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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是打破了支配古老的旧史学两千多年的传统循环史观，而改以接受从现代西方传来的各种进化史观、发展史观。面对席卷世界与中国的历史新潮流，越来越多的史学家立足于现世，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变革，将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转变，这一通常被称为“现代化”的历史趋势和进程，作为史学研究的对象。从较广泛的意义上，完全可以把百年以来关于中国与世界现代发展变化的各种研究，统称之为“现代化研究”。具体地说，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从自上而下的改革到自下而上的革命，再到今天仍在深入展开的全方位的改革与现代化, 这样几个大的发展时期。现代化研究也可以相应地就其主要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式的转换, 大体划分为进化——革命——现代化这样几个阶段。“现代化”作为一个崭新的史学范畴在中国出现并历经几次重大的模式转换，这是中国史学受中国社会巨变和世界发展潮流剧烈震荡的结果。现代化研究本身的发展演变也象一面镜子, 清晰地反映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乃至中国现代化历经磨难曲折发展的进程。
一
中国的新史学在19至20世纪之交产生。新史学以进化史观为指导，对近代以来中国国家的衰败、民族危机和种种复兴努力所作的初步探讨，可以看作现代化研究的起始阶段。
最早以进化史观系统地观察研究中国发展与变革的, 应推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 1898年变法甫败，梁启超就写了《戊戌政变记》。他把鸦片战争以后60年的历史分为“四界”即变法图强依次深入的四个阶段，认为魏源倡师夷长技，林则徐创译西报“实为变法之萌芽”；曾国藩李鸿章等兴办洋务，“变法之事，于是筚辂开山矣”；此后又历经挫折，甲午战败，新政废止，然而变法维新、学习西方的风气已经大开了。从1901年起，梁启超高举起“史界革命”的旗帜，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中，大声疾呼新史学和近代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1923年，梁启超又写了《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他以中国人学习西方为线索，将此前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划分为三期：第一期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是“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有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第二期从甲午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但政治运动完全失败，只剩下废科举算是成功。“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他提出，在第二期，康、梁、章、严都是新思想界勇士，“到第三期时，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一躺一躺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伍了。”作为一个时期的精神领袖，能够这样不惮于否定昨日之我，正是他以进化史观审时度势的结果。尤其可贵的, 是他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乐观态度。他认为: 五十年来中国政治诚然并无进化，但国民的自觉政治意识即民族建国精神和民主精神日益鲜明、扩大，而旧势力不过是旧时代的游魂，“一二十年的猖獗，势所难免，……经过一番之后，政治上的新时代，自然会产生出来。”除此以外，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过渡时代论》和《新民说》诸篇中，或剖析中国衰弱落后的历史原因，或提出在相率而来的西方威胁面前“博考各国自主之道”、造就新思想新精神的迫切需要。他明了“‘西方化’(西方器物有他的来历)与‘东方化’(自家遗传的教化)大有冲突之点”(《惟识述义》)。但他还是要求“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可以看出，这些思想都已“包含现代世界意识、中国处在过渡时代的意识、自由意识、现代竞争意识等现代化思想的闪光。”(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页) 他的“十八九世纪所演于欧美之壮剧, 势必趋而集于亚东”的预言, 更可以当之无愧地被评定为“二十世纪之初中国文化界思想界中领先群伦的真知灼见。”(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中国社科出版社1995年版, 第326页。) 梁启超运用进化史观对近代以来中国变革与发展的概述，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研究确有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意义，是一份值得认真总结的思想遗产。
“新史学”所张扬的以进化、进步、学习西方等等为标识的现代意识，在世纪之初滥觞，为现代化研究提供了最初的思想武器。而史书编撰以现代化为主题的真正开端，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第一部明确地以现代化进程为对象的史学专著，则是柳克述的《新土耳其》。该书洋洋30万言，完整地记述了亚洲另一个曾经被称为“病夫”的老大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程。中国和土耳其近代以来有共同的遭遇, 两国探索现代化的经验教训足可相互借鉴。所以，早在本世纪初年, 中国知识界即已在关注东亚的同时, 将目光投向亚洲另一端, 这可以梁启超写《中国与土耳其之异》为证。柳氏自述其撰写《新土耳其》旨在“警策国人”、“唤醒民众”。统览全书, 其希望中国走向独立富强与现代化的立意是十分鲜明的。值得注意的是, 该书明确地使用了“现代化”这一几十年后才开始流行于西方的新概念。( 柳克述：《新土耳其》，商务印书馆，1926年初版，第337页。) 柳氏提出的“现代化”概念, 可能受土耳其文献的影响。例如, 土耳其著名的民族主义思想家齐亚•格卡尔普在1917年就已提出“现代化”，但他同时明确指出：现代化与欧化完全是两回事，两者有相似之处，但决不能等同起来。”( Ziya Gakalp: Turkish Nationalism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Selected Essays, London, 1959, p.180.) 柳氏则将“现代化”与“西方化”并提，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 这反映了在“中体西用”论之后, 主张学习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现代化问题所达到的一般认识程度。
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 中国知识界围绕有关中国现代化的各种历史与现实问题，曾经进行过反复的论辩。三十年代由《申报月刊》发起的讨论，还将此前的有关问题归结为一个总问题——“中国现代化问题”。“现代化”这一概念由此而被推广。参与历次讨论的学者当中，不乏历史学家。许多史学专著论及中国贫困落后的历史原因，中国早期启蒙运动和产业革命等中国现代化的种种问题，从史学领域出发参加了讨论，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研究。例如，吕思勉在1933年出版的《白话本国史》中提出：秦汉以来周期性的治乱兴衰“是由于生产方式和生产社会组织始终没有变更的缘故。”这已经不止于进化史观对循环史观的冲击与反叛，而是有明显的唯物史观倾向了。三十年代的中国史学，在以鸦片战争为近代中国的开端，以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在内的晚清自上而下的改革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上，已大体取得共识。史学家虽然思想方法、政治倾向不一，对中国现代化的开启和延续则有相同或相似的认识。如李鼎声在《中国近代史》(1933)、任时先在《中国教育思想史》(1937)、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1938)和有关的论文中、周谷城在《中国政治史》(1940)中对中国现代化最初阶段——洋务派经济活动的分析，都已超过了梁启超“烟消云散殆为昨梦”或者“无一成效可睹”的评价。对此，章鸣九、徐泰来《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和姜铎的同名文章 (分别刊于《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和1997年第2期 ) 均有详细的评论，本文不再赘述。
中国的现代化虽然一开始就以学西方为标识，实则长期以东邻日本为样板。为了介绍和学习日本，黄遵宪曾用十年功夫写《日本国志》(1887); 康有为则以《日本变政记》(1898)进呈光绪皇帝; 仅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前后, 便有数十部日本近代史著作 (包括译著)问世 (详见《八十年来史学书目》中国社科出版社，1984年出版) 。与此同时，对中日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也成为倍受关注的课题之一。这方面可以胡适为代表。1929年, 胡适发表英文短论《文化的冲突》，一方面主张“一心一意接受现代西方文明”，同时又提出“日本的例子使我们对中国文明的未来抱一些希望。”(参见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初版, 第368页.) 此后，他又写了《中国与日本的西化运动》等文，后来还将这些文章的观点归纳总结，写成《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一项文化冲突的比较研究》，提交美国历史学会1939年的会议。文中指出了中日现代化进程的差别：日本式的现代化是在统治阶级集权控制下的。它的优势是有秩序、精打细算、连续性、稳定和有效率。中国则由于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控制不复存在和社会结构完全民主化，其现代化是缓慢的、断断续续的、不经济的，常常是由极少数人发动，慢慢地有人追随，直到足够多的人相信新思想和新举措确有道理，才会产生更大的变革。但是，日本的现代化并非没有重大的不利之处。国家和皇朝对人民的控制、穷兵赎武等“不少具有原始性的东西孕育着火山爆发的深重危险。”( C. F. Ware ed. The Culture Approach to History, New York, 1940, pp. 243-251.) 胡适在这里道出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一些基本特点。对日本早期现代化的分析也是中肯的。
二
随着自上而下改革的失败和清王朝统治的瓦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一个以自下而上的革命为标志的时期。革命史学也随之在中国史学中逐渐取得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一方面把如何推动和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置于史学研究的中心;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对近代以来一系列矛盾和变革的探索和研究, 也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
三十年代前后, 持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的史学著作已经成批量涌现, 这些著作的一个突出的共同特点, 是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看作近代以来一系列变革、奋斗、追求与探索的继续, 看作中国现代化经历了一系列曲折、失败以后道路选择的必然结果。例如，李达的一系列经济史论著如《中国产业革命概况》(1927)、《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1935)、《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1935) 和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1942 ) , 都对中国现代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动力和进程, 对现代发展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载体, 作了相当深刻的分析。李达指出, 产业革命是促成现代社会发生和成长的东西。数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自从被帝国主义侵入以后，开始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然而,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掠夺，造成中国新式工业的停滞, 农业和手工业的破产，造成长期的经济与政治混乱。因此，中国只有通过革命去求得新的出路。“怎样发展中国产业的问题，实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结论是: “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李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一卷第390,392-94,495页) 关于中国社会大转折的起点，李达认为: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慢慢走到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化的过程，正符合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面对来自西方的强大外力，一班封建官僚, 率先挣扎起来, 讲求自强之策, 利用封建国家的力量, 助长新式工业的发展; 他们“逐渐输入了不少新式的技术并养成了一些新式的人才，为第二期的民族资本工业建立了基础。”(同上第643页) 对于作为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开端的洋务运动, 吕振羽也认为，它还只是“封建阶级的一种自救运动”, 然而“洋务运动在`西学为用’方面, 在学习和设立资本主义性质的事业方面，客观上是进步的”。(吕振羽: 《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三联书店 1961年版)
研究三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何干之《转变期的中国》(1936年初版)和《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1937)(均收入《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前文开宗明义就提出了“对于这大转变期中的社会现象，必须加以有系统的解剖”，而“想明白现在的大转变，同时也必须求过去的发展过程”。作者认为：八九十年来，中国社会所有的一切动乱和变迁，都以鸦片战争为出发点。在此之前，中国历史象龟步的爬行了二三千年。太平天国运动是鸦片战争的结果。太平天国失败后，封建阶层中的进步分子，眼看着非效法西洋，就不能活命了，于是有洋务新政。甲午战后，中国经济渐渐沦落为列强的附庸。一次大战和战后初期，中国民族工业因帝国主义暂时放松压抑而一度蓬勃成长，但很快又陷入危机。该书以相当详尽的史料，论证了中国工业如何从“黄金时期”转入停滞、衰微和凋落，旨在说明: 相信殖民地在帝国主义的支配下可以一帆风顺地完成工业化过程的“殖民地脱化说”是十分荒谬的。所有这些，放在今天来看，也都是对中国现代化历史的相当深刻的论述。
《转变期的中国》主要是讲经济和政治的转变，《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则重点论述思想变革。书中提出：思想的停滞是社会停滞的反映。西方资本主义东来之后，停滞状况被打破，客观上中国开始“近代化”。“鸦片战争以来，曾李的洋务运动，康梁的维新运动、辛亥反正的三民政策、五四时代的文化运动国民革命时代及其以后的新社会科学运动等，都是与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的经济机构、政治形态，与中国的资本主义互相适应的。”其中，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是近代中国“最初的思想运动”。洋务派鼓吹新政有许多颠倒肤浅的地方，然而在社会激变中，看出自己的弱点，要人们了解变法是适应环境的需要，这与反对变法自强的顽固派“作一对照，真有天渊的悬隔”。但无论洋务运动还是维新运动，都只是士大夫由上而下的运动，没有物质的基础，领导主体只是几个绅士，因而算不得真正的启蒙运动。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真正的文化运动，即新文化运动，其根本任务，是灌输民主和科学，实现人的解放，而这是从“五四”才开始的。
所有上述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关论著都反映并紧密配合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既富有革命色彩，也对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探索现代化的道路做出了比较科学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进入四十年代以后，革命史观逐渐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青年时代就酷爱历史并且强调“读史必重近世，以其与我有关”的毛泽东，在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以后，以革命史观为指导解读中国历史, 并且大力推动中国史学从主体到客体全面地革命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向全党提出重新研究中国历史的号召。在延安整风中又提出:“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毛泽东多次讲到学习和研究历史对于指导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意义，明确地提出历史研究要成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要服务于当前的革命任务。评价史学著作的首要标准，要看它的革命性。在毛泽东的号召和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下，一大批革命史学家投入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重新研究，在近代史研究领域出现了范文澜《中国近代史》、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黎澍《辛亥革命与袁世凯》等一批有影响的著作。
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一历史大框架中来看，这一时期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主题的历史研究，其历史地位是不可磨灭的。这是因为，无论是清末自上而下的改革，还是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都没有导致出现一个独立富强的新中国，都没有解决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问题。相反，由清王朝中央统治的衰败开端，外部帝国主义侵略渗透的加剧和内部地方军阀势力上升，以及由此带来的混乱、战争、国家分裂, 直到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仍有增无己。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作为国家重新统一和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革命史学密切结合、呼应当时的历史任务，自然居于史学的主导地位。因此，我们不能把对革命史的研究与现代化研究对立起来，似乎一提研究现代化，就会否定革命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如革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我们同样也应该把“革命史”看作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是在革命胜利以后,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 对革命史的研究也还需要继续深入和加强。在这一方面，清华、浙大等四校合作编写的课程改革试用教材《中国革命史通论》已经做了积极的探索。关于革命史学, 已经有并且今后还会有专门的研究、回顾，这里不再赘述。
简要地说，即使仅看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的研究, 三十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达到的认识深度和广度, 也是进化史观和各种“新史学”所无法比拟的。同时, 也应看到: 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还只是它自身发展的一个阶段。史学家观察的局限难免造成认识失误。从今天来看，一些历史论著的明显失误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其一, 为了论证革命的合法性，把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改革或“改良”统统否定了，即使当时尚无革命条件和革命力量。古今中外的一切历史(包括哲学、思想史)都成了阵线分明、线索和向度单一的革命和阶级斗争史。丰富多采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变化, 只是在作为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必要背景时, 才被简略地提及。其二, 由于现实的革命仍然主要是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于是将它直接与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的旧式农民起义、农民战争衔接，农民成为古往今来历史的主体，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革命的真实基础即现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其作用和地位则相应下降甚至隐而不见了。这样，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历史, 就不可能有全面和正确的认识。这些缺点有的在革命胜利即新中国成立之初已经被提出，史学家就此进行了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参见王学典: 《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 第43-53页) 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 中国史学会和当时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近代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 以及许多大学的历史系、所, 系统地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近代史资料》和关于近代农业、手工业、工业发展变革的多种专题资料, 为拓宽史学领域和深化科学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历史研究在许多方面都有重要的成就与突破。但随着五十年代后期“左”的思潮的逐渐上升，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日益被抛弃。在“史学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下，史学最终实质上演变为毫无科学性的、实用主义的与政治化的史学，演变为“评法批儒”、批判所谓“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和揪斗“四个现代化背后”的“黑手”。中国知识分子的多数和主体部分----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一大批党政领导部门内的知识分子, 被“估计”为“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 被扣上各种羞辱性的帽子，以“革命”的名义打入另册。这样一来，“科学”与“民主”----中国现代化两大动力与目标----的始终不渝的鼓吹者和重要载体便被倾覆, “现代化”这一历史研究以及其他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研究的基本主题更被远远弃置一边了。尽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早在1954年就提出了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工业国家”，1963年、1971年又一再重申并进一步明确了这一历史性任务，史学界却对“现代化”一词讳莫如深，或视之如怪物，如寇仇，偶尔提到，也只有批判的份。与此相应，因为要“打倒帝修反”，所以，对于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与最新发展，也就一概毋论，一概免谈。 恰在此时，伴随着席卷世界的第三次工业化、现代化浪潮，现代化研究也在国际学术界(包括史学界)兴起，并逐渐形成一个跨学科且各种思潮学派林立的新的研究领域。
三
七十年代末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全面展开，我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也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一九七九年，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史学界开展了一系列学术讨论，史学家开始抛弃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方法，对历史学的功能、历史发展的动力等等许多问题提出新的看法。许多新老史学课题被提出或重新提出。“现代化研究”就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
新时期史学有组织地参与现代化研究，开始于八十年代中期，以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两个重点项目为标志：一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由北京大学历史系罗荣渠教授主持；一为“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由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主持。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两个项目都有比较突出的成就。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辑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已出专著和论文集十多种，另有译著数种。其中，罗荣渠教授的两部力作《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凝聚了先生晚年在这一新的领域辛勤开拓的全部心血，已经引起广泛的重视。华师课题组编辑的《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也已出版《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等专著和文集近十种。这些著作侧重于“由中国看世界”，用比较的方法，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各个层面重新给以探讨, 确实大大开阔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范围和人们的视野。
十多年来, 现代化研究已经硕果累累。仅从史学领域来看，除了上述两套丛书，先后出版的以现代化为主题的论著, 依研究的范围划分，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研究, 例如《从闭关到开放》(李时岳、胡滨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袁传时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陈旭麓著)、《中西体用之间》(丁伟志、陈崧著)、《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吴承明著)、《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家阶级》（丁日初著）、《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虞和平著)、《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周积明著)、《中国近代史记》(徐泰来主编)、《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马敏著)、《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朱英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王立新著)、《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何光沪等编)、《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邓子美著)等。
研究中国某一地区、某一领域现代化的专著, 如《台湾三十年》(茅加琦主编)、《台湾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史全生著)、收入《中国国情与现代化丛书》的《彼岸的起飞——台湾战后四十年发展历程》(刘明著)、《苏南现代化》(胡福明等著)、《中国近代海军史》(吴杰章等主编)、《中国城市化之路》(王春光等著)、《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田慧生主编)、《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忻平著)、《乡土心路八十年-- 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张鸣著) 等。
关于中国现代化的通史、通论性著作如《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徐宗勉、张亦工等著)、《中国现代化问题》(汪熙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高瑞泉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史 1800—1949》(许纪霖、陈达凯主编)、《历史与价值的张力--中国现代化思想史论》(高力克著)、《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方克立著)，以及收入《东亚现代化研究丛书》的《巨龙的苏醒——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求索》(孙代尧、王文章著)等。
研究其他各国、各地区现代化的历史著作, 如《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王觉非编)、《第一个工业化社会》(钱乘旦著)、《现代化第一基石》(侯建新著)、《商品经济与荷兰近代化》(陈勇著)、《走向现代国家之路》(钱乘旦、陈意新著)、《日本近代化研究》(吴廷 主编)、《日本：走向现代化》(金明善、徐平著)、《日本现代化研究》(金明善主编)、《日本资本主义形态研究》(严立贤著)、《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日本现代化研究》(张旅平著)、《美国现代化进程新论》(洪朝晖著)、《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现代化道路》(李庆余等著)、《拉美发展模式研究》(江时学著)、《政治稳定与现代化——墨西哥政治模式的历史考察》(曾昭耀著)、《通向现代世界的500年》(黄邦和、萨那、林被甸主编)、《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农民学丛书》之一，金雁、卞悟著)、《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沈志华著)、《亚洲四小龙起飞始末》(谷源洋等著)、《韩国为什么成功》(尹保云著)、《新加坡研究》(李一平等著)、《东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江立华、杨燕树著)、《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彭树智主编)、《未成功的现代化--关于巴列维的“白色革命研究”》(张振国主编), 等等。
专著和文集以外，有关现代化的史学论文更是数不胜数。其中，著名史学家黎澍1979年的两篇文章《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1979年《历史研究》第一期)和《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历史学》(《中国历史年鉴1979年》，两文均收入《再思集》，中国社科出版社，1985年出版) 应当被看作是对新时期中国史学特别是对现代化研究有开拓性意义的文献。翻检八十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各种人文与社会科学杂志的分类或综合性论文题录，可以发现：“发展”与“现代化”、“社会变迁”、“结构转型”、“转型社会”、“传统与现代”等等，作为史学论文的题目或者主题词、关键词明显地在逐年增多。许多学术刊物开辟了“现代化研究”专栏。还有一些专事研究与讨论现代化理论与进程的刊物相继问世。限于篇幅，本文不能在这里将这些刊物和论文一一胪列。 以现代化问题为主题的各种学术会议相继召开，应当是新时期现代化研究逐渐走向兴旺的另一重要表现。这些会议中，较早的是由《历史研究》编辑部联合部分高校系、所主办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近代化的道路与特点”讨论会(1983年于郑州)、“世界近代史上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与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讨论会(1986年于黄山)。华中师大和北大则先后主办了“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1987年)和“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1994年)。除此以外，1989年4—5月分别于上海和北京举行的两个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均以“中国现代化”为中心内容。同期召开的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年会和此前的“英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1987年于南京)，以及1993年的美国史学会年会，1995年的拉丁美洲史学会年会，也都围绕现代化问题展开讨论。据本文作者截止发稿时的粗略统计，较大规模的这类史学讨论会仅1990年以来就有十多次。这些会议中除了上面提到过的，还有：“周学熙实业集团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1991年5月于秦皇岛——天津)、两次“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1991年5月于上海，1993年5月于南京——九江)、“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1992年5月于复旦大学)、“哥伦布首航美洲5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1992年10月于北京)、“基督教文化与现代化”国际研讨会 (1994年10月于北京)、“东亚经济现代化国际学术会议”(1995年8月于北京)、“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1996年11月3-8日于广东中山故里)“1860--1960亚洲与中国的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1998年3月于北京) 等等。据了解，1998--99年还有一系列这类的讨论会正在积极筹备之中。
长期以来，“革命”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心和主题，乍一提出研究“现代化”，难免有人不解， 以为它和“革命”是对立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有人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危机”问题 (参见德里克: “革命之后的史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2月春季号, 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但有识者并不这么认为。例如，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中，在谈及“考虑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近代史的意见”时就讲到：“我认为这种意见是可行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都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 刘大年先生在一次座谈会的发言中也提出：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内容“一是要求民族独立，二是要求中国近代化。从西方侵略中国这一天起，就是民族运动的开始，也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近代化的问题。”(刘大年：“中国近代历史运动的主题”，《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 刘先生谈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化进程。由此可知, 他这里所说的“近代化”，其实就是“现代化”。
“现代化”作为历史研究的范式或主题，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所接受。这固然与我国正在全面展开的现代化事业呼唤与之相适应的理论科学研究有关，也是中国史学日益向深、广两个方向发展的结果。“现代化”并不排斥“革命”，但“革命”显然不能涵盖现代化的全过程。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在于：它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与史学研究的领域，并且将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融入史学，进一步实现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和跨学科的研究，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
四
八十年代以来的现代化研究，其成就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给“现代”、“现代化”以科学定位
研究现代化首先需要明确何为“现代”。因为“以现代化字面而论, 必有一形成之现代, 而后从而化之”（孟森语）。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现代”以及“现代化”众说纷纭：有的认为现代即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或者干脆以现代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同义语，从而将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化；有的持完全相反的意见，把“现代”定位为资本主义走向没落腐朽的时代，从而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称得上现代化；还有人以“现代”为不定之名，向前向后都可以无限延伸;“三代为古则汉为今，魏晋为古则唐宋为今”，“现代”与“非现代”的区分完全是相对意义上的。这样一来，“现代化”一词的内涵便无法界定, 实际上变得毫无意义, 更难以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罗荣渠教授在他的两部现代化研究专著中, 首先指出了“现代”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范畴, 具有时间尺度和价值尺度(时代精神与特征)两层含义。他给“现代”的定位是十八世纪后期工业革命以来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中心内容或特征, 是在现代生产力引导下人类社会从农业世界向现代工业世界的过渡。“现代”即“发达的工业文明”这一人类历史上的特定阶段。追寻工业文明，是“现代化”作为全球性历史进程的共性特征;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道路, 则可以因其传统因素的作用、社会改革和经济技术改造的方式等等方面的差别, 而有各自的特点。这样按生产力变革定义“现代”和“现代化”, 将它们与资本主义剥离开来, 不仅打破了把现代西方社会作为超时空的现代化范式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其他各种史学观念, 而且对于历史与现实中存在的不同现代化道路、现代化模式, 都有强大的解释能力。李怀印先生在他对中国现代化的论述中,也首先辨析了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 指出: 在工业革命到来之前, 资本主义曾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工场手工业阶段; 工场手工业型资本主义不仅不能引发经济现代化而且甚至自身难保。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关键变量”角色的, 是现代科学技术及其在生产领域的应用，而不是其他因素。(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4,第48-50页) 吴承明先生则根据“导致中国近代化的经济活动在鸦片战争前已经开始”的史实, 从另一个角度指出了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一个社会走向近代化的经济条件，诸如生产力的一定发展, 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等，并非完全属于资本主义范畴。”(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 第9-10页)
二、确立现代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八十年代中期，围绕“中国近代史发展的主线”曾经发生过热烈的讨论。在此之后，许多研究者开始尝试突破单线式的思维和研究方式，如章开沅先生所说，“从固有的‘线索’、‘分期’、‘高潮’、‘事件’等空泛化格局中解脱出来，认真研究中国走出中世纪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曲折而又复杂的历史过程，现代化的主要载体及其如何产生、演变，以及它的活动空间与活动方式等等。”(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伸商》序言，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关于现代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是罗荣渠先生在他生命最后十年的开拓与探索中用力最勤的一个问题。他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力图在史学研究中正本清源，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罗荣渠教授《现代化新论》一书, 对有关现代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与历史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涉及问题在国内外均属学术前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具体内容看，本书至少取得了三方面的突破：
1.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方面，探讨了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提出了以生产力为中轴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与“中轴原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
2.在现代化理论方面，突破了西方社会学的非历史的现代化理论，从宏观史学角度探讨了现代化的实质是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全球转变过程，对此总趋势进行了历史论证，并运用多学科方法建立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宏观理论架构，提出了编写世界史的新思路。
3.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方面，突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学框架，提出了关于中国社会变革的新思路，对现代化思潮演变的研究，填补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空白。
在《现代化新论续篇》中，这些思想被具体化并有新的发展。例如，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有关近百年中国大变革的一些理论问题”等篇章中，罗先生以“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为指导，反复论述了中国近代变革中四大趋势（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交织和三种基本矛盾(侵略与反侵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小农/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现代工业－商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矛盾)重叠而体现出来的复杂性，强调鸦片战争迄今中国巨变的大过程包含着许多趋向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的分过程，其中最主要的是：1.当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之际，在“王朝循环”模式支配下的清帝国末代统治正处于自身已经无力摆脱的内部体制性危机。这一过程或趋势被称为“衰败化”。2.西方的人侵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方向，使清朝的衰败未能走向另一次王朝更替，并将中国强行纳入扩张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是“半边缘化(即半殖民地化)”。3.在“衰败化”和“半边缘化”两种趋势冲击下，中国人民被迫起而反抗，走向“革命化”。从辛亥革命到解放战争，历次革命都充当了推动现代中国变革的加速器。4.第四个过程或趋势是“现代化”亦即引进现代生产方式后中国发生的深刻社会革命。中国的现代化与日本明治维新几乎同时发生，其间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模式转换：十九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在旧王朝体制下的“自强”和变法都未成其功，改革的失败导致革命，这是第一次发展模式转换。但随辛亥革命而来的是近四十年的大动荡，是半边缘化与革命化继续同步发展。国家的实效统治断裂，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经济发展，而是共和体制下的国家重建(State-building)。1949年革命胜利带来了发展模式的一次全面大转换：近百年的内部衰败化与半边缘化到此结束，第一次实现了国家的高度政治统一与社会稳定。中国开始走上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最后，1979年以来发生了第三次模式转换，这是一次特殊的体制内的改革。改革与探索仍在进行之中，但将近二十年的经济持续高增长已经和正在引起世人瞩目。与三次大的发展模式转换相对应, 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也经历了从朦胧的“富强”价值观到“西化”价值观, 再到苏式社会主义价值观, 最后达到现代发展价值观, 这样四个阶段的发展演变。其中, 每一次发展变化都包括了对其前者的部分否定, 或否定之否定。
由以上概述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里所展示的现代化研究是建立在着重分析经济与社会内部变革的基础上的，但它把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转变为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着重探讨现代化即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这一现代世界历史的中心内容，理论上是对“单线突进的阶级斗争史观”的重大突破。此外，罗荣渠教授的研究还展示了两个基本的方法论特点。其一是，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世界进程的组成部分，把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置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全球性扩张、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发展危机、新工业革命的大势头、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和全球市场经济一体化趋势等相继出现、不断变化的世界大环境中考察，从纵向与横向(即国际的)比较中探讨和定位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其二，坚持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历史观为指导，强调在社会生产力推动下历史发展的多向度即“多线性”。“这样，对于世界历史上形成的各种社会形态的分析都是多维的、立体交叉的、网络式的。这样，对历史进化论的辩证的解释就代替了机械的、片面的和单线的解释。”(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第55页) 在对中国现代化历史的实际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多线性”不仅存在于不同社会的发展之间，也存在于一个社会的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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