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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林·罗马诺 著 吴万伟 译 作者简介：卡林·罗马诺（Carlin Romano），《高等教育记时评论》评论家，《费城问询者报》文学评论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哲学和媒体理论。 无休止考察的生活还值得看吗？ 如果让西方思想家选择苏格拉底活着还是死掉，他们可能更希望他死掉。至少可以作为象征，至于象征什么？问题可就复杂了。 几乎所有西方知识分子都认为苏格拉底(470-399 BC)的生与死是文化知识的基石。但是，正如纽约理工学院哲学教授卢斯·纳维亚（Luis E. Navia）在他最近的书《苏格拉底：生平考察》(普罗米修斯书社2007)说的，可以好不犹豫地确认苏格拉底的“实质内容”很少。 如果从不同的来源举出例证的话，和他有关的任何品质，据说是他提出的任何观点都可能相互矛盾和冲突。纳维亚应该知道，因为他是《苏格拉底：详尽注解的参考书目》(纽约加兰出版社（Garland Publishing）1988)的编辑之一。 虽然这样说，我们主要依靠柏拉图来得到普遍被接受的事实，其次依靠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和色诺芬（Xenophon）。从他们身上，我们相信自己知道那个貌不惊人、衣衫褴褛、喋喋不休、让人讨厌的雅典人牛虻花费几乎一生的时间在家乡城市的大街上散步，和人们进行现在所说的哲学意义的谈话，虽然他自己从没有写关于哲学的东西。 在雅典民主恢复后的公元三九九年，苏格拉底面临指控：不尊重城邦的神灵，引进新神蛊惑青年。陪审团以280：220的表决结果判定他有罪。他拒绝接受逃脱死罪惩罚的逃跑方式，因为他认为不管法律是否公正，自己有义务遵守雅典的法律。他喝下了毒酒，给西方文化留下了一个形象，一个今天不再引起回响但更长寿的短语“喝毒药”（Kool-Aid）。柏拉图最受推崇的对话中的三个，申辩篇（Apology）克里托篇（Crito）和斐多篇（Phaedo）分别描述了他遭受审判、狱中反省、和死亡的精彩片断。它们留给我们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古典文学副教授艾米利·威尔逊（Emily Wilson）的《苏格拉底之死》（哈佛大学出版社2007）中所说的苏格拉底的当代形象：一个代表“拒绝社会规范性的知识分子的孤独”和高贵的异议者，“理性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世俗主义的鼓吹者。”纳维亚的警告承认苏格拉底代表了谦虚的美德，我们也认为他的智慧就在于他的无知。正如纳维亚所说，我们坚信运用理性考察自己的生活肯定带来“公平正义，而公平正义将带来幸福”。 紧接着就出现了对于苏格拉底的评论，我们可以感谢威尔逊在她的新书里考察了很多世纪的内容，正如我们感谢纳维亚不断地提醒我们众多的资料来源让同一个人的形象相互矛盾。威尔逊写到，在古代，苏格拉底给予柏拉图的印象是“滑稽、可笑、深刻、严肃，比你见到的任何人更聪明、更有魅力、更让人讨厌。”西塞罗后来宣称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地上。塞涅卡（Seneca）则敦促我们“如果你想要楷模，那就选苏格拉底吧。”威尔逊更笼统地写到，“对于玩世不恭者来说，苏格拉底是让人钦佩的，因为他缺少对世俗财富的兴趣。对于禁欲主义者来说，他代表了一种理想，智慧的人能够抗拒痛苦、政治迫害和死亡的恐惧。” 在文艺复兴早期，马西里奥·斐齐诺（Marsilio Ficino）非常详细地把苏格拉底和耶稣进行比较，伊拉斯谟（Erasmus）写到“你会发现苏格拉底的生活和基督的生活是一致的，”虽然德尔图良（Tertullian）更早的时候坚决反对这样的对比，路德和后来的许多人也是如此。蒙田（Montaigne）虽然在很多问题上有不同苏格拉底的观点，还是认定苏格拉底的灵魂是“我所知道的最完美的人”。 按照威尔逊的说法，到了十八世纪，“苏格拉底的死亡已经成为整个欧洲、英国和美国的文化强迫症。”启蒙思想家把他的死亡看作“人生的最高潮，显示真实性格的时刻，补偿所有罪过的时刻。”苏格拉底让狄德罗“充满敬佩和欣慰地哭泣。”在卢梭看来，他是“哲学上无知的代表让人敬佩”，虽然有点太个人主义特色了。曾经写了《苏格拉底之死》（La Mort de Socrate）剧本的伏尔泰认定“这个殉道者的死实际上是哲学的典范和顶峰”。 威尔逊解释说从那时到现在，苏格拉底的形象变得越来越复杂，部分因为十九世纪哲学家采取了更加混乱的观点。她解释说黑格尔认为苏格拉底引进了这个观点，即“每个人必须决定为了自己做些什么”，同时也认为雅典人谴责他是正当的，而尼采对于苏格拉底既爱又恨的关系决定了也得到了像书一样长的解释和分析。 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威尔逊谈论得飞快，在苏格拉底的文学塑造者，艺术塑造者和哲学塑造者上做标记，从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到沃尔特·莫斯里（Walter Mosley）表现出像为了搞定工作而匆匆忙忙把论文写完的时间不够用的博士生一样。威尔逊写到，在描述莫斯里的侦探小说《苏格拉底福特罗》（Socrates Fortlow）时，“苏格拉底从因为谋杀罪而被判终身监禁的监狱出来后走在洛杉矶市中心肮脏的大街上。”哎哟，在我看来雅典人的逻辑杀手本来可能冲上去抓住那个人的吧。 威尔逊认识到所有她发现的认识到所有震慑行动的能力归咎于她狭隘地关注苏格拉底的死亡。（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的书是探索历史上的“偶像事件”和他们的“来世”的，称为“历史传略”系列丛书的一部分）单一照相机视角。和纳维亚不同，威尔逊没有深入探索苏格拉底的哲学，使得威尔逊不能肯定她的传主当前的地位。一方面，她认为“在我们的历史上唯一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死亡是耶稣之死，”她也认为“对于二十一世纪的许多人来说，苏格拉底是个人的、智慧的、政治的英雄，是历史上最明显的‘好人’之一”。 另一方面，她注意到，“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大部分的主要作家、哲学家和艺术家对于苏格拉底的关注似乎不是很多。二十世纪那些曾经关注苏格拉底死亡的人中很少具有像伊拉斯谟（Erasmus）、伏尔泰或者甚至福柯那样的智慧和文化境界。苏格拉底之死似乎在西方文化中失去了中心地位。她问到，“我们的文化从古代雅典时期或者甚至从十八世纪起已经改变了这么多，以至于苏格拉底的死亡已经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了吗？” 果真如此，威尔逊无言的热情也不大可能改变这个风向。当她在思考苏格拉底之死时，她发现自己“在极端的敬佩和同样强烈的愤怒之间挣扎”。不错，威尔逊建议说她尊重苏格拉底是个“敢于向权势者说真话的人”，“敢于挑战任何传统的思想”，但是她指出“他从来没有真正严肃地怀疑过自己的思想”，他似乎一直“傲慢自大和愤怒”而且“很难尊重这样一个男人，他仅仅为了和朋友在一起聊天喝酒或者为普通词的定义争吵不休，把妻子和孩子抛到一边。” 如果那个最后听起来像女巫皮提亚（Pythonesque）的风格,实际上并非如此，这说明威尔逊著作的一个困难，尤其是开头的奇怪的口气。威尔逊尽力表现出循循善诱的老太婆的声音，但是结果是让人遗憾的居高临下的恩赐口吻：“或许苏格拉底主宰我们的文化时间太长了，亲爱的读者们将把你们自己特殊的兴趣带给对其中话题的思考。我希望它将帮助你们理解苏格拉底之死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历史事件，你们必须发现自己版本的苏格拉底。” 这使得她的立场接近于她引自麦考利（Macauley）的卷首语中表达的观点：“我阅读苏格拉底越多，就越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要毒死他。”威尔逊的话更加坦率“雅典人或许有很好的理由把这个怪异的激进的思想家处以死刑，发现他‘犯下所指控的罪行’没有表现出对于城市众神的尊重。尽管她忠诚不懈，用切合实际的章节概述了他的思想，他受审判的社会背景，一个又一个出现的评论，她似乎不喜欢他。相反，纳维亚因为认识到学者从苏格拉底身上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通过挑选来源、特征或者观点，用他扎实的研究证明苏格拉底是不那么世俗的思想家。 威尔逊著作中最让人失望的部分或许是她对于重新考察古代公共关系胜利的学术财富的缺乏关注，柏拉图以此确认“哲学”是用他老师的所谓本质主义者对概念的绝对主义定义的着迷。为了这样做，柏拉图驱除了哲学更加实用的版本的合法性，让那个词成为伟大的修辞家和哲学家的专利。伊索克拉底（Isocrates）(436-338 BC)是苏格拉底的同时代人，不过稍年轻些，让人吃惊的是在威尔逊的书中根本就没有提到(纳维亚注意到苏格拉底和伊索克拉底表现出来的相互尊重)。 学者（Yun Lee Too）、约翰和塔基斯·波拉克斯（Takis Poulakos）、爱德华·西阿帕（Edward Schiappa）等人进行的开创性研究已经认为我们现代对于哲学的概念是柏拉图派苏格拉底的作为，和伊索克拉底的作为相反。(把他想象为雅典人的约翰·杜威（John Dewey),依靠简单化地接受柏拉图派苏格拉底作为真正哲学的标准。威尔逊实际上间接提到一个真相，这样的研究已经现出新鲜光彩。她写到“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已经知道苏格拉底的有限的兴趣被等同于所有的真正智慧或者“哲学”（对智慧的爱）。 正确。威尔逊接着指出“在苏格拉底死后的写作中，是柏拉图重新确定了老师的著作，区分了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等“哲学研究”和追求科学和演讲的“诡辩学派”。但是不幸的是这等同于为柏拉图端水，看见他只是把智慧活动摆放到适当的位置。实际上，伊索克拉底也进行伦理学的哲学研究，但是没有威尔逊在柏拉图派苏格拉底思想开放的观点探索者的外表背后正确地判断出来的教条主义。 正如威尔逊说的，因为同意纳维亚的观点，我们研究历史人物苏格拉底“不可能不经过中介的方式”，这不是我们对于历史人物苏格拉底的看法正确或者错误的问题，而是教学和学术上的问题。我们在二十一世纪讲授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吗？承认发生在柏拉图派苏格拉底和伊索克拉底之间关于哲学本质的意识形态斗争最好被看作古代雅典人倾向于实用主义? 或者我们应该继续古老的但没有被抛弃的传统，在他那个时代的文化战争中只表达自己哲学观点的古典主义者作为柏拉图的授权者？ 苏格拉底是否对于二十一世纪仍然有意义并不取决于威尔逊提出的时髦考虑，比如在“性别平等”时代的性别歧视立场，粘上污点的“死去的白人男子西方传统”，而是取决于我们在对柏拉图的永久真理比从前更加怀疑的现代文化中附加在他身上的哲学行李。 （译自：“Socrates in the 21st Century” Carlin Romano http://chronicle.com/temp/reprint.php?id=3wkbtnnvrbgh425ftgz9z9hxtwg6j9bn）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