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欧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人文主义思潮向“圣经学”领域的渗透，延续已久的基督教“经学传统”逐渐更新，由此在深层次上促进了西方思想文化乃至社会的重大变革。 这里所说的“经学传统”，是指历代神学家在对基督教原始经典圣经的翻译、注释与论证过程中积淀起来的诠释取向与理解规范。这一传统是天主教神学与罗马教廷神权的理论基石。 早在罗马帝国后期，“拉丁教父”对圣经的编译与阐发，开启了基督教“经学传统”的端绪。公元4世纪以前的圣经，多是希伯莱文版本与希腊文版本。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与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两部分后，为适应讲拉丁语的西罗马帝国的统治需要，规范信徒的思想与行为，并同当时的阿利乌斯派等异端做斗争，就必须编定一部统一的拉丁文本圣经，还必须从圣经中发掘神学伦理的内涵，并将之转化成系统化与理论化的教义。由此，大约在公元4—5世纪，一批被称之为“拉丁教父”的神学家开始了对圣经的翻译与阐发工作。圣·哲罗姆参照希伯莱文原本翻译与校订圣经，最终集成《通俗拉丁文本圣经》这一权威版本，并撰写了一些有关注释的著作。在翻译与注释圣经时，圣·哲罗姆使用了意义近似与隐喻的方法，带有主观臆断的色彩。另一位神学家圣·奥古斯丁在阐释圣经时也同样如此。在他看来，在阅读与解释圣经时，切勿拘泥于经文词句字面意义的解释，而是致力于发掘其中的“微言大义”，体悟到字面背后隐藏或包含的上帝的意志和启示，唯有如此，才能使自己的宗教信仰获得永不枯竭的精神源泉。 进入中世纪后，随着教会对思想文化的支配与教廷神权的膨胀，基督教“经学传统”日益积淀与流播。圣经获得至高无上的独尊地位，被崇奉为上帝神灵的启示、不可怀疑的信仰准则与真理的源泉，甚至具有法律效力，“圣经学”成了封建西欧学术文化领域中的“显学”。为了规范对圣经的理解与阐释，教会的经院哲学家仍然沿袭“拉丁教父”的诠释模式，并推出《普通注疏集》与《行间注疏集》这两部权威的学习“工具书”。当时，经院哲学家对圣经的解释，其意旨在证明上帝及其一切神灵事物的存在与权威，其解释的程序大体有四个层次：字义、寓言、隐喻、神秘解释。字义保存着事实的记录，后三者则完全不同，寓言启导人们应该相信什么，隐喻告诉人们该做什么，神秘解释则给人以盼望。这样的主观臆断和烦琐论证，最终让圣经成了神学“彼岸世界”的哲学注脚。另一方面，罗马教廷大力支助这样的“经学”，将拉丁教父与经院哲学家的有关解释与注疏、教会所传播与作出解释、判断的内容都视为“圣传”，强调只有通过“圣传”才能正确地理解《圣经》，禁止自主地翻译与解释圣经的“异端”行为。由此，基督教的“经学传统”日益保守僵化，成为罗马教廷神权禁锢人们思想的牢笼。因此，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一具有蒙昧主义的“经学传统” 必然要受到人文主义思潮的有力挑战。 立足于其新型“人本”观，人文主义者批判经院哲学家的僵化学风，阐发自主平等的学术探究原则，并将之贯穿在对圣经的翻译与研讨活动之中。他们反对《通俗拉丁文本圣经》的独尊地位，反对教会在圣经解释与理解上的垄断权，进而伸张人人应有的对圣经的解读权利与体悟权利，由此而掀起了新的人文主义“经学”热。人文主义者的“经学”活动并没有停留在学术层面，而是进一步向纵深拓展，不仅努力翻译圣经以恢复圣经的原貌，而且主张以圣经的权威取代教皇的权威，并致力于在原版圣经中去阐发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伦理内涵与信仰真谛。由此，在15世纪中期的意大利，兴起了以瓦拉为代表的“圣经人文主义”( Biblical humanism )学派。瓦拉学识渊博，曾经考证出教会伪造的、旨在为教皇神权辩护的《君士坦丁赐予》是一伪文件。他反对旧的“经学传统”的主观臆断的诠释方法，力图恢复圣经的精确历史内涵，为此而追溯到古希腊文与希伯莱文的原版圣经中去探究。1449年，瓦拉发表了《新约全书注释》一书，在拉丁文与希腊原文这两种版本之间进行鉴定性的比较考察，用其广博的语言知识纠正了拉丁文版本中的许多谬误。此外，另一人文学者布兰多利尼把《旧约全书》看作是编年史，从历史的角度对它进行阐释与订正。瓦拉等人摒弃了经院哲学的那种先验与狭隘的解释方式，逐步树立起求真证伪的怀疑主义与批判主义的学术精神。受此影响，人文主义“圣经学”逐渐在英国、法国与德意志兴起，尤以16世纪著名的“北方人文主义”大师伊拉斯谟的贡献尤为突出。伊拉斯谟反对经院哲学家将圣经教条化与神秘化的做法，极力地主张阐发圣经原本中的伦理内涵，以之作为建立人文主义道德规范的价值源头。从此出发，伊拉斯莫呼吁每个基督徒都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圣经，以圣经作为最高神圣权威以取代教皇的神权权威，主张将圣经学习普及化与平民化。为了这一目标，他积极展开新的“经学”研究。在《新约全书》方面，他通过与希腊文原文圣经手稿进行对照，修正了教会钦定版本的许多讹误。在评注方法上，他运用了瓦拉等人的方法，在对圣经中的历史意义、寓言、词语的比喻等进行注释，重视对圣经进行历史主义的探讨。通过考订、增删、校对与翻译，伊拉斯莫终于在1516年出版了较为精确的希腊文的《新约全书》，并附有自己所翻译的拉丁文译本。他所作的批判性附注，与罗马教廷的正统的评注大为相左，在当时西欧的思想文化界引起巨大反响。 人文主义者与传统势力在基督教“经学传统”领域的纷争，决非是一场单纯的文化学术之争，而实质上是一场宗教——政治权力的斗争。人文主义者根据社会变革的需要，在批判中世纪“经学传统”的基础上，对圣经作了大量的翻译、订正与注释工作，并从中阐发新的时代所需要的伦理精神，力图以圣经的神圣权威来否定教皇的权威，由此而实现基督教“经学传统”的更新。人文主义新“经学”活动的学术批判精神及其学术成果，最终构成了对罗马教会在西欧的大一统神权权威及其教阶、礼仪制度的巨大冲击，由此而促激起人们在传统宗教信仰上的裂变，为16世纪反教廷的宗教改革的勃发铺垫了深厚的文化土壤。正因为如此，有西方史家指出，如果没有瓦拉等人开启的“圣经人文主义”的精神、成果与方法，德意志的宗教改革不可能爆发，“圣经人文主义”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中“扮演了特洛伊木马的角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