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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应该尝试着去做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千万不要成为空头的理论家。真正在史学理论方面有贡献的学者，无一不是自己真正能够研究具体问题的专家，比如柯林武德，是牛津大学的古典学者，尤其精通罗马史的研究（见《柯林武德自传》第十一章《罗马不列颠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克罗奇，不但写了很多理论书籍，人家还可以做《那不勒斯史》，记不清楚了，没有买此书；何兆武先生，翻译了大量的国外史学理论名著，各位读书自己也可以有所了解的，比如罗素《论历史》、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等等，但何先生还可以做中西文化交流史，比如他的那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青年出版社），对于明末清初传教士的历史尤其精熟。当然，也有一些并不以研究历史见长的哲学家，比如康德、黑格尔，却在历史理论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不奇怪，这些人是奠定整个西方近现代思想基础的大人物，可以说影响无处不在。但以我的浅见，尤其是国内的史学理论研究，空头理论家不少，这样会让人耻笑的，因为别人所说的内容并不见得真懂，还谈什么理论？ 史学理论研究的对象绝非仅仅是西方史学的理论。其对象必然要包括中国的史学，也就是说，有必要通过中国和西方史学，乃至其他国家或者民族具体的历史过程和史家叙述、研究的实际活动，来验证种种的理论。当然，由于在语言、史料等方面的限制，我们的对象大多只能是前两者。不能通过这样验证的理论，就需要加以质疑。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知道，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符合所有的鲜活的历史。因为我们能够方便地找到的印证的材料更多来自中国史，所以希望各位不要回避或者排斥经常会用到的中国史的材料，虽然就专业规定而言，更应当把视野投向广阔的外文材料。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中国史的材料，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细致入微的材料，清楚地揭示探究的方法以及认识的过程。 比如说史学的求真，该怎样求真？这既是方法，也是理论。方法中显示理论的逻辑。反之，也是同样的，理论的逻辑推动着方法的日渐严密。我们同学大多数可能还是在看外国史的中文书，包括中国学者写的和翻译的书，如果是英语，已经隔了一道，如果是其他语言隔的就更加远。这还不涉及到书籍的流传过程，它的版本、校勘、散佚等情况。就算语言过关、版本等情况也了解，那么，书籍中涉及到的地理、制度等等的问题，我们能否做到贯穿、浃洽？还有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这些可以说是探究历史的一重重的障碍，只有透彻地了解相关的一些个案，我们才能够清晰地认识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根基所在。没有这样的具体研究，我们是无法清楚理解整个搜集史料、分析、思考、剪裁的过程的。而能够具备这样让我们全套精细了解的例证，在西方史学中，国内能够做这样工作的人不是很多，对于各位来说，可能更困难一些。因此，充分的中国的史料，能够给我们提供亲手尝试整个过程的机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