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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时代的欧亚大陆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人类四大文明摇篮中，分布于欧亚大陆的即占去三个。地球上这块最大的陆地，既孕育了最早的人类文明，也必然最早形成了一批跨入文明门槛的古代民族。当人们今天用历史的眼光审视这批古代民族时，大致可以从地域上发现一个规律性的现象：生活在欧亚大陆南部的古代民族由于那里气候温暖，水源充足，主要从事农耕，居民相应形成了安土重迁的观念，民族之间的碰撞与迁徙较少；而生活在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民族由于那里相对寒冷，水源不足，主要从事游牧，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民族之间的碰撞以及由此引发的民族迁徙活动要剧烈和频繁得多。这种现象在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广阔的草原地带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探究上古时代欧亚大陆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史的时候，最难把握同时又最具魅力的地区，无疑就是欧亚草原了。公元前九至七世纪期间。一系列古代民族在这个历史的舞台上大规模地碰撞、交融；大范围地冲突、迁徙，构成了一幅上古时代令人目眩神晕的历史场景。无论是出于兴趣或是研究的目的，对人类历史在某种特定时空条件下形成的特定场景的认识都需要尽可能全面、准确的理解。本文谨从介绍上古时代欧亚草原上的古代民族及其分布状况人手，揭示公元前九至七世纪期间这些古代民族之间的碰撞、交融及迁徙过程，分析形成这一过程的诸因素的作用，并对其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提出见解。 一 欧亚草原地带大致从黑海北岸的南俄草原开始向东展开，通过乌拉尔河流域进人亚洲，一直延伸至蒙古草原。其东西距离，约在五千公里左右，其南北宽度，也不少于一千公里。公元前九世纪时，欧亚草原最西端的黑海北岸地区，是古代民族辛梅里安人（英文译名为Cimmeriane或Kimmeres）的活动范围。前苏联学者季亚科诺夫认为，辛梅里安人是一种他称，即希腊人用来称生活在欧亚草原，操伊朗语的游牧民族的，意为“流动的马队”。我们今天对这个古代民族的了解，主要得自希腊人的记述。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希罗多德曾到过黑海北岸的希腊殖民者的居留地，他根据在那里的见闻，了解并记述了当时业已消亡的辛梅里安人的若干情况。例如他记述了当时被称作辛梅里安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今刻赤海峡）；在这个海峡地区以辛梅里安命名的堡垒和渡口；他还曾在德涅斯特河畔访查过辛梅里安人的王陵。在此之前，公元前八世纪末用亚述楔形文字书写的文献中，也曾提到过这个古代民族，只是名称略有不同，称之为吉米来人( cinlirrai）。古亚述帝国在公元前九世纪时已扩张至黑海南岸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与辛梅里安人的活动区域隔海相望，因此亚述文献的记载可以与希罗多德的记述相印证。至于吉米来人这个称呼，很可能是对辛梅里安人的一种讹拼。比希罗多德时代更早的荷马史诗《奥德赛》中，也已提到过辛梅里安人，说他们生活在大洋（指黑海）那边的一条河边，那里雾气迷漫，不见阳光。尽管国外学术界对荷马的生活年代、出生地点及作品真伪存在长期争论，产生所谓“荷马问题”，但史诗的素材出于当时小亚细亚地区的民间传说和故事却得到一致共识，因此《奥德赛》中有关辛梅里安人的记述亦可与亚述文献及希罗多德的记述相佐证。 在辛梅里安人的东北面生活着另一个古代民族斯基泰人（英文译名为Scythians）。与辛梅里安人一样，斯基泰人也是希腊人对这个古代民族的一种他称，源自希腊语skythaio。希罗多德是这样记述斯基泰人关于他们起源的传说的：他们自称是世界上一切民族中最年轻的民族。他们的共同远祖叫塔尔吉塔欧斯，系主神宙斯（斯基泰语中称为帕伊欧斯）和包律斯铁涅斯河（即今德聂伯河）河神的女儿该埃所生。塔尔吉塔欧斯有三个儿子，分别是里波克赛司、阿尔波克赛司和克拉科赛司。在这三个儿子的统治时期，有一些黄金制成的锄、扼、斧和杯子从天上落到斯基泰人生活的土地。当长子里波克赛司和次子阿尔波克赛司想去拿这些物品时，黄金就燃烧起来无法靠近，而小儿子克拉科赛司走近时，火却熄灭了，于是他便把这些黄金制成的物品带回自己的家。两个哥哥目睹了这些情况后，便同意把全部王权交给自己的小弟了。由希罗多德记述的以上传说，虽然与其他民族的古代传说一样充满了神奇荒诞的色彩，但透过这个传说，我们似乎可以推测斯基泰人是由三个主要部落交融形成的。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还据此推测古代斯基泰人实行的是末子继承制。关于斯基泰人生活的地区，希罗多德记述了他们的另一个传说。斯基泰人说在他们的北边，由于有羽毛自天降下的缘故，没有人能进人到那里去。希罗多德解释说，斯基泰人在谈到羽毛时，不过是用来比喻雪而已。由此推测，他们的活动范围大致在黑海北岸以东、伏尔加河上游以南的温带草原区域。由此再往北，则是冰雪交加的寒带区域了。 从斯基泰人的活动范围再往东，在黑海东岸至巴尔喀什湖之间的广阔的草原地区，居住着萨尔马特人、马萨格泰人和塞种人等古代民族。关于这几个古代民族之间的地域分布和人种关系，国内外学者至今未达成共识，存在着较大差异。一种观点认为，这几个古代民族实际上是同一个民族的几个不同的组成部分。持此种观点的学者根据他们在语言、形貌、生活方式及宗教习俗等方面具备的共同特点，把他们统一归属于塞种人的范畴之内。⑦事实上，在古代波斯以楔形文字书写的铭文中，也把活动于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统称为塞人（波斯文作萨迹，Saka），而从未提及过与他们相邻的马萨格泰人。另一种观点认为，不能因为上述这几个古代民族在某些方面的相同或类似而忽略了他们之间的差异。使用同一种语言，在人种和生活习俗上很接近的某些人群仍然可以根据他们生活的不同地域划分为不同的民族，因此我们在讲述他们历史时应当加以区别。由于文字史料和考古发现的暖乏，对以上两种对立的观点暂时无法作出科学的定论。因此我们有必要撇开争议，先根据现有史料客观地描述以上几个古代民族（或同一个古代民族的几个部落集团）的分布状况及各自特点。 萨尔马特人（英文译名为Sarmatans）的分布范围，大致在中亚的西北部地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游牧的斯基泰人十分接近，但在社会发展水平上却要落后一些，所有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学家在讲到萨尔马特人时，都指出妇女在他们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例如希罗多德曾记述过萨尔马特人的妇女穿男人的衣服，并且与男人一样骑马作战。一位古希腊学者还曾提及萨尔马特人的妇女不杀死三个敌人就不嫁人的习俗。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厄福洛斯也补充说萨尔马特人对自己的妻子百依百顺，就象对圣母一样。考古发现的材料证明了上述记载的真实性，在萨尔马特人生活地区发掘的墓穴中，妇女占据中央的位宜，而男子则在她的旁侧。显然，在萨尔马特人社会中的母权制遗风，比斯基泰人保持得更久。国外有学者从语源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后认为，萨尔马特人之得名也与妇女在该民族中占有的重要地位有关。Mata意为妇女；saNa-sar-v8意为一切的一切，此二词的词义共同构成了该民族的族名。 马萨格泰人（英文译名为Massagetans）的活动范围大致在黑海以东至锡尔河下游之间。其社会发展水平与萨尔马特人相仿，也保存着母权制的痕迹。例如在对波斯人作战时，他们就是由女王托米丽司统率的。作为游牧民族的马萨格泰人勇武善战，希罗多德曾记载说他们已拥有独立的骑兵和步兵，此外还有弓兵和枪兵。所有战士的枪头和箭头都用青铜制造，因为那里有大量的黄金和青铜，但没有铁和银。我们今天所掌握的地质情况证实了希罗多德的上述记载，在马萨格泰人当年活动的区域确实没有铁矿，但盛产铜和锡。从语源学考察，马萨格泰人的名称有三种不同的解释：一是源于古阿维斯陀语的“马斯耀”，意为食鱼者；二是同样源于古阿维斯陀语的“马斯雅卡”，意为大萨迦部落；三是一些前苏联学者主张源于伊朗语的“马斯-恩吉兹”，马斯在伊朗语中意为大，恩吉兹意为蛮族。如果第三种解释成立，则马萨格泰显然是波斯人的一种他称。 塞种人的分布地区在更东面，包括塔拉斯河、楚河、伊犁河流域的河谷地带，以及阿莱帕米尔、费尔干、天山的高原地带。这样的地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塞种人的生活方式：在炎热的夏季，他们通常把放牧的畜群驱赶到高原牧场。而在寒冷的冬天，则把畜群转移到海拔较低的河谷牧场。塞种人在国外史料中称为“萨迦”（Saka），这基本可以确定为波斯人对他们的称谓。因为波斯阿赫美尼德王朝的贝希斯登铭文、波利斯铭文、苏萨铭文以及纳克泽·罗斯塔铭文中都提到过萨迦人。中国史籍中把萨迦译为“塞”，因为“塞”字的古音作"Sac,，这大约是张骞到达西域一带时根据伊朗语的读音译过来的。希腊学者斯特拉卜在《地理志》一书中记载了组成塞种人的四个主要部落分别是阿西(Asii)、帕西阿尼（Pasiani）、托恰里（Tochari）和萨卡拉里（Sacarauli）。中国学者彭树智认为，塞种人即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提及的伊赛多涅斯人(Issedones），他们的分布地区与我国史籍《汉书·西域传》中关于“塞地”的记载大体上是一致的。 公元前九世纪生活在欧亚草原最东端的古代民族有荤粥人、鬼方人、□狁人等，他们的分布范围大致在贝加尔湖（即中国史籍中所指的北海）及其以南的蒙古高原一带。由于该地区与欧洲相距万里之遥，因此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学者对这些民族的研究基本上是空白的。我们今于对他们的了解主要得自中国古代史籍的一些零碎材料。例如黄帝时代曾“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说明中原民族已与荤粥人有过战争交往。殷商时“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有学者认为商族与鬼方族之间的冲突碰撞自契至汤时断时续，商朝八次迁都均与鬼方族的逼迫有关。到周代时，北方的□狁人取代荤粥、鬼方等族成为边境大患，经常人侵中原。周人哀叹“靡室靡家，□狁之故”；“不皇启居，□狁之故”。周宜王在位时致力消除来自北方的威胁，多次出兵抵御□狁人的进攻，遂有中兴之美名。与欧亚草原上的其他古代民族相比，□狁人在人种上属于黄色蒙古人种，而前者则属于白色欧罗巴人种。公元前九世纪时欧亚草原自西而东的古代民族的一般状况及其分布范围，大致即如上述。 二 从公元前九世纪开始，受多种因素影响，欧亚古代民族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碰撞和迁徙。这一历史过程首先是从欧亚草原地带的东端开始的。当时以游牧为生的□狁人经常人侵位于其南方的周人。中国古代文献诗经中《小雅·采薇》、《出车》、《六月》、《采芑》等四诗及金文兮甲盘、虢季子白盘、不□□等三器铭文都记载了周人与□狁人之间的冲突。从以上文献及金文材料看，周人与□狁人曾发生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战争。第一次战争在周宣王五年即公元前823年的四、五月至冬季。当时□狁人大举南侵，兵锋直抵周人统治中心附近的径阳，周宜王被迫倾全国之力拼死抵抗。周人以尹吉甫、兮甲两将统率的军队为主力，与□狁人在朔方、焦获、径阳等地作战，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并乘胜追击至太原（今甘肃省镇原县南）附近。另以南仲统率的一支军队为偏师，也向北作战，前出至朔方附近。然后这两支军队分别在太原和朔方修筑城堡，转人防御。第二次战争在周宜王十一年即公元前817年。该年□狁人又南犯，周人方面以方叔、虢季子白、不娶为将，展开反击。方叔统率的军队是周人主力，拥有兵车三千乘，其部将虢季子白杀敌五百，俘敌五十，受到周宜王赏赐。以上两次战争，虽然都挫败了□狁人的南侵意图，但远不能说取得决定性胜利，只是防御中的反击和反击后的防御而已。诗经中记载的“城彼太原”及“城彼朔方”，正是周人对□狁人处于战略防御态势的证明。 □犹人对东南方向的入侵既未获成功，而其北方西伯利亚地区的严寒气候则无法适宜游牧民族的生存条件，因此他们可能的扩张方向便只有西方了。关于□狁人向西的迁徙活动，无论古代中国或欧洲的历史学家都未留下可靠的记载。只有希罗德曾在《历史》一书中语焉不详地提到“伊赛多涅斯人被阿里玛斯波伊人赶出自己的国土。”前已述及，伊赛多涅斯人大致可以肯定属于塞种人，那么，希罗多德所说的阿里玛斯波伊人究间是什么民族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注意另一个希腊人的记载。公元前七世纪后期希腊诗人阿里斯泰(Aristeas）曾到过中亚，他根据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题为《独目人》（Arimaspea)的长诗，诗中描绘的独目人勇敢善战，羊马成群，他们面貌奇特，只在前额当中长着一只眼睛。希罗多德在上文中提到的阿里玛斯波伊人即是独目人的音译。阿里玛斯波伊人当然不可能只长一只眼睛，古代希腊诗人阿里斯泰的这个荒诞记载恰恰说明，他根本没有到过阿里玛斯波伊人生活过的地方，仅凭口耳相传才得出了这个错误的印象。中国古代《山海经》中也提到北方有“一目国”，都可能反映了同一传说。关于阿里玛斯波伊人的活动范围，新版《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他们大致分布在中国北方边境一带；中国中亚史学者马雍认为他们分布在毗邻中国西北部边境的斋桑湖附近。而这些地区正是中国古代史籍中□狁人曾经活动过的范围。要使以上所有这些零散不多的中西方的史料或观点对应起来互相印证，或者使史料中提供的线索与考古发现对应起来综合判断，显然都是很不容易的，但这些史料至少可以使我们形成这样的推测：古代希腊人根据传说记载的阿里玛斯波伊人很可能就是生活在中国北方的□犹人。这两个不同的名称也许是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的学者对生活在中亚草原东端的某个操突厥语的，从血缘上看属于黄色蒙古人种的古代民族的不同称谓。如果这一推测成立，则希罗多德记载的伊赛多涅斯人被阿里玛斯波伊人赶出自己的国土就可以理解为是中国古代所称的□狁人在向西迁徙的过程中曾与属于塞种人的伊塞多涅斯人发生过碰撞，并最终夺取了他们的土地。 三 形成世界上古时代这幕扑朔迷离的历史场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欧亚草原地带高度相似的生态环境与生活方式是大规模民族迁徙得以实现的外在原因。从地理因素分析，欧亚草原西端的东欧地区属于内陆性平原，它的海岸线与陆地面积明显地不成比例。准确地说，四十一平方公里的平原才摊到一公里长度的海岸线。东欧地区的这一地理特点使得它与西欧形成鲜明的反差。相比之下，西欧地区的地形变化较多，海岸线很长并且异常曲折，形成许多海湾和伸展得很远的半岛、岬角。因此，从地理上看，东欧地区更接近于中亚，尤其是在乌拉尔山和黑海之间的宽广地段，东欧平原南部的草原地带与中亚大草原直接地、毫无间隔地连成一片。俄国历史学家瓦·奥·克柳切夫斯基注意到这个地形特点，认为中亚草原向西直到黑海、亚速海的延伸，是“从亚洲擂人欧洲大陆的一个楔子”。 从气候因素分析，除了东欧草原的地理特点与西欧有较明显的差异而更接近于中亚之外，东欧草原地带的气候也具有同样的特点。欧洲西部地区以海洋性气候为主。受西风带影响，从浩瀚的大西洋吹来的湿润空气带来了丰富的降水，同时也调节了这一地区的气温，北大西洋暖流更使整个西欧的沿海地区变得温暖。而东欧草原地带则以大陆气候为主，降水量自西而东逐渐减少。里海西北部沿岸地区年降水量仅二十多毫米，形成欧洲唯一的沙漠地貌。从风向的影响看，湿润而和暖的西风主要作用于东欧的夏季和北部地带，而在冬季和南部地带，从亚洲内陆吹来的干燥寒冷的东风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从总体上看，东欧草原的气候也更接近于中亚。综合东欧地区的地理与气候条件，我们可以有充分依据想象，上古时代中亚地区的某个游牧部落或民族，当他们把自己的篷车和畜群迁徙到顿河流域和黑海北岸的时候，很少会感到他们的生存环境有什么不同。他们生活在东欧大草原好像生活在中亚的大草原上一样自由自在。 从生活方式分析，涉及这场大规模民族碰撞与迁徙的□狁人、塞种人、马萨格泰人、萨尔马特人、斯基泰人以及辛梅里安人均长期从事游牧生活。他们的活动范围在某个时期内虽相对稳定，但同时又有很大的流动性。因此，一旦遇到来自外部的强有力的逼迫而又无法有效地抵御这种逼迫时，往往会很自然地选择向其他方向流动或迁徙的可能性。这种情况与通常从事农耕活动的民族之间有很大的差异：由于后者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缺乏流动性，因此在受到来自外民族的碰撞和逼迫时，很少以迁徙的方式作出反应，而往往以民族之间的征服、被征服；同化、被同化的形式显示出来。 其次，自然因素、人口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某种突变是促成这场大规模民族碰撞与迁徙的内在原因。由于□狁人在上述历史过程中扮演了第一推动力的角色，因此我们在分析这种突变时无疑应将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狁人方面。 从自然因素看，根据周代史料记载，□狁人在公元前823年和817年的两次南侵活动，均在四、五月间发生。这个季节的塞外草原本应开始复苏，牧草正在生长。而□狁人选择这样的时候大规模南下，很可能与上列年分的异常天象有关。我们现在尚缺乏周代的气象记录，但不能排除异常寒冷的春季影响了牧草的生长，并迫使□狁人向水草比较丰富的南方迁徙的可能性。而当这一迁徙过程遭到南方周民族有效的阻遏后，□狁人又将其迁徙的路线转向西方，并由此引发自东而西的民族迁徙浪潮。 从人口和社会因素看，前苏联历史学者贾可诺夫认为，上古时代某个民族内部出现的暂时性的人口相对过剩现象也很可能成为推动其向外扩张或迁徙的重要因素。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某个民族内部社会结构方面的突变，例如阶级分化的加剧导致其首领为了掠夺其他民族的财富和生活资料而发动扩张性的战争，并由此引发民族的迁徙活动。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尚无材料了解公元前九世纪时□狁人的人口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状况，因此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但不管如何，作为这一轮民族迁徙浪潮的最初发动者的□狁人，可能由于自然因素、人口因素、社会因素中某个方面或某几个方面的突变作用最终走上通向西方草原的迁徙之路，则是应该没有疑义的。 上古时代的民族迁徙活动是民族间碰撞（通常表现为战争的形式）的产物，正确评价这一碰撞迁徙的历史现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上古时代的历史过程。就公元前九至七世纪期间发生在欧亚草原上的民族碰撞和民族迁徙浪潮而言，我们似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出若干粗浅的认识： 第一，开拓了上古时代欧亚两洲的陆上通道。也就是说，这条通道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即已存在，一些外国学者称之为“草原之路”或“毛皮之路”。其走向大致东起河西走廊，经蒙古高原、阿尔泰山，沿乌拉尔山之间的宽广缺口，通向黑海北岸的南俄草原。中国汉代开辟的丝绸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这条上古时代欧亚两洲陆上通道的进一步扩大和延伸，并使其更为外部世界所瞩目。 第二，形成了游牧世界逐步缩小和农耕世界逐步扩大的历史趋势。例如，原来活动在中亚地区的斯基泰人素以游牧为生，但当他们迁徙到黑海北岸以后，其中的一部分斯基泰人便在当地居民的影响下，根据新的自然条件转而从事农耕，希罗多德称之为农业斯基泰人。他们学会播种和食用小麦、洋葱、大蒜、扁豆和小米等，其中小麦还常被他们用来和外族进行交换。 第三，加强了东西方之间文明的交汇和民族的融合。在经历了这场民族间的大规模碰撞和迁徙浪潮之后，有的古代民族如辛梅里安人完全被其他民族所融合了。那些仍然保持着原有稳定结构的民族之间也开始了融合的趋势。东方和西方的文明在这个过程中彼此借鉴，互为影响。根据前苏联学者A·蒙盖特的考古发现，在阿尔泰地区的卡通河流域附近出土了一批公元前五至四世纪塞种人贵族首领墓穴中的物品。其中有不少中国生产的丝织品、玉器、漆器、金器和青铜器。在前苏联楚河地区的文化遗址上，还发现过一批中国周代样式的铜鼎，铜釜，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器物并不是对中国青铜器的单纯模仿，在其表面装饰的是具有中亚游牧文化风格的野兽格斗花纹，这些都是东西方文明走向交汇的最好证明。 第四，发生在上古时代的这场民族迁徙运动，可被视为公元后四世纪著名的民族大迁徙的序幕。这是因为，这两次历史上的迁徙从方向上看均是自东而西，横跨欧亚两洲的广大地域，席卷众多的民族；但从迁徙的规模、范围和影响来看，后者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无疑要大得多。因此，如果把公元后发生的民族大迁徙作为一场正剧的话，那前者就只能是正剧前的序幕了。人们在观赏戏剧时，往往会只关注正剧，但序幕部分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只有深刻理解了序幕，才能更好地理解整个剧情。公元前九至七世纪期间出现在欧亚草原上的这幕历史场景的意义也许正在于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