 为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显贵分裂为“贵族派”(Optimates)和“平民派”(Populares)等派别。但是，无论“贵族派”，还是“平民派”都找不到解决复杂的社会矛盾的出路。而且，在这两面旗帜下进行的政治斗争往往是出于个人对权力的贪欲，而非为罗马民众谋福利。显贵逐渐失去民心，面对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显得软弱无能，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的命运。 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前1世纪，罗马发生内战，罗马共和国行将就木，显贵的统治体系也随之崩溃。罗马国家的最高权力逐渐脱离显贵，落入一批军事强人的囊中。公元前87—85年马略政变，秦纳以执政官身份实行独裁；公元前81年，苏拉被宣布为无限期独裁官，建立军事独裁统治；公元前60—45年，罗马出现恺撒、庞培、克拉苏“前三头”的寡头统治局面；公元前49年，恺撒夺取政权，获得终身独裁官头衔，初步奠定君主制政体的模式；恺撒死后，政权落入安敦尼、屋大维、雷必达“后三头”手中；最后，屋大维(奥古斯都)打败所有竞争对手，结束了内战，以“元首”(imparetor)名义在共和制外衣的掩盖下，实行君主制统治，建立罗马帝国。这些军事强人，按其出身来说，大多属于显贵，但是他们在崛起之后，却成了显贵及其统治秩序的掘墓人。 在内战中，显贵受到巨大冲击，遭到独裁者的大肆打击、杀戮。马略、苏拉、屋大维等独裁者都曾经抛出“全民公敌名单”，大肆屠杀政敌，使无数显贵遭到杀害，财产充公。公元前87年，马略政变，在罗马城中进行了连续5个昼夜的大屠杀。遇害的执政官和元老的头颅被悬挂在公民大会的讲坛前面示众(注：阿庇安：《罗马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0—61页。)。公元前82—81年，苏拉独裁时期，40名元老和1600名骑士被列入“全民公敌名单”，遭到杀害(注：阿庇安：《罗马史》下册，第79页。)。公元前43年，后三头雷必达、安敦尼、屋大维进行了更为残酷的大规模政治残杀。被宣布为公敌的元老多达300人，骑士2000人(注：阿庇安：《罗马史》下册，第319页。)。塔西陀说：“公然反抗的人或在战场上或在罗马公敌宣告名单的法律制裁下被消灭了；剩下来的贵族甘愿奴颜卑膝，以便升官发财；他们既然从革命得到好处，也就宁愿在当前的新秩序之下苟且偷安，不去留念那会带来危险的旧制度了。”(注：塔西陀：《编年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页。)到克劳狄皇帝即位时期，罗马的世家大族已经所剩无几，凋零殆尽了(注：塔西陀：《编年史》下册，第340—341页。)。 独裁者们任用亲信为官，排斥显贵。恺撒曾把反对他的元老院拆散了重组，把人数增至900人，大量安插手下军官、被释奴进入元老院。安敦尼借口履行恺撒遗嘱继续增补元老，使元老院人数上升为1000名。屋大维又把元老院人数调整到600名；甚至意大利人和行省居民也被掺杂进元老院(注：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张竹明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09、22—68页。)。显贵是元老院的核心，经过独裁者的任意改造，显贵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迅速枯萎了。 到帝国时代，显贵名存实亡(注：据格泽尔考证，帝国时代的显贵指的是共和国时期曾担任过执政官的那些家族的成员。格尔泽：《罗马显贵》，第154页。)。虽然，某些所谓的“好”皇帝为笼络显贵，保持了部分共和国机构和官职，给予执政官和元老院一定权力。元首奥古斯都也曾对元老们恭敬有加。“在元老院开会的日子，他总是在会议厅里向安坐的元老们致意问候……当他离开元老议事厅时，他惯常以同样的方式向元老们告别，让他们仍然安坐着。”然而，一旦元老院敢于违背他的意愿，就会遭到镇压。公元前43年，屋大维逼元老院任命他为执政官。“当元老院犹豫不决时，他的百人队队长、使者首领科涅利乌斯掀开斗篷，亮出剑柄，肆无忌惮地对元老院说：‘如果你们不同意，这玩意儿会让他当上执政官的。’”(注：苏维特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第61页。)两相对比，可知显贵相对于君主，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君主对显贵表示尊重，或者是出于个人喜好，或者是权宜之计，而对显贵的任意惩处，则体现了君主专制的实质。 在君主制下，显贵丧失了世袭当官，尤其是担任执政官的特权。执政官、元老、以及其他各级职官均由元首或君主任命，选官原则以才能、以亲信优先，门第出身退居其次。公元69年，一年之内，皇帝三易其主，每个皇帝即位之后都任命自己的亲信为执政官，这一年居然有15个执政官。显贵失去了世袭的政治特权，其仕途荣辱、社会地位、经济来源等皆依赖于王室，逐渐变成罗马君主的臣仆。 政治地位的衰落导致显贵经济地位的下降。到公元1世纪，许多显贵失去了财产，处境贫困。例如，提庇略皇帝统治时期，一个贫穷的贵族马库斯·霍腾西乌斯曾带着4个孩子来到元老院请求救济(注：苏维特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第137页。)。尼禄时期，执政官家族出身的瓦拉里乌斯·美撒拉“每年从国家领取50万塞斯特提乌斯补助，用来维持自己的清贫生活，以便稍稍提高这一显贵家族的荣誉”(注：塔西陀：《编年史》下册，第428页。)。 显贵往往受到专制君主的任意欺凌，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卡里古拉皇帝对以显贵为核心的元老等级极不尊重，“他经常痛骂元老们”。“他剥夺罗马所有最高贵家族的古老的高贵标志：托夸图斯家族的项圈，辛辛那图斯家族的一卷头发，格涅乌斯·庞培家族的古来就有的‘伟大者’的称号。”“他命令一些担任过要职的元老穿着托迦袍跟在他的马车后跑步好几里，让一些人手拿餐巾站在他的床头伺候他吃饭。他将一些人秘密处死……他罢免了一个忘记宣布他的生日的执政官，使城邦3天没有最高长官……”；“在一次盛宴上，他突然哈哈大笑，坐在他身旁的两位执政官诌媚地问他为何而笑，他回答道：‘因为只要我一点头，你们两人的喉咙就能被割断。’”尼禄对元老贵族极为暴虐，宣称“总有一天，他将把元老等级从国家中铲除。”(注：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第172、174—175、169—170、174、250页。)在这种处境下，显贵昔日尊贵的地位已然不复存在，只剩下一个传统的尊贵称号而已。 显贵没落了。虽然它仍属于统治阶级，但已丧失独立地位，变成了从属于王权的附庸。在新的社会等级结构中，高高凌驾于全体社会成员之上的只有一个专制君主。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母a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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