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为什么最早进入近代社会（2）
朱孝远：今天要讲的一个专题，主要就是“为什么欧洲最早地进入近代社会”。
实际上，到凤凰卫视来讲，也是讲一个凤凰涅磐的故事，因为在古代，或者在东西方都有一个关于凤凰的美丽的传说，就是说，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有一个关于“不死鸟”的神话故事，据说那就是凤凰，它在危急的时刻能够积极地从火中更新，而且那从火中更新的火凤凰，不仅是更加的艳丽，而且更加充满生机。所以我今天就把这个美丽的凤凰的传说，来比喻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再生。想说明1848年，那时欧洲有一场黑死病，那个充满危机的欧洲是如何通过发扬理性和科学，由中世纪转变为近代社会的。
所以哪怕是最谨慎的、最冷静、用最客观的目光来注视人类活动的历史学家，他们在面对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中，都不禁要为一个历史现象动容，那就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为什么是欧洲最早地成功地进入到近代社会。欧洲在其近代化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那种复杂的变化，究竟又包含着什么具体的普遍的价值和意义，或者真理，可以为我们当今跨世纪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用的借鉴，今天就把我的一些想法向在座的同学们汇报。
当我们注视欧洲历史的时候，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历史对我们的反问，首先就有四个问题想不明白，第一个问题，就是唯有在欧洲，中世纪和近代才显示出如此巨大的反差。中世纪欧洲的风貌，无论从建筑上来说，有修道院，有教堂，还是从政治文化上来说，有地方割据，有私战，有私人执掌军权和司法权，还有从生活态度上来说，有悲观主义、禁欲主义、圣物崇拜，还有从各方面来说，雕塑、绘画、艺术，等等来看，都与近代的那些主权国家，民权至上，理性公益、国际贸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是特别明显的。
第二个疑问就是在欧洲有过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却不曾有过高度发展的繁荣昌盛的封建社会。整个中古欧洲，政治方面凭借的是领土与附庸之间私人的忠诚纽带，私战普遍，宗教耀眼，但知识分子主要是被排挤在仕途政权之外。社会是由业余的法官，行政官兼顾着，生产力极其低下，既没有正常的赋税，也没有常备军。所以西方的所有度量衡都要比中国的度量衡要大，就是不能以这种情况来算，我们的亩产多少，他们一定算不清楚，这怎么能养活他们呢。这就是因为他们的产量低。所以它的封建社会，像中国这样科举取士、县吏办案、主权国家，文化鼎盛，大唐盛世，这样一些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欧洲却没有，所以我们说中世纪欧洲没有一个比较发达的中世纪的社会。
第三个令人大惑不解的就是15、16世纪欧洲发展神速，非常之快，反差非常惊人，即使是一个短暂的时期，社会节奏变化也令人感到惊奇，比如1535年，整个英国的学术界，都在因为国王亨利八世处死了托马斯.莫尔，就是乌托邦的作者，感到悲愤。但是到了十六世纪的末期，英国人民又在敬佩莎士比亚，在迎创一个文艺复兴高潮的来临。到1558年，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继位的时候，国库完全空虚，但到了1588年，英国的舰队就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成为一个谁也无法忽视的欧洲强国。所以这样快速的变化，就使人感到这里面包含着多少的流血灾变，包含了多少的令英雄们长叹的业绩，又包含了多少的人类的曲折，也就说人类文明这朵妖艳的花呢，仍然要鲜艳开放，而火的凤凰就要在其中诞生。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最令人惊奇的，就是唯独在欧洲，在向近代转变的时候有一个过渡期，出现过长达450年的过渡期，而其它的民族在时间上也许要稍晚于欧洲，却不曾有过这么长久的过渡时期。欧洲的过渡期，大致是起于1348年黑死病，以后的450年，到1800年以后才可以算是进入到了近代社会。所以，我们必须发问，这种现象从何而来，它的出现与欧洲最早转型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为什么中国在向近代社会过渡时，没有出现过这么长久的过渡期，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开始，历史向我们的追问。
那么关于欧洲过渡的问题，学术界有过无数的探索，就当今，我们最感兴趣的有几种反思。这几种反思，就是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哪里，在朝哪个方向走，又能走多远。有三种研究，都是西方学的研究，特别引起我的注意，一种是德国学者叫富兰克，他写过一本书，最近印出来了，叫做《白银资本》他里面提出了一个观点，他就是发现，在14、15世纪，中国的生产力，商品传播的能力，远程贸易的程度，都比西方要好，然而，却没有向近代过渡。他还提出，在那个时候是东方，而不是西方，乃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世界体系的中心。
第二个研究是一个美国教授，叫做布朗热提出来的，布热那就提出一种农村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变化这样一个看法。他认为是一种阶级斗争，而不是一种生产的发展程度导致了中世纪的封建关系与农奴制的瓦解，尽管这种结构的变化，并不一定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兴起。还有一个研究，是英国的一个历史学家叫希尔顿，那么他呢，是把欧洲危机的原理应用于过渡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理论可以说是算最彻底的一个。他提出，在黑死病以后，欧洲出现了一个封建主义的总危机，但是却没有全面地进入资本主义的明显迹象，因为后者，就是资本主义所需的一些必要条件，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成熟，至少是在英国，农民手中掌握了一些土地，却无力对农业进行投资，工业也是类似，装备上无多大改进，城市在衰弱。也就是说希尔顿拉开了一个距离，就是说封建主义已经衰落的时候，资本主义还刚刚在萌芽，还没有发展起来，那么这样一来，他就给我们一种反思。
所以这三个学者，他们的三项研究非常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认为欧洲在进入近代社会的时候，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远远不如人们估计的那么高。也就是说，欧洲是穷过渡，而不是富过渡。这样，他们就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在比较落后的欧洲能够最早过渡？这个问题的提出，使我们关于欧洲近代化的研究变得更加的困难。当然也就变得更加的富有挑战意义。
了解了外国学者研究后，我们也要反思我们自己的工作，我发现有许多方面也许我们要做些调整。一个方面就是关于我们用封建主义，或者资本主义这样一种主义，非此即彼的主义，来衡量450年的过渡期的事物，这种做法是否对。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非此及彼，要么就是资本，要么就是近代，要么就是封建，来衡量过渡期的事情，显得有点勉强。第二个要反思的是，我们在评价这个事物的时候，过渡期的事物的时候，常常显得很矛盾，当我们强调市民阶级和君主结盟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些君主说成是资产阶级化了的君主，我们就说那些思想家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就说宗教改革家是资产阶级的宗教改革家。等到我们讲到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被我们刚刚赞美过的那些人，就成了封建阶级的总代表，带有严重局限的，保守的知识分子，或者我们就说他们是革命的对象。所以在这样一个矛盾现象，使得我们觉得，我们做工作有所反思。
我们要反思的第三点，就是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太注意一些被动因素，我们中国对欧洲资本主义的近代社会的兴起，常常主要是调查有多少工厂，也就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而不是放在革命的一些主动因素，也就是人的问题，社会结构的问题，力量对比的问题。那么第四个要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常常现在标准是越来越高了，我们过去说近代社会产生于14世纪，后来又是15世纪，后来又是16世纪，后来又说18世纪之前没有近代社会，后来又说19世纪。所以这样一个近代社会的标准越来越变化，也就使得我们研究当中需要有个说法。在这里的问题，实际上不是历史错了，而是我们研究的尺度也许有问题，因为历史它已经过去，不是它的错。所以这里面大概需要有一种新的理论框架来说明过渡期的问题。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过渡期的理论。因为我这个着手是从过渡期的理论分析起的。首先我就发现，有过渡期的过渡，和没有过渡期的过渡，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过渡。有过渡期的过渡，就是说，有个过渡时期，这种现象在欧洲不仅发生过一次，还发生过两次，比如说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它并没有马上进入封建社会，它有一段很长的，几百年的过渡时期，过去西方教课书里说是黑暗时期，后来我们觉得黑暗不妥，我们说它是封建主义的兴起时期，也是几百年。好了没多久，到了黑死病，1348年，又有450年的过渡期，这样一个过渡时期的反复出现，就说明它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是有这么一种类型，叫做“有过渡期的过渡”。那么，相比于“没有过渡期的过渡”，比如说中国的过渡，或者也有很短暂的过渡期，没有很长的过渡期的过渡，应该说它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区分一下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过渡方式，加以明辨也许是有好处的，我的研究工作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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