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叙述马恩的奴隶制认识前，伽兰指出有两点是读者应该事先加以注意的地方：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马克思）同他们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十分熟悉古典文献，了解他们时代史学研究的最优秀成果。其次，两人始终没有对古代社会进行深入系统的具体研究，而只是做过一般性研究，并且这种研究服膺于他们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他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述的“亚细亚的”和“古代的”生产方式并无必然的先后关系，只是到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奴隶制社会才成为原始社会解体后形成的第一种阶级社会。但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自1868年以降的书信中可看出，他们并没有放弃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想。 伽兰对马恩的这种理解并不新鲜，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界中有一批学者持有与他基本相同的诠释。但可贵的是, 作为一名西方学者，他显然比较认真地阅读过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部分手稿和书信。这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西方史学的广泛影响。伽兰也不讳言这一点。他在注释中列举了部分现代西方学者所作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对古代史研究的影响的论文，并在正文中指出这种影响一部分是直接的，如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两部意大利史家的有关著作；一部分是间 ‘€① 此为1972年英译本名, 德文原书名为《奴隶制与人文主义者》（Sklaverei und Humanitat。 ② 法文本出版于1982年，英译本（Y.Garlan: Slavery in ancient Greece）由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于1988出版。 ③ Davis: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western culture(1966年) 接的，如德国经济学家布赫与社会学家韦伯的著作和观点。他不欣赏迈尔、威斯特曼等人低估古代西方奴隶制意义的做法，对威斯特曼的《古希腊与罗马的奴隶制》一书的总体评价也不高，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实证主义史学家和反社会主义史学家“偏颇与细琐研究的一种综合。” 他还十分注意前苏联学者的研究动向，指出在十月革命后的头十年间，古代史几乎未引起人们的兴趣，因此在这个领域没有什么教条式的定理。早期的苏联有关史家中很少有人能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同对古代世界的真正理解结合起来。由于历史原因，古代史领域同社会科学其他领域一样，产生了教条主义倾向。他举出1928-1929年间的讨论作为教条化开端的例子。 当时前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开始同中国革命运动的倾向问题（实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对象问题的讨论）联系起来，亚细亚生产方式受到谴责，结果整个人类社会依次经过五种社会形态的公式被确认下来。为了支持这一理论，《真理报》在1929年发表了列宁于1919年所做的《论国家》的演说记录稿。后来斯大林在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对这一讨论做了总结。 苏联古代史研究者直接参与了这场讨论。1930-1931年，苏联学者在梯比利斯和列宁格勒召开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学术大会上一致同意现代中国不是亚细亚社会，但对于古代史，一些人却持不同意见。有的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古代封建生产方式的一种形式，也有人认为它是由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但整个３０年代期间，官方拥护的奴隶制社会普遍性（包括古代东方、远东和古典社会）观点得到了流行。他认为，苏联老一代史家科瓦略夫和斯特卢威是这种“泛奴隶制”观点的最著名的代表。但两人的处理方法不同。科瓦略夫认为在一些古代社会中，封建制是奴隶制的补充。斯特卢威则认为原始社会的残余长期存在于奴隶制社会当中，形成家长奴隶制的生产方式。伽兰也看到，尽管“泛奴隶制”的思想占有统治地位，然而不同意见却没有消失。比如早在1935年, 鸠梅涅夫便提出古代东方的社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村社自由民的劳动，虽然他们在经济上是依附性的。鸠梅涅夫的结论是：同古希腊罗马奴隶比较，东方的奴隶制不只有数量和程度的不同，而且有质的不同，东方是“普遍奴隶制”。其他史家，如塞尔格耶夫、米苏林、拉诺维奇虽未象鸠梅涅夫走得那样远，但也都曾坚持某些古代社会的奴隶制具有不彻底性和原始性。 伽兰指出，６０年代以来，随着苏联政治和理论形势的变化，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并重新加以评价，关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一性和多样性以及重估社会经济形态概念的讨论也应运而生，这就为不同生产方式的连接问题以及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基础。在古希腊、罗马史研究领域，所有这一切导致抛弃将奴隶制和奴隶制社会简单化的解释，促进了新的全面考察古代奴隶制等研究项目的产生。其成果便是我国学者耳熟能详的十部左右的古代奴隶制专著的面世（60-80年代）。 就此而言，我国８０年代以来的讨论仍停留在前苏联６０年代的水平之上，始终未能突破解读经典的泛论，实现理论与古代世界各地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 在详细评述前苏联史学界以及点评了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主要是英国史家圣·克鲁瓦）对奴隶制的认识过程之后，喀兰也考察了现代西方反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变化。他指出这一方向上的史家不再满足19世纪德国史家迈尔等人已做的工作,力求用西方永恒的人道主义价值准则反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奴隶制认识，沃格特是这个方向上的主要代表人物。 伽兰自己的系统研究集中于三个方面：１、对古希腊奴隶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的考察；２、对介于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依附人的考察；３、对奴隶占有的理论与实践的考察。他没有举出新的材料，但对现有材料的性质、功能和局限却做了十分透彻的分析，提供了许多新的解释。他最终的结论取执中态度，既不同意芬利等人和苏联主流史家对古希腊奴隶制社会的明确定性，也不同意威斯特曼等否定奴隶制社会属性的做法。他提出：在有限的条件下可以认为希腊是奴隶制社会。这些有限的条件就是奴隶制生产方式与其他生产方式并存于古希腊社会，并且这种制度不是在任何时期、任何条件下都对其他依附性的生产方式具有优势地位。它偶而占据了优势不是因为这种剥削制度自身发展成熟的结果，而是影响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某些多少是独立的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他的另一个基本结论则更是未置可否的。他不同意许多西方史家关于奴隶始终不能构成一个阶级、古典社会的划分以等级和等第划分为基础的认识，也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史家关于奴隶和奴隶主为两大对抗阶级的看法。他认为既可将奴隶作为一个等级或等第，也可将奴隶视为一个阶级，这取决于人们是否想强调古代的奴隶集团与现代阶级之间所具有的差异或相似之处。 进入８０年代中期，古代奴隶制的研究继续深入，1985年4月在英国牛津大学举行的跨学科的奴隶制与其他依附形式的研究专题学术会议是这一趋向的典型体现。会议集中了部分现代西方在这个方向上的著名研究者，其中除包括经济史、社会史、法律史家外，还包括社会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文艺批评、社会人类学等领域的专家，论题因此也十分宽泛，从古代奴隶制到现代各种依附劳动形式应有尽有，空间范围则不仅有传统古希腊、意大利，且涵盖近东、墨西哥、加勒比、东非、美国等地区和国家。三年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奴隶制和其他非自由劳动形式》反映了８０年代中后期西方学者的研究水平。 现代西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牛津大学教授圣克鲁瓦的论文“奴隶制和其他非自由劳动形式”是在讨论会上第一个宣读的文章。该文集也以他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命名，足见编者对其的推重。该文重点讨论了奴隶制的定义。作者将非自由的劳动形式分作奴隶、农奴与债奴三类，并认为三种形式曾在古代并存，均遗下了大量的、可靠的证据。作者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提出了一个判断社会形态性质的标准，即“一个特定生产方式的最具意义的区分点与其说是大量生产劳动是如何进行的，不如说是控制着生产条件的、占统治地位的有产阶级是如何获取剩余产品以便使其悠闲的生存方式成为可能的。”①从这一基本点出发，他指出有些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古希腊、罗马社会中试图发现奴隶从事大多数生产劳动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事实上除了意大利部分地区和西西里在短暂的时间内曾出现过奴隶劳动占优势的情况外，古代西方大多数劳动是由小农和小手工业者完成的。这就重复了他在自己的名作《古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中提出的基本观点。②所以在他看来，古希腊和罗马毫无疑义是奴隶制社会，与近代美国南方及其他类似的社会性质是完全一致的。 就奴隶的定义而言，他同意1926年国联关于禁止奴隶制的“奴隶制公约”中对奴隶所下的定义，即奴隶意味着“一个人所处的地位和条件，基于所有权可对之行使任何单一的或全部的权力。”③他比较奴隶和农奴以及债奴之间的不同状况和地位，特别注意分析奴隶的不同阶层，指出奴隶的不同层次取决于奴隶主人的地位，所以罗马帝国中的皇室奴隶可以积聚巨大的财富，本身也拥有奴隶。他还指出，除了一些地方社会（如斯巴达），古代世界在４世纪以前并不存在真正的农奴制。他根据古代剧作家的材料澄清了一个流行的误解，即古代人一般并不 (1) 亚瑟主编：《奴隶制和其他非自由劳动形式》（Slarery and other forms of unfree labour），伦敦与纽约，1988年，第20页。 ② 《古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The class struggle ancient in Greek world）, 伦敦，1982年，第52-55、172-173页。 ③ 见上引《奴隶制和其他非自由劳动形式》的导言第４页。 认为奴隶制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制度，如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作品中所说的那样。古人几乎普遍认为善良人和聪明人始终不是真正的奴隶，一个人受到奴役仅由于人的错误和贪欲。早期基督教会接受了这种解释，直到１７世纪晚期，教会没有对作为一种制度的奴隶制进行过谴责。这种态度为１８和１９世纪北美奴隶制的拥护者提供了根据。 文集中的其他论文大多是对古代奴隶制有关问题的具体论证，新意不多。卡特莱支的论文“古希腊的农奴制”则专门论及斯巴达的希洛制，反对东欧一些史家将希洛制列为不发达的奴隶制或集体奴隶制的做法，颇引人注目。他根据联合国制定的标准，认为斯巴达的希洛制是国家农奴制，属于非自由劳动形式之一。 从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中期，西方学者对古代奴隶制的热情没有丝毫减低，所论的题目在不断向细部延伸。菲什的《古典希腊的奴隶制》①是综合研究的作品之一。作者避开社会性质之类定性问题，重点论及奴隶制的运作及其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但更多的论著集中西欧奴隶制衰亡的有关问题上。 按照通常的看法，古代奴隶制的衰亡是上古与中古时代最显著的区分点之一。虽然早在１９世纪便有人指出中世纪的欧洲长期存在奴隶贸易，但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法国史家布洛赫在本世纪早些时侯的研究表明，②，奴隶制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仍然存在，直到１１世纪才在封建制的法国消失。美国史家卡拉斯则发现瑞典直至１４世纪初仍然保持着奴隶制③。希尔顿等人则证明在中世纪欧洲的中心地带也存在奴隶制的残余。在１３世纪还复兴了地中海地区的奴隶贸易。到了１５世纪，非洲黑奴被引入欧洲，因此基督教的欧洲实际上在整个中世纪都容忍了奴隶制。且中世纪欧洲的奴隶虽在数量上要小于上古时代，但其分布的范围很广泛，不只存在于农村，而且流行于许多城镇当中。奴隶劳动也不限于家内，在一些手工纺织作坊以及在地中海岛屿的种植园中也可见到，而这可以说是“向新大陆的种植园引进奴隶的一次彩排”。④ ‘€① Slavery in classical Greece, London, 1993） ② 见英译本《中世纪的奴隶制和农奴制》（Slarery and serfdom in the Middle ages），伯克利，1975年。 ③ 见其著作《中世纪斯堪地纳维亚的奴隶制与社会》（Slavery and society in Medieval Scandinavia），纽黑文，1988年。 ④ 见斯塔德的论文“中世纪奴隶制衰落的辅助证据”，载《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1995年第139期。作者所用的“辅助”一词（ancillary）的词 根恰是拉丁文“女奴”(ancilla)，而女奴是斯塔德所论的中世纪奴隶集团的基 本部分。 ‘ 关于希腊民主产生的现行各种解释的出处 １、产生于工商业的发展一说，最早出自德国史家迈尔（Eduard Meyer）。他在 1898年发表的论文“古典古代的奴隶制”一文中提出了这一看法（载其《论文 集》，第１卷，1910年，第79页以次）。后来许多西方和东方史家都重复他的观点。另见伽兰：《古希腊的奴隶制》（Slavery in ancient Greece）, 1982年,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第8页; 前苏联科学院主编: 《世界通史》，第2卷上册, 三 联书店, 1960年, 第42-43页。 ２、甲兵方阵说最早出自亚里斯多德。现代人持此说者见埃伦斯伯格的论文：“民 主的产生”，载《历史》（Hisstoria）, 1950年，第515页; 西利：《希腊城 邦史》（A history of Greek city states）,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 第30页等。 ３、海军和海上霸权创造民主说，见弗格森：《希腊的帝国主义》（Greek imperialism） 伦敦, 1913年,第39页; 卡里:《希腊世界史》（Ahistoryofthe Greekworld）； 芬利：《古代与现代的民主》（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卢格大 学出版社，1973年, 第49页。 ４、雅典民主出自贵族的分裂，见西利论文：“古风时代雅典的地方主义”，载上 引《历史》杂志，1960年, 第163-165, 169页。_大 学出版社，1973年, 第49页。 ４、雅典民主出自贵族的分裂，见西利论文：“古风时代雅典的地方主义”，载上 引《历史》杂志，1960年, 第163-165, 169页。_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