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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现代东西方学术界关于奴隶制社会普遍说的论争 苏联科学院的《世界通史》头两卷问世后不久，新一轮更大范围内的讨论便开始了。它的起 因既同古代史研究的进步相连，又与战后两大阵营的对立以及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国内的政治形 势有关。 1955年，美国史家威斯特曼的《古希腊和罗马的奴隶制》一书问世。这是继瓦龙书之后的第 二部大型古典奴隶制史，编年范围从古希腊的荷马时代延伸到查士丁尼时代。其基本观点是否 定奴隶劳动在古希腊和罗马社会生产中的优势作用，从而否定了苏联史学界以数量为标准的古 代西方社会的奴隶制性质。随后在第十一届国际历史学大会（1960年于斯德哥尔摩召开）上， 古典奴隶制问题成为大会古代史组讨论的主要议题，东西方学者展开了热烈的争论。英国史家 芬利的话说得好，奴隶制已不再是一种历史现象，而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 政治问题了。48 苏联史学界把这一争论看作是资产阶级史学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挑战，49 因 此在会后积极准备应战。但此时苏联国内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前苏联史学界在反思这段历史 时将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看作是苏联史学新发展的开端，50 便反映了这种变 化。所以，旧的教条主义的论证方法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从事实出发的理性方法。这直接 导致古罗马史专家乌特琴科和施塔耶尔曼的纲领性的论文《论奴隶制史的几个问题》的问世5 1。该文在反对威斯特曼等人低估古典奴隶制的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在苏联流行的关于 奴隶制社会的种种解释需要根据新的史实加以修正，如应当坚决抛弃数量标准，注重质量标准 ，意即奴隶制生产方式体现了古代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趋向。在抛弃数量标准的前提下，还应 抛弃战俘奴隶为奴隶主要来源以及奴隶革命埋葬奴隶制社会的提法，注意奴隶在社会阶级和等 级关系中的地位等等。这就为奴隶制普遍说的辩方定下了质量标准的基调。 同年，苏联科学院决定由古代史专家杰林、林兹曼、巴甫洛芙斯卡娅、乌特琴科主持编写《 古典世界奴隶制史研究》丛书，并于1963年问世了其中的第一部专著，即林兹曼根据线字B和 史诗材料撰写的《迈锡尼与荷马时代的奴隶制》。52 此后近20年间，该丛书计出版了10 部专 著，编年和地域范围包括古希腊罗马各时期的奴隶制，并相应地促进了对古典世界之外的奴隶 制的研究。53 就史料收集与考察范围的广度和系统性而言，国外同类著作尚无出其右者。这 也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点的一个佐证。值得注意的是，这套书在编写过 程中，其重心有逐渐偏离它的“应战”初衷的趋向，实际上成为苏联史家从史料本身而不是从 本本出发认真研究古代奴隶制史和清理自己以往论点、论据的一项庞大的工程。而且随着时间 的推移，泛奴隶制的处理方法逐渐得到淡化，一些过去坚持奴隶制普遍说的学者还逐渐改变了 自己的认识。典型的例子是著名亚述学家贾可洛夫。他起初同乌特琴科、施塔耶尔曼、列文、 伊林等人一样，提倡与数量分离的质量标准，认为在低下的生产力条件下，奴隶制剥削从经济 角度讲是最实际的方式，其原因在于古代生产过程简单，自由人劳动同奴隶劳动相比不可能有 多高的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奴隶因其劳动时间处于主人充分支配之下，其主人可以榨取更多 的收入，所以便出现其他依附居民，如王室、神庙的半自由农民以及债务人逐渐转化为奴隶的 趋向。54 但两年后，贾可洛夫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明确否定奴隶制生产方式在古代的主导地 位，将整个早期文明社会定名为“古代生产方式”阶段，理由是古典奴隶制只是个别的现象， 大多数古代社会都不能归入奴隶制社会形态之列。55 其他较晚后出版的相关著作也有同样的特点。它们均避开讨论奴隶制社会的普遍意义问题， 就事论事（奴隶的数量、奴隶的类别、奴隶劳动的不同表现形式和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奴隶 的来源、奴隶的法律地位、奴隶的等级、奴隶的生活等），有些具体结论甚至是不利于奴隶制 普遍说的。如多瓦多尔笔下的阿提卡奴隶制是希腊最发达的奴隶制，但作者在奴隶的人数和奴 隶在生产中的地位问题上却十分谨慎。丹达马耶夫则根据丰富的泥板文书材料（一万件左右） 指出，即使在西亚奴隶制最繁荣的新巴比伦时期，奴隶劳动在农业和手工业中均不起决定作用 ，只在很有限的范围内得到应用。56 这种趋向显然同后斯大林时代苏联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 及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现象有关，尤其受到60年代中期兴起的新一轮亚细亚 生产方式讨论的直接影响。 严格地说，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是古代奴隶制问题的延伸，其实质在于否定绝对化的泛奴隶 制社会说。讨论始于前苏联《亚非人民》杂志同期发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卡纳尔、高德里埃和 斯特卢威三人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文章。57 随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苏联东欧理论界和古 代史学界均参与了讨论。由于我国学者郝镇华对这一讨论已做过较为详细的评介，国外学者则 有更为深入全面的史学史总结，本文不再赘述。58 这里需指出的是，这场迟至80年代中期才 告结束的讨论，虽然没有在对马恩经典著作的理解和古代东方社会形态的认定问题上取得一致 意见，却在否定古代东方奴隶劳动的决定作用这一点上却基本达成了共识。由著名史家丹达马 耶夫主编的《古代东方的社会关系与依附形式问题》一书开篇便申明：“在苏联的古代东方研 究领域，已有大量涉及奴隶的法律地位以及奴隶劳动在生产中所起作用的文献。由于最近二十 年发表的研究成果，这一看法已经确立，即奴隶劳动在古代东方的主要生产部门中不起决定作 用，而这恰恰是指在农业和手工业当中，不管是在王室经济、神庙经济还是在私人经济当中均 是如此。”59 倘若奴隶劳动既不在私人经济中也不在王室或神庙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据支配 地位的是非奴隶的劳动者，那么古代东方又如何能称作奴隶制社会？这等于否定了奴隶制普遍 说具有合理性。正因为如此，连第一位对古代东方奴隶制社会属性加以论证的斯特卢威，也再 度推翻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古代两河流域与埃及的经济建立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基础之上。60 这次讨论产生的积极成果不仅反映在具体的史学论题上，更重要地表现在学风及方法论的进 步上。整个讨论过程遵守了摆事实讲道理的学术规则，彻底摈弃了扣帽子、打棍子、唯我独革 、唯我独左的专断学风。所有参与者都认为过去对马恩有关论述的理解存在着生吞活剥的教条 主义的倾向，奴隶制社会普遍说的大一统地位或联共（布）党史中的权威表述因此被彻底打破 了，即使是坚持普遍说的学者，也不得不重建其立论的基础，从数量标准转向质量标准，使自 己的解释成为关于古代社会形态的多种定性选择之一。 同时代的西方古代史学界虽然没有直接介入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但却对古典世界的奴隶 制继续进行了深入具体的研究。其工作方向集中于两点：一是对古代奴隶制具体细节的提纯和 再现，包括填补古代奴隶制画面的各个细部和对以往的认识进行查核与改正。再一个是从宏观 层面对奴隶制做出新的价值评估。在这个方向上，西方史家一致否认奴隶制社会的普遍意义， 坚持古代东方的封建社会性质。但在对古希腊罗马社会性质的判定上却各执己见。关于各家的 解释，笔者曾做过较为充分的评析，概言之，以芬利和圣克鲁瓦代表的肯定论者认为古希腊、 罗马为奴隶制社会，其根据是社会富有者的财富建筑在剥削奴隶基础之上。但他们认为希腊和 罗马的奴隶制社会为历史上特殊的、局部的现象。历史上只有五个真正的奴隶制社会，即古代 的希腊和罗马，近代的美国南方、加勒比岛屿和南美的巴西。否定论者以威斯特曼、琼斯为代 表，认为古典文明并非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61 这样一来，东西方的史学家在奴隶制的问题上便出现了一些共同点和相似点。比如在古代东 方和古典世界奴隶制的史实认定上，东西方史家是一致的，无论各家对古代东方社会形态标以 怎样的代号（封建的、前封建的、亚细亚的、古代的），但都认为奴隶劳动在社会生产中处于 次要甚至很次要的地位。对古典世界奴隶制的规模量、程度量的估计也大体一致，分歧仅在于 价值评估上。或者换句话说，东西方史家在定量分析方面彼此没有多少区别，区别仅限于定性 分析方面。但这种区别在80年代已不再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和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界之间的 分歧，而仅仅表现为一般的学术分歧，因为同样的分歧不仅存在于东西方史学界之间，也存在 于东西方史学界各自的内部。 有趣的是，判断古典世界为奴隶制社会的西方学者所采用的标准恰恰是被前苏联学者遗弃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数量标准。如芬利和圣克鲁瓦认为：“一个奴隶制社会是一个为统治阶 级或贵族提供剩余产品的主要劳动是奴隶劳动的社会。”62 霍普金斯则认为：“一个奴隶制 社会是一个奴隶在生产中起重要作用的社会，奴隶至少应占总人口的很大比例，例如大约20％ 的比例。”63 为了论证自己的论点，芬利甚至动用了统计学的手段，认为即使取雅典奴隶人 数的最低值2万，那也意味着奴隶数量和公民数量大体相等，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接近于近 代美国南方黑奴的人口比例。既然美国南方为奴隶制社会的认识不成问题，古典世界为奴隶制 社会也是可以成立的。64 显然，在奴隶制社会的认定问题上，马恩等经典作家所持的数量和 质量统一的标准才是更为合理的标准。 回顾本世纪奴隶制普遍说从一种科学的假说转化为铁的规律，又从铁的规律复原为一种假说 ，再次证明了实践在验证真理方面的巨大力量。 四 奴隶制社会普遍说是近代科学规律崇拜的产物 奴隶制社会普遍说从绝对规律和终极真理的神坛上被请了下来，这一现象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是不言而喻的。如同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突破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 原理给社会主义带来活力一样，把奴隶制社会普遍说看作是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多种解释之一， 乃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生命力和发展力的反映，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终于跃出近代科学规律崇 拜的阴影，走向新世纪发展道路的象征。 近代社会科学领域对科学规律的崇拜思潮是从启蒙时代开始的。启蒙运动的一个突出特点就 是尊重科学和对客观规律的高度信仰。哥白尼、刻卜勒、伽利略、巴斯加、哈维尔、牛顿等人 开创的近代自然科学革命，从根本上推翻了中世纪的宇宙观和被奉为教条的亚里斯多德的大部 分物理学认识，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偶像崇拜和追逐代替了对超自然的偶像的崇拜。由于以牛 顿经典力学定律为代表的科学规律通过数学演算能够准确解释和预测当时人们能够观察到的一 切物理现象，“地球上的动力学，天空上的动力学，被他融汇为一体……使每个时刻都有能力 提供宇宙过去、未来所有可能的信息。”因此人们以为宇宙就是一架精确的大机器，由一套包 罗万象的规律在支配着它的运动，自由意旨和偶发事件变成了多余的东西 。65 现在我们知道 ，牛顿的规律在有些场合并不适用，这才出现了现代的两大物理学革命，即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但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这样的经验，他们认为自然规律是纯粹客观的、普适的、绝对的，所以 真理只有一个，规律意味着一种状态的不可避免性、必然性。而人们所要做的就是发现规律， 进而掌握和驾驭宇宙世界。 自然科学革命所产生的客观规律意识是启蒙思想家敢于倡导理性、大胆怀疑并批判包括古代 在内的一切过去和现在的基本依据之一。他们把自然科学方法移植到社会历史的研究，自称社 会科学中的牛顿，认为社会也是一架大机器，依循一定的轨道有规律的运动。操纵它的力量便 是某种自在的社会历史规律。这些规律同宇宙规律一样是客观的，具有无法避免的必然性，人 们的使命就是发现它们，用自然规律般的简洁和抽象概括它们，以顺应和加速机器的走向，避 免与历史必然性进行愚蠢的对抗。由于自认为掌握着客观真理，启蒙学者具有高度的自信，用 笛卡尔和康德的话说：“给我物质，我就用它造出一个宇宙来。”66 翻开历史哲学之父维柯 的《新科学》，全书的基本表达方式就是先提出一个抽象的公理，然后加以解释论证，再引出 下一个公理，下一个解释论证。最终目的服赝于“发现各民族历史在不同时期都要经过的一种 理想的永恒的历史图案。”67也就是他在第349节所说的各民族共同经历的历史总进程，实际 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规律。这种以构建历史规律为己任并确信真理在手的乐观成为启蒙时代 直至19世纪后半叶众多欧洲思想巨子的普遍心态。从笛卡尔、孟德斯鸠到伏尔泰、卢梭，从莱 布尼兹、赫尔德到康德、黑格尔，虽然他们对规律的概括各有不同，所构建的人类史的进化模 式及使用的概念术语也不一样，但都一致坚信终极规律的客观存在，人类社会朝着一个普适的 目标前进。康德的说法很有代表性：“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 实现，”“无论人们根据形而上学的观点，对于一致自由可以形成怎么样的一种概念，然而它 那表现，即人类的行为，却正如任何别的自然实践一样，总是为普遍的自然律所决定的。”68 这种科学规律崇拜的思潮反映在历史学领域，就是在西欧和北美凯歌行进的客观主义和实证 主义史学。科学和规律是那时的史家非常偏爱的字眼，在他们看来，只要经过一番对史料的过 滤提纯的工作，或者再进一步加以抽象，便可以复原纯客观的、终极的历史，提取出客观的历 史规律，历史学也因此步入科学的殿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