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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了“农业起源——新石器起源”在文明起源中应有的物质前提地位之后，陶器的发明创造也就有了应有的历史前提，又有了应有的历史地位。由于农业起源加上新石器，造成了生产力的大变革、大发展，由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引出生活方式的变革：谷物产量大大增加，贮存粮食的器皿需要增加了，必需有较多的粮食贮存，才能度过冬季，贮备灾荒，饲养牲畜；农业起源之后，定居生活开始了，对于各种容器的需要增加了；随着农业起源、新石器起源，人们劳动实践活动、社会交往活动范围都扩大了，与自然水源的距离也拉大了，如何用人工容器保持人工水源，成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生命线；随着农业起源、畜牧起源、新石器起源过程的展开，人们迫切要求发展熟食，从石烹时代发展到陶烹时代，出现了陶釜、陶灶、陶鼎、陶锅等一系列陶制炊具群。 迄今为止，考古学、历史学，从西方到东方，大多数是把这个阶段排除在文明起源时代之外的，最多上溯到铜器、城市、文字起源。这里提出的新主张，是把“农业——新石器——陶器”这三大物质前提的奠定，作为文明起源时代第一阶段。 三 文明起源时代第二阶段——三大文明要素生成期：“铜器—城市—文字”的多元发生。 “文明起源三大要素发生期”这个新概念，综合了摩尔根“野蛮时代中级阶段论”与恩格斯“第二次大分工”这两个概念的合理内核，又综合了世界考古学、中国考古学最新成果，力争有所创新。 摩尔根《古代社会》已经提出了这样一种闪光思想，即把文明起源过程，区分为两个相互衔接而又相互区别的历史阶段——“文明要素发生时期”和“真正进入文明状态”。 关于文明要素有哪些的问题，摩尔根的回答看来是初步区分了两个层次：“基本要素”与“诸多要素”。应当声明的是，他本人并没有使用这样明确区分的两个不同概念，但从《古代社会》全书看来，却蕴涵着这种区分的基本思想。 第一章《人类文化的几个发展阶段》，趋向于从宏观世界历史高度，谈到野蛮时代文明起源过程中先后生成的五大要素：制陶术——动物驯养——农业种植业——房屋建筑——冶铁术。后来他还说：“文明的一切要素，包括文字在内。” 而第三章《人类发展速度的比例》，则接近于用追溯法，列举了野蛮时代三个阶段上文明起源过程中的诸多要素发生过程：野蛮社会初级阶段文明起源过程中的10个要素——中级阶段的20个要素——高级阶段的近20个要素。[2](P28，274，32，31)后来马克思晚年在做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时，基本肯定了“文明要素”这个提法。在《古代社会》一书第二编第八章《希腊人的氏族》中，把私有财产制度作为推进文明起源的新要素：“财产已经成为逐渐改造希腊制度而为政治社会开辟途径的新要素，这个要素既是政治社会的基础，也是它的主要动力。完成这样一个根本的变革，不管从现代的眼光来看是多么简单明了，在当时却是一件艰巨的任务”[2](P218)。马克思在摘要中用自己的话概括了这段论述，并倾向于肯定文明“新要素”这个提法：“私有制是新的要素，经过延续了若干世纪的在氏族基础上建立国家的尝试以后，这种要素逐渐改造希腊的制度并为上述变化(即向政治社会或国家过渡)作好了准备。”[3](P164)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没有专门论及文明要素问题，但在《雅典国家的产生》这一章中，也用了“新社会要素”这个提法；同时，他把国家称为“文明社会的概括”，与“文明起源要素”形成鲜明对照。 由此看来，把整个文明起源过程，除了前面的物质前提奠基期之外，还可进一步区分为“文明要素发生期”与“文明整体形成期”两个阶段，是有理论根据的，也有历史渊源。现代考古学的最新发现，也有助于证实这种区分。 这里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究竟哪些属于文明起源过程中产生的诸多要素?哪些属于有全局意义的基本要素? 我们不妨仿照“化学元素周期表”那样，列出一系列前人探索的“文明起源要素表”。 摩尔根先后列出了近50个文明起源要素，在“文明起源诸多要素”的基础上，他当年看重突出的“六个基本要素”是：(1)陶器；(2)畜牧业；(3)农业种植业；(4)房屋建筑术；(5)冶铁术；(6)文字。 马克思的摘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于摩尔根提及的文明起源诸多要素，特别是有重大意义的六个基本要素，大都作过肯定性概述。恩格斯在论及文明形成前夕的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时，特别突出了两大要素的关键作用：一是铁器；二是文字。他有一个十分简明的概括：“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而在“文明起源诸多要素”这个层面上，他曾历数古希腊文明起源中的十来种要素：铁器、风箱、手磨、快轮制陶、榨油、酿酒、车轮、建筑术、城市、荷马史诗与全部神话。[1](P22，23) 20世纪世界著名的史前考古学家柴尔德，1936年用英文发表了影响颇广的《人类创造了自己》一书。他把人类文明起源的主要轨迹，总结归纳为距今一万年至五千年间，先后发生的三次大革命：新石器时代革命——城市革命——人类知识上的革命。柴尔德关于头二个革命的学术观点，多为世人关注，而关于后一个革命的论述，则较少为人论及，而对于我们清点“文明起源要素”的工作，却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迪作用。该书最后两章，认为构成文明形成重要因素的人类知识上的革命，主要要素是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间，即城市革命之前2000年间，有16项影响人类历史走向文明的重要发明创新： (1)使用运河和沟渠的人工灌溉法；(2)犁耕；(3)牲畜动力；(4)帆船；(5)轮车；(6)果园种植；(7)发酵作用；(8)铜的冶炼与使用；(9)房屋建筑用砖；(10)拱门；(11)在陶器表层上釉；(12)印章；(13)太阳历；(14)文字；(15)记数法；(16)青铜。 而城市革命之后的2000年间，即公元前2600年—前600年间，他又补充了四项影响人类文明过程的四项重大发明创造：(1)十进位法；(2)经济实用的冶铁术；(3)字母文字；(4)城市供水系统。[4](P217) 面向21世纪世界考古与中国考古最新发现，对于前人探索足迹作出比较研究，并且努力做出理论创新，我们或许可以引出以下几个重要结论： 文明起源是一个长达五千年的漫长历史过程，除去头两三千年是“农业——新石器——陶器”这文明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之外，还有两三千年时间，即距今7500年—5000年之间的两三千年历史长河； 这两三千年时间，是在物质基础初步奠定前提下，文明直接起源的历史过程； 文明直接起源过程之所以拉得这么长，是因为文明起源是诸多要素、多元发生，逐渐萌发、不断生成的复杂历史进程，而不是一下子或一次性的生成过程； 在文明起源过程中，在“物质奠基——文明形成”这两大阶段之间，专门分出一个“文明要素生成期”是完全必要的； 文明要素又有必要区分为两个层次；铜器是经济基础上首要文明要素；城市是社会交往上的首要文明要素；文字是精神文化上的首要文明要素；其他方面还有层次稍低的诸多文明要素。 四 文明起源第三阶段——文明总体标志国家形成期。 文明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各种要素、各种片断的简单罗列、机械相加。 文明起源过程中，要素与总体、渐变与质变、起源与形成、诸多要素与文明整体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难度甚高的重大问题。 对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总体标志问题，从19世纪到20世纪，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探索与争论，有以下四种学术观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文字主要标志论。这个观点流行最为普遍，较有代表性的首推摩尔根1877年的《古代社会》一书，另外还有大体同时的泰勒的《原始文化》、《人类学：人类与文明研究导论》等论著。 第二，城市革命重要标志论。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者是20世纪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1950年他专门发表了专题论文《城市革命》，论证了城市形成是文明降生的决定性标志，并列举了城市革命的十项标准。 第三，社会秩序主要标志论。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伯恩斯(Edward McnallBurns)等四人编写的《世界文明史》，该书提出城市是文明的表征，社会秩序是文明的内在本质规定：“探讨城市的起源实际上与探讨文明的起源是一样的。文明可定义为人类组织的这样一个阶段，其行政机构、社会机构和经济机构已发展到足以处理(不论如何不完善)一个复杂社会中与秩序、安全和效能有关的问题。”[5](P38)美国学者维尔·杜伦(Will Durant)在《东方的文明》一书开头，就从社会秩序角度对文明作出定义：“文明是社会秩序，它促进文化创造。文明包含四大要素：经济支持、政治组织、道德传统以及知识和艺术的追求。”[6](P3) 第四，国家主要标志论。这个观点是由马克思进行理论奠基，恩格斯1884年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提出的。马克思、恩格斯以三次社会大分工为文明起源主线，而最后的总体标志则是国家的形成。“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个提法是恩格斯1884年提出的，而基本思想都渊源于马克思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1857年—1858年写成的《资本论》第一手稿。 下面我们对上述四种文明起源总体标志论做出比较研究，试比较它们的得失曲直。 文字不失为文明起源的重要表征，但由于文字形成是一个至少长达3000年的历史过程，作为文明形成标志，看似明确，实则难以准确把握。人们在常识中，倾向于这种认识，因而自然而然把文明史说成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把在此之前的历史称为“史前史”或“史前时期”。从摩尔根、泰勒，到马克思、恩格斯，都首肯过这种较为公认的说法。 然而细致推敲起来，象形文字产生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字母文字产生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二者相距二三千年，究竟把哪一个作为文明形成标志，却是不十分明确的。摩尔根写作《古代社会》那个时代，由于考古发现有限，这个界限分得不明确，因而常把二者相提并论，都作为文明时代形成首要标志，认为文明社会“这一阶段始于标音字母的使用和文献记载的出现”，并且申明“刻在石头上的象形文字可以视为与标音字母相等的标准”。恩格斯也采用了类似的说法。可是，现代考古发现已经把文字形成史的基本轮廓大体澄清了： 公元前4000年，甚至更早一些，东西方都有原始形态的象形文字起源； 公元前3500年—前1000年东西方古典文字逐步构成体系，初步走向成熟； 公元前1500年—前1000年，从腓尼基到古希腊，形成了字母文字，中国则走向部首文字。由此可见，抽象文字、字母文字的产生，是一个至少长达近3000年的历史进程，上溯到原始象形符号、刻画符号，更是长达7000年以上的漫长历史过程，把如此漫长的文字形成过程，作为文明形成的总体标志，今天看来很难说是优化选择。 20世纪中后期，对柴尔德的城市革命主要标志论，也有人提出质疑。质疑集中在两个方面：有人认为柴尔德的理论观点主要立足于两河流域，而古埃及在相当长时间里曾是灌区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曾是文明在先，城市在后；而还有人认为两河流域、古希腊、中美洲，则有一段历史，有文明起源，有文明个别要素，却未达到文明时代的整体要求。 “社会秩序主要标志论”，注意到社会关系的总体性是合理的，但社会秩序比较抽象，比较一般，没有找到一个明确标志社会秩序总体尺度。这个尺度，不是国家又是什么呢? 相比之下，唯物史观的“国家形成总体标志论”，更经得住考古实践的历史检验，更富有总体性与确定性，可以作为文明起源期的制高点和文明形成期的出发点。 国家形成也是一个更易于把握的具有确定性的历史过程，便于在考古学、历史学上精确把握。 文明起源过程，好比五千年初步建成人类文明大厦： 第一阶段，是距今一万年开始的头二三千年，文明大厦的物质奠基期； 第二阶段，是距今七八千年开始的二三千年，文明大厦的要素发生期； 第三阶段，是距今五千年前后的国家形成期，文明大厦的总体形成期。 中日考古最新发现，还提出了更新的问题：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了近1.5万年前的人工栽培稻和陶片；江西万年仙人洞、广西桂林庙岩先后发现了近1.5万年前的陶片；日本也先后发现了1.5—1.2万年前的陶片。 中国与东亚文明起源时代的最初历史起点，有可能再向前上溯五千年，达到一万五千年前。这个中国特色的新问题，尚待从考古发现与理论概括两方面的统一中进一步探索。 收稿日期：2002-10-22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3]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4]V·G·柴尔德.远古文化史[M].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 [5]爱德华·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6]维尔·杜伦.东方的文明[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