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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所召开的盐铁会议，实际是一次评论汉武帝一代“政治得失”的会议。本文拟就其中若干问题略抒浅见。 盐铁会议的历史背景问题 根据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盐铁会议的召开实际是在大将军霍光一手操纵下进行的。而霍光之所以召开盐铁会议，除了冠冕堂皇的理由——“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外，则主要是为了打击御史大夫桑弘羊。具体来说，就是要利用从民间来的贤良、文学对盐铁等政策的攻击，在舆论上搞臭长期主管财政的桑弘羊。例如郭沫若先生指出：“霍光和桑弘羊是对立的。……他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所以要利用民间的力量来反对，贤良和文学那一批人就是霍光所利用的人。” 对霍光与桑弘羊的矛盾，以往大多认为，这主要根源于霍光的专权和桑弘羊的争权。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却有许多学者主张，两者之间实质存在要不要继续执行武帝轮台诏的分歧。这种主张最早见于安作璋先生的《桑弘羊》一书。例如：“桑弘羊和霍光在对待汉武帝的轮台诏令及其晚年政策的转变上，有着根本的分歧。”而影响较大的则是田余庆先生发表的《论轮台诏》一文，“在改弦易辙的昭帝一朝，在执政者中，自然又孕育着以霍光为一方，以桑弘羊为另一方的新的矛盾。始元六年，举行了包括盐铁问题在内的扩及全部国是问题的大辩论……从盐铁会议的辩论内容看来，可以肯定，这不仅是由于私怨，而且也是出于政见”。对这种观点，以往笔者也深表叹服，但现在看来恐怕还值得探讨。 我们认为：要讨论霍光与桑弘羊对于执行轮台诏是否政见不同、并集中体现在盐铁会议上的争论，首先即应当确认一个最基本的史实——轮台诏中并没有废除或停止此前推行的财经政策。根据《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载武帝诏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可知，武帝轮台诏的主要内容实际就是强调与民休息，在处理匈奴的问题上由攻转守。其中根本没有涉及是否废除或停止盐铁等政策的内容。尽管随着战争政策的基本结束，军费大幅下降，汉武帝有可能希望对某些财政措施进行适当的调整，但事实上。无论是汉武帝还是霍光，他们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而是继续推行了这些经济政策。特别是霍光，除了在盐铁会议后曾废除郡国酒榷外，对桑弘羊所经办的各项事业几乎丝毫未改。因而霍光对于轮台诏令的执行，所谓“因循守职，无所改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了对于盐铁等政策的沿袭。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桑弘羊以谋反罪被处死仅仅三年之后的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霍光即在西域实施了曾被汉武帝所否定的轮台屯田方案——“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以杆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可见。他与桑弘羊的矛盾显然不是是否执行轮台诏的问题。 再就桑弘羊来说，虽然他对轮台诏可能有所抵触，但对于执行轮台诏却从未提出异议，至少在史书上找不到任何证据。更何况，轮台诏只是否定了他的西域屯田建议，而并未否定当时的财经政策，他也没有理由公开反对轮台诏。 即便是对匈奴的战争问题，他也并非像有些学者批评那样，经常和轮台诏令唱反调，或者说“元动于衷”。诚然，他在盐铁会议上曾始终鼓吹战争，甚至感慨由于武帝去世而错失了降服匈奴的良机一“会先帝弃群臣，以故匈奴不革”。说明在他的心目中，战争手段也确实是解决匈奴侵扰的最佳选择。他还抱怨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群臣不并力。上下未偕”。但这却未必仅仅是指昭帝时期，因为在对待匈奴的和、战问题上朝中始终存在着两派。而且，牢骚归牢骚，在提出具体方案时，他还是尽量使自己的观点与轮台诏的要求保持一致。根据《盐铁论》卷七《击之》，桑弘羊和贤良、文学的第二阶段辩论，只是提出对匈奴“欲以小举击之”，并没有主张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尽管看起来这与轮台诏的“毋乏武备”还有些冲突，但所谓“毋乏武备”却并非完全被动地消极防守，而且霍光的匈奴政策其实也和桑弘羊基本相同。仅据《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记载，在昭帝时期，霍光就曾经数次中小规模地出击匈奴。如始元六年，“匈奴发左右部二万骑，为四队，并人边为寇。汉兵追之，斩首获虏九千人，生得瓯脱王”；元凤三年，霍光以匈奴、乌桓相攻。欲发兵迎击匈奴，“问中郎将范明友，明友言可击。于是拜明友为度辽将军，将二万骑出辽东”。可见他的做法也基本是“以小举击之”。既然霍光的做法可以被称为继续贯彻武帝晚年的轮台诏令，那么桑弘羊的类似做法又怎么能说成反对轮台诏呢？ 实际上，若真要按照其政见不同解释，倒反而证明是霍光反对轮台诏。因为被认定反对轮台诏的桑弘羊并没有坚持轮台屯田，而所谓捍卫轮台诏的霍光最终却实施了轮台屯田。我们还必须把上官桀等人的谋反定性为反对轮台诏，否则的话，桑弘羊的加盟岂不徒劳？ 更重要的是，桑弘羊还不可能对轮台诏公开訾议。且不说汉律明确规定，对皇帝诏令必须严格执行，否则以“废格”罪论处，就是从武帝对他多年的信任和重用来说，桑弘羊也不便对轮台诏妄加评论。尤其是轮台诏还不同于皇帝的一般诏书。它在当时既是西汉王朝具有方向性的战略指导方针，又是最具有权威性的先帝诏令。这就更使作为辅政大臣的桑弘羊不敢非议轮台诏了。相反，在朝廷议政时，他还很可能会韬光养晦地赞颂轮台诏，并支持轮台诏的贯彻。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虽然纵论古今，但却从来不提轮台诏，即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而既然桑弘羊还不可能非议轮台诏，那么霍光又从何得知他和自己政见不同？更不用说，如果桑弘羊确曾反对轮台诏的执行，霍光也根本不可能放过这一违抗诏令并可以大书特书其“无道”的罪名。但事实却恰恰相反。霍光除了宣布桑弘羊参与谋反，仅仅笼统地提到他“数以邪枉干辅政，大将军不听，而怀怨望”。可见，包括霍光在内，其实都没有认为他和桑弘羊对于轮台诏存在严重的分歧。霍光的看法尚且如此，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霍光与桑弘羊的矛盾并非是政见不同，而主要应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 盐铁会议的论辩方式问题 通观盐铁会议的争论，我们还可以发现，此次会议的论辩方式主要是讨论“古今之变”。 表面上看。贤良、文学也赞同“明者因时而变，智者随世而制”，似乎他们就仅仅关注盐铁等政策的利弊。但实际上，他们大谈“复古”、“法古”，如所谓“服古之服，诵古之道”，并竭力鼓吹今不如昔，即完全暴露他们的思想倾向都是厚古薄今，而反对“变古”。以贤良为例，仅仅讨论“散不足”问题，所列举的三十一项“不足”，竟完全称引“古者”如何如何。可见他们确实是以古为准，已到了食古不化的地步。所以，桑弘羊严厉批评他们是“信往而乖于今，道古而不合于世务”。 反之，从桑弘羊的思想倾向看，他虽然也经常称引“古者”，但他无疑是厚今薄古而主张“变古”的。他和其他官员都反复强调“时务”、“世务”或“时变”等，便说明了这一点。所以也无怪乎文学要指责他们是“反古而悖民心也”。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双方的主张实际都是依据汉代经学的古今理论，而并非贤良、文学的专利。因为汉代古今理论的内容就是既要看到古今之“异”，又要看到古今之“同”。所谓《春秋》有“经”有“权”。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肯定古今“异治”，强调统治方法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更肯定古今“通达”，强调任何统治政策的改变都不能违背古今不变的根本原则。无论桑弘羊，还是贤良、文学，他们的论辩其实都主要依据于经学的古今理论。问题在于：除了历史上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以及宏观上的一些原则，这种古今理论没有也不可能具体界定哪些政策可以调整，哪些不能够改变。因而为证明自己的观点。双方便各取所需。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朝廷官员注重“世务”或“时异”，所谓“虞夏以文，殷周以武，异时各有所施”；而贤良、文学则特别注重“通达”，甚至连表述都和董仲舒几乎完全相同——“圣王之治世，不离仁义。故有改制之名，无变道之实”。这自然就要导致他们的争辩难以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了。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看起来一方主张“复古”，一方主张“变古”；一方认为今不如昔，厚古薄今，一方认为今胜于昔，厚今薄古，但实际上，其争论却绝非简单的历史观和认识论的分歧，而是关系到现行政策究竟要不要改变的问题。所谓“善言天者合之人，善言古者考之今”，即揭橥了这一讨论的实质。 以贤良、文学为例，他们反复强调“复古”，大谈今不如昔，其目的就是要指责现行政策的“变古”，违背了“古今通达”的原则，而要求“恢复”古代圣贤的治国之道。前引贤良所论“散不足”问题，虽然他们反复称引“古者”，但实际却是要揭露严重的社会现实，以消除种种“不足”的弊端。例如：“古者庶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继日……非媵腊不休息，非祭祀无酒肉。今宾昏酒食，连接相内，析酲升斗，弃事相随，虑无乏日。”这显然就是要抨击其宴饮无度而强调重农。再如：“古者夫妇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其后士一妾，大夫二，诸侯有侄娣九女而已。今诸侯百数，卿大夫十数；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旷怨失时，男或放死无匹。”这又是谴责统治者的生活逾制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贤良、文学的“复古”非但不是忽略“当世”，或厚古薄今，反而恰恰是关注现实，是要改变现行的统治政策。只不过他们“称往古而訾当世”，是为了取消盐铁等官营政策而已。 至于桑弘羊。他的意图也非常明显。他所以强调“变古”，主张今胜于昔，就是要说明“变古”的官营政策成效卓著，“虽虞夏之为治，不易于此”。故不能倒退，更不能取消这些“当世”政策。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他对“复古”的严厉批驳也就不难明白。例如：“文学结发学语，服膺不舍……饰虚言以乱实，道古以害今。从之，则县官用废，虚言不可实而行之：不从，文学以为非也，众口嚣嚣，不可胜听。” 实际上，如果真要深究他们的“古今之变”，也不难看出其中端倪——桑弘羊的理论起点是“变”，但最终归宿到现实却是“不变”，而贤良、文学的“不变”，最终却落脚于“变”。仅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也不能对他们简单地按照厚古薄今、厚今薄古来定性，而必须进行具体的研究和分析。 更重要的是，尽管以古为准的思维方式可谓典型的形而上学，并往往意味着守旧，但它谈古论今，在许多时候却倡言改革和改制，我们还不能完全予以否定。即便是主要观点都明显错误的贤良、文学，实际也通过古今对比揭露了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和人民生活的痛苦。例如“大臣擅权而断击，豪猾多党而侵陵。富贵奢侈，贫贱篡杀”等，更不用说官营政策的弊端了。相反，在有些情况下，尽管桑弘羊的论述看起来厚今薄古，似乎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但实际上却是要粉饰现实，掩盖问题和矛盾。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就是田千秋连丞相（一说为丞相史）都承认百姓尚未温饱，而桑弘羊竟说，在官营政策“制其有余，调其不足”的作用下，“百姓可家给人足也”。可见，其厚古未必薄今，亦未必完全保守，而厚今亦未必意味着进取。 盐铁会议的“空战口”问题 盐铁会议的争论很大程度上还类似今天的辩论赛。如前所述，盐铁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民所疾苦，教化之要”。按理说，双方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讨论究竟要解决哪些问题，至少也不至于形成完全对立的局面。但由于贤良、文学从一开始就全盘否定官营政策——“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而桑弘羊则竭力维护这些政策，双方的立场都没有回旋余地，结果即不可避免地形成截然对立的情形。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们互不相让，也根本不再考虑如何切实地解决问题，而是往往都试图推翻对方的观点，甚至于言不由衷。所谓“大夫言过，而诸生亦如之”，就是对于这种情形的一个概括总结。可以说，双方的争论实际已没有一个共同的是非标准，而基本形同于一场“空战口”的辩论赛。 从贤良、文学看，他们的发言大多带有辩论赛的色彩。例如讨论盐铁等政策的作用，他们根本不谈这些政策的成功之处，也不管完全取消这些政策在当时究竟有没有可-能。而是仅仅指出一些弊端便要求予以罢除。这种做法显然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再如讨论匈奴等问题，他们为了在辩论中压服桑弘羊也往往是强词夺理，有的时候甚至胡搅蛮缠，偷换命题。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就是他们对桑弘羊提出抗击匈奴需筹措大量军费的辩论。这个问题本来可以有许多讨论的内容，如军费筹措的方式，军费多少为宜，怎样合理减少军费等，但他们为了反驳桑弘羊，却根本不去讨论究竟怎样才能解决问题，而是抬出古代圣贤和孔子的所谓“仁政”，用“以德怀远”的空谈来对答；在实在无法回避时，竟干脆提出不需要军费。如所谓“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这在匈奴仍侵扰边境的情况下就不能不令人怀疑他们对于讨论的诚意了。所以，就连丞相田千秋都委婉地批评他们脱离实际：“夫称上圣之高行，道至德之美言，非当世之所能及也。愿闻方今之急务，可复行于政。”而且，丞相史也曾多次指出空谈无益于治，并批评文学故意转移话题的诡辩手法——“今文学不言所为治，而言以治之无功，犹不言耕田之方，美富人之困仓也”。 尤其可笑的是，当桑弘羊以忠孝为由指责罢除官营政策的主张时。贤良、文学为了驳倒桑弘羊，竟然不讲原则，置自己一贯强调的“古今通达”于不顾，而谈起桑弘羊等所坚持的“时务”理论。如《盐铁论》卷二《忧边》： 大夫曰：“吾闻为人臣者尽忠以顺职。为人子者致孝以承业。君有非则臣覆盖之，父有非则子匿逃之。故君薨，臣不变君之政；父没，则子不改父之道也。《春秋》讥毁泉台，为其隳先祖之所为，而扬君父之恶也。今盐铁、均输，所从来久矣，而欲罢之，得无害先帝之功而妨圣主之德乎？……" 文学曰：“明者因时而变，智者随世而制。孔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故圣人上贤不离古。顺俗而不偏宜。鲁定公序昭穆，顺祖祢，昭公废卿士，以省事节用，不可谓变祖之所为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房以崇绪，赵高增累秦法以广威。而未可谓忠臣孝子也。” 尽管从反驳桑弘羊忠孝论的角度说，他们的这种论辩不无道理，但从争论的全局来看，却无疑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困境。因为只要他们认同了“时务”理论，那么无论怎样解释，最终都无法完全否定官营政策“变古”的合理性。仅凭这一点，实际也就可以断言：盐铁会议之所以会由一场严肃的时事讨论而变成类似于互相攻讦的辩论赛，贤良、文学应负主要责任。 从桑弘羊看，他的有些发言也是意气用事。例如讨论盐铁和匈奴问题，最初双方的争论尚能够有所节制，虽然他们各执己见，根本无法谈拢。但由于被文学混淆黑白、含沙射影的指责所激怒，桑弘羊的发言后来突然有些失态。他不再耐心地辩论和说理。而是贬低文学的人格和才能，把他们比喻为不知天高地厚的“燕雀”和“坎井之蛙”，并斥责他们的主张是“拘儒之论”。结果导致论战升级。使得双方都越来越多地进行人身攻击。特别是在非正式会议的辩论中，由于争论对官营政策的存废已失去意义，桑弘羊的发言即显得更加偏执。为了反驳文学的“仁义”无敌，他在损兵折将、近期明明无望征服匈奴的情况下，竟然还是鼓吹战争，甚至认为只要能有荆轲那样的勇士，就能够使匈奴臣服。“荆轲提匕首人不测之强秦，秦王惶恐失守备，卫者皆惧。……今诚得勇士，乘强汉之威，凌无义之匈奴，制其死命，责以其过，若曹刿之负齐桓公，遂其求。推锋附锐，穹庐扰乱，上下相遁，因以轻锐随其后，匈奴必交臂不敢格也。”这显然就是一种辩论赛的过激之词，亦即明知不妥却依然强辩的做法。实际上，即使桑弘羊本人，恐怕会后亦未必认为可行。别的不说，就从他很快又声称“以天下之力”来攻击匈奴看，也等于否定了这种轻率、侥幸的主张。 当然，总体来说，桑弘羊对于官营政策和匈奴等问题的论辩，还是能够摆事实讲道理的。这与贤良、文学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空谈或狡辩有着明显区别。 盐铁会议的争论基本类似于辩论赛，这对于我们全面理解辩论双方为什么始终难以取得共识，对于正确评价辩论双方的主张，都具有重要的解读作用。因为贤良、文学存心不想讨论实际问题，也没有资本谈实际问题，所以他们除了大谈盐铁、均输和重刑的弊端以及战争破坏外，就只好采用不着边际的空谈来论辩，并力图在声势和言辞上压倒桑弘羊。在这种情况下，桑弘羊虽一直想讨论实际问题，但最终只能是对牛弹琴，从而也使得桑弘羊意气用事，与他们进行即兴发挥的“空口战”辩论。这就必然要导致争论出现严重的对立和偏颇。可以说，无论贤良、文学，还是桑弘羊，他们的一些过激言辞都是在互不相让乃至相互攻击的情况下形成的，而不一定就是他们的真实想法。特别是桑弘羊，他的一些论辩明显是愤激之词。即如他对孔子和儒生的严厉批评，“文学所称圣知者，孔子也，治鲁不遂，见逐于齐，不用于卫，遇围于匡，困于陈、蔡”；“儒者口能言治乱，无能以行之”云云，恐怕就并非如此。尽管他的思想倾向侧重“霸道”，并确实在言辞中流露出内心的鄙夷，但如果真要完全否定儒学，这也仍然令人怀疑。且不说公开宣扬的“独尊儒术”，就是仅从通经可以入仕看，对于非常看重名利的桑弘羊来说，也不可能完全否定儒学。否则的话，他又怎么会在家中允许其子桑迁研读儒经呢？更何况，他的论辩还多次引经据典，甚至包括孔子所说的“俭则固”等，对尧舜等许多圣贤也都持肯定的态度。只不过由于贤良、文学总是抬出孔子，为了反驳他们，他在辩论中才对孔子极为不恭而已。因此，要正确评价桑弘羊的论辩，我们对他（也包括贤良、文学）的一些言辞还不能完全当真，必须进行具体的分析。 盐铁会议的失控问题 盐铁会议还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控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会议讨论的内容和深度超出了霍光的预想。 毫无疑问，贤良、文学的发难曾得到霍光的授意，但是他们公然否定盐铁等官营政策，并进而攻击国家的各项政策，却是霍光始料不及的。对霍光来说，他所以召开盐铁会议，目的就是打击桑弘羊，故只要能在舆论上使之被动或难堪，霍光也就可以感到满足。至于是否完全罢除官营政策，甚至“总论政治得失”，恐怕根本就不在霍光的考虑范围之内。但没有想到，贤良、文学从一开始就全盘否定官营政策，而桑弘羊又坚决维护官营政策，双方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争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这就打乱了霍光的原定部署，使得霍光骑虎难下。然而，出于诋毁桑弘羊的政治需要，霍光在各个方面还必须做出支持和保护贤良、文学的姿态。更痛苦的是，即便他对贤良、文学的发言反感，他也不便或无法进行干预，而只能任由事态发展。所以也无怪乎，霍光在会后曾多次显露他对贤良、文学的愤怒和仇视。《汉书》卷六八《霍光传》载霍山云：“诸儒生多窭人子，远客饥寒，喜妄说狂言，不避忌讳，大将军常仇之。” 盐铁会议的争论之所以会出现较多失控。其直接原因在于霍光的安排存在一定的操作难度。不难想见，为了达到会议的预期目的，霍光在会前肯定曾采取各种方式向贤良、文学授意，但究竟怎样攻击桑弘羊，对盐铁等官营政策批评到什么程度，是否要涉及汉武帝等。实际都无法具体规定。而且即使真有规定，对于六十多个贤良、文学。不可能更不便一一交代。从这个方面来说，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贤良、文学都不约而同地猛烈攻击桑弘羊，但在许多问题的论辩上又让霍光失望和气愤。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