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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我校世古史研究在前17年的学科形成与初步发展时期里，便无可争议地走在了国内的前列，成为我国世界史领域最具竞争力的学科，为后来顺利获得世界上古中古史博士点打下了基础。 刘家和对我校世界史学科发展的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中外古史比较研究上。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就含有比较研究的动机，表现了明确的倾向性。在这方面，他可说是得天独厚。其中最主要的，是得益于20世纪中国学术传统的滋养。众所周知，世界史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新生事物，1949年以前处于草创时期，研究者的学术功底首先在中国史方面，而且基础扎实，功力较深，他们对外国史的研究多少都要从本国史的角度考虑问题。我校世界史学科的前辈王桐龄、张星ｌǎｎｇ@①的中外关系研究都是如此。刘家和早年即受传统中国学术的熏陶，青年时代，立志于治中国历史，即使在长期的外国史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也从未忽视中国历史的研习，这就决定了他的外国史研究必然地带有比较研究的特点。50年代以后，不论中国史还是外国史的研究都以探索历史发展规律为最高任务，而比较研究是发现问题、探索规律的重要方法之一。当然，能够运用比较方法研究历史，这需要深厚的中外语文功底和理论思维素养，刘家和的教育经历和知识背景恰好可以满足这些条件，再加上异于常人的刻苦努力，他的成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50年代中期，他从一开始就明确打算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推动自己对整个世界古代史研究水平的提高。他的学术研究的兴奋点主要集中在文化哲学上。他从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中受到启示，以为搞思想史须先从社会经济史入手。而且，恰巧当时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正热，有些学者的研究论著涉及到斯巴达的黑劳士(Helot，又译作希洛特)制度，《论黑劳士制度》是他几年努力的成果，文章除了研究斯巴达的黑劳士制度，还涉及了与中国史对比的问题，表达了对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的看法。80年代初，出于对比较方法的珍视，也为了慎重起见，他把这篇文章中有关中国古代史的内容删除后发表。 黑劳士文写成后，更感到要想很好地理解黑劳士问题，没有深入的比较研究是不行的。而要想通过比较的研究提高对上古史总体把握的水平，选择两三个点看来还是必要的。古代中国一直是其兴趣所在，作为一个点不成问题；另一个点落在那里?经过再三思考，选定为印度史。因为印度也是文明古国之一，文化自有特色，足资与中国及西方历史进行比较研究，并且中国历史上有研究印度的传统，积有大量的汉文文献，若结合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及有关印度史的西文资料和翻译资料，恰当而充分地运用这些条件，很有可能做出自己的特色。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撰写并发表了《印度早期佛教的种姓制度观》、《古代印度的土地关系》等论文，目的就是以印度的首陀罗与斯巴达的黑劳士及中国古代社会里某些人身不自由的劳动者相比较，以便把他们各自的特点认识得更为清楚一些。 改革开放以后，发表了《＜书·梓材＞人历人宥试释》的论文，从“人宥(友)”“人历(鬲)”的关系中看周代的社会关系，并与古代印度和希腊的社会关系进行比较，既为世界古代史，又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此后，他的许多中国古代历史论文，都体现了比较的精神，尤其是《论中国古代轴心时期的文明与原始传统的关系》、《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等文，更体现了比较的宏阔视野。《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一文，展现了开阔的大局观，再一次显示了深厚的学术功力。他对古代异地同时发生的文化飞跃或突破现象给以深刻分析，将其定性为人类的首次精神觉醒。认为公元前6世纪希腊的泰利士、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的出现，是人类系统的哲学思考的开端，也是人类精神觉醒的明显标志。在他看来，3个古老文明之所以能够产生系统思考人类命运问题的思想家，是因为具有一系列相似的历史条件。这种精神觉醒体现在当时的思想家都对天(神或自然)人关系、人人关系和人类本性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思考和反思。[25]他的《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26]对历史的比较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对确立中国史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对包括中国历史在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长期的世界上古史的教学和研究中，刘家和深深地感到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可是在外国人写的世界历史中却没有应有的地位，这种状况必须改变，而要改变祖国历史在世界史上的不合理地位，不能依靠别人，只有靠我们自己，把中国史放进世界史中去研究。多年以来，他为此做出了艰苦的努力和大胆的尝试。70年代主编《世界上古史》，在较长篇幅的《余论》中，把中国古代史放在世界史中来讲，站在世界历史的广阔背景上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进行了分析。[4]这是第一次尝试。80年代末90年代初，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正式将中国古代史有关阶段和内容编入世界史体系中去，在这部《世界史》古代史编的上卷中，中国史的有关阶段及内容，不是简单地、机械地包括在“世界”的概念之中，而是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把中国放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中思考的。例如，对于传说中的夏王朝的内容，根据古代文明发生的时间和文献传说与考古资料两重印证的共同标准，将其编入《最初的文明(下)(公元前4000年代后期至前2000年代前期)》，使之与印度河流域文明、爱琴文明并列。而对商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魏晋时期的中国，又都在充分研究各个阶段的中国历史的特点的基础上对当时的中国与世界历史发展总体趋势的关系给予了一定的说明。最典型的是把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历史和文明的变革置于“古代世界的巨大转变”和“三个古典文化中心的出现”这个大背景上进行论述的。这里的中国古代史既有自己的特点，又是整个世界古代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这里的世界古代史又是包含了逐渐形成为3个古典文化中心之一的中国历史的整体，这个整体有她自己的内在结构和层次，比之于世界各个古代文明的简单相加，毋宁更生动活泼，更丰富多彩。[5]这是第二次尝试。 此外，我校世界古代史的其他学者也为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特别是最近20多年来，我校世界古代史学者发表了一系列论著，或填补了本学科的空白，或体现了方向性突破，在许多方面提出了创新性的或属于学科前沿的论点，因而一般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中外古史比较研究方面，在刘家和的带领下，后辈学者沿着比较研究的路数继续前进，取得了可喜的创获。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易宁发表的论文《论司马迁与波里比乌的历史思想》，对中西古代两大杰出史家的历史观进行了具体的比较研究，指出中西古代史家对历史动因和历史进程的解释存在着差异，并对这些差异加以合理的解释[27]。蒋重跃的《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则通过与古代印度的《政事论》、《摩奴法论》和古代希腊的《理想国》、《政治学》等的比较，对韩非子暨中国古代有现实倾向的一派政治思想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进行了探讨。[28] 在古代希腊史和西方史学史研究方向上，郭小凌出版了《克里奥的童年——古典西方史学》一书[29]，发表了《古代世界的奴隶制与近现代人的诠释》[30]等论文。《古代世界的奴隶制和近现代人的诠释》属于知识考古的论题，涉及困扰我国史学界几十年的历史观。在文中，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奴隶制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由来、复杂的演化过程及不同表现形式进行了比较清晰的梳理，说明了这一历史认识如何从科学的假设转化为铁的规律，又如何从铁的规律转化为科学假设的内在外在原因。 在古代罗马史研究方向上，李雅书和杨共乐合作出版了《古代罗马史》[31]，杨共乐出版了专著《罗马社会经济研究》[32]，发表了《试论罗马共和国早期的经济属性》等论文。在《试论罗马共和国早期的经济属性》一文中，作者从史实和理论两个方面对罗马共和国早期的社会属性进行了论证，否定了以往认为这一时期属奴隶制阶段的观点。 在古代东方史研究方向上，周启迪出版了《古代埃及史》一书。[33] 在世界中世纪史研究方向上，孔祥民出版了《德国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34]一书，发表了《马丁·路德的转变》[35]等论文。《马丁·路德的转变》一文研究了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殊形式——宗教改革。认为以往把路德简单地定性为叛徒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对路德的积极作用应该肯定；骑士暴动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胡登是一位保守的革命家。这些论点对以往成说有所突破，为宗教改革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侯树栋发表了《从古法到神法——中古后期南德农民法律意识的变化》[36]。在国内的德国农民战争研究上，这篇文章以其切入角度之新而显示了自己的创新之处。文章指出，德国农民思想意识经过100多年的起伏，从日耳曼人习惯法向基督教神法转变，神法是农民战争的思想基点，农民战争同宗教改革不过是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两个方面。 在世界近现代史方面，我校学者也有突出贡献。在法国近代史乃至整个世界近代史领域，刘宗绪教授享誉全国。在有关真理标准的政治讨论展开之后，他于1979年在《历史研究》发表《试论热月政变的性质》。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我国世界近代史学界解放思想、转变研究范式的第一个重大突破。文章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阶段和“反动”阶段做了新的解释，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的先进性。文章讨论的是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个具体问题，但是触及的是世界近现代历史的主要评价标准问题，涉及到如何理解唯物史观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这个根本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历史研究方面，文章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启发性。[37]该文的发表在世界近代史领域乃至更大范围造成震动，不仅引发了有关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热烈争论，而且引发了对许多重大事件和人物的重新评价。 刘宗绪后来在一系列论文和著作中，包括他主编的两部世界近代史教材以及领衔撰著的《改变世界历史的二十五年——法国大革命探新》，继续展开和深化他的探讨。他坚持用“生产力标准”取代“阶级斗争为纲”，并据此对世界近代史的基本趋势做了新的概括，对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新的见解。例如，他把世界近代史概括为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确立、发展和基本定型的时期；提出革命和改革是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转变的两种道路；强调了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双重历史使命的观点；对欧洲工人运动的阶段性历史特征做了新的解释；对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特点做了新的概括；等等。刘宗绪的探索在学界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一些新的思路影响到各种大学教材乃至中学教材和教学。 马家骏、杨宁一是在日本近现代史领域颇有造诣的学者。马家骏是国内最早运用现代化理论对明治维新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与伊文成合著的《明治维新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全面的明治维新专史研究著作。他与汤重南合著的《日中近代化比较》(日文版)在日本学术界获得众多好评。杨宁一在日本外交研究方面颇有见解，后转向日本法西斯主义研究。在凝聚其多年成果的《日本法西斯夺取政权之路》一书中，他对以往法西斯研究中的一些通行观点提出了质疑，运用现代化理论重新审视日本法西斯运动，明确提出法西斯主义是“现代化的反动”的富于启发性的观点。 在美国史领域，黄安年、张宏毅、杨玉圣是有较大影响的学者。黄安年勤奋耕耘，收获甚丰，目前是《美国历史评论》的中国审稿人之一。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问题做了有深度的探讨。在多年从事美国史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他以一人之力编撰了《美国的崛起》[38]和《20世纪美国史》[39]，在我国美国史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他的《当代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1945—1996)》[40]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研究美国当代社会保障政策的专著，对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具有借鉴意义。 现任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会长的张宏毅长期从事现代国际关系史和美国外交史研究，在美国人权外交研究方面尤有建树。他主编出版了《美国人权与人权外交》[41]和《美国的人权问题》[42]。《美国人权与人权外交》是我国公开出版的第一部研究美国人权外交的著作。张宏毅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与现实政治有紧密联系。1998年4月他受托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在法国巴黎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召开的“关于人的和平权利宣言”草案各国政府专家磋商会，并做了大会发言；1998年6月参加了在日内瓦召开的人道主义对话中心筹备会议，并担任该中心基金理事会理事。 杨玉圣在美国史研究领域另辟蹊径。他撰著的《中国人的美国观》[43]梳理和总结晚清以来中国政论界和知识界了解和探索美国的认识历程。这部著作是在长期查阅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多次修改而完成的。它是对美国史和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一个贡献，也体现了作者的严谨治学态度，颇受好评。杨玉圣在倡导学术批评方面也有独到的贡献。 在西方近现代思想史领域，刘北成是颇有影响的学者。他在译介西方当代思想学术著作方面成绩突出，颇受海峡两岸学界推重。他译介的范围不限于史学，还涉及哲学、社会学等领域。他翻译(包括合译)的一些重要著作引起了广泛反响，其中有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和《规训与惩罚》、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和《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等。在这些书中，有一些是很难译的，非深入其中不能为功。他撰写的《福柯思想肖像》、《本雅明思想肖像》是对现代思想家艰涩思想深入浅出的精辟读解，推进了学界与当代西方思想学术的对话。 除了上述方面，世界近现代史专业还有一批突出的成绩，如张文淳在组织我国的非洲史研究领域的建设方面具有重要贡献，王新撰有俄国对外关系史的研究佳作，韩文娟对日本明治维新重要人物的研究颇受同行好评，等等。近年来，还有一些年轻学者也崭露头角，如梅雪芹在英国环境史领域努力开拓，张建华在俄苏史领域收获甚多，等等。 三、学术研究的特色及其反思 特色是任何学术研究工作的生命之所在，没有特色的研究就没有生命力，甚至难以生存，更谈不上发展。作为学术研究重要部门的历史学科是这样，而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世界史自然也不例外。在多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北师大世界史学科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治学风格，这是她生存发展的根基所在，也是她生机勃勃的源泉所在。那么，北师大世界史学科的学术研究到底有哪些特色呢?我们认为，北师大世界史专业的学者们不但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有特色的成绩，而且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反思。这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认真总结和发扬光大。 (一)以探索世界历史规律、破除西欧中心论为己任。 关于社会发展规律问题。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和方法就传入中国，引起热烈的讨论，许多中国学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研究中国历史，以探索社会发展规律为历史研究的宗旨。50年代的学习苏联，虽然有教条主义的不良影响，但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运用于历史研究特别是世界历史的研究起了推进作用。更多的中国研究者认识到，世界史研究应该致力于阐发人类社会的总体规律。此外，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不能脱离本国的历史条件和学术传统。从司马迁开始，中国史学历来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传统，中国传统史学的最高目标仍然是探索历史发展变化的轨迹及其内在的决定因素，即使某个时期的史学可能表现为注重材料研究，但终究要以“通史”作为最高目标。由这样两个因素决定，我校世界史学科的学术研究比较自觉地担负起探索历史发展规律的重任。比如，在世界古代史方面，刘家和研究黑劳士、首陀罗和中国的庶人问题，就是为了弄清古代社会的阶级关系、社会性质等与社会发展规律密切相关的问题；他对古代人类精神觉醒、中国古代王权发展中的神化、中国古代轴心时期的文明与原始传统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都是探索世界古代历史发展规律的成功范例。在近代史方面，刘宗绪通过法国热月政变性质的研究，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的先进性。这是关乎世界近现代史的评价标准、关乎如何理解唯物史观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的根本问题。他坚持用“生产力标准”取代“阶级斗争为纲”，把世界近代史概括为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确立、发展和基本定型的时期等。这些则是探索近代历史发展规律的成功范例。总之，1949年以来，我校世界史学科发表或出版的大批学术论文、专著和教材，其最终目的都可以归结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和阐释上面。 关于批判西欧中心论。如何看待世界历史上的中心?西方史家囿于欧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当代世界上的影响，以为历史上也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在史学研究中这种观点主要表现为：以西洋史代替世界史，忽视世界其他国家、民族和人民对世界历史的贡献。 早在1949年以前，对于西欧中心论在史学上的影响，我校世界史的研究者就有了自己的看法。王桐龄在《东洋史》中写道：“西洋史学家，动谓西洋史为世界史，其说非也。……亚东民族，在历史上，绰有价值。欧人一笔抹杀之，大不可也。”[19](P3)“然则合东洋西洋各民族之历史，组织成一世界史可乎?曰：不可。世界史者，研究全世界国与国之关系者也。东洋各国，孤立东亚，与西洋各国关系绝少，或竟绝无焉，欲合一炉而陶铸之，恐无水乳交融之望也。”[19](P4)这样把东西方的历史和文化完全隔离开来，虽然未能摆脱机械论的影响，但目的却是批评用西洋史代替世界史的错误做法。在20世纪20年代，有这种认识，实在是难能可贵了。张星ｌǎｎｇ@①则在鸿篇巨制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用事实说明中国历史的重要地位，对于世界古代史领域中的西欧中心论，毋宁是更为有力的回击。 1949年以后，我校世界史的研究者有了更为明确而深刻的认识：世界历史是有结构的，因而是有中心的；世界历史又是发展变化的，因而中心也是可以转移的；中心不能孤立存在，它存在于与“边缘”的互动关系中；而且在世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以前，不可能只有一个中心；世界近代史可以说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古代中世纪却未必如此，当时，世界尚未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几个重要文明之间虽然有一定联系，但仍可说是各自为中心的。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作为世界的中心之一，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中国对于世界历史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历史的典型性。古代中国的社会具有系统的结构和层次，在不同的各国还有多样的特点，又具有他国少有的丰富典籍和出土资料。中国史上的封建制度比西欧封建制度在许多方面都具有更为典型的意义。中国由上古到中古的过渡是在历史的正常连续进程中实现的，没有经济和文化的中衰和复兴等带有特殊性的现象。所以充分了解中国史，对于深入地了解其他国家的历史，对于深入地了解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无疑会大为提高一步。第二，中国史对于世界史的重要性还在于，中国在与外部世界联系的过程中对其他国家，对整个世界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近代以前，世界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有一个逐渐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曾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公元前6至4世纪，古代文明大体已经连结为三片：从地中海东部到印度河一片，从印度河到恒河一片，中国一片。中国成为三大文明地区之一，这对进一步联系的形成极为重要。丝绸之路、四大发明西传，对欧洲历史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北部游牧民族西迁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在长期与外部世界交往的过程中，中国人留下了大量关于外国历史的记载。这些典籍对于许多国家的历史，对于长期作为东西交通要道的中亚地区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如要研究世界各地区联系形成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典籍是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第三，近代和现代，中国仍在世界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44]因此，在世界古代史研究中，必须承认中国的中心地位；而在近现代史领域中，也应该给中国历史以应有的地位。 在我校世界史学者主持编写的《世界上古史》(1980)和《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1994)，以及众多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学术论著中，世界古代史是包含中国在内的世界古代史，是给中国史以应有地位的世界古代史；中国古代史则是具有世界历史背景的中国古代史，是经过比较因而特点鲜明的中国古代史。这种研究方法，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其影响也从国内扩展到国外。总之，以事实驳斥西欧中心论，这是我校世界史学科的一个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