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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编者按：如何在论著数量剧增的同时，提高研究的水平，已成为近年来研究者共同关心的问题。本刊特延请邓小南、柳立言、包伟民、刘浦江、何俊等五位学者，就“宋辽金史研究：新视野、新论题、新方法”这一议题，各抒己见，以飨读者。所谓“新视野、新论题、新方法”，其要义无非在于推动学术的创新。各位学者或就宋辽金史研究在整体上如何调整视角，摆脱困厄，拓展新议题，抒发己见；或就某一具体领域的研究现状献疑直言，以求推陈出新。 对于政治史的研究，国内学界本有深厚的学术积累。长期以来，朝代史的叙事框架基本是依循政治史的脉络建立的，这主要是因为，政治史通常注重与国家、权力、政策相关的重大问题，相对容易把握不同时期的大体走势和贯通性线索。近些年来，学者的关注重心明显呈多元化趋势，政治史独尊的传统优势已经不复存在。研究视界的拓展，有利于把历史原本丰富的内容还给历史；而与此同时，政治史议题的开拓、认识角度的创新、材料的挖掘、研究方式的调整，都成为学人不得不认真面对的挑战。 近年间，在与海外友人谈及大家关切的学术动向时，时常听到诸如“政治史的‘回归’”一类说法；①国内也有学者正面讨论“重提政治史研究”的意义。②对于“新”政治史的宣示与追问，更反映出学人普遍的殷切期待。以国内的宋代政治史研究为例，个人感觉，目前处于一个“再出发”的阶段。所谓“再出发”，不是说此前已经沉寂消歇，而只是感到，学界在摸索调整前行的方向，寻找政治史研究的新可能，并且逐渐形成了新的起点与蓄势。 ———————— ①在欧美学界对于当代史的研究中，早有“New Politica1History”（“新政治史”）的提法。2009年，由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和史乐民（Pau1 Jakov Smith）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五代至宋》（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907—1279，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2009）上册出版，该册内容基本围绕这一时期的政治史展开，其面世将有效促进英语世界的相关研究。 ②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10～13页。 一 政治史研究的基本对象，是历史上的政治关系及其外延形态，例如各类政治现象、政治体系、政治行为等。透过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不难观察到“政治”对于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的特有意义。这种状况，从根本上决定了政治史研究不可能长久退至“边缘”。在帝制时期，“集权政治”具有笼罩和弥漫的性质。尽管各个时代呈现特有的现象，存在特有的问题，掌控和抵拒的程度与方式各有不同；但纷繁的演变中，基本格局与延续的脉络大体清晰。从中央到基层，不容忽视的政治动员力、组织力，有延展，有扭曲，有消解，有变形，但仍然可以说是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社会现实而言，“政治”并非上层统治者把持、享受的“专利”。即便在地方社会，村落、家族、阶层、群体，彼此之间或是各自内部，重要的关系变化不仅出自经济利益、文化认同，往往还与不同层面的政治环境、政治因素相关。政治力量、政治运作在社会生活中的持久影响力，决定了这一学科的深厚生命力。应该说，中国古代政治史——包括宋代政治史——的研究任重道远。值得学人警惕的，倒是我们自己是否有能力把握其底蕴，是否能够呈现出如现实般鲜活的景象、揭示出其背后复杂因素的交织。 谈及一个历史时段的特征，人们心中经常会浮现出某些概括性的“关键词”。近来学人不再试图以“积贫积弱”，以“保守”或是“改革”、“封闭”或是“开放”来简单涵盖宋代历史，而是注意到赵宋一朝存在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①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君主集权、忠君观念逐渐强化，而对于君权的限制因素也在增强；当时既有官僚构成与进言路径的相对开放、有士人理念的“思想解放”，又有稳定至上的戒惕内缩和总体倾向的因循镇重。就基本格局而言，既存在“以兵立国”的长期方略，又呈现着“崇文抑武”的明显偏倚；就政策目标而言，既有理性谨慎的选择，又有敷衍应对的颟顸；就制度设计而言，既有用心精致的诸般措置，又有叠床架屋的冗杂交集；就士大夫群体而言，既具涵养深厚的特质，又是无尽政争的源头与推力。凡此种种，激发着宋史学者的兴趣与关心。 政治史研究的生机，来自具有活力的议题。问题意识与专题研究往往成为引领学术持续进展的生长点。近些年来，在学者独创性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累积渐进、往复讨论，产生出一些聚焦式的议题。“聚焦”与“拓宽”，本似一组对立面；而从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实践来看，大概可以说，是视阈的拓宽构成了聚焦的背景与前提，议题的聚焦则有效地牵动了讨论的深入。这些“聚焦”，通常主题突出而涵盖力强，能够启益发散而非偏狭拘隘。② 对于宋代历史地位的总体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制约着政治史研究的走势。20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说”，将较长时段的纷繁脉络整合在一个带有高度涵括力、牵动力的框架之下，吸引各国学者展开了众多研究，倾注了极大心力，进而促使其从一种概念性框架转化为学界对话的平台。③唐宋史研究者跨越朝代的思考逐渐增多，对于 ———————— ①对此前辈学者早有阐述，参见陶晋生：《宋辽金元史新编》，台北：稻乡出版社，2003年，第5页；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153页。 ②参见邓小南：《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管窥：以中日韩学界对于宋代政治史的研究为例》，《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128—135页。 ③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荣新江、邓小南主编：《唐研究》第ll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71页），从学理上对该假说作了深入梳理和细致分析；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l辑，第125—171页）则从“史实”与“史观”两者着眼，从学界的现实状况出发，厘清了若干具有根本性质的重要概念。另可参见张国刚《改革开放以来唐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史学月刊》2009年第l期，第5—8页）一文中有关唐宋变革问题的讨论。 唐宋时期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的关注，引出了一系列话题。① 在宋代法制史研究中，学者提出的“动态的法律文化”说，是议题“聚焦”与“发散”的典型之一。所谓“动态的法律文化”，是指与法律相关的部门、群体集合产生的文化效应。法律文化不是立法者和司法者单方面缔造的，而是立法者、司法者、守法者和犯法者集体参与形成的；它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可能影响传统文化。②天一阁珍藏明抄本北宋《天圣令》的发现，使该令典重见天日，为研究唐宋社会变迁及唐制向宋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据。这一发现受到中日学界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唐宋史家的正面对话，③对中国法制史研究，正在发生重要影响。 宋代政令文书的研究，近年间有明显进展。④学者致力于把握制度运作的实态，将承载情报与指令的官方文书作为研究对象，观察其形成与流转之过程；并进而以文书为线索，探究从两宋到明清的君臣沟通方式及政治体制运行方式之演化。研究中，不仅依靠传统文献的细致解读，也通过文书、石刻、图像等实物材料的广泛搜讨，取得了实质性的学术推进，为今后的相关研究贡献出成功的范例。 聚焦式议题的产生，通常与时代的历史特性密切关联。赵宋王朝面临着来自内部与周边的诸多新问题、新挑战，其理念思考、内政措置，始终在外部压力之下展开。海内外学界从思想文化视角出发，对于“中国”意识凸显之历史背景的解析，对于“Middle Kingdom”抑或“Centra1Country”的讨论，对于“正统论”勃兴、春秋学繁盛的关注，对于“华夷之辨”语境的阐释，无不与当时总体的政治现实相关。⑤ ———————— ① 参见荣新江、邓小南主编：《唐研究》第ll卷“唐宋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专号。 ② 柳立言：《宋代的社会流动与法律文化：中产之家的法律？》，《唐研究》第ll卷，第117～158页。 ③戴建国：《试论<天圣令〉的学术价值》，张伯元主编：《法律文献整理与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4—163页。宋家钰：《明钞本北宋天圣令（附唐开元令）的重要学术价值》，《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前言”，第7～13页。黄正建：《关于天一阁藏宋天圣令整理的若干问题》，《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第14—18页；《<天圣令>附〈唐令>是开元二十五年令吗？》，《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90页。 ④参见傅礼白：《宋朝的章奏制度与政治决策》，《文史哲》2004年第4期，第47—53页；朱瑞熙：《宋朝“敕命”的书行和书读》，《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l期，第101—122页；黄宽重主编：《宋代的讯息传递与政令运行》专辑，《汉学研究》第27卷第2期（2009年6月）；张祚：《制诏敕札与北宋的政令颁行》，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系，2009年；杨芹：《宋代制书制度及其影响》，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历史系，2009年。 ⑤这方面的相关讨论，具代表性的有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文史哲》2004年第l期，第5—12页）、《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还是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二十一世纪》2005年8月号，第90—103页）；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唐研究》第ll卷，第73—94页）；甘怀真：《导论：重新思考东亚王权与世界观——以“天下”与“中国”为关键词》（《东亚历史上的天下与中国概念》，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7年，第1—51页）；Morris Rossabi，ed.，China among Equals：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loth-j4th Centur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Naomi Standen，Unbounded Loyalty：Frontier Crossing in Liao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7；Peter Bol，“Geography and Culture：The Middle-Period Discourse on the Zhong guo-the Central Country，”黄应贵主编：《空间与文化场域：空间之意象、实践与社会的生产》，台北：“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2009年，第61—105页。 议题之所以可能聚焦，离不开学者的观察、体悟与集中讨论。个性化的观察，本可能朝向全景式的体悟；焦点的彼此启迪与碰撞，更能够导致开阔视阈下的再聚焦。对于赵宋“国是”的关注，对于“祖宗家法”的讨论，对于士大夫政治的认识，都使我们对宋代的政治文化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① 二 不满呆板枯燥的材料，反感固守僵滞的议题，是青年学人厌倦政治史研究的重要原因；生活重心的变化，也难免带来对传统学科的冷淡与疏离。随着富于活力的新课题、新领域的出现，兴趣的转移亦属自然。但与此同时，在政治史领域中，寻求新的研究点、拓宽研究面、获取“再认识”的努力，从来未曾停歇。 “再认识”，首先体现为鲜明的“问题”意识、敏锐的观察视角；这是学术刺激的产物，也是理论素养的体现。②社会科学（诸如政治学、法学、人类学、社会学、新制度经济学等）的理论滋养、研究实践中的学科互动，促使政治史的研究者更加切实地考虑自己面对的问题。在近二三十年学术转向的过程中，社会史、思想文化史所发生的牵动作用显而易见。其影响所及，首先在于议题：区域社会、地方精英、婚姻家族、社会性别、国家祭祀、民间信仰、疾疫灾害、理念认同、日常生活、物质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日渐活跃；更重要的是，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特有的视角及研究方式，也愈益发挥出引领与渗透的作用。 在政治史领域中，学者开始关注潜移默化、“日用而不知”的常态层面，关注日常政治生活的展开及其意义。③既往的政治史研究，选题侧重于对权力结构（例如皇权与相权关系、中央与地方职权部门）、官僚制度、政治事件、派系政争、头面人物的研究；近些年来，学者的眼光逐渐移至政治过程、政治空间、政治文化、制度运作、典礼仪式等方面，注意一时期中政治主体的特质、政治思维的特有方式和政治行动的特殊风格。对于政治史的这种“再认识”与“再发现”，有效地拓展了政治史的研究空间。 新议题会导致新认识，许多既有的议题也需要“再认识”，这是历史学面临的挑战，也是一波波“新史学”活力再现的源泉。这或许也可以说是“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④“再认识”不倚仗流行的时新观念，而有赖于研究范式的转换，有赖于内在的思想力量。就学术取向而言，历史学者固然有侧重“科学”或“艺术”的不同，有侧重微观与宏观的不同，但归根结底，仍然离不开实证基础。材料的再发掘、再解读，思维方式的调整，对于“常识”、“定论”的再审视，是“再认识”的核心内容。在我们面对的议题中，即便是宋代政治体制中关键核心的方面，也存有太多的待发之覆。对于所谓“君主独裁”、“专制政体”，迄今仍在讨论之中。北宋初年的制度设置，长期被关注的是相权削弱，这通常被 ———————— ①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王瑞来：《宋代の皇帝権力と士大夫政治》，東京：汲古書院，2001年；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史述略》，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河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56—64页；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暨南学报》2001年第6期，第114—123页；曹家齐：《赵宋当朝盛世说之造就及其影响——宋朝“祖宗家法”与“嘉祐之治”新论》，《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69—89页。 ②参见赵世瑜、梁勇：《政治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赵世瑜教授访谈》，《史学月刊》2005年第l2期，第109—116页。 ③参见侯旭东：《读汪桂海著〈汉代官文书制度>》，《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8期，第27—29页。 ④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鹅湖寺和陆子寿》，四部丛刊本，第10页。 解释为“以枢密使分取宰相的军政权”。而更加贴近史实的研究则指出，从两府制度的渊源及其演变来看，这一过程更应是削枢密之权，以实中书之任；换言之，宋初毋宁是重建中书宰相制度的开始，而非其分割与削弱的肇端。①这种研究取向，不再局限于君相权力大小之判断，而更加着眼于史实本身的发展逻辑，着眼于晚唐五代以来的历史活动，着眼于过程、关系与行为的实际结果。 以往我们较多注意的是“刚性"有形的制度、事件、人物；而最近的制度史研究，不再拘泥于典章的梳理，转而同时注意其功能与效用，注重动态的实施方式与运作过程。在这种思路导引下，对于政令载体、运行路径、递接程序等问题的关心便成为自然，海峡两岸相继出现了聚焦于文书传布与信息渠道的研究项目。②在事件与人物评价方面，二分法的简单定性逐渐淡出，非此即彼的叙述模式也有了明显改观；研究者的关注对象从事件原委、人物行为本身展开，进而关注其背后的政治氛围、社会关系和制度结构，关注其文化意义，从而使讨论空间得以拓宽、纵深有所延展。 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有理由期待包容面更充分、角度更多元、分析更合理、解释力更强、写作更活泼的政治史研究。这一切的出发点或许始于其关注点：研究者瞩目的不仅包括“非常”，也包括“正常”和“日常”；不仅注意突出更革，也注意曲折迂回或是平缓演进；不仅研究政治活动及活动者本身，也研究与其密切相关的政治生态环境；不仅梳理铺叙，更重视过程与路径，重视层次、分殊、过渡与衔接。 对于政治史的整体认识，通常不是经由若干个案叠加的方式取得。政治体系作为“诸关系网络之总和”，③正像宏大建筑并非砖石的堆积。我们不能不特别致意于“硬件”之间的纠合交汇部，对于制度的协调组合方式、事件的内在交错关联、人物的多重关系脉络，对于将各类因素联结融通、使其得以发挥效力的无形而潜在之氛围、机制、网络，进行细致而“到位”的研究。 三 回顾这些年来的政治史研究，我们会观察到两种并行不悖的趋向：一是集中从事政治史研究的学人圈在缩小，博士生该方向论文选题的比重有所下降；④二是在逐渐摆脱了意识形态主宰的学界，政治史特有的观察角度跟从学术的逻辑，渗透非传统政治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说到底，“政治”渗透于一切权力关系与秩序格局之中。“权力”、“权威”、“合法性”、“秩序”等等，一直是政治史的核心议题。⑤如今不仅国家、政府、政策等内容包括在政治史的范畴之内，传统政治史视野之外的人类早期社会、各个时代的思想观念、文化传播、民间信仰、艺术创作、地 ———————— ①参见苏基朗：《五代的枢密院》，载氏著《唐宋法制史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l996年，第21页；梁太济：《北宋前期的中枢机构及其渊源》，《宋史研究集刊》第2集，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6页。 ②大陆有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中古时期的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部分成果见笔谈《信息通进与文书制度：以宋代为重心》，《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124—146页；台湾有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黄宽重研究员主持的国科会“宋代军政信息的传递”专题研究计划，成果参见《汉学研究》第27卷第2期（2009年6月）“宋代的讯息传递与政令运行”专辑。 ③参见平田茂树：《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之新可能性——与国家史、国制史研究的尝试性对话》，《宋史研究通讯》2009年第l期，第59页。 ④参见李华瑞：《近三十年来国内宋史研究方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取向分析与思考》，待刊。 ⑤苏珊·佩德森（Susan Pedersen）：《今日，何谓政治史？》，《今日，何谓历史？》，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8年，第92页。 方社会、经济生活、宗族秩序乃至性别关系研究，都引入了“政治”特别是形形色色的权力秩序分析视角。①这种异军突起式的自“边缘”崛兴而朝向“中心”的逼近研究，与其说侵蚀了政治史的领地，不如说在实质层面充实、扩大了政治史的影响。 假若我们不对学科门类的定义纠缠太过，而是跟从研究议题的内在需求，跟从历史轨迹和学术发展本身的逻辑，那么，政治史研究走向“开放”，有明确核心而无隔断边界，显然是值得肯定、值得推动的进程。材料、议题、认识与研究取径的丰富多样，密集而非空泛的相互问难砥砺，是持久创造力的保证。 政治史研究所面对的材料、议题、研究方式，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流动的。如何有效结合“材料”与“问题”，是对研究者基本能力的考验。宋史领域一方面欠缺足以刺激新议题、冲击原有研究体系的新史料发现；另一方面，我们对于材料的敏感度也嫌不足。近些年来，学界试图驾驭的材料面明显拓宽，对于各类现存材料的再研读、再组织、再阐释，更成为促使研究深入的重要途径。在议题方面，不仅注意冰山一角，也会注意洋面之下，注意政治与社会、思想、文化诸因素的互动以及相互塑就的综合过程。 在研究关注点变化的同时，近些年来，聚合研究力量、培养研究队伍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遍及海内外、各种类型的宋代史料读书班（例如《宋史·选举志》、《天圣令》、《名公书判清明集》、《朝野类要》、《事林广记》、官箴书以及石刻史料研读班等）、研究论著研讨班、青年学人论文精进班，以严谨扎实的态度，有效地训练、熏陶着青年学人。不仅培养善于智取的“轻骑兵”，也锻炼能够正面攻坚作战的“集团军”。海内外的学术交流，不再限于访问考察、会议发言，也开始创造机会，从激活想法到研究过程都纳入讨论的氛围当中，让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学人真正直面彼此，使交流得以深入到实质层面。2008年在云南大学举行的国际宋史研讨会暨宋史研究会第l3届年会，采用了专题论坛这一全新形式，从主题酝酿提出，到集中评议切磋，调动了参与者的积极性，提高了会议的学术品质。② 就“再出发”的条件而言，工具书编纂、古籍整理、相关史料的梳理分析，③尤其是网络电子资源的迅猛发展，为学人提供了从前难以想象的方便，改变了阅读与搜讨材料的方式，当然也随之出现了始料未及的挑战。学术机构的评鉴体系、研究经费的资助方式，鼓励多出成果、快出成果；而在贯彻“奖勤罚惰”意旨的同时，也使精深大气而有持久生命力、深厚影响力的成就难得出现。历史学需要学人冷静沉潜而不适于克日计功，“工程”式、“团队”式的集中投入，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可能忽略了实质性的长远建设。对此我们需要保持清醒和警惕。 ———————— ①例如黄宽重：《政治、地域与家族——宋元时期四明士族的衰替》，《新史学》第20卷第2期（2009年6月），第l—41页。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文史哲》2004年第l期，第5—12页；《宋代民间信仰的历史学研究思路》，《中华读书报》2008年2月15日。邓小南：《“内外”之际与“秩序”格局：兼谈宋代士大夫对于<周易·家人>的阐发》，《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王耀庭主编：《开创与典范：北宋艺术与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2008年。皮庆生：《两宋政府与印刷术关系初探》，《文史》2001年第3辑，第165—178页。 ②参见王化雨：《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宋代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论坛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年第l0期，第22—24页。 ③例如王德毅：《宋代的圣政和宝训之研究》，《宋史研究集》第30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9年，第1～26页；梁太济：《<圣政>今本非原本之旧详辨》，《中国学术》2000年第3期，第182～204页；李裕民：《<中兴政要>研究》，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53—766页；等等。 从以上情形来看，对于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再出发”，有理由抱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再出发”并非奏效于一时，要想“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①需要一代代学人坚持不懈的合力推进。群体致力的目标并非单一的研究结论，研究范式及研究过程本身亦应是“建设”的重要对象。经由对学术传统的反思、观念与方法的检讨琢磨，希望激发出具备发展潜力的话题；在辩驳切磋的基础上，进而形成富有牵动力的研究课题乃至学术方向。在此过程中，催生出聚焦面向不同、研究方式多样、组合层次不一的对话群体，形成国际性的政治史学术网络。 附识：本文撰写过程中，受到台湾中兴大学黄宽重教授、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包伟民教授以及北京大学历史系宋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启发，特致谢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