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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历史错综复杂，可是史宾格勒毕竟是天才慧眼，轻易一拨，就给我们拨云见青天！耶稣基督死后不久，基督教就分成三派：彼得派[65]、约翰派[66]、保罗派[67]。彼得派是犹太本土派，我们也可以说是乡巴佬派，以耶路撒冷教会为中心，他们仍然相信耶稣只是而且主要是犹太人的救主，反对将福音传给外邦人，也反对外邦人加入耶路撒冷教会。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只有犹太教徒才配做基督徒，而外邦人要做基督徒时也得一并遵守犹太教的仪式。这一派先是被保罗派压倒，后来逐渐被古代的犹太教所同化。[68]约翰派主张，把福音往东方传，往波斯、巴比仑、印度传，往外邦的乡野传。保罗派主张，把福音往西方传，往希腊、罗马、西班牙传，往外邦的城市里传。换句话说，彼得派是“土”教会，约翰派是“东洋”教会，保罗派是“西洋”教会。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古老的希腊罗马“文明都会”既然压在新兴的中东“文化乡野”之上，满腹经纶、学富五车、文质彬彬、有国际观、受现代教育的保罗派当然占尽优势，主导了基督教的传教方向。新约圣经大部分的书卷都是保罗写的，四福音书与保罗书信是相辅相成的，保罗使命的全部内容是“耶稣基督是救世主，而保罗是他的先知”，所以四福音书就是基督教的“可兰经”，保罗书信就是基督教的“穆罕默德圣训”。保罗努力将希腊哲学与罗马法律[69]融入基督教的精神里，的确，希腊罗马“文明”以武力征服了中东，到头来却被中东“文化”征服。由于保罗的传教，两大文化圈产生了融合的情形[70]。希腊罗马文明一旦接受了中东文化，他自己的文明就只剩下一个空壳子，无论是希腊哲学或罗马法律，都被中东宗教的义理所渗透。可是中东人这一边并不这样想，中东人原本对基督教这一新兴宗教有极大的盼望，希望它能继承以往的神学[71]，成为中东文化的正统，没想到保罗硬要把希腊罗马那一套带进基督教来[72]，结果变成一个非驴非马的怪胎。你想，这样的基督教怎能当中东文化的正统呢？中东人寻求反抗的方法，他们支持约翰派的基督教，而约翰派的基督教本身也比保罗派的基督教表现出更纯粹的中东精神，全本新约圣经里以“启示录”和“约翰福音”最神秘深奥，它们充分反映约翰的思想，和浅显易读的“使徒行传”、“马可福音”形成有趣的对比，这两卷书反映的是保罗的主张。由于不满意保罗派的基督教主导整个教会的发展，约翰派的基督教先后分裂出许多教派，诸如景教、摩尼教、一性论者等等。他们都被视为异端，被赶出教会。431年，以弗所会议上“东洋”、“西洋”两派基督徒正式分裂，各走各的路。中东人失望极了，古老的犹太教、拜火教、占星学派已经失去活力，新兴的基督教又被搞成这副模样，怎么办呢？幸好，救星来了。那个救星就是“来自麦加的先知”。只要他一出现，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和中东各教派都以“迎接王师”的姿态接受回教军队的占领，承认它是中东文化的正统。约翰派的基督教大为恐慌，企图维持东罗马帝国一小块土地。问题是，东罗马帝国的精神原本就和回教的精神类似，都是属于中东文明的，只不过回教是纯正的、拜占庭是偏杂的而已。所以这个苟延残喘、保命第一的“韦小宝式”的政权虽然能延续千年之久，在这一千年间又不断有人向回教军队投诚，最后终于被土耳其军队解放了。到了那时，整个中东才把希腊罗马的外壳连根拔起，希腊罗马文明在中东的最后一个基地、最后一个“外壳”君士坦丁堡从此变成土耳其文明的伊斯坦布尔！然而我们今天还能看到残存的约翰派基督教吗？是的。像希腊正教徒、叙利亚的阿拉伯基督徒、埃及的科普特基督徒等等[73]，而中东基督教本是亚美尼亚和衣索比亚的国教。在西方，保罗式的基督教最后分裂成天主教和改革宗[74]，这一段的历史大家都很清楚，就不用我饶舌了。看了史宾格勒的辨证，我们对历史源流才算有点了解。那些企图“福音全球化”的基督教徒总是抱怨犹太人到今天都还不认识耶稣是救主，总是抱怨回教国家禁止基督教在其境内的传播，其实，耶稣基督既不代表犹太文化的正统，又不代表中东文化的正统，那些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比韩国人更难接受基督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历史不是没有给过基督教机会，耶稣基督自己也不是不想宣传一个继承犹太旧教的新兴信仰，圣保罗使基督教“国际化”的做法也不能说有错[75]，但种种前因后果综合起来，结果使大多数的中东人拒绝相信耶稣是救主。 然而，俄国的“重新发现”是一项奇迹。俄国文化是一个直到今天都尚未进入文明阶段的文化，它的早期文化被中东基督教[76]的外壳所覆盖，它的晚期文化在彼得大帝的主持下又被西方文化的外壳所覆盖，所以直到今天，俄国文化的灵魂仍藏在其他民族的文明底下。[77]史宾格勒认为，俄国接受共产主义并不是纯粹的反西方，实际上是“利用西方文明里面的反西方因素——马克思主义——来反西方”。表面上是反西方，实际上仍是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仍然无法表现出自己文化的特色。这真是卓见！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到达最繁荣的阶段后必然过渡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原是针对资本主义的，没有资本主义就不会有共产主义。可是，帝俄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比起西欧国家是很可怜的，很不“繁荣”。那为什么俄国共产党比西方共产党更急着要革命呢？因为俄国人一面急着要反西方[78]，一面又不肯脱离西方的影响[79]，所以他们选择了共产主义。史宾格勒又预言：当俄国人推翻了共产党后，他们会走向维护传统文化，设法展现纯粹的俄国文化的一面，以期挣脱西方的外壳，使自己顺利的从“文化”走向“文明”。这个预言显然是落空了！苏联的解体只会使俄国更进一步的西化，而不会产生任何挣脱西方外壳的举动。于是，内在的灵魂与外面的壳子[80]仍然矛盾摩擦，仍然动荡不安。为什么中东最后走出了希腊的包袱而俄国始终走不出西方的包袱？根据我的判断，因为新兴的中东文化足以产生与古老的希腊文明相对抗的优秀内涵，最后甚至把希腊文明给压了下去，但新兴的俄国文化到现在为止尚未产生足以压倒古老的西方文明的优秀内涵，所以共产党的革命理想最后变成一个天堂里的神话而非人间的现实。 今天西方文明在全世界上取得的成功有点类似当年希腊罗马文明在地中海世界取得的成就，那是种压倒性的优势。美索布达米亚的国际社会若比起以希腊语为世界语的地中海国际社会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同样，以汉语为媒介语的东亚国际社会以及以阿拉伯语为媒介语的回教国际社会，若和今天以英语为世界语的西方国际社会比起来，那真是相去不可以里计！一个是小国际，一个是大国际，小国际将被大国际所同化，而且是各个击破，不是一举而整体击破。这种绝对优势的文明将同化整个世界，不过，弱势文化中的命运却各个不同。面对超强文明的挑战，有些民族根本还没有进入文明阶段，就像希腊人眼中的中东人、罗马人眼中的日耳曼人、西方人眼中的俄国人；有些民族早已进入文明阶段，就像希腊人眼中的古埃及人、西方人眼中的日本人。正因为每个民族的发展都不一样，他们的回应也大异其趣。照这种观点看来，俄国、土耳其、日本的西化运动根本不是同等性质的，因为日本和土耳其是文明，俄国只是文化，前者是已经根深蒂固的文明要接受另一个根深蒂固的文明，后者是一片文化沙漠或是只有初生的文化幼苗突然被迫接受一个根深蒂固的文明。史宾格勒指出，亚历山大大帝强迫中东文化接受希腊文明和彼得大帝强迫俄国文化接受西方文明是很相像的形态。强迫的结果是什么？当然使希腊文明与西方文明更加国际化，使中东文化与俄国文化变得更先进、更城市化。但为了所谓的现代化，必然付出惨痛的代价，使自己的文化畸形发展。在中东土地上建立的是希腊的城邦，不代表中东自己的文化风格，中东人认为，那些城邦、那些高级文明都是外国的产物，不是从中东的乡野自己发展出来的城市，他们潜意识里排斥这种高级文明，认为乡野才是他们真正的家；俄国的情形也是一样，在俄国土地上建立像圣彼得堡那样的西方城市，结果导致了广大乡野的农人对城市与西方文明产生更大的反感，最后造成沙皇政权的不稳因素。但是日本和土耳其本身就是都市化程度比较高的“文明”，西方文明的引进只会使他们更向往城市生活。然而，所谓“文明”，本身就含有不易改变的特质以及庞大的传统势力。土耳其之所以能成功地建立一个西式的政教分离的国家，日本之所以能变成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国家，恐怕还有内在原因。土耳其的政治人物能控制不满的回教传统势力，但伊朗的国王不能做到这一点。日本是中国文明卫星国中最具独立与叛徒性质的一个：在某一方面，他们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人，比中国更中国；在另一方面，它却把中国思想窜改得面目全非，引进中国思想，转化中国思想，变成日本自己的思想，最后跟中原正统的思想相去甚远。 上古希腊，中古近东，近代西方，为了叙述方便，也为了将文化圈形象化、象征化，史宾格勒给这三者各取了一个稀奇古怪的外号：上古希腊叫做“阿波罗文化”，中古近东叫做“magic文化”，近代西方叫做“浮士德文化”。把上古希腊叫做“阿波罗文化”是没什么好争议的，就算是古罗马，也不过和古埃及一样，最后成为大希腊文化的卫星国之一。把中古近东叫做“magic文化”就很妙。什么是magic呢？magic是魔术师、炼金术士、占星算命者，是给婴孩耶稣送来乳香、没药、黄金的东方“三博士”的“博士”。古代波斯、巴比仑一带的祭司＋文士＋天文观测家＋知识分子＋儒生＋思想家＋哲学家＋文化人，足以代表中东文化的神秘性，因此把中东文化叫做“魔术师文化”，就好像把中国文化叫做“士大夫文化”、把西藏文化叫做“喇嘛文化”、把印度文化叫做“婆罗门文化”、把西方文化叫做“白领阶级文化”一样。一样什么呢？一样莫名其“妙”！史宾格勒把西方文化叫做“浮士德文化”，分明就是想把德国当作西方文化的正统。当然，他说的有一部分道理，西方文化的接生婆就是日耳曼蛮族，凡是被日耳曼蛮族侵略过的西罗马版图都会自动变成一个西方文化的国家，比如英格兰、法兰西、普鲁汶斯、西班牙、葡萄牙、北意大利就是。但是，仅止于此的说服力是不够的。史宾格勒显然有点拉丁民族[81]不过是日耳曼民族[82]的“文明”卫星国的意思，因为拉丁民族太倾向于上古希腊与中古近东，太沉迷在古典的哲学和宗教里，就是法国，也太华而不实了，不像日耳曼民族比较具有西方“文化”的原创性，也比较具有西方“文明”的开创性。在文艺复兴和巴洛克的时代[83]，由拉丁民族独领风骚，但进入文明时期以后，一切指导性的理论与革命性的创新几乎都出自日耳曼民族之手！法国启蒙思想的灵感其实源自英美民主政治，工业革命与第二次帝国主义均起源于英国，现代海军与空军的体制由英、美主导，现代陆军军制与坦克起源于德国，现代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论之父亚当·史密斯与卡尔·马克思分别来自英国和德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牛顿与爱因斯坦也分别来自英国和德国……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虽然这也言之成理，但是近代西方文化实由日耳曼民族与拉丁民族共同创造，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文化宗主国与文化卫星国的关系，同希腊与罗马、中国与日本间的关系多少还是有点差异。别的不说，光是意大利的歌剧、法国的文艺沙龙、阿根廷的探戈、西班牙的耶稣会，就都是西方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史宾格勒在历史学内最特殊的贡献是：主张以人文科学的方法解释历史。他认为，宇宙可以分为自然宇宙与内在宇宙两部分，学术研究当然应该分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两部分：前者研究“已经定型的事物”，是死板而机械化的具体空间，其认知的方法是“数学的定律”，着重的是循环性的因果观念，只有自然的脉动节奏存在，因此公式与系统包办了整个的研究模式；后者研究“生成变化中的过程”，是活泼而有机的抽象时间，其认知的方法是“历史的比喻”[84]，着重的是偶然的命运观念，除了自然的脉动节奏外，还有自我的觉醒意识存在，因此图像与象征占学术研究的重要地位。自然宇宙[85]和人类文化[86]是对立的，越高级的人类文化距离自然宇宙越远，也可以说受自然的束缚越少，相对地，他们的都会生活就显得矫揉造作，一点也不自然。所以，农人的智慧是乡土而直觉的，善于“感受”自然的脉动，他们是文化时期的代表人物；商人的智慧是城市而理智的，善于“察觉”社会的动态，他们是文明时期的代表人物。可是，由于近代西方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迅速发展，人文科学逐渐沦为自然科学的附庸，用自然科学的求证与实验的态度研究人文科学变成世界的主流趋势。正如史宾格勒所指出的，历史被当作自然而加以处理了！把因果、系统、定律的原则应用在历史之上，得出的结论是：世界上没有“正在进行的事物”，只有“已经完成、已经定型的事物”。但是历史本是“正在进行、正在演变中”的事物啊！不用说，我们今天在学校里所学的历史的确是这样，除了死记年代、地点、事件、人物、因果关系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不能从大的角度看出历史的命运，也没有什么更深的意义，尤其不能产生切身的、与当今社会相关的感觉，完全跟物理学的定律没有两样，硬把历史当作“物”而非“人”来研究，难怪很多人厌恶历史。史宾格勒不是西方史学的主流派，但他的观察的确很有道理。不过，他自己建构的历史体系纯为各大文化算命，根本无法取代“科学的”、“进化的”主流历史观念，他可以说是历史的“病理学家”而非“生理学家”。 史宾格勒开“比较文化学”的先河固然功不可没，但有一个明显的流弊，就是过分强调各大文化间的差异，使我们对近代西方人文科学信誓旦旦的许多“真理”产生了怀疑。像西方心理学预设的“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的心理特征”，像是“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潜意识”之类的，到底有多少是纯粹西方文化的产物，有多少是放诸四海而皆准、行诸百世而不惑的普遍真理？据史宾格勒所言，古代中东文化根本就没有“智慧财产权”、“著作专利权”的观念，所以《圣经》和《可兰经》的作者中没有一个敢自称书是他写的，他们都说是神写的，他们自己不过是上帝的“容器”与“代言人”罢了，怎么敢把上帝的话当成自己的话呢？在中东国家，越是重要的典籍，人们越不敢自称是自己写的，总是假扥别的权威或上帝的名义而写，甚至写书的能力都是上帝赐的，上帝随时可以取回！《马太福音》的作者未必是马太，但马太是耶稣的门徒，是教会的权威，冠上马太的名字总比冠上自己的名字好吧？《大卫的诗篇》、《所罗门的箴言》也都是如此，冠上大卫、所罗门的名字总比冠上自己的名字响亮吧？《摩西十诫》的颁发者是耶和华而不是摩西，《可兰经》的作者是阿拉而不是穆圣，对中东人而言，这不是一种愚民的手段，而是历史的现实！可是，西方人的观念绝不是如此。在西方世界，越是重要的典籍，人们越抢著作者的名义，可以名利双收嘛！一本《教义问答》写完了，中东人会这样祷告：感谢主捡选“卑微如我者”为容器，一切荣耀归于上帝！西方人会这样祷告：感谢主赐我“有能力”做祂的器皿，一切荣耀归于上帝！从这里你可以看出来为什么自古以来上帝从不捡选西洋人写《圣经》、永远只挑中东人写《圣经》。显然，上帝对中东人的祷告满意极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西方国家自称是先知、会预言未来的人很多，但真正在历史上留名的实在凤毛麟角，而中东国家才真正是先知的国度。因此，“著作专利权”的观念显然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另外，古代印度是没有历史观念的，因此说，“所有的文明皆注重历史”是错误的。还有，既然在21世纪的今天，日本人和中国人居然还能把象形文字输入电脑里，西方百科全书说“象形文字”是“埃及和其他古代民族所使用的文字”显然就有问题！这样一层层削剥下来，今天我们在各大学与大专院校学到的西方人文理论到底有多少教条或观念是不受时空限制的“绝对真理”呢？而史宾格勒正好认为：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现象，不同的人类有不同的真理！这样的“文明相对论”对西方固有思想是一种正面打击。因为西方学者所提出的每一学说都建立在“能适用于所有的人类社会”、“对任何文明皆有利”的假设之上，所以他们非常乐意推销[87]他们的文明到世界各地去。史宾格勒虽然相信上帝[88]，却显然不相信“绝对真理”的存在，而他也认为这是文明时代的表征：文化时代的农人用心灵感觉宗教，文明时代的教授用大脑思考宗教，所以无论信教或不信教，他们的心态都是“非宗教”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史宾格勒认为每一高级文化都会出现的种种定律，偶尔也出现例外的情形，要为文化下定律显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比为自然下定律复杂多了！ 史宾格勒透视世界历史的目的是为了“鉴古以知今”，一切都为了支持他的观点——西方正在没落中。既然拜占庭文明已经没落，满清文明已经没落，阿拉伯文明已经没落，希腊罗马文明已经没落……凡是进入文明阶段的民族都已没落，都已“盛极而衰”，西方文明怎么会例外呢？西方文明怎么会如一般天真的西方人所想象的会一直进步下去呢？难道西方人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已经步入文明阶段？这是对西方文化的本质作深刻反省的结果。然而，一个民族进入文明阶段后的寿命有长有短，有迅速没落，也有永久残存。西方文明的扩张力既已改变了地表的面貌，显然是“永久残存”的类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