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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与梭伦早产的民主相比，庇西特拉图的僭政在希腊历史上更具有普遍意义，它是公元前7-6世纪出现在一系列城邦的早期僭主政治的一部分。把它置于这样一个更为宏阔的背景上加以考察，显然更有助于对它的规律性的把握。 1.僭政只是出现在经济最为发达的城邦。主要限于大陆的地峡地区，如阿各斯、科林斯、西息温、厄庇达洛斯(Epidauros)、麦加拉和雅典，再加上爱琴海的那喀索斯、萨摩斯以及小亚沿岸的米利都。这些城邦多半位于连结萨罗尼克(Saronic)海峡和科林斯海峡的主商路上，工商业和城市化都发展较快。其时，科林斯和米利都是手工业、商业和殖民运动的中心，科林斯的陶器几乎垄断了希腊市场，米利都在黑海地区的广泛殖民，使该地成了名副其实的“大米利都”。僭主们大修输水管道，表明人口聚居的城市正在形成，以致原来的水井已不敷所需。根据美国考古学家的发掘结果，此时科林斯城区东西长3英里，南北为1.5英里，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16](P20) 而且，僭政在各邦出现的先后顺序，大致也是各邦经济勃兴的先后顺序。公元前7世纪的僭主城邦，像科林斯、阿各斯、西息温，比之公元前6世纪才出现僭主的雅典、那喀索斯、萨摩斯诸邦，工商业的发展要早许多。科林斯陶瓶在公元前7世纪后半期到6世纪前半期主宰了意大利市场，此间正好是库普塞洛斯家族在科林斯确立僭政的时间(公元前657—前585年)；雅典的陶器出口始于公元前6世纪中期稍前，到下半期则完全排挤了科林斯陶器。此间，科林斯僭政结束，雅典僭政确立；而雅典僭政的覆亡与其归因于庇氏后继者的过失，不如说是由于波斯人的侵入而导致的商业利益的丧失。他们夺去了西吉昂和科尔索尼斯，将雅典的商船逐出爱琴海。更致命的是，色雷斯矿区落到了波斯人扶植的希腊人希斯忒奥斯(Histiaeus)之手。 2.僭主本人不管出身如何，都亲身参与过所在邦的工商业活动，且成就斐然。庇西特拉图对色雷斯银矿的成功经营，为其政权提供了稳固的经济支持，而当他的后代失去对色雷斯矿区的控制时，僭政也就岌岌可危了；珀里克拉狄斯在成为僭主之前，已在萨摩斯的主导产业——金属制造和羊毛制品的生产上举足轻重了。他还以海盗活动著称，在当时这是与正常商业难分彼此的经济活动；科林斯的第一任僭主库普塞洛斯，根据乌里的研究，他的名字的含义恰为“陶工”，[17](P294-295)说明他与科林斯最大产业间的密切联系。 3.早期僭主政治与铸币的使用存在决非偶然的关系。希腊世界的第一个僭主是阿各斯的斐冬，希罗多德说他曾“为伯罗奔尼撒人制定度量标准”[3]，后来的厄弗鲁斯(Ephorus)进一步提出银币也是首先由斐冬在厄齐那铸造的。这一说法一直遭到质疑。但乌里将古史文献与考古材料相参照，认为希罗多德所说的阿各斯人入主厄齐那之事正发生在斐冬统治时代，且根据传说，斐冬收复了多利亚时代早期阿各斯诸王曾统治的特墨诺斯(Temenos)，而此地恰恰包括厄齐那岛。在这种背景下，斐冬在厄齐那重订度量衡，包括铸币在内，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厄弗鲁斯的话意味着希腊历史上的第一个僭主正是第一个引进铸币的人。[17](P294)而在雅典，这个早期僭政的幕布最后拉上的地方，不管梭伦时代是否出现铸币，铸币在庇氏初登僭主宝座时肯定已经有了。引领庇氏返回雅典，第一次恢复僭主政权的色雷斯姑娘费厄，之所以能被公众接受为真的雅典娜，盖因她与当时习见的铸币上的雅典娜肖像相符。由于控制了色雷斯银矿，并系统开采劳里温银矿，庇氏可能通过铸币权的垄断进而垄断了雅典的财政，所以他才能雇佣军队，给小农广为贷款，并大兴土木。可见，希腊历史上第一批僭主(早期僭主)的出现之时也正是第一批铸币的诞生之时。 4.僭政都以鼓励工商、兴建公共工程、打击贵族为己任。庇西特拉图的做法已如前述。珀里克拉狄斯(Polycrates)为萨摩斯所建的输水管道是公元前6世纪最盛大的工程之一，他大建商船、港口，可能还建有一个巨大市场；库普塞洛斯在利卡乌姆(Lechaeum)建立新港，并修成横穿科林斯地峡的曳道，在亚德里亚海沿岸建立一系列殖民地，而且这些殖民地不像其他城邦那样独立于母邦，而是隶属于母邦，显然服从于建立海上帝国和确保西向商路的目的。希罗多德[3]曾讲过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说科林斯僭主伯利安德就如何治国曾问计于米利都僭主特拉绪布卢，后者对使者的问话并不作答，只是将他引出城外，在经过一片谷地时，特拉绪布卢将突出的穗子统统剪下抛掉，然后将使者打发回去。伯氏听此叙述，恍然大悟，明白这无非是要他消灭城邦中最有势力的贵族。这当然只是一个故事。事实上，伯氏之父库普塞洛斯确立僭主政治时，就驱逐了以前统治科林斯的氏族巴客阿提斯(Bacchiades)。尽管他本人就属于该族。为分散贵族的影响力，西息温的克里斯提尼和米利都的特拉绪布卢都对氏族部落体系进行过重组，在科林斯8个部落被均等地划分为若干个“三一区”，后来雅典克里斯提尼民主改革的核心举措在这里已经实行了。 5.僭政大多昙花一现，持续时间不过二三代，显然是过渡时期的产物。以上现象综合起来，大致可以引出如下结论：早期僭主政治是在殖民运动背景下，时当希腊由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型的产物。这种转型使个别野心者有可能利用社会动荡，通过垄断新型的商业资源，尤其是通过垄断财政来源，进而达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因此，这些僭主上台以后，都毫无例外地为工商业的发展创设条件，巩固与工商业者的联盟，打击旧贵族的势力。 达到了这样的结论，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僭主政治通常成为贵族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化的中间环节；达到了这样的结论，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僭主政治与工商业者在本性上是如此地不相容，仍只能违心地与工商业者结盟。 客观上，作为过渡时期的政治类型，僭政没有属于自己的稳定的阶级基础。它奠基于社会冲突力量的均势之上，因而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超然姿态，表现出某种对社会全体一视同仁、不偏不倚的政策表象。就庇氏而言，这一性质还因他的外来支持得到强化，他的财政支持主要来自色雷斯银矿，他还从底比斯和其他友邦得到资金援助，他的军队来自阿尔戈斯，并得到后来成为那喀索斯僭主的吕格达弥斯的帮助。在取得政权以后，他直接凭靠的也是一支外国雇佣军。这样，除受到打击的大贵族而外，庇氏几乎对所有阶层都广泛笼络：通过扶植小农和鼓励工商，他最大限度地消弭了原来各派民众之间的分歧；对于贵族，也不是统统推到政治的对立面，公元前525-前524年被推作首席执政官的克里斯提尼还出自庇氏的宿敌阿尔克墨嗡家族。 但是，主观上试图永世长存的僭政又不能不培植自己的社会基础，哪怕是同盟也行。如前所述，僭政首先是对贵族政治的反动，与贵族集团合作(个体意义上的贵族是另一回事)，无异与虎谋皮。表现在党派斗争中，庇氏的山地党从未与代表旧贵族的平原派合作过。人们往往根据庇氏是山地派的领袖这一点来推断僭主政治代表贫农的利益。在历史上，小农可以依附于某一党派，但从来没有哪一个政权是真正代表小农而又能维持常态的。一旦庇氏当上僭主，他必然寻求新的社会支点。小农是一个没有前途的群体，正如克伦威尔时代，自耕农组成的军队可以成为克伦威尔登上护国主宝座的工具，但护国主政权却不可能代表自耕农的利益，虽则表面上可能有一些安抚性的政策。“克伦威尔之后一百年，英国的自耕农差不多完全绝迹了。”事实上，“在所有三次资产阶级大起义中，都是农民提供了战斗部队，而在胜利后由于这一胜利的经济结果而必然破产的经济又恰恰是农民。”[18](P39)希腊又何尝不如此。僭政多以农民为盘剥和压迫的对象，庇氏曾贷款扶持小农，但目的却是借此使小农专于农事，从而剥夺农民实际的参政权[2]，并保证农产税(5%或10%)的足额缴纳——雅典历史上还只有庇氏曾对农民征收过直接税。这样的扶持在历史上比比皆是。从偶遇庇西特拉图的开荒农夫的抱怨中，可以感到并不是所有的小农都买庇氏的账。在僭主时代的科林斯和西息温，农民甚至不准随意进城。克里斯提尼规定，西息温的农民进城必须身披羊毛以作标识。 故而，庇氏所寻求的社会基础只能是蒸蒸日上的工商业中产阶级。庇氏与海岸派领袖阿尔克墨嗡家族的联姻就是他寻求新的社会基础的标志。后来联姻崩溃，但工商业者却留在了庇氏的阵营，以致阿尔克墨嗡家族不能从国内取得支持，不得不转向斯巴达。庇党本身也有一部分工商业者。他为工商业拓展市场和创造条件的种种努力都旨在巩固这种关系。 在欧洲历史上，希腊的僭主政治与中古晚期英国的绝对君主制颇多相似之处：两者都出现于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的转型期；两者依赖的资源是商业的，而不是农业的；两者都奠基于新兴工商业中产阶级与传统土地贵族势均力敌的对抗之上；与工商业者的结盟，对它们而言，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不得已而为之；为巩固这种结盟，它们不得不为后者提供政策支持，并在后者羽翼丰满时成为其牺牲品(在雅典，工商业者尚未来得及对僭主兵刃相向，僭主政治就结束于流亡贵族的反扑之中)，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沦为工商业民主欲进先退的跳板。 概言之，尽管人们往往把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视作梭伦民主的不幸中断，岂不知，没有僭政这段以退为进的为民主政治全面夯实基础的时期，梭伦民主这个早产的婴儿几乎难逃夭折的厄运。梭伦与庇西特拉图，貌离而神合，把庇西特拉图称为“带卫队的梭伦”，恐不为过。 【参考文献】 [1]Thucydides[M].Harvard,1980.Ⅰ,20. [2]Aristotle.Athenian Politics[M].Harvard,1980.1,13,13,4. [3]Herodotus.History[M].Harvard,1980.Ⅳ;Ⅰ,59;Ⅰ,62;Ⅴ,94;Ⅴ,82;Ⅳ,134-6. [4]Old Oligarch.The Cori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M].Harvard,1980.Ⅲ. [5]Demosthenes.Leptines[M].Harvard,1980.XLVI,18. [6]Plutarch.Solon[M].Harvard,1980.20. [7]Diogenes.Laertins[M].Harvard,1980.Ⅰ,55. [8]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9]Aristotle.Politics[M].Harvard,1991.1273b[35]-1274a[21];Athenian Politics[M].Harvard,1980.35,41. [10]Plutarch.Hipparch[M].Harvard,1980.228;Plutarch.Solon[M].1980.10. [11]J K Davies.Athenian Propertied Families[M].Oxford,1971. [12]P J Rhodes.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 [M].Oxford,1918. [13]Aristotle.Athenian Politics:13[M].Plutarch.Solon[M].29. [14]Aristotle.Athenian Politics:16[M].Aristotle.Politics.1315b21;Plutarch.Solon[M].31. [15]J B Bury.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M].Cambridge,1982. [16]M Nilsson.The Age of the Early Greek Tyrant[M].Belfast,1936. [17]P N Ure.The Origin of Tyranny[M].Cambridge,1922. [18]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