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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历史的演进不像化学反应，工具得到了改进，生产关系就立即跟进。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信息传递、调整、适应或不适应的时间差，这种时间差在史前时代要以万年、10万年以上来计算。在农耕时代，变化的速率加快，那也要有成百上千年。在近现代加速到几十年。但即使是在当代，我们仍到处都能看到明显的不平衡现象。所以文明社会的扩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按照旧大陆的历史经验，一旦文明社会在某个地点出现，便会逐步向周边非文明地区扩散。处于史前状态的人们要么被卷入文明，要么日趋衰落，活动空间逐渐萎缩至文明社会的边缘地带，成为活化石，甚至彻底毁灭。 美洲大陆幅员广大，印第安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应该说是题中应有之义，若平衡到反常了。相对而言，北美社会经济要滞后于中南美印第安文明的中心地带，但北美沿海许多印第安渔猎部落也发展到文明社会的门槛，出现家内奴隶和依附人。在北美以农业为主的部落，也能看到明显的财产分化或社会分化趋向，其中也包括以锄耕和渔猎为生的易洛魁人。 当欧洲人发现易洛魁人时，他们在制作新石器、骨器、木器、陶器时已有初步的分工，在农业和狩猎生产方面则有严格的新分工和协作，并且与周边部落进行剩余产品（玉米、皮革制品、贝珠、桦树皮船）的交换，个人也有少量的财产，可以依母系继承和转让。此外，对偶家庭之间已出现贫富差别，虽然仍受公有制的制约。部落械斗出现本身说明社会关系的变迁。俘虏并非都被收养，部分落选的俘虏要被处死，处决方法是将男俘或女俘绑在木桩上，先咬掉他们的手指，然后剐他们的皮肉吃，一直吃到心脏，以获得敌人的勇气和其他美德。而选定收养的俘虏则需经受“夹笞刑”考验，被各家族收养后，“同实际上的奴隶一样”在田野或其他地方从事最艰苦的劳动。只有经受住考验的俘虏，才能成为部落的正式成员。[20] 这样的人与人的关系难道不是新的生产关系或新生产关系的雏形吗？ 蒋先生还举例说“绝大多数史学家都承认古希腊原始社会解体后出现的是奴隶制社会”。据我所知，国外史学界目前没有人承认这一点，而且国内越来越多的史家也不承认这一点。国外有承认希腊罗马是奴隶制社会的学者，如美裔英国史家芬利以及德圣克鲁瓦，但他们并不认为原始社会一解体紧跟着的就是奴隶制社会。其实马克思也不承认这一点。[21] 关于奴隶制社会经济形态的普遍性问题，笔者曾在长文《古代世界的奴隶制和近现代人的诠释》[22] 中进行过较为详细的“知识考古”工作，这里不再赘述。 从蒋先生的论文中能够看出，由于蒋先生长期从事史学理论研究，对具体的、实证的史学研究，尤其是国外专业史学的研究状况并不很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否定唯物史观核心原理的一系列论据就显得不太充分或准确。这是从事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学者常常出现分歧的原因。当年在柏林大学里，黑格尔就和同校的古代史大师尼布尔、兰克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原因也在于此。[23] 所以西方专业史学一直坚定地拒斥思辨的历史哲学优先的做法。 至于蒋先生所批评的唯物史观辅助原理，应该说确实存在着一些严重缺陷。比如把一切社会斗争都当成阶级斗争、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或经济斗争的说法就有些过头。社会现象是复杂的，社会成员的分类也是复杂的，社会等级和社会阶级就不一样，种族、民族、性别、分工等等都会造成人们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仅说阶级和阶级斗争会将社会矛盾简单化。就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而言，阶级状况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的差别、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都缩小了，蓝领工人已不占人口的大多数，白领工人显著增多，服务业和信息产业的从业人员大量增加。独资企业的比例减少，而股份制企业的比例增加。由于信用和交易方式的发展，通过雇佣工人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获取剩余价值的人的数量越来越少，而通过流通在剩余价值再分配过程中获取剩余价值的人的数量比例越来越大。这为按雇工人数来区分资本家和小业主的传统方法带来了困难。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认为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过时。 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凭空构想出来、强加给现实的。古希腊思想家如梭伦、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阿庇安等，早就熟练地运用这一方法来解释社会现象。“阶级”概念，包括一些具体概念，如“中产阶级”之类都是古典作家在解释社会历史问题时发明出来的。中世纪的史家，像马基雅维里等人同样能够自觉运用阶级分析法来解释意大利内乱不已的原因。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如卢梭等人，更是自觉运用这把锐利的解剖刀分析社会，分析不平等的起源。 古代和近代思想家能够在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抓住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要素其实并不奇怪，因为社会划分为阶级和等级不仅是客观现实，而且在许多国家还通过法律将金字塔型的阶级等级结构确认了下来。马克思恩格斯也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是他们的发明，他们的贡献只是把阶级的存在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联系起来。因此，唯物史观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同唯物主义一样，是吸收和发展前人成果的产物。现今世界并没有摆脱阶级分野，因此阶级斗争和阶级妥协及合作依然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人权状况的改善、雇佣劳动者待遇的提高以及社会保障的政策的出现，当然不是资本家恩赐的结果，而是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产物（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示范作用）。所以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理论也与核心原理一样依然具有认识的效力，只不过需要根据现实社会划分的变化作出某种调整而已。 再比如，唯物史观的辅助原理对资本主义的活力显然有估计失误的地方，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自我调整，不仅仍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甚至还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20世纪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大部分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证明。但我们也不应因此将唯物史观的有关理论一棍子打死。从19世纪的历史条件看，原有的乐观估计有它的合理性。因为我们知道，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新国家对工人阶级而言并不是启蒙思想家所设想的平等、博爱、自由、民主的乐园。大生产的可怕奴役，议会成为资产阶级的俱乐部，工人的绝对、相对贫困化没有明显改善，这一切导致一系列新的被压迫者的意识形态的出现，马克思主义便是其中之一。它以批判资本主义的面貌出现，批判的主要武器就是唯物史观。因此唯物史观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就承担着一个现实的论证任务，即证明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暂时性。而在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资本主义也的确表现出严重的病态，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及其可怕后果接二连三地袭来，就连当时的许多西方学者也对资本主义的活力失去了信心。比如施本格勒、汤因比就表达了对资本主义或工业化体制的失望。所以估计失误不是马克思主义一家。而且我们不应忘记，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并没有完全失效，因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仍然存在，有时还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量，如韩国、日本、东南亚的经济危机和阿根廷经济危机。我国选择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也开始尝到生产相对过剩的苦头。即使我们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看作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基本手段，那这种调节的未来趋向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日益改良还是治理危机的手段日益匮乏都未可知晓。因此，唯物史观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辅助原理虽然需要根据现实情况进行较大修改，但不像蒋先生所说的“严重缺陷”到失灵的地步。在笔者看来，只要核心原理有效，类似理论缺陷完全可以加以修补和更新，因为唯物史观仍具有兼容其他解释的张力。 三 蒋先生的论文论及唯物史观在当代的历史命运，实事求是地估计了唯物史观在我国史学界的现状，这是每个关心唯物史观的人都很忧虑的问题。诚如一些同志所指出的，这种现象的产生，同现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一度把富有活力的、具有批判和开放品格的理论变成僵化的教条（这本来是反马克思恩格斯本意的）有关，也同蒋先生提到的唯物史观的部分理论缺陷有关。[24] 或者往大说一点，还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的挫折有关。 但为什么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会几乎一致地犯教条主义的毛病呢？这就不是上面的解释所能覆盖的了。依笔者愚见，这里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根子在理性时代形成的规律崇拜。换句话说，把唯物史观僵化为教条并不单纯是某个党的领袖个人的责任，而是一种时代病，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政治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或反马克思主义者，只要身处那个崇拜的时代，都免不了会染上这种病。 近代社会科学领域对科学规律的崇拜思潮是从启蒙时代开始的。启蒙运动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尊重科学和对客观规律的高度信仰。哥白尼、刻卜勒、伽利略、巴斯加、哈维尔、牛顿等人开创的近代自然科学革命[25]，从根本上推翻了中世纪的宇宙观和被奉为教条的亚里斯多德的大部分物理学认识，引起人们思想上的巨大变革，对自然规律的偶像崇拜从此替代了对超自然的偶像崇拜。 由于以牛顿经典力学定律为代表的科学规律通过数学演算能够准确解释和预测当时人们能够观察到的一切物理现象，“地球上的动力学，天空上的动力学，被他融汇为一体……使每个时刻都有能力提供宇宙过去、未来所有可能的信息。”因此人们以为宇宙就是一架精确的大机器，由一套包罗万象的规律在支配着它的运动，自由意旨和偶发事件变成了多余的东西 。[26] 现在我们知道，牛顿的规律在有些场合并不适用，这才出现了现代的两大物理学革命，即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但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这样的经验，他们认为自然规律是纯粹客观的、普适的、绝对的，自然界中的任何物体或现象都是非此即彼、界限分明，都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加以连接和表达，因此真理是确定性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真理只有一个”，规律意味着一种状态的不可避免性、必然性，而人们所要做的就是通过实验和观察来发现规律，进而掌握和驾驭宇宙世界。 自然科学革命所产生的客观规律意识是启蒙思想家敢于倡导理性、大胆怀疑并批判包括古代在内的一切过去和现在的基本依据之一。他们把自然科学方法移植到社会历史的研究，自称社会科学中的牛顿（赫尔德语），认为社会也是一架大机器，依循一定的轨道有规律的运动。操纵它的力量便是某种自在的社会历史规律。这些规律同宇宙规律一样是客观的，具有毋庸置疑的确定性，无法避免的必然性。人们的使命就是发现它们，用自然规律般的简洁和抽象概括它们，以顺应和加速机器的走向，避免与历史必然性进行愚蠢的对抗。由于自认为掌握着客观真理，启蒙学者具有高度的自信，用笛卡尔和康德的话说：“给我物质，我就用它造出一个宇宙来。”[27] 翻开历史哲学之父维柯的《新科学》，全书的基本表达方式就是先提出一个抽象的公理，然后加以解释论证，再引出下一个公理，下一个解释论证，最终目的服赝于“发现各民族历史在不同时期都要经过的一种理想的永恒的历史图案，”[28] 也就是他在第349节所说的各民族共同经历的历史总进程，实际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规律。这种以构建历史规律为己任并确信真理在手的乐观成为启蒙时代直至19世纪后半叶众多欧洲思想巨子的普遍心态。从笛卡尔、孟德斯鸠到伏尔泰、卢梭，从莱布尼兹、赫尔德到康德、黑格尔，虽然他们对规律的概括各有不同，所构建的人类史的进化模式及使用的概念术语也不一样，但都一致坚信终极规律的客观存在，人类社会朝着一个普适的目标前进。康德的说法很有代表性：“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无论人们根据形而上学的观点，对于一致自由可以形成怎么样的一种概念，然而它那表现，即人类的行为，却正如任何别的自然实践一样，总是为普遍的自然律所决定的。”[29] 这种规律崇拜的思潮反映在历史学领域，就是在西欧和北美凯歌行进的史学专业化和实证主义史学。科学和规律是那时的史家非常偏爱的字眼，在他们看来，只要经过一番对史料的过滤提纯的工作，或者再进一步加以抽象，便可以复原纯客观的、终极的历史，提取出客观的历史规律，历史学也因此步入科学的殿堂。 然而，近代规律崇拜是从物理学革命开始的，也是被物理学革命所推翻的。20世纪初叶，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物理学进步彻底打破了人们对科学规律绝对性、普适性的迷信。牛顿力学认为空间、时间和位置是绝对的，能量是守恒的。而相对论则认为空间和时间是相同的，可以代换；能量和质量是等价的，可以互相转化。量子力学则证明电子是随机的、跳跃式的，没有客观的时空，空间和时间原来是对人的标准而言的。牛顿力学现在只在一定范围内有效，比如造汽车和飞机有效，但在接近光速范围内就无效了，因此对造原子弹氢弹来说就不够用了。而突破经典力学规律的相对论和量子论又是彼此矛盾的。众所周知，爱因斯坦至死都在批评量子论的基本解释方法几率论。但科学的实践表明几率解释同样行之有效，适用于一切物体，所谓精确的自然科学领域原来也是测不准的领域，欧几里德的几何公理只是在这一公理定义的空间才是正确的，而这个空间只是一个理论和模拟的空间。毕达哥拉斯定理也不是绝对的真。[30] 生物学领域更是如此。早期生物学家，如拉马克、达尔文等都把揭示生物规律作为自己的任务，但100多年过去，生物学发展为一个门类众多的庞大学科，而各生物学分支学科中却很少提到规律。生物进化专家迈尔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生物学的研究对象系各自长期进化的产物，都具有独特性，所以任何概括都会有例外。[31] 这样的现象并不限于科学领域，工程技术领域尤为突出。清华土木工程系刘西拉教授曾说：“任何工程一般不会有’唯一解’，就是在一组’可行解’中选出’满意解’，也要在工程实施中修改。”[32] 他的话是符合事实的。计算机的软件设计也许更能说明这一点。比如垄断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微软视窗95虽然经过众多编程人员的反复检测，但仍有近三千种错误。而且凡是做软件的人都知道，每修正一次旧错误或添加一些新功能，总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新错误。[33] 由于迄今为止诸如经典力学、相对论和量子论之类科学理论同时拥有合理解释和预测的功能，都揭示了真理的一两个侧面，因而真理便不再是一个而是多个了，而原来认为的那种纯粹客观的规律于是便同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认识或多或少地具有了主体性，并非完全是自在的、客观的东西。“科学家也像其他人一样，是自己的先入为主的理论的俘虏。如果他们牛顿力学学得好，这可能妨碍他们掌握更新的相对论。”[34] 作为对传统规律观的反动，根本否定客观规律的思想在20世纪的科学哲学中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即使坚持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存在规律的人，也已经把规律理解为统计的、几率的必然性，而不是机械的、命定的必然性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对经济学规律的理解，可以看作是这种现代规律论持有者代表性的表述：“经济学的规律只是在平均的意义上才是对的，它们并不表现为准确的关系。”[35] 这样一来，以往绝对化的规律崇拜意识便衰落了，曾经作为绝对规律的唯物史观自然同经典力学定律、相对论一样，失去了神圣的灵光，变为一定历史时代的规律，不再具有永恒的品质。 对于唯物史观的这一历史命运，马克思和恩格斯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虽然他们没有脱离他们所处时代的精神，同样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纯粹自然的、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规律支配的进程，但他们又不是时代精神的简单模仿者，而是站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他们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思想，把客观规律[36]和对客观规律的认识（真理认识）区别开来，把相对性赋予了人心中的真理，认为一切认识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认识，历史条件达到什么程度，人们便能认识到什么程度。这即是说，一定历史范围内人对真理或规律的认识始终是有限的，受着既定历史条件的制约，因此任何反映在人们头脑中的规律认识都不是绝对的、超时空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他们为此多次指出要用不变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人类的历史，那将是无知荒谬的，科学永远不能通过对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认识的终点。[37] 我们如果把唯物史观放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开阔的视域内来认识，我们对唯物史观在当代的命运又有什么忧虑的呢？ （郭小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 [1][1] 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2] 马克思恩格斯说了许多有关真理相对性的话语，这里只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4页上比较典型的一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2页。辩证法只承认一切事物的暂时合理性，这是马克思的老师黑格尔的最精彩的思想。 [4] 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5] 有关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普遍性和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亦承认杰出个人历史作用的观点。 [6] 见《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7页。 [7] 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作品中都有过相关陈述。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9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文中的黑体字是原文中的。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9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478页。 [15] 维科：《新科学》333，朱光潜译，人民出版社，1986年。关于有无社会历史规律、如果有又如何看待社会规律及社会规律的特点等问题暂置不论。 [16] 季羡林：《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第178页。季先生的偷生行为是一般人在面临生存压力时所选择的行为。可能也会有宁肯饿死也要坚持操守的人，但结果却是生命再生产的中断。 [17] 斯特瓦尔特·伊斯顿：《西方文明的遗产》（Stewart C. Easton, The Heritag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霍尔特瑞奈哈特与温斯顿出版公司，1970年，第18以次；费根：《地球上的人们----世界史前史导论》，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民族学教研室译，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57页以次。在这本美国大学人类学专业的教材当中，特别指出现代人很难想像农业和动物驯化对人类历史产生了多么重大的影响。类似的用法在几乎每一本西方相关史作中均可看到，并作为成熟的用语和解释被用于中学和大学教科书内，参见罗威尔·D·霍尔姆斯、韦恩·帕里斯：《人类学导论》（Lowell D. Holmes, Wayne Parris, Anthropology, an Introduction）第145页，1147页等。“农业革命”和“城市革命”概念的发明者是澳大利亚考古家柴尔德，“工业革命”概念的提出者不详，但它得以流行开来则有赖于英国历史家汤因比。 [18] 威廉·H·麦克内尔：《人类社会史----从史前史到当代史》（William H. McNeill,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普兰提斯-豪出版公司，1987年，第24-25页。 [19] 这里需要澄清蒋先生文中的一个误读，即易洛魁人并不是“摩尔根在19世纪发现他们”的，这支印第安人同“切诺基”（我们熟悉的吉普车品牌）等北美印第安部落一样，早就被西方殖民者发现了，发现易洛魁人的时间是1609年。摩尔根的功绩在于运用实地调查方法查清了易洛魁人母系氏族公社的内部结构。至于将这一结构赋予普遍的意义的做法，今天看来早已过时了，实际上它本来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实证材料的科学假设。 [20] 参见乔治·彼得·穆达克：《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童恩正译，四川省民族研究所，1980年，第187页以次。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1页；第25卷，第909页。 [22] 载《世界历史》1999年第6期。应重复一点，就是唯物史观中关于几种社会形态的判断并非属于唯物史观的核心原理。 [23] 莫米格里阿诺：《历史学研究》（Momigliano,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纽约，1969年，第105页以次。莫米格里阿诺与芬利(Finley)、金曼（Zimmen）一道被西方古典学界誉为20世纪英语世界最出色的学者，三人的共性是既能作深刻的考据研究，又在宏观史学理论领域颇有建树。 [24] 如上文所述，有些缺陷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而是他们学生们的有意、无意的误读。 [25]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因此规律崇拜原本是生产力进步的产物。 [26] 柯文尼和海菲尔德:《时间之箭》，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８－１１页。 [27] 康德：《宇宙发展史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7页。 [28] 维柯：《新科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9、164页。 [29]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15页； [30] 特鲁斯蒂德：《科学推论的逻辑导论》，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第79－81、126－134页；张 汝伦：《海德格尔与现代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11页。另见英国著名史家霍布斯鲍姆的《极端年代》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93页以次，作者对20世纪科学技术发展有十分精彩的概括。 [31] 见李建会：《历史特异性与生命科学的规律》，《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年第2期，第10－12页 [32] 北京师范大学宣传部：《高等教育改革信息》1998年9月，第14页。 [33] 《电脑爱好者》1998年第21期，第13页。 [34]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上册，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第14－15页。 [35]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上册，第17页。 [36] 在黑格尔那里是绝对理念、世界精神。 [3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0、154、562页；第4卷，第212、51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