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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梭伦和庇西特拉图是在雅典处于同一社会转型阶段先后出现的两个人物，庇西特拉图是在作为诗人立法家的梭伦未能全部完成历史使命的情况下，以铁的手腕加以完成的后继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为僭主的庇西特拉图可以视为“带卫队的梭伦”。 【英文摘要】Solon and Pisistratus came upon the stage of Athens successively in the same social turning point.Where Solon,as a poet and lawgiver,failed to accomplish all his mission endowed with by history,Pisistratus continued to complete it with the aid of iron hand.In this sense,Pisistratus,the tyrant,can be justified to be termed“Solon followed by bodyguards”. 【关 键 词】庇西特拉图/仲裁政治/僭主政治/绝对君主制/Pisistratus arbitration polity/tyranny/absolute monarchy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K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51(2002)04-0107-06 一般认为，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是对梭伦所启动的雅典民主进程的强行中断和反动，至少也是民主运动的暂时倒退。古典时代以来，两人在历史上所享有的地位也判然有别：梭伦名列希腊“七贤”之一，僭主却几近十恶不赦；弑杀庇氏之子希帕库斯(Hipparchus，后人误将此人视作当时的僭主)[1]的哈摩荻乌斯(Harmodius)和阿瑞斯托吉冬(Aristogiton)，则俨然成了雅典和雅典民主的“救星”。然而，本文通过对这两个人物的历史作用的分析表明，庇氏事实上是在梭伦退隐政坛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旨在贯彻和深化梭伦改革，从而客观上为民主政治全方位夯实基础的一个人物。他与梭伦的区别仅在于他的“僭主”名号和铁的手腕。单有作为立法者的梭伦，民主政治不能自动稳固下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庇西特拉图是另一个梭伦，可以称之为“带卫队的梭伦”。 一 作为制度的雅典民主究竟确立于何时或归功于谁的问题，历来就有不同说法。仅以古典作家论，亚里士多德认为始自梭伦[2]；希罗多德认为归于克里斯提尼[3]；老寡头认为源自希波战争以来平民充实海军而力量大增的现实[4]。也就是说，时间还得往后推。不过，如果把民主政治视为一个过程，即民主进程，则其开端无疑在梭伦改革。就宪制而言，梭伦创设了财产等级制原则，之上确立了公民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政治结构。而财产原则是对此前贵族政治的血缘原则的直接否定，具有重大的民主意义：只有贵族才能参政的限制被打破，现在所有等级、不同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公民皆可参政了。更重要的是，梭伦宪法为日后的民主政治构筑了赖以在其上生长的基础和赖以在其中完善的框架：民主盛期的主要机构和职务已经创设——公民大会及其常设机构议事会，由听取诉讼的民众临时组成的民众法庭(heliaia，后发展成制度化的陪审法庭)以及民选执政官；公民大会至少在原则上确立了最高的权威性；根据司法改革，公民如果不服长官法庭的判决，可直接上诉于他们以法官资格列席的公民大会，他们还取得了就执政官的决议向民众法庭提起公诉的权力，后来扩及针对一切议案的发起者，是为“不法申诉”。这两项权力事实上使普通民众掌握了政治事务的最后决定权。尽管政治权利在不同等级间尚有差等，但在社会立法上对所有公民一视同仁，比如订婚法[5]、继承法[6]和抚孤法[7]等。通过社会立法和政府对私人事务的广泛干预，推动超越血缘原则和地域界限的公民精神的形成。而且，梭伦在培植这种精神的同时也在考验这种精神，即作为社会共同体的一员甘愿接受政府干预和调停的精神。从长远看，公民精神的培育，对民主政治的意义并不亚于制度建设。它的极致是雅典人在希波战争期间表现出的高涨的爱国主义。这种深沉的对政治共同体的依恋情感和献身精神，既与东方的忠君主义毫无相似之处，也与中世纪狭隘的骑士忠诚有别。它只是到西欧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以后才再次得以展现——此时封建的自我封锁的堡垒被全国性市场的形成一一克服。最后，梭伦为他的政体预设了进一步演化发展的自动机制，使后来无论是克里斯梯尼的改革，还是伯里克利式的“抽签”民主都成为梭伦宪制的逻辑展开。他规定任何公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有权对他们关心的任何问题进行议决，这就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第一推动力”，意味着任何符合民众利益，因而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要求最后总能形诸议案。相形之下，所谓“民主领袖”却不过是充当了议案的发起人而已。 毋庸讳言，公元前6世纪初期的梭伦还不可能有意识地进行民主政治的试验。他受命于债务奴役大行其道的危机时代，全国大部分土地集中于少数人手中，雅典社会正在酝酿一场前所未有的动乱。因此，梭伦的使命首先是结束当时雅典社会的对抗局面。而作为调停者，他化解危机的原则和立场都只能是折中主义的。他废除债务奴役，暂时保全了小农的份地，但拒绝重分土地；他允许公民自由处理地产，又为土地占有划定最高限额并对挥霍祖产者予以惩罚；他结束了贵族政治，让人民“保留有决定的权力”，但“贵族的特权，部分地以财富特权的形式恢复起来”；[8](P132)他痛恨贵族的为富不仁，也指责穷人的贪得无厌，他使两者各得其所，所依靠的只能是中间阶层，即工商业者。梭伦的财富原则正是在贵族与新兴工商业中产阶级之间找到的结合点。可见，梭伦式政体首先体现了贵族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因而必定是两种政体特征兼于一身，这是人们对梭伦政体长期莫衷一是的原因所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梭伦宪法同时被寡头派和民主派引为同道[9]，由此看来也决非偶然。当时流行的“人的价值在财富而不在门第”的口号也表明，他更多地是以有产者的“财阀政治”(Timocracy)取代了土地贵族的门阀政治(Gennecracy)，完全的民主政治还有待财产资格的逐步废除。但民主肇始于梭伦却是无疑的；而且，即便从近代民主的标准来看，梭伦时代的民主程度已令后人悚愧不已了。 作为规律，在希腊的城邦世界，民主政治的诞生通常要经历僭主政治这样一个扶植工商、抑制贵族的前奏。梭伦面对的那种危机，在其他城邦多半会导致僭政的产生(同样的危机早在公元前7世纪就将科林斯、阿各斯、西息温等邦推上僭政之路)；雅典国内也有人劝梭伦作僭主，梭伦在麦加拉战争中的卓越战功和崇高威望，也使他完全有可能利用社会的紊乱将仲裁权力转化为独裁。可以说，只是梭伦的个人因素，因而也是偶然因素(中庸的人格和淡泊名利的处世态度)才推迟了雅典僭主的出现，而促成民主政治的早产。 因此，梭伦是在工商业尚未为民主政治奠定足够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的情况下，提前启动了雅典的民主进程。梭伦鼓励工商的政策表明他在本能地为新政权培基固土，只是在当时迟迟得不到安定的环境，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新政权的财阀倾向又使它失去下层工商业者的支持。而作为诗人的梭伦，他的理想主义气质使他以谦谦君子之心揣度芸芸众生之腹，幻想通过一纸法令就可以让国人各安其是。于是，一旦将改革方案付诸文字，他便以大功告成的姿态飘然离任，而把改革的具体实施和僭主的名号都一并留给了庇西特拉图。梭伦去职之后，上层工商业者无法阻止来自传统贵族和下层民众两个方面的分离倾向，城邦再度陷入纷争局面。复归的时势呼吁一个新的“梭伦”，不是作为诗人和立法者的梭伦，而是带有卫队的“梭伦”。 二 梭伦去职之后不久，党争的纷扰旋踵而来。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参与党争的派别有三，即所谓“山地派”、“海岸派”和“平原派”，名称来自各派成员的所在地。但对这些地区的具体所指存在分歧，亚氏把山地派称为“狄亚克里奥伊”(Diakrioi)，意为“来自狄亚克里亚(Diakria)的人们”[2]，在潘狄昂诸子瓜分阿提卡的传说中，“狄亚克里亚”系指阿提卡东北部山地；但希罗多德称此派为“许佩拉克里奥伊”(Hyperakrioi)，[3]意为“山那边的人”。“山那边”当指从雅典卫城向外看去，为伊米托斯山所遮掩的那部分地区。海岸派所在的帕拉利亚，在上述传说中指的是阿提卡的东南部，即苏尼乌姆海角的两侧，在修昔底德那里，这块地方也称帕拉洛斯；另一方面，克里斯提尼重划部落时，帕拉利亚指除雅典城直接邻近地区外，从麦加拉边境到彼奥提亚边境的整个沿海地区。平原派(Pediakoi)中的平原同样是不明确的，它可能指雅典城周的中央平原，也可能指伊米托斯山那边的东部平原。 山地派的两个名称，不可能都是原名，希罗多德的“许佩拉克里奥伊”可能是正确的，他是我们最早的见证人。如果他的说法正确的话，那么在解释为何会出现“狄亚克里奥伊”的别名时就容易多了。因为这是人们更为熟悉的名称：庇西特拉图的出生地布饶戎(Brauron)就在狄亚克里亚的南端，[10]而且狄亚克里亚和帕拉利亚一起出现在潘狄昂的传说中。反之，如果狄亚克里奥伊是原名，那就很难解释希罗多德为何要给予不同说法。山地派，既然指“山那边的人”，这就决定了其他两派的位置，它们一定指从雅典卫城可以看得到的地区；平原派指的是与雅典城北部直接相连的大平原，其领袖来库古(Lykourgos)出自其中的布塔达(Boutadai)德谟；[11](P348)海岸派指的是与雅典城南部直接相连的沿海地带，其领袖阿尔克墨嗡(Alkmeonidai)家族也来自这一地区。[12](P53) 自然，各派的名称仅指示其核心成员的居聚地。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各派的政治倾向可以推定：“平原派”主要指那些在平原地区(未必仅限于中央平原)拥有土地的雅典土著居民(相对于晚近的外来移民而言)，从这里产生了雅典的传统贵族，它是形成保守势力的堡垒，其中的小农则是贵族权力的当然追随者。他们在梭伦改革中不得不出让部分权力，但实力并没有受损，在时局动荡的岁月里，愈发怀念昔日的无限风光，其政纲是恢复刚刚逝去的贵族政治。“山地派”主要指偏远山区的贫苦农民，他们曾对梭伦改革寄予厚望，希望重分土地的要求能得到满足，因而改革的结果让他们倍感失望；他们也是梭伦后期诗作中斥为“贪得无厌”的那类人，因为身处闭塞和目光狭隘，极易接受要求改变现存秩序的煽动，成为极端不满者的政治大本营。[3]在他们之外还汇合了两类人，即“因失去债权而贫困的人和因血统不纯而担忧的人”。[2]其中“血统不纯”者系指较晚迁入雅典、尚未在阿提卡取得胞族族籍的根基不稳的工商业者。该派人数众多而地位低下，其领袖庇西特拉图有“民众支持者”(demotikotatos)之称；[13]海岸派主要指那些聚居沿海地带、因经营工商业而致富的人，他们是梭伦式民主的社会基础，是梭伦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代表着维持现状的力量，既不想走得更远，像山地派那样；更不想倒转车轮往回走，像平原派那样，所以亚里士多德把他们的政纲称之为“中间路线”。 党争的最后结果是山地派领袖庇西特拉图建立了僭主政治，它本应在梭伦时代就出现了。相似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它与梭伦仲裁政治的异曲同工：它们都建立在社会冲突难解难分的基础之上。庇西特拉图并没有触动梭伦宪制，只是在这之外加上梭伦所不曾有的政治铁腕，因而也就实现了梭伦所不曾有的社会稳定，并在此基础上深化了梭伦改革。 首先，梭伦确立的政治和法律秩序得到他以身垂范的维护。他曾亲自出庭为自己的谋杀罪名辩护[14]——尽管这种行为在僭政背景下只具有象征意味。在他的统治下，公民大会继续召开，400人议事会仍负责为公民大会草拟议程；议事会大厅还得以扩建，普通民众更习惯于到法庭申诉；执政官和其他公职的选举活动也照常进行。梭伦改革已经处理好了贵族特权问题，并为日常行政提供了最新式的机构和形式主义的程序，庇氏则让现存的法律与制度不动，仅仅注意使自己的亲信选进政权机构。 其次，梭伦鼓励工商业的政策在庇氏这里得到了外交上的延伸。他以武力征服了那喀索斯(注：希罗多德认为取得如此骄人的战绩，至少需要100艘战舰(Herodotus.I,64;V,31))；在赫勒斯滂，西吉昂(Sigeion)失而复得，[3]加上老米泰雅德占据切尔松尼斯(注：没有庇氏的同意甚至帮助，米氏不可能入主此地。尽管后来当米氏家族成为民主时代的领袖时，他们把此事虚饰成老米泰雅德不与僭政合作的自我流放。)，雅典基本控制了前往黑海和南俄的通道；庇氏主持了清祗提洛岛圣地的仪式，说明他已经控制了爱琴海的这个古老的商业和宗教中心。庇氏事实上开了日后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和伯里克利的海上扩张政策的先河。与此同时，他发行了将流通500年而不衰的“枭鸟币”，整饬市场，架设输水管道为城市提供稳定的水源供应，大兴土木，系统开采劳里温银矿，还以贷款扶植小农的园艺业生产。庇氏的工商政策卓有成效，其标志是当时的阿提卡彩绘陶器行销地中海各地，到处排挤着科林斯陶瓶。其上所绘画面见证了雅典手工行业的极其多样性。[15](P408)一般认为，真正的城市也是在僭政期间出现的，它为工商业者提供了固定而集中的活动空间，上层工商业者的“海岸派”变成了“城镇派”。 再次，梭伦培植公民精神的努力在庇氏时代得到了宗教层面的支持，他鼓励全国性崇拜，通过雅典娜大庆典，鼓励崇拜雅典娜女神，在狄奥尼索斯祭日引进了悲剧合唱队的竞赛活动。狄奥尼索斯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神祗，不为某个贵族家族所独占，雅典娜则是城邦和全体人民的共同保护神。 最后，梭伦对贵族政治的制度性颠覆在庇氏这里发展为赤裸裸的放逐与暗杀。僭主政治首先是对贵族政治的反动，对僭政的威胁也主要来自强有力的贵族人物。因此，在策略性笼络的同时，庇氏始终不忘对他们的防范与镇压，与西蒙的关系就说明了这一点。西蒙曾与庇氏有过争吵，公元前536年，当他在奥林匹亚赛会上首次取胜时，还在流放中。公元前532年他让人以庇氏的名义而不以自己的名义，再次宣布竞技获胜，由此与庇氏取得谅解，重返雅典。公元前528年西蒙第3次获胜，不久被暗杀于暮色苍茫之中。庇氏的许多反对者都遭放逐，留下的必须交出人质送那喀索斯岛的吕格达弥斯处监管。僭政对贵族的打击不可谓不沉重，僭政结束后仅3年，民主政体在雅典最后确立了。 梭伦是在相关条件远未成熟的情况下将雅典提前推入民主进程的快车道；反过来为其全面“补课”的却是此时的庇西特拉图。庇氏在“僭政”外衣下的民主之功，不容抹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