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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雅典法律，召集公民大会的权力属于议事会主席团(11)(注：Aristotle,Athenian Constitution,XLⅢ，3.)。但在这里，修昔底德却说，伯里克利阻止雅典人召集公民 大会。布劳尔多认为，伯里克利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行使着特殊的权力，这个特殊 的权力就来自他在10将军委员会中的特殊地位。虽然在当年的有关叙述中，修昔底德并 没有明确称伯里克利是首席将军，他所拥有的实际权力，与首席将军没有本质差别①( 注：Edmund L.Bloedow,Pericles’Power in the Counter-Strategy of 431,pp.12—2 7.)。然而，修昔底德提供的资料，似乎并不支持这种看法。首先应该看到，当时对伯 里克利战略表示不满的主要是一些年轻人以及阿卡奈的居民。这些人显然不占雅典公民 的大多数。其次，根据雅典法律，公民大会的召集权属于议事会。议事会或许认为，拒 绝在陆地上与伯罗奔尼撒军队决战，是雅典既定的战争策略，如今伯罗奔尼撒军队刚刚 到达阿提卡，已经决定的战略还没有得到检验，没有必要立刻修改战争策略。另外，议 事会的成员，按照雅典法律规定，由30岁以上的公民担任。他们显然经历过战争，对伯 罗奔尼撒陆军的力量是领教过的，不会拿雅典人的生命去冒险。因此，他们完全有理由 拒绝年轻人的冒险主张，拒绝召开公民大会。所以，当时拒绝召开公民大会的，应当是 议事会而不是伯里克利。当然，这中间不排除伯里克利及其同僚做了议事会主席团的工 作，促使他们支持伯里克利的战略。所以，修昔底德在这里说的伯里克利拒绝召集公民 大会，应当理解成议事会拒绝召集公民大会。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修昔底德在这里使 用的不是雅典公民大会的ekklesia，而是syllogon。根据汉森等人的研究，Syllogan类 型的会议，虽然也是公民大会的一种类型，但它是专门讨论军事问题的，它的召开与否 ，是在将军的权限之内②(注：M.H.Hansen,The Athenian Ecclesia Ⅱ，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1983—1989,Copenhagen,1989,pp.210—211;cf.Debra Hamel,Athenian Generals:Military Authorit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p.8.)。因此，就是伯里克 利真的拒绝召集这种性质的公民大会，与他是否担任首席将军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最 后，伯里克利当年在将军委员会中的同僚，如哈格农、色诺芬、苏格拉底、普罗特阿斯 、卡基诺斯等，都是他多年来的同事和朋友③(注：Donald Kagan,The Archidamian Wa r.Ithaka & London,1974,p.55.)。这些人都是久经沙场的战将，深知伯里克利不会拿 雅典士兵的生命冒险④(注：Plutarch’s Lives,Pericles,ⅩⅩⅩⅧ，4.)，无疑会支 持伯里克利陆上防御、海上进攻的战略。除非出现特殊情况，他们不会要求议事会举行 公民大会修正雅典的战略。因此，当时雅典实际上没有召开公民大会的条件。如多尔曾 经指出的那样，如果说伯里克利能够拒绝召集公民大会，那不是因为他是当年的首席将 军或者独裁将军，而是他多年来树立起来的政治上的威信，乃是非宪法的因素所致⑤( 注：K.J.Dover,△EKATOΣ ATTOΣ，p.75.)。借用修昔底德的话说，“其所以会造成这 样的情况，是因为伯里克利的地位……事实上他这样崇高地受人尊敬，以致于他可以对 他们发出怨言，可以提出反对他们的意见。”⑥(注：Thucydides，Ⅱ，65，8—9.)更 何况当时他的同僚都支持他，议事会也站在他这一边，而表示不满的不过是一些年轻人 以及公民中的少数人。 关于公元前430年雅典人把所有国家事务都委托给伯里克利的做法，同样不能成为伯里 克利是首席将军的证据。那是雅典人在绝望或者危急状态下的特殊授权，并非常例，更 不能因此证明他就是首席将军，而且是连续15年当选为“首席将军”。当时雅典人正遭 受瘟疫的袭击，人丁死亡枕籍。伯罗奔尼撒的大军不断蹂躏阿提卡，使雅典经济受到沉 重打击。在战争中，雅典人正面临严重考验。借用修昔底德的话说，“人民大众的财产 在过去就是很少的，现在连这一点也被剥夺了；富有的阶级丧失了他们美好的地产和乡 村中富丽堂皇、设备优良的房屋；最糟糕的是，他们生活在战争中，而不是在和平中。 ”⑦(注：Thucydides，Ⅱ，65，2.)在当时的情况下，伯里克利似乎是惟一能够领导雅 典走向胜利的人。所以，戈麦指出，“这些‘全部权力’是在特殊情况下授予的特殊权 力。修昔底德在这里所说的雅典人‘把一切都委托给他’，不过是在下述意义上，即像 从前一样，总是遵循他的建议。像克列昂一样，他不过是个‘最爱信赖的人’。而克列 昂和他的继承者也都曾经‘把所有权力抓在手中’。”①(注：A.W.Gomme,A Historica 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vol.Ⅱ，Oxford,1956,p.183.)哈默尔则认为，这里的 意思，也许不是雅典人授予伯里克利特殊权力，而是说雅典人接受伯里克利为他们主要 的政治领袖②(注：Debra Hamel,Athenian Generals:Military Authority in the Cla ssical Period,p.93.)。我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记载，更接近戈麦的意见。 在卷Ⅵ中，修昔底德告诉我们，当时雅典人因为讨厌阿克比阿德斯的指挥，因此打算“ 把他们的事务委托给其他人”。这里的其他人用的是复数(allois)，显然不会是一个人 。如果这些人都是首席将军，不免荒谬。在关于西西里远征的辩论结束后，“雅典人… …马上就表决：关于军队的数目以及远征的所有事务，将军们拥有全权，可以根据对雅 典最有利的原则办理。”③(注：Thucydides,Ⅵ,8,2;Ⅵ，26，1.)这里所谓的全权，不 过是远征的准备工作而已，而且是在选举工作完成后，授予尼西阿斯、拉马库斯和阿克 比阿德斯3个人的。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大可能是首席将军，更不用说3个人同时成 为首席将军了。舰队到达西西里以后，所有的行动，几乎也都是3个人商量决定的。只 是在阿克比阿德斯逃亡、拉马库斯又战死的情况下，尼西阿斯才取得统帅权④(注：Thu cydides,Ⅵ，8-Ⅶ，8；Charles Hamel,Athenian Generals:Military Authority in t he Classical Period,pp.95—97.)。所以，所谓把所有事务都委托给伯里克利的说法 ，并不能证明伯里克利在将军中占有特殊地位，享有高于其他将军的权力。 最后，是关于将军选举制度的变化问题。《雅典政制》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公元前5 01年将军制度初创时，每部落有一人担任将军⑤(注：选举最初是在部落里进行，还是 由部落提出候选人，然后由雅典公民大会决定，在学术界颇多争议。从克里斯提尼改革 的目的是加强国家统一与认同感的基本立场出发，选举似应在公民大会上进行，但并无 任何证据。参见E.S.Staveley,Voting Procedure at the Election of Strategoi,pp. 275—285。)。马拉松战役时，似乎仍是每个部落一人。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西门时 代，雅典仍保持着每个部落一名将军的制度⑥(注：Plutarch’s Lives,Cimon,Ⅷ，7.) 。但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至少在伯里克利镇压萨摩斯暴动时，这一制度已经有所变化 。据安德罗提昂记载，当年伯里克利所在的阿卡曼提斯部落有两名将军(一为伯里克利 ，一为格劳孔)⑦(注：Debra Hamel,Athenian Generals:Military Authorit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p.85.)。这个事实意味着，在雅典的10个部落中，至少有一个部落 没有将军。此后，这样的情况经常出现。人们常把这一变化与《雅典政制》LXI的记载 联系起来考虑。《雅典政制》说，“所有军事官吏，皆以举手选举——10将军以前每部 落一人(kata phylas)，但现在由全体公民中一起选出(ex hapanton)，并且以投票决定 他们的职责。”一些学者，典型的是贝洛赫，根据一个部落中出现两名将军的资料推测 ，两人中有一个拥有相对较大的权威⑧(注：Debra Hamel,Athenian Generals:Militar y Authorit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p.85.)，用我们的话说，就是首席将军。不过 ，这个观点不是没有问题，因为在伯里克利担任将军期间，潘狄奥尼斯部落曾经两次有 两人被选举为将军⑨(注：E.S.Staveley,Voting Procedure at the Election of Stra gegoi,pp.283—284.)。如果我们接受贝洛赫的意见，那就意味着在伯里克利之外，潘 狄奥尼斯部落的两人中也有一人为首席将军。从情理推测，这显然不大可能。所以，一 个部落中同时出现两名将军，并不能证明其中一人就是首席将军，它不过是雅典将军选 举制度变化的结果。如一些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将军的选举，只能表明某一个人在公 民中受欢迎的程度和威信，并不表示当选的人被雅典人民授予更大的权力，或者享有高 于同僚的宪法地位①(注：E.S.Staveley,Voting Procedure at the Election of Stra gegoi,p.283.)。 余论 以上所论，应当足以说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并无首席将军之职，伯里克利也没有可 能连续15年当选为首席将军。个别将军所拥有的超过同僚的威信，或者在实际政治中发 挥着更显著的作用，不过是因为此人长期活跃在雅典政坛，凭借个人能力，逐步树立起 自己的威信。如普鲁塔克所说，伯里克利能够连续15年当选为将军，是因为“在40年当 中，伯里克利一直是厄菲阿尔特、勒奥克拉特斯、米罗尼德斯、西门、托尔米德斯以及 修昔底德诸人之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在这些年间，他从来没有贪污行为”。“他的成 功还不仅在于演说才能，更在于他从不接受贿赂，人民认为他生活上名声好，可以信任 。”因此，他虽然被当时人称为奥林匹斯山的主神，但“性格温和，当政时生活朴素， 一尘不染”②(注：Plutarch’s Lives,Pericles,ⅩⅤ，4—5；ⅩⅥ，2；ⅩⅩⅨ，2.) 。修昔底德在谈到伯里克利的成功时，强调的也是他个人的人格魅力，“以国家的公共 需要而论，他们认为伯里克利是他们所有的人中间最有才能的人。”“他的贤明和他有 名的廉洁，能够尊重人民的自由，同时又能够控制他们。”值得注意的是，修昔底德在 总结伯里克利的成就和对雅典民主进行总体评价时，并没有提到伯里克利担任的任何职 务，而仅仅用了“第一公民”这个词③(注：Thucydides，Ⅱ，65，8—10.)。可见，在 修昔底德心目中，伯里克利担任的职务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个人所具有的能力 与影响。这也从侧面证明，当时雅典确实没有专门的首席将军一职，否则严谨如修昔底 德，怎会不说首席将军，而强调他是第一公民?对希腊城邦的政治制度进行过深入研究 的亚里士多德，不管是在他一般讨论城邦政治制度的《政治学》中，还是在专门叙述雅 典政治制度发展史的《雅典政制》中，也从来没有谈到首席将军问题。如果雅典真的有 首席将军，而且在政治中发挥过那么大的作用，一向关注制度作用的亚里士多德似不应 该忘记。 讨论至此，似乎有必要就雅典民主的基本特点对国家管理的影响稍做说明。众所周知 ，雅典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即所有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但如何管理，在实际的政治 生活中如何运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了然的。而在雅典民主研究中，确实有不少学者相 当注重雅典民主的各项制度，强调其制度化的因素。但无论我们怎样强调这一个方面， 都不能否认，雅典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公民大会手中，国家所有重大的事务，都必须 经过公民大会讨论和决定，并在公民大会和议事会的监督下执行。所以，一个人是否能 够在政治上保持影响，并不在于他所担任的职务，而在于他能否经常说服公民大会接受 他的建议，把他的建议变成法律。在现代代议制民主和政党制度下，政治家可以期待本 党的支持，而且可以利用议会休会或者讨论的时机，发动社会舆论。可是，在当时的雅 典，并没有这样的机构存在，一个想从事政治的人可以依靠的，除了他的亲属，就是他 的朋友，或者他的邻居、熟人之类④(注：W.R.Connor,The New Politicians of Fifth -Century Athens.Indianapolis and Cambridge,1992,pp.5—34.)。即使如此，他并不 能保证所有这些人都支持他，他们的态度显然会随着他所提出的建议的内容而有所变化 。同时，如芬利指出的，每次出席公民大会的公民并不都是一样的，其成分会随着时间 、地点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而所有的问题，都必须在当天的会议上做出决定，不能被推 迟到第二天。有些时候，即使会议出席者的成分没有明显变化，但在两次公民大会之间 ，甚至一夜之间，出席者的情绪会发生戏剧性的改变①(注：对暴动的米提列奈的处理 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第一天，公民大会接受了克列昂的建议，打算将米提列奈的成年 男子尽数处死。但在第二天，经过激烈的辩论，公民大会接受了狄奥多托斯的建议，决 定取消前一天的决定，只处死为首的分子。见Thucydides，Ⅲ，42—48。)，从而使所 有的雅典政治家始终处在紧张之中，他们需要不断提出自己的建议，并使自己的建议被 雅典人民接受。所以，在实行直接民主的雅典，“关键在于没有近代意义的政府。当时 确有职务和官职，但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在公民大会中都不是经常性的。一个人是一个领 袖，完全取决于他个人的，或者说在这个词字面的意义上，在公民大会中的非官方身份 。他是否拥有那个身份，就看公民大会是否会按照他的愿望投票。因此，他每提出一个 建议，他的地位就要接受一次考验。”②(注：M,I.Finley,Athenian Demagogues.In M .I.Finley (ed.),Studies in Ancient Society,London,1972,pp.16—17；黄洋：《雅 典民主新论》，《世界历史》1995年第1期，第64—65页。)在这个意义上，伯里克利是 否担任首席将军，与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实际上，民主政治存在时期 ，雅典影响最大的政治家，并不一定是一直担任某种职务、尤其是重要职务的人。克里 斯提尼在雅典进行改革时，并不是当年的执政官③(注：当年的执政官是伊萨哥拉斯， 参见Herodotus,Ⅴ，66，69；Aristotle,Athenian Constitution,ⅩⅪ，1—6。)。地 米斯托克利是公元前5世纪80年代到70年代雅典政治中很有影响的人物，但他在很长时 间里，似乎并没有担任任何职务④(注：萨拉米斯战役后，地米斯托克利似乎就没有再 担任任何重要职务了，可能只是战神山议事会的成员。但在雅典政治中，他仍是很有影 响的人物，否则雅典人也不会用陶片放逐法将他放逐出国了。参见Thucydides，Ⅰ，90 —92；Plutarch’s Lives,Themistocles,ⅩⅨ，1—ⅩⅩⅡ，3。)。西门在政治上的影 响，一是他成功地领导了对波斯的战争，一是他的豪爽和慷慨⑤(注：Plutarch’s Liv es,Cimon,Ⅹ，1—ⅩⅣ，4.)。那个剥夺了战神山议事会权力的厄菲阿尔特，可能只是 雅典的普通公民⑥(注：至少《雅典政制》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方面的证据。见Aristotle ,Athenian Constitution,ⅩⅩⅤ，2—4。普鲁塔克同样没有提到他担任随职务，参见P lutarch's Lives，Cimon,ⅩⅤ，1—3。)。至于伯里克利，这个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雅 典政治上、军事上最具影响的人物，只是在公元前443年以后连续当选为将军。在此之 前，虽然他已经在政治上颇具影响，但很可能也是一介平民，或者只是偶然担任公职。 伯罗奔尼撒战争前期很具影响的克列昂，很长时间里也许只是平民，直到公元前425年 才偶然当选为将军⑦(注：Thucydides，Ⅳ，27—29，1.)。类似的清单我们还可以列下 去。它们说明，在雅典，一个人政治影响的大小，和他担任的官职之间并没有本质的联 系。而所有这些人，不管他们的影响有多大，又都处在公民大会的严格监督之下。只要 公民大会决定了的事，谁也无力推翻，或者拒绝执行⑧(注：将军有时被派去执行他本 人并不喜欢的任务，或者某一行动的倡导者却没有被派去执行这一任务，可以说是公民 大会掌握雅典权力的集中表现。例如，尼西阿斯虽然反对远征西西里，但仍被选举为将 军，指挥有关西西里的战事。有关的讨论请参见Debra Hamel,Athenian Generals:Mili tary Authorit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pp.14—23，115—140；R.K.Sinclair,Dem 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in Athens.Cambridge,1988,pp.77—105。)。如果公民大 会认为某人的建议、行动妨碍了国家的利益，人民也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免职，或者给予 严厉的惩罚，伯里克利本人就是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⑨(注：Thucydides，Ⅱ，65；P lutarch's Lives,Perices,ⅩⅩⅩⅤ，3—4.)。明乎此，我们大可不必因雅典人保留了 将军的选举方式而批评雅典政治不够民主，也不用借伯里克利连续15年当选将军而夸大 这一职务的政治意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2右上角nd @②原字5右上角th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