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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 Plato (428/427,希腊 雅典或埃伊纳～348/347BC,雅典) 古希腊哲学家，是希腊三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中的第二位。他发展出高度偏理性的博大哲学体系，其基础是绝对的、普遍的永恒理念或形式。柏拉图主义对哲学潮流的影响则持续到20世纪。 生平 柏拉图是阿里斯顿(Ariston)和裴莉克提昂(Perictione)的儿子。出生时，大政治家伯里克利已经去世。他的双亲均出自名门望族。据说，阿里斯顿声称是雅典最后一位君王科德罗斯(Codrus)的后裔，并由此可上溯到海神波塞冬(Poseidon)；母亲家庭系出早期的希腊立法者梭伦(Solon)。关于柏拉图父亲之死，人们一无所知。据猜测，柏拉图还是孩子的时候，其父已经去世。裴莉克提昂显然改嫁，第二个丈夫是她的堂叔皮里兰佩(Pyrilampes)，他是伯里克利的一个著名支持者。柏拉图也许由他抚养大。克利梯阿斯(Critias)和卡尔米德(Charmides)分别是裴莉克提昂的堂兄弟和亲兄弟，前404年寡头政治恐怖时期，他们是极端分子的领袖。他们二人也是苏格拉底的朋友，柏拉图经由他们一定从小就认识这位哲学家。 柏拉图早期的抱负——与同一阶层的大多数青年人一样——可能是政治的。一个保守派怂恿他进入公共生活，并给予支持，被他明智地回绝了。不久，他便对其成员的暴力行为深恶痛绝。寡头统治倒台后，他对恢复的民主寄托希望。然而，最后他终于认识到，有良知的人在雅典政治中无立锥之地。前399年民主派判苏格拉底死刑。柏拉图和其他苏格拉底信徒到麦加拉(Megara)的欧克莱得斯(Eucleides)处暂避一时，欧克莱得斯是麦加拉学派的创始人。随后几年，柏拉图在希腊、埃及和义大利漫游。他自己曾经说，他四十岁时访问义大利和西西里，对那里耽于声色的生活深感厌恶，只发现叙拉古(Syracuse)统治者狄奥尼修斯一世(Dionysius I)的内弟狄翁(Dion)与他志趣相投。 学园与西西里 前387年柏拉图创立学园，作为系统探索哲学和科学的教学科研机构。从此，他一直主持学园，直到生命结束。学园的兴趣不限于狭义的哲学，也致力于其他科学∶有证据显示，柏拉图扶持其他各类学科的研究，诸如数学和修辞学。他本人亲自参与教学工作(他曾经开设“论善”的课程，深受欢迎)，并提出问题让学生解决。学园不是雅典唯一的“学校”——种种迹象显示，学园与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的学校有激烈的竞争，关系紧张。 柏拉图晚期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是他介入叙拉古的政治。前367年，狄奥尼修斯一世去世。狄翁打算邀请柏拉图赴叙拉古，担任狄奥尼修斯二世的私人教师，调教这位长期荒疏学业的、姻兄的继承者。柏拉图对结果不抱乐观态度，但是，狄翁和塔兰托(Tarentum)的哲学家兼政治家阿契塔(Archytas)却认为前景光明，使他觉得有必要冒险一试。计画要求从科学和哲学方面训练狄奥尼修斯二世，使其成为合法的君主，以遏制迦太基人对西西里的入侵。然而，此番规画流产了，狄奥尼修斯妒嫉狄翁的强大，实际上将其放逐。柏拉图于前361～360年第二次到叙拉古作长期访问，希望从中调解；尽管冒着个人危险，最终还是归于失败。前357年狄翁利用突袭夺取叙拉古，前354年被暗杀。 关于柏拉图的品德和人格，人们很少知道，也无法从其著作中推断。不过，他最有才能的学生亚里斯多德这样描述柏拉图“从根本上说，即便赞扬他，那也是一种亵渎。”也就是说，柏拉图具有高贵的品德，卑鄙小人甚至连谈论他的资格也没有。 对历代读者来说，柏拉图之所以重要，主要在于他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但是，对他本人来说，最重要的工作似乎是创立和组织学园。《第七封信》把接触活的心灵看作哲学的媒介，并将其与书面著作的影响加以比照，对书面著作的评价相对偏低。柏拉图在《费德鲁斯篇》(Phaedrus)借苏格拉底之口作出类似的评判。他写下许多对话，也许主要为了引发外部知识界的兴趣，使他们关注学园的严肃而艰巨的劳动。 前4世纪的一切最重要的数学成就，都是由柏拉图的朋友或学生做出的。圆锥曲线的第一批研究者，以及立体几何的创立者——也许就是特埃特图斯(Theaetetus)，都是学园的成员。尼多斯(Cnidus)的欧多克索斯(Eudoxus)是比例理论的奠基人，这个理论后为欧几里德在《几何原本》中详加阐述；他还发明逐次逼近法，以解决曲线或曲面围成的面积和体积问题；他也是同心球天文模型的始作俑者，后为亚里斯多德采用和修改——他之所以将其学派从库齐库斯(Cyzicus)迁至雅典，目的就是与柏拉图合作。在柏拉图外出期间，有一次他似乎担任学园的主持。阿契塔是机械学的发明人，也是柏拉图的朋友，与柏拉图常有书信往来。 其他科学也未被忽略。柏拉图的侄子、学园的继承人斯珀西波斯(Speusippus)，曾撰写多卷本的自然史；据说，亚里斯多德的生物学著作，大多是在早期完成的，正值柏拉图去世不久。学园派特别注意植物分类，此举为喜剧诗人提供不少笑料。学园对法学尤其重视，并积极参与实际立法活动。普卢塔克证实∶“柏拉图派遣阿里斯托尼姆(Aristonymus)去阿卡迪亚人(Arcadian)那里，派福尔米翁(Phormion)去爱利斯(Elis)，美涅德谟(Menedemus)去皮拉(Pyrrha)。欧多克索斯和亚里斯多德为尼多斯和斯塔吉鲁斯(Stagirus)制订了法律。亚历山大请色诺克拉底(Xenocrates)为王权统治谋画；亚洲希腊人派到亚历山大身边，竭尽全力诱导亚历山大与蛮族开战的人，正是柏拉图的同事以弗所(Ephesus)的德里奥(Delios)。”柏拉图死后，学园依存。尽管它对科学的兴趣减弱，哲学的取向亦发生变化，但在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它始终是学术生活的中心。作为从事高雅而精确科学的常设团体，学园的建立一直被看作——难免夸大——第一所大学的创立。 前人的影响 前人对青年柏拉图的影响中最重要的当属苏格拉底。然而，柏拉图进入苏格拉底密友的圈子，似乎并不是作为他的“门徒”。《第七封信》不把苏格拉底称作“老师”，而叫作年长的“朋友”，对其品格，柏拉图充满深深的崇敬之情。他曾记录下自己(因病)没有参加《斐多篇》(Phaedo)记载的临终谈话的情形。很清楚，只是到后来，当柏拉图反省民主派领袖处置苏格拉底的事件时，才把哲学作为自己的天职。柏拉图将自己对哲学的追求、自己的理性方法，以及对伦理问题的关注，统统归功于苏格拉底。至于其他的哲学影响，最有意义的是赫拉克利特(Heracleitus)及其追随者，他们轻视现象界，认为那是流变不息的场所；还有毕达哥拉斯学派，对于他们的形而上学的神秘概念，柏拉图深有同感。 柏拉图与皮里兰佩和克利梯阿斯有家族关系，前者是伯里克利派的政治家，而后者在民主政府被推翻，三十僭主短暂地统治雅典时期，成为最穷凶极恶的人物之一。 柏拉图早年先后经历狄西里亚战争(Deceleian War)的苦难岁月、雅典帝国的分崩离析，以及前404～403年混乱时期寡头制与民主制的激烈斗争。然而，他当时过于年轻，还不能透过经验洞彻事理，无论是伯里克利和克里昂(Cleon)的帝国民主制，还是智者运动的潮流。所以，他刻画最早自称为职业智者的普罗塔哥拉(Protogras)，或者描述杰出却不可靠的雅典政治家和军事指挥官亚西比德(Alcibiades)，的确都不是出于记忆。毫无疑问，这些早期经验帮助他形成后来对话中所阐述的政治观。 对话的一般情况 显然地，柏拉图的范本和教本大约是转向西元纪年时确定的。如果将书信归于一类，柏拉图的著作共有36种，按4篇一组，可分9组。柏拉图的著作没有任何佚失，这一点近代学者普遍同意，一些短篇对话——《亚西比德篇之一》(Alcibiades I)、《亚西比德篇之二》(Alcibiades II)、《塞亚革篇》(Theages)、《厄拉斯塔篇》(Erastae)、《克利托芬篇》(Clitopho)、《希帕库篇》(Hiparchus)、《弥努斯篇》(Minos)——是伪作。大多数学者认为，《法律篇》(Laws)的附录《厄庇诺米篇》(Epinomis)是数学家奥珀斯(Opus)的菲利普斯(Philippus)撰写的。《大希庇亚篇》(Hippias Major)和《美涅克塞努篇》(Menexenus)也为一些学者所怀疑，而亚里斯多德似乎认为它们是柏拉图的。13封书信大部分的确是后人伪造的。从传记和哲学的观点看，《第七封信》是最重要的资料来源，关于它的真实性，长期存在着争论，至今没有结论。 写作次序 柏拉图的写作生涯因其长寿而延伸。《论辩篇》(Apology)的写作也许在前4世纪80年代初期。《法律篇》则是一位年迈老人的作品，文本的情况证实柏拉图生前未最后定稿。尚无证据显示柏拉图一开始便构造出一个充分展开的体系，而且，人们确实有理由相信，他的思想经历一个变化过程，因此，各篇对话的写作年代便显得十分重要。只有透过写作次序才能正确了解其思想发展。不幸的是，柏拉图很少提供有关线索∶他将《智者篇》(Sophist)、《政治家篇》(Statesman)与《泰阿泰德篇》衔接，成为该篇对话的继续。同样地，他可能也将《提麦奥斯篇》(Timaeus)与《理想国》(Republic)加以衔接。而亚里斯多德则认为，《法律篇》写在《理想国》之后。 近代学者用行文风格作标准，认定《智者篇》、《政治家篇》、《菲利布斯篇》(Philebus)、《提麦奥斯篇》(及其续篇《克利梯阿斯篇》)和《法律篇》有独特的语言风格，构成一组，属于柏拉图晚期。这组作品必定在《智者篇》之后，《智者篇》则接续《泰阿泰德篇》。《泰阿泰德篇》是为纪念这位杰出数学家的逝世(大概在前369年)，故用其名字为题，所以，这篇对话可能写于西元前约368年。即柏拉图动身去叙拉古的前夕。 一般认为，《泰阿泰德篇》和紧密相关的《巴门尼德篇》(Parmenides)，是早期作品的终结。由此出发，也许可以肯定，《会饮篇》(Symposium)、《斐多篇》和《理想国》(或许还有《普罗塔哥拉篇》)，标示第一个创作期达到高峰，柏拉图的戏剧才能也已登峰造极。晚期的对话戏剧魅力减弱，很少早期对话的艺术感染力，明辨的敏锐则日趋成熟。 对话人物 柏拉图著作的戏剧形式是困扰近代研究者的一大难题。柏拉图本人从不进入对话，从形式上看，他绝不介入其间的任何事情。谈话者一般受对话内容制约，他们才是剧中人，而苏格拉底通常扮演主角。所有剧中人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因此，有理由怀疑∶柏拉图究竟是报导他们的意见，还是借他们之口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写对话为了什么目的? 有些学者主张，柏拉图的对话是随意发挥，无论什么观点，只要一时兴起，都可尽情展开，并不顾忌是否真实。所以，他在《普罗塔哥拉篇》让苏格拉底鼓吹享乐主义的功利学说，而在《高尔吉亚篇》则又让他痛加斥责。另有学者认为，柏拉图的某些角色，最为著名的如苏格拉底和泰阿泰德，是其“代言人”，柏拉图通过他们之口，反覆宣讲自己的基本原则，不大考虑戏剧的或历史的特点。因此，人们常常认为，柏拉图在苏格拉底死后，提出理念论、回忆说和灵魂三分，并有意认这位年长的哲学家为创立人。 前后期对话的思想 从对话的思想看，《泰阿泰德篇》以前和以后确有不同。但是，在同期各篇对话之间，却无重要区别。柏拉图可能在第二组对话中用突出的戏剧手法阐述自己的某些观点。《智者篇》和《政治家篇》中主要角色是爱利斯的一位访问者，《法律篇》的主角是一个雅典人。二者是仅有的匿名角色，几乎可以肯定，柏拉图的全部著作中，他们是仅有的假想人物。作者如此安排，可能是便于自由地宣讲其学说。《智者篇》和《政治家篇》阐述了他的逻辑学和认识论，《政治家篇》和《法律篇》阐述了伦理学、教育思想和政治思想。 理念论 前期对话贯穿始终的哲学理论有三个主要部分∶知识回忆说、灵魂三分概念，以及最重要的理念论。知识是回忆，这种理论相信，灵魂不仅永恒，而且事先存在。灵魂三分概念主张，灵魂由理性、欲望、激情(意志)三部分构成。每个部分具有自己的目的和效力，但理性是最高贵的部分；为了使人达到和谐，理性必须牢牢控制欲望和激情。理念论有自身基础，它假定，在形体世界之上，有个更高的精神领域，即理念世界，诸如美的理念或正义的理念。理念世界分等级，最高一层是善的理念。由感官感知的形体世界变化不定，由此得到的知识是有限的，可变的；理念的领域则不同，它是永恒的，不变的，只能通过心灵加以领会。每个理念都是形体世界某类事物的模型，因此，有人的理念、石头理念、形状理念、颜色理念、美的理念、正义理念，等等。理念是完美无缺的，有形的事物只是理念的摹本，因而有缺陷。 按照《斐多篇》的描述，苏格拉底似乎熟知理念论，多年来一直与朋友切磋琢磨。而在晚期对话中，这些原则不那么突出，更重要的是，《巴门尼德篇》彻底检讨了理念论。于是产生一个问题∶柏拉图的哲学是否有前后期之分?也许，第一组对话是为了怀念苏格拉底，其哲学主要是苏格拉底的哲学，无疑地，经过柏拉图的思想，字里行间免不了一些渲染，但不是蓄意歪曲。直到晚期柏拉图才形成独特的柏拉图哲学。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有一点可能值得注意∶《泰阿泰德篇》之后苏格拉底扮演主角的唯一对话是《菲利布斯篇》，该篇属第二组对话，主要内容是作为苏格拉底中心思想的道德问题。通常的解释认为，柏拉图不愿让苏格拉底成为自己学说的代言人。但是，如果说，柏拉图多年来一直让苏格拉底担任主角，那么，此类担忧便很难令人理解。引人注目的是，亚里斯多德对柏拉图的前后期之别显然一无所知，他所说的柏拉图学说与第一组对话的内容大相迳庭。新柏拉图主义者也认为，前期对话的理念论实际源于苏格拉底；而且，他们认为不必多作论证，这个事实似乎表明，此类观点是学园的传统看法。 然而，近代学者很少支持这种观点。前后期差别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么大。尽管柏拉图思想有前后期的发展过程，但并非突如其来的断层。前期思想可能受苏格拉底启发，但的确是柏拉图本人的——例如，理念论恐怕不是苏格拉底的创造。柏拉图将其归于苏格拉底，那是因为他把它看作苏格拉底学说的理论基础。 早期对话 《泰阿泰德篇》之前最伟大的对话是《理想国》，它巧妙地将三项思想主流——伦理和政治，美学和神秘主义，形而上学——结合成一个艺术整体。这个时期的其他大型对话，均着重于其中一项∶《斐多篇》主要是形而上学；《普罗塔哥拉篇》、《高尔吉亚篇》(Gorgias)主要是伦理和政治；《会饮篇》、《费德鲁斯篇》主要是美学。但是，应该指出，柏拉图的对话不是哲学论文，更不是专题论文，并不局限于单一的主题或论题。 探索性对话 短篇对话讨论更具体的问题通常带有伦理特征，绝大多数采取相同的风格∶提出一个道德哲学问题，一般是如何正确地定义一种德行，然后，逐一考察若干解决方案，发现困难重重，无一良策。读者最后意识到，人们对本应熟知的事情实际上一无所知。人们一直埋头于混乱和谬误，时至今日，却依然把它们当作知识。这些对话是“怀疑的”和“反证的”∶它们提出难题，却不解决，苏格拉底的方法是不断反驳，驳斥对话者的各种观点。 因此，这些探索性对话，其结果是使读者融入苏格拉底精神，据说，他所以比其他人更智慧，一个重要方面是他自认无知，真诚地承认自己对最重要的事情一无所知。读者看到苏格拉底的基本原则∶生活的首要任务是“照料”灵魂，在苏格拉底看来，“灵魂的善”意味着认识善与恶。有三篇对话直接讲述苏格拉底审判，揭示更深层的意义。它们要为苏格拉底恢复名誉，试图向迷茫的公众表明，苏格拉底为什么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他没有在审判前夕临阵脱逃，也没有做辩解中偷合苟容，更没有在定罪后伺机逃跑。 《论辩篇》或《申辩篇》的主旨，是记述苏格拉底被控“渎神”而遭受审判时的演讲。在《克力同篇》(Crito)，身陷囹圄的苏格拉底说明为什么宁愿赴死也不潜逃的原因；此篇对话讨论政治义务的根源和性质。《游叙弗伦篇》(Euthyphro)的时间正值苏格拉底受审前夕。其主题是探讨“敬神”的德行，即人对神应采取的正确态度。《大希庇亚篇》提出什么是“漂亮”(或“美”)的问题。《小希庇亚篇》考察“恶行并非自愿”的悖论。《伊安篇》(Ion)对诗人深表疑虑，因为他们不“用科学”创作，而是凭藉非理性的灵感。《美涅克塞努篇》记述一篇葬礼演说，是从伯里克利的情妇阿斯帕西亚(Aspasia)那儿听来的，意思显然是嘲讽爱国热忱对历史的歪曲。《卡米德篇》(Charmides)、《拉凯斯篇》(Laches)和《吕西斯篇》(Lysis)是典型的探索性对话。《卡米德篇》的问题是“自制”或“节制”，这种德性表现为自我克制，对父母、长者谦和恭敬，稳健平衡，在命运的转折关头沉着冷静。这种德行似乎可与苏格拉底高度评价的“自知”等量齐观。《拉凯斯篇》考虑的是战士的德行——勇气。《吕西斯篇》同样用试探方法考察友谊，这种关系最明显地表现出忘我精神。 《克拉底鲁篇》(Cratylus)讨论的问题是∶语词的意义究竟是自然的还是约定俗成的——语词的发音或形式，是否与所指对象有某种特殊的适应关系，还是说，意义仅仅是社团运用的反映。柏拉图主张，语言是思维工具，检验语言正误的标准不纯粹是社会应用，而在于能否确切地表达思想。《欧绪德谟篇》(Euthydemus)嘲笑诡辩论者——他们由于语言的混乱，将人们带进谬误。不过，这篇对话的真正目的是将无用的强词夺理与苏格拉底的“劝导”或“忠告”相对照，苏格拉底认为，幸福的保证不是占有事物，而是正确地运用它们——尤其是心灵、身体和财富。 伦理和政治对话 《高尔吉亚篇》、《普罗塔哥拉篇》、《美诺篇》像一些短篇对话一样，也侧重于伦理和政治问题。《高尔吉亚篇》一开始显然是探讨修辞的性质和价值，即高尔吉亚所说的辩论术。接着，为道德寻找持久的雄辩和逻辑力量，道德——不是权宜之计——是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最高准则。最后，勾勒一幅形象的画面，展示正义灵魂和非正义灵魂的终极命运。 高尔吉亚主张，修辞是一切“技艺”的女王。一个深谙修辞的政治家，如果足够聪明，即便是门外汉，也能打败训练有素的专家。相反地，苏格拉底则宣称，修辞不是技艺，而是挑拨听众，搬弄是非的“窍门”。有两种技艺利于灵魂的健康，一是立法者的，另一种是法官的。智者冒充第一种，演说家冒充第二种，他们用快乐代替善，并以此为标准。因此，演说家不是拯救国家的良医，而是它的马屁精。对此论断，高尔吉亚的狂热拥护者波卢斯(Polus)提出质疑，其理由是∶成功的演说家实际上独断专行，左右整个局势，这种随心所欲就是人类的最高幸福。 苏格拉底驳斥了这种观点。他阐述“苏格拉底悖论”∶犯错误是邪恶，伤害他人更恶。假如修辞有实际作用，那它对侵犯者最有用，他们可以凭藉修辞煽动权力，造成他们丑恶灵魂希求的混乱局面。卡利克勒(Callicles)又出来反对，他试图阐述一种非道德的极端立场。怀疑无度的侵犯并认其为错，那是群体的约定，“自然的约定”则主张∶强权即公理，强者恣意妄为，弱者自认倒霉。然而，对苏格拉底来说，雅典帝国民主制的创立者并非真正的政治家，他们不过是迎合民主政府口味的家仆，不是治国的医生。此情此景正如神话里的达奈德斯(the Danaids)，她们被罚永远留在冥府中，往一个无底的水槽里注水。幸福生活不在于满足无边的欲望，而是在一定限度内满足正义和自制所认可的需要。 《美诺篇》名义上讨论什么是德行，以及德行是否可教。但是，它所以引起广泛兴趣主要有两个理由∶清楚地描述了知识“回忆”说；将民主派政治家安尼图斯(Anytus)引入对话，此人是起诉苏格拉底的主要当事人。 德行是否可教，取决于德行是什么。但是，探讨德行面临困难——美诺关于寻求知识的悖论造成很大威胁。假如对寻求的东西一无所知，便无法识别它，即使它呈现在眼前，也茫然不知。另一方面，假如已经知道了它，寻求便毫无意义，因为既然已经知道，便无需再寻求。不过，如果灵魂是不朽的，这个困难将不复存在。灵魂很早以前便知晓一切真理，但遗忘了，现在只需回忆它曾经知道的真理。苏格拉底证明说，从未接触几何学的童奴，一旦循循善诱，亦能认识数学真理。童奴的正确答案“源于自身”。一般说来，知识是“回忆”。紧接着，苏格拉底假设德行是知识，并得出德行可教的结论。既然德行是知识，必然有教授德行的职业教师。安尼图斯却坚持，那些声称从事这门职业的智者，都是祸国殃民的骗子；即便“最好的人”，也不能将自己的孩子教好。《美诺篇》最后区分了知识与真意见，暗示美德不是来自说教，而是神的恩赐。 《普罗塔哥拉篇》最完整地表述苏格拉底的道德原则。在对话中，苏格拉底与著名的智者普罗塔哥拉相遇。普罗塔哥拉说自己的职业是“教善”——即促进人生和城邦获取成功的艺术。苏格拉底却主张，无论普通意见，还是杰出人物无力将“善”传授孩子的事实，均暗示出，生活的品行不可教。由此产生一个问题∶一般公认的各种德行，究竟是厘然有别，还是完全同一的。普罗塔哥拉最后试图将一切德行(除了勇气)等同于智慧，或者等同于正确的判断。苏格拉底试图表明，即使勇气，善行也要避免更大的痛苦或危险。因此，一切德行都可归结为审慎地计算快乐与痛苦。于是，出现第二个“苏格拉底悖论”∶无人有意作恶——恶行是错误的计算。苏格拉底似乎接受一种享乐主义，正是这个论证令人不解的地方。 柏拉图学说的形而上学基础∶《斐多篇》 前面已检验过的种种对话为苏格拉底的道德和政治学说奠定基础，表明人的主要事务是发展理性的道德人格，这是实现人类幸福的关键所在。完成这项任务，则取决于能否从理性上洞见善的真谛。人们所以虚构幸福，原因是将表面之善误认为实在之善。倘人们曾经确知什么是善，就绝不会另觅他物。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德行都是知识”。这位哲学道德家，确切洞见绝对的善，因而是唯一名符其实的政治家，只有他可以改善民族的品德。这些道德信念具有形而上学的基础和根据。在后来的对话中，形而上学的原则日趋明显，同时也对知识论和科学方法进行甄别。 《斐多篇》的目的是证明灵魂不朽，表明这是形而上学基本原理(理念论或相论)的必然结果，该原理似乎为宇宙结构提供一个理性线索。苏格拉底的灵魂等同于苏格拉底∶他的灵魂存活也就是苏格拉底存活——以纯粹的形态存活。他在一生中努力将灵魂从肉体中解放出来。在人世间肉体始终干扰灵魂的活动。它的欲望和激情阻碍了对智慧和善的追求。 灵魂不死的论证有四∶首先，人们有种信念∶灵魂可以有若干次生活，接连不断。自然过程一般都是循环的，这也适用于死而复生的情形。假如不是这样，假如死亡的过程不可逆，生命最终将从宇宙中完全消逝。其次，“学习”实际是“回忆”。这个学说表明，至少暗示，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独立生存。再次，灵魂思索理念，而理念是永恒的、不变的、单纯的。所以，灵魂像理念一样，也是不朽的。第四个论证最详细。苏格拉底开篇回忆自己的早年，那时他的兴趣是寻找存在和变化的原因，对当时流行的解释十分不满。他把理念看作原因。开始，他明确指出，某物变热只是因为分有热的理念。然后，可以更大胆地假定，他似乎也认为变热是因为分有火的理念，火带来了热。如果火是热的，它就不能接受冷，冷热相互对立。所有这些也适用于灵魂。人活着是因为分有生命的理念，具体地说，是因为灵魂给他们带来生命。既然灵魂带有生命，就不会接受死亡，因为生死相互对立。所以，灵魂不可能枯萎，它是不朽的。 美学的和神秘的对话 《会饮篇》和《费德鲁斯篇》从特殊的视角讨论理念，将其看作神秘沉思的对象，也是神秘情感的动因。 《会饮篇》记载饮宴中赞美爱欲的几篇颂词，其直接目的是寻求爱的最高表现形式∶爱有一种神秘渴望，要求与超宇宙的永恒之美融为一体，支配世界。按照对话的描述，苏格拉底实现融合的目标，而亚西比德却为俗世的快乐，出卖超升的权力，与苏格拉底形成鲜明对照。 主要论证概括如下∶爱欲是从灵魂出发，达到欲求的善。对象是永恒之美。用最粗俗的形式说，爱一个美人，实际上是渴望通过美人的后嗣求得不朽。较超脱的形式是渴望与类似的灵魂结合，创立健全的制度和生活规则。更超脱一些，透过崇高的对话，丰富哲学和科学。持之以恒的追求者可能在突然之间发现最高之美，即一切美的原因和源泉。于是，哲学家最终看到善的理念即凌驾其他理念之上的最高理念。 《费德鲁斯篇》的直接主题是要表明真正的科学修辞如何建立在一个双重的基础上，既是逻辑方法，又是对人类激情的科学研究，不过,柏拉图试图藉此讨论爱的心理学，将理念说成超验情感的对象，即神秘玄思的对象。灵魂与肉体结合之前，可以直接凝思理念。但是，感觉经验亦可透过异乎寻常的惊人方式，即坠入爱情，暗示美的理念。爱人的疯狂与迷狂，意味灵魂的翅膀再次长出，这是灵魂返回上界的第一步。 《理想国》 理想国的直接问题是伦理的。什么是正义?正义能否使正义者受益?柏拉图认为能。正义在于和谐。整体的部分各司其能，避免其他部分的干扰，便达到和谐。具体地说，对于个人，其灵魂的三个部分——理性、欲望、激情或意志——安分守己，各尽其职，便是正义；对于社会，其成员扮演各自的角色，满足应有的需要，便是正义。灵魂的理性占统治地位，个人的和谐使有了保障；至于社会，哲学家才是统治者，因为哲学家——柏拉图派哲学家——对正义有清楚的理解，认识善的理念。 《理想国》的伦理架构区分三类角色，或“三种生活”∶哲学家的生活、享乐者的生活以及行动者的生活。哲学家的目的是智慧；享乐者的目的是满足欲望；行动者的目的是实际区别。这反映个人内心的三个要素或“行为原则”∶对善的理性判断；众多相互冲突的特殊欲望；抵抗侵犯的激情或意志，无论他人的侵犯，还是自己的欲望。 个人的三重架构也决定正义社会的结构。柏拉图描绘了正义社会的蓝图，将人分成三个等级，相应于灵魂的三部分，也相应于三种生活。由此分为∶政治家、提供物质产品的一般公民、强制力量(军队和警察)。三个等级分别与理性、欲望和激情对应。他们拥有自己的美德∶智慧是思想之精华；节制是欲望之精华(使非理性因素默认判断所制定的生活规则)；勇气是激情之精华(忠于判断所制定的生活规则)。画分三个等级的根据不是出身，也不是财富，而是国家提供的教育。经过考核，指定适合个人灵魂的相应等级。 一个国家如此安排，只是为了让成员积极地各司其能，忠诚地固守自己的岗位，不思僭越。这种社会是真正的贵族政治，或最好的统治。根据偏离贵族政治理想的不同程度，逐次有荣誉政治(温和的军事国家)、寡头政治(由富商统治，财阀统治)、民主政治(为无责任感或犯罪意志所支配)。 训练有哲学素养的统治者是长期而严格的教育过程，因为要洞见善的理念，必须有充分准备和智力训练。首先学习精密的科学，然后学习形而上学原则。《理想国》的核心部分，勾勒出形而上学和科学的哲学。理念有双重特征，既是真正科学的对象，也是事件和过程的形式因。柏拉图明确指出，从严格的意义讲，对变幻不定的世俗之物不可能有什么知识。至于有哲学素养的统治者的智力训练，按照他的构想，首先用十年时间学习精密科学——算术、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天文学以及和声学——使心灵熟悉唯思想才能领悟的各种关联。然后用5年时间，进行“辩证法”的正规训练。从词源学看，辩证法是谈话艺术，即问答艺术。柏拉图认为，辩证法是提问和解答事物本质问题的能力。辩证者用确切的知识代替假设，其目的是将一切科学，即一切知识，统统建立在“无假设的第一原则”的基础之上。 这个原则就是善的理念。正如太阳与可见物的关系，善的理念是一切事物实在性及其价值的根源，正是透过善之光，它们才被人理解。与《会饮篇》的说法一样，善是最高的美，当爱的追求者逼近目标时它便突然降临。 批判的重构性对话 《巴门尼德篇》和《泰阿泰德篇》两部作品可能预示柏拉图的晚期对话，它们的语气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显然，是富有成效的重构期的作品。 《斐多篇》和《理想国》没有赋予可感世界足够的实在性。它们所说的可感物是复合的，分有多个理念∶也可能是此众多理念中未曾述及的东西。但是，事物与理念(例如美)之间的关系，即所谓的分有，显然需要进一步解释。这些对话还未认识到，事实的真理，自然界的真理，也有自身的重要性。 柏拉图重新考察自己的体系也有外在动机。《巴门尼德篇》、《泰阿泰德篇》，以及《智者篇》，都表现对爱利斯派哲学的特殊兴趣，巴门尼德是其主要代表人物。柏拉图的朋友，麦加拉的欧克莱得斯，其学说很像巴门尼德，主张感官感知的现象是虚幻的，没有任何实在性。对这个问题的不断反省，促使柏拉图去讨论连系词“是”(is)及其否定形式“不是”(is not)的意义，这也是《智者篇》的主题。 从形式上看，《巴门尼德篇》走进了死胡同。在对话的前半部分，苏格拉底阐述事物分有理念的学说，以解决“一与多”的问题。(“这只猫，那只猫和其他猫，如何可能都是同一个东西——例如，黑?”“每只特殊的猫分有了唯一的《黑》的理念。”)巴门尼德提出似乎难以反驳的诘难，并暗示苏格拉底的无能为力是因为没有经过足够的逻辑训练。 在后半部分，巴门尼德推荐他的逻辑训练。他检验自己的“一是”的论断，由此建立起一系列矛盾。 爱利斯派对分有说的诘难如下∶首先，它实际并未使一与多协调，而是导致无穷的倒退。许多事物有一共同属性或性质，就是分有或模仿一个理念。但是，理念本身也属于共同属性，因此，必然有第二理念，它不但为可感物所分有，同时也为第一理念所分有，如此往复，没有终结。其次，还有更大的困难∶理念之间的关系属于理念的领域，可感事物之间的关系属于可感领域。人既然属于后一个领域，对真正的实在，即理念，便一无所知。如何确切理解这些诘难，学者们意见不一。柏拉图应如何反应——以及他实际作出什么反应——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泰阿泰德篇》讨论知识的定义。它长篇论述知识，而完全不提理念及回忆说。时至今日，这篇对话仍是认识论的最好入门。其主要论述如下∶ 似乎有理由认为，知识就是知觉，意思是说∶“某物在我看来如此，它就是如此；某物在你看来如彼，它就是如彼”(普罗塔哥拉)。奇怪的是，柏拉图宣称，这种相对主义学说与前6世纪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万物皆流”观点一致。它们意味着，没有共同的感知世界，因此，对于确定性，根本就不能说，也不能想。 至于“知识就是知觉”的论断，首先必须加以区分∶什么是肉体器官感知的，什么是灵魂本身理解的——诸如数、相同、相似，存在和善。一世知识均包含真理，因而也包含存在，所以，不能把握存在的知觉，自然也不是知识。 知识难道是真意见?柏拉图由此转向假意见的讨论，发现没有哪个分析令人满意。假意见相信“不存在”的东西，则“不存在”的东西不可能相信。法庭裁决的例子则充分显示没有知识的真意见是可能的。 最后，知识是不是带有“说明”的真意见?“说明”概念(logos)不是简单概念。对于知识，没有一个圆满的定义，对话最终没有结论。 柏拉图的论证根本没有提及他所宠爱的理念论，对话最终又没有结论，因此有学者认为，柏拉图的意图是想说明，没有理念论，根本不可能解决知识问题。 晚期对话 从形式上讲，《智者篇》和《政治家篇》是密切相关的两篇对话，都讨论定义问题。但是，《智者篇》的真正目的是逻辑的和形而上学的，试图阐明否定命题的真正性质，即分析“某物是如此这般”的否定形式。《政治家篇》则分别考察人治与宪制两种对立的政体，推荐后一种，特别是有限的君主专制形式。《智者篇》为后来的一切逻辑奠定基础，《政治家篇》则为一切宪制奠定基础。两篇对话的另一个目的，是阐明细致分类的价值，这是科学定义的基础。 《智者篇》试图考察“智者”实际是什么。所有定义竟然导出虚假、虚幻、和不存在等概念。这些概念令人疑惑。虚假陈述或虚假印象如何可能存在?因为虚假意味着“非存在”，非存在等于无，既不能说也不能想。柏拉图主张，非存在某种意义上也存在，存在某种意义上也不存在；他区分了绝对非存在与相对非存在，拒绝巴门尼德的一元论。一个有意义的否定∶A不是B,并不意味着A什么也不是，只是说，A是不同于B的其他东西。实在的“最大类”或最普遍特征——存在、同、异、动、静——之一，都是不同于其他“类”或特征的东西。动不是静，但不能由此推出∶动什么也不是。辩证法的真正任务是将诸理念看作相互关联的系统，其间既有兼容性也有不兼容性。 《政治家篇》的结论是∶仁慈的独裁者不适合人生的境况，因为没有神指导。神圣法律非人格的至高无上代表神的指导。有法律的地方君主制最好，民主制最差，无法律的地方情况正好相反。 《菲利布斯篇》包括柏拉图最成熟的道德心理学。其主题是严格意义的伦理学——善是快乐还是智慧?经苏格拉底引导得到的结论是∶最美好的生活同时包含两个因素，但智慧居主导地位。 从哲学上看，最重要的是运用分类方法，确定这两个要求的形式特征。一切实在事物属于以下四类之一∶(1)无限或不定；(2)有限；(3)(无限与有限的)混合；(4)混合的原因。一切善的生活属于第三类，是确定的有限加于不定的无限造成的。 《提麦奥斯篇》阐述宇宙论、物理学和生物学。提麦奥斯首先区分永恒之物与变动之物，坚持认为，只是对前者，才具有确切的和最终的知识。可见的变化世界有开端；它是神的作品，神把理念当作永恒的模型，神所创造的世界是理念的摹本。神首先用三个要素构造世界灵魂∶同、异和存在。世界灵魂存在于天体的圆环中，这些圆环因有生命而不断运动。接着，构造出次级的神以及人类灵魂中永恒的理性因素。人的肉体和灵魂中的低劣因素，则是通过“被造之神”(即星球)的中介产生的。 提麦奥斯通过数学建构，将毕达哥拉斯的几何学与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的生物学结合起来。数学建构有四要素，即四种规则多面体∶正立主体、四面体、八面体和二十面体，它们为土、火、气、水四元素提供形状。(还有第五种，十二面体，是整个宇宙的模型)。 此篇对话的重要特征是把神看作造物主——可变世界的秩序及结构的动力因——尤其认识到，自然科学本质上是尝试性的。还应该指出，尽管柏拉图提出微粒物理学，但他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不是物质，而是空间。将空间作为要素，就应承认在神或心灵之外，存在着一种必然性。造物主的活动保证，宇宙一般是理性的、有序的，但物质必然性的盲目力量，却限制理性的范围和功效。柏拉图的宇宙论、生理学及心理物理学对科学史产生重要影响，形而上学的作用则是次要的。 《法律篇》是柏拉图最长、最富实践色彩的著作。它包含柏拉图最成熟的伦理、教育和法学思想，并用非神秘的语言阐述神学。它的目的是提供宪法和立法的模式，帮助建立实际中的城邦。因此，这篇对话不像《理想国》那样，欲建立理想国家，而是要建立可行的政体和法规，能为普通的希腊社会所采纳。对普通人性的要求自然不高，但力求精确；《理想国》的共产主义被抛弃。 纯思辨的哲学和科学从《法律篇》的视野中消失，只是在寻找道德神学的基础时才引进形而上学。对话的政治法律思想则格外丰富，似乎间接地为罗马的庞大法学体系做准备。 在伦理学方面，柏拉图严厉且苛刻——例如，完全禁止同性恋；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严守贞操。(《理想国》则主张，统治阶层应实行临时的结合或“神圣的婚姻”，拥有一个妻儿共同体，培养关心集体利益的精神。)在政治学方面，柏拉图赞成一种混合政体，既有民主自由成分，又有独裁主义因素。他认为，一种制度不仅是民众的真正代表，而且也应适当照顾个人情况。社会的基础是农业，不是商业。收入超过法定限度，必须征收百分之百的税。教育是政府最重要的职能。男女差别是不恰当的。 对话提倡正确利用孩子贪玩的本能，要求年轻人进学校学习，学校云集各类专家教授知识。国家最高议事机构的成员应学好一门最重要的科学，即辩证法。这门科学“在多之中见到一，又在一之中见到多”。《法律篇》制定一些规则，确保将严重的罪犯送交法庭，由合格的法官进行审理，程序严格而审谨。诉讼也有明文规定，民法与刑法的区分有其根据。 《法律篇》创立一种自然神学。柏拉图指出，有三种信念危及道德品性∶1.无神论；2.否认道德支配世界；3.相信贿赂亦可以影响神的判决。柏拉图声称能驳倒它们。对无神论的反驳在于将灵魂看作“不动的动者”。因此，宇宙的一切运动最终都是灵魂引发的。宇宙运动是有规则的统一体，由此可以推论，诱发运动的灵魂有等级之别，最好的灵魂是神，居首位。一些运动是无序的，因为由不太好的灵魂引发，可能还有更不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一个最坏的灵魂，魔鬼。)其他两个邪说可用类似的方法处理。柏拉科因此发明一种观点∶某些神学真理，可用理性严格证明，即哲学神学的观点。柏拉图进一步指出，否定他三个命题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天大的罪过。 对许多读者来说，《法律篇》是一部沉闷的作品。行文缺乏早期对话闪烁的火花。早期对话中的英雄苏格拉底在《法律篇》压抑的独裁主义风格的统治下使人难以忍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