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春天，我在路上遇到史枚同志，我们在人行道上立谈了半个多小时，这中间他向我提出是否能给《读书》再写点什么，并特别建议要我写点“实”的东西，比如说，结合我比较熟悉的古希腊、罗马的历史、文学介绍一下有关古代西方的书籍、出版的情况。我答应他试一下…… 不料才过个把月，忽然接到史枚同志的噩耗！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我简直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他倒在第一线的工作岗位上，弥留之际还想着工作的事情，没有一语谈及私事，真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正在国家亟需大家为四化出力的时候，出版界失去了一位实干的老前辈，而我个人则失去了三十年来素所敬重并且共过患难的老首长。他的逝世使他的话在我心头增加了极大分量，成了他亲自交给我的一项工作。这篇文章最后写出来了，但已不能由史枚同志亲自审处了。谨以这篇文章纪念出版战线的这位老战士！ 在古典古代，地中海世界的以纸草纸为主要材料的“出版”中心是按着雅典、亚力山大里亚和罗马的顺序转移的。罗马文明是希腊文明的继承和发展，从“出版”业的产生和发展这一角度来看也是如此。罗马人起初只能到雅典和亚力山大里亚去购求书籍，直到共和末期和帝国初期，罗马才开始建立自己的“出版”业并成了当时的一大“出版”中心。这之间，公元前86年苏拉攻占雅典，曾把那里的大量书卷掠夺到罗马，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此外，随着罗马之日益集中地中海世界的财富而兴起的私人藏书之风，对书卷的“出版”和贩售的繁盛也有促进作用。 在古代罗马，“出版”书籍的地方，其实就是抄书的手工作坊。过去学者私人的书卷除了从外地购求之外，大都是借别人的书卷亲自过录或利用奴隶来抄写。但专业的“出版者”却拥有一批经过专门训练的、有时甚至可以说是有学问的(eruditus)奴隶①，可以把任何古老的名著或新写出的作品及时抄录成“书”。抄录的办法或是一人直接从原本抄录(有如后来中世纪的僧侣)，或是由一人朗读，多人同时过录，最后再经专人加以订正，把误漏改正或注明在天地的空白上。还可能用轮班的办法连续抄录。例如我们在古典著作的后世抄本上就看到过同上下文都不相干的Hic intermisimus字样(如瓦罗：《论农业》第二部引言末尾处)，这显然是抄写人当时注上的话(“我们到这里为止”)，给接抄的人看的，但被后人沿袭下来，混入正文了。 这样，人们就可以做到在很短时间内复制多卷，几乎达到嗟咄立办的程度，简直可以同后世的号外比美了。 古时在书卷成为商品之前，当然谈不到什么版权(copyright)问题，也不存在注明出处的问题。相反，古人在自己作品中往往成篇成段地照录别人的作品，中外的情况都一样。今天看来，这一点很难理解，但这无宁反而是对被引用者的一种特殊方式的尊敬。原来古时流传的书(特别是有代表性的名著)为数有限，当代学人对这些作品大都一清二楚，背诵如流，知道哪些话出自哪些书，这样引用、照录整段文字，连带也正好说明作者对该段文字的欣赏和对原作者的重视，而不是像今天这样，引文非注明出处不可，以回避掠美之嫌。 罗马作家在较早时期可以把自己的作品用各种办法重录若干份赠人，以征求意见或扩大影响，但如果作者不是显贵或豪富，单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自费出版”的。因此他们只能把“出版”和推销作品(在罗马和在行省)的任务交给“出版”商。比如，伟大的罗马唯物主义哲学家和诗人卢克莱修和著名罗马抒情诗人卡图路斯就遇到过不得不把自己的作品交付“出版”商的情况。从现存的文献来判断，撰述虽然被认为是古罗马人的大事，但那时要单靠写作来维持生计却是十分困难的。书商既然要用书来牟利，当然要支付作者一些代价，然而这并不能保障作者的生活。在共和末期和帝国初期，作家如果他们本身不是权贵或豪富的话，那他们主要只能是以自己的作品为手段以求依附权贵，然后从他们那里取得丰厚的酬报。② 著名罗马诗人贺拉斯和味吉尔在盖·麦凯纳斯(G.Maecenas，公元前69年～公元前8年)这个著名富豪的慷慨资助下，就分别取得了整座庄园和相当八万英镑(三十年代的)的巨额赠款。麦凯纳斯的名字后来就成了文学艺术保护人的象征。当然，经济上有保证的作家只求出版商传播他们的作品，不会计较报酬。据说小普利尼·列古路斯的未成年的儿子死后，他竟写了整整一本有关死者生平的书，通过出版商之手成千卷地传播到帝国各地。 在罗马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著名“出版”人的名字。在古代罗马乃至世界的出版史上，阿提库斯虽不是最早的，但肯定是最杰出的“出版”人之一。提图斯·彭波尼乌斯·阿提库斯(T.P.Atticus，公元前110年？～前32年)出身富有的骑士家庭，他虽然同当时罗马的许多上层人物有联系，但他始终注意保持中立，把重点放到经济活动上，不肯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为了逃避政治斗争，他从公元前八十五年起移居雅典二十余年，这就是他取得“阿提库斯”这一称号的原因。他具有极大的事业心，拥有巨额财富，又极善经营。他从事多种商业活动，其中包括“出版”业。他自己就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写过一些没有传下来的历史作品。他还以著名的罗马政治家作家西塞罗的亲密友人而知名，传世的西塞罗的《致阿提库斯书》使我们能对他们之间的友谊有较深的认识。阿提库斯和一般出版商不同，他并非因经营“出版”业而致富，相反，他是以富豪的身分致力此业，加上他自己又是学者，故而能做到不专以营利为目的而能保证书卷的高质量。他手下有一个高水平而又严肃认真的“编辑部”，这使得“阿提库斯抄本”的名著在当时享有极高的信誉，可以同亚力山大里亚的精抄本比美甚且超过之。而且他的“出版”机构不仅罗马有，各行省也都有它的分支机构，可见他的经营规模是十分庞大的。 上举罗马政治家、作家西塞罗的许多作品是由阿提库斯负责“出版”的。西塞罗在给阿提库斯的一封提出今后要把自己的全部作品交给他发表的信里(《致阿提库斯书》，xiii，12，2)有三个词Ligarian－am praeclare vendidisi常常被学者们引用来证明阿提库斯因出售西塞罗的作品而获厚利。其实这里的意思不过是说，他给西塞罗为里加里乌斯辩护的演说作了出色的宣传，未必有获利的含义。还有人根据塞内加的话(“在我们说到‘西塞罗的书’时，书商多鲁士说它们是属于他的。两种说法都对。前者指的是作者，后者指的是买主。”)，指出西塞罗也曾把手稿交给多鲁士“出版”。但所谓买主，也可以指书商买入现成的书卷，不一定就是手稿。 有关文献表明，“出版”业的利润看来不算低，是一种合算的买卖。诗人贺拉斯在他的《诗艺》(345)里表示过，他的作品远销海外，使黄金流入他的“出版”人索西乌斯兄弟的私囊，而他本人只落得个远播四海的虚名而已。在他之后的玛尔提亚里斯也对他的读者说，他的小册子Xenia(即现存《警句诗》第十三卷)卖给读者谢斯特尔提乌斯，但如果读者只给卖这书的特律波(Trypho)一半的价钱，他依然有利可图(《警句诗》，第13卷第3首)。这就往往使那些唯利是图的出版商同文丐、剽窃者勾结起来，按照当时的爱好，放手粗制滥造。玛尔提亚里斯在《警句诗》(第二卷第8首)就表白说，他的诗集里的含混不清和不很好的地方并不是他的过错而应归咎于草率不负责的抄手。 据德国古典学者比尔特的估计，罗马的书每“版”一般在五百到一千卷。这个数量在古代应当说是相当可观的，更何况还有争取“出版”时间的问题。我国明朝是坊间印书最滥的一个时期，据专家估计，每版一般也不会超过五百部。书商出版如此大量的书卷，而且又不止一种，想见需要一个庞大的机构来组织这一工作。可惜由于文献不足，每道工序如何，我们已不得其详了。 当然，在利用奴隶劳动来复制的“出版”业，其成品在一般情况下肯定质量不会很高。特别那些追求时尚的流行作品更是如此。出版商要抢时间的书，几乎原稿到手就得赶快复制出来贩售。玛尔提亚里斯就说他的《警句诗》第二卷，在一小时就能抄出来。估计这是多人同时抄录，然后粘合成卷的。 粗制滥造之风必然使陈词滥调的作品充斥市上，引起有识读者的厌恶，这样的书往往一开卷即被人弃去或根本无人问津。优维纳利斯的《讽刺诗》一开头就对他当时涂满书卷之上的那些陈词滥调③作了尖锐的讽刺： “我给招摇撞骗的科尔杜斯的《提赛伊德》④折磨了多少次！ 难道我就总是这么听着？长此一言不发？！” 被丢掉的或长期卖不掉的书，可以运到外地或行省去卖，或干脆沦为废纸，送到市场上去包东西。而为了避免这一命运，作者或书商往往事先设法请些有名望的人为之造舆论，做广告，以利推销，就像玛尔提亚里斯在他的一首诗(《警句诗》，第四卷第86首)中说的： 如果你想得到阿提卡⑤耳朵的赞同， 小书哟，我奉劝、告诫你 要取得有教养的阿波利那里斯⑥的欢心。 …… 如果他记得你，提到你， 那你就既无需害怕嫉 也不致可悲地变成包鲭鱼的废纸。 如果他咒诅你， 你就会立刻到咸鱼贩子的抽 并且等着叫顽童用笔在你背后乱画乱写。 如果不是名贵的书卷，那当然没有收藏的价值，况且看的人多了，纸草卷易于磨损、剥落，终致漫漶不清，最后还得作为废纸处理⑦。且看贺拉斯是怎样说的⑧： ……我的书！ 你被他们灵巧的手用浮石压磨得光光的， 你希望在索西乌斯兄弟的架子上占一席地位。 你因为被封锁而恼火， 你抱怨人们几乎看不到你 并渴望给人们读到， 读到你这一充满异想的书卷。 好啦，现在随你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去吧， 可是这一去你就休想回来。 “我真蠢！我为什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当你有些地方破损了， 过了时并且不讨人喜欢了， 人们就把你揉搓成团，抛到角落去。 下面这几句对看旧了的书卷的命运讲得更具体了： 当你盛年时罗马喜爱你， 但粗鄙的手很快就把你翻阅得破烂不堪， 使你失掉最初鲜丽的服装， 你将任凭虫子吞蚀 或者被送往荒远的地方去作包装纸。 “出版”者既然有利可图，当然书店并非一家，可惜此中详细情况我们已无从了解了。此外，书卷既然是传播文化知识的重要手段，“出版”者的店铺很自然地就成了文人学士的社交场所。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当时的作家往往在这里朗诵自己的作品，读者可以自由参加。这种活动方式可以给即将“出版”的书起一种广告作用，同时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作品受到剽窃。但有意思的是，这种朗诵仍然可以被人把内容默记了去，抢先发表！古人主要的必读书为数有限，又几乎没有工具书，学习主要靠口授和记忆，因此能背得下若干部大书的人绝不是个别的。而用这种办法锻炼出来的很强的记忆力，竟也成了进行剽窃的工具。 古罗马的书店(taberna 1ibra－ria)的具体情况如何，我们没有专门文献，也看不到文物的遗存。我们只是根据玛尔提亚里斯和盖里乌斯的资料，大体上知道，罗马的书店主要集中在阿尔吉列图姆(Argiletum)和桑达拉里乌斯街(Vicus Sanda1arius)一带。阿尔吉列图姆从北面经过元老院会堂通到罗马广场，是一条相当繁华而又重要的街道。前面提到的索西乌斯兄弟的书店也在这附近。书店门口柱子上从上到下都标出出售的书名。书店里的书架上(有时是格子里)堆着一卷卷的书，标签向外，上面注出书名和卷次。请看玛尔提亚里斯《警句诗》第一卷第117首里是怎样描述的： 在恺撒广场对面有一家书店， 那店铺门柱上满都是书名。 你很快就能看到所有诗人(作，家)的名字。 到那儿去找我吧。无需再去问阿特列克图斯(这是书店主人的名字)， 他会从第一或第二个格子里 把用轻石压光并把背面染成紫色的玛尔提亚里斯卖你五狄纳里乌斯…… ① 罗马作家塞内加就讽刺过他当时的那些不学无术的藏书家，说这些人还不如他们自己的奴隶有学问。 ② 罗马作家本身大多是政坛上的重要人物，这样，著述就成了他们的余事。比如，在历史学家中，像李维那样不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几乎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③ 当然，即使在古典名著如荷马的史诗或李维的《罗马史》中我们也往往看到不少作为民间文艺一种特点的套语，和我们旧小说、戏词、鼓词中的情况差不多。 ④ 从书名来看，这应是一首以雅典的民族英雄提赛乌斯为主人公的史诗。 ⑤ 指“雅典风格的”也就是“趣味高雅的”、“有鉴别力的”。 ⑥ 此人当系玛尔提亚里斯信任的、有影响的评论家，其他不详。参见《警句诗》，第7卷第26首。 ⑦ 罗马有无旧书店，这一点于文献无征，不敢确定。估计纸草纸一经残损即无法再用，故不可能作为旧书再在市场上流通。 ⑧《诗简》，第20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