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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制缩短，就业形势紧张，对研究生（本文所说的研究生，主要指硕士生）教学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学生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教师当然也无法再固守原来的教学模式。身为教师，如果能与时俱进地改变教学模式，不但有利于学生的成长，也能进一步丰富自身的科研积累，何乐而不为呢？不可否认，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经不再是精英教育，也不完全是为了培养科研力量的后备军。本文就从这个前提出发，以日本学教育为例，谈谈研究生教学模式的转变。 一、改变单一的培养目标，有重点地拓宽教学内容 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把“让年轻一代更多地了解日本”作为日本学研究生的培养目标，远比“造就优秀的日本研究人才”更为现实。日本学的研究生不见得从事对日的涉外工作，这是不争的事实。除极少数人有机会走正统的科研之路外，多数学生必须面对严酷的就业市场。教师不能忽视学生面临的现实，不能再要求他们在有限的一年时间（对于两年制硕士，真正的学习时间只有一年）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狭窄的专业领域。更何况，他们未必具备在狭窄的领域得出新观点的能力。 我认为，应该缩减专业（特指研究生的研究方向）学习在整个研究生教育中的比例。这样就给学生的发展留下了充裕的空间，他们提高了学历和学养，并且没有失去可塑性，研究生教育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初步的尝试是把日本学的内容缩减到整个教学的60%。 其实，这完全不是我的新发明，老一代学者曾经专门探讨过“博与约”、“通与专”的关系。杨生茂先生在《学史杂拾》中说：“约与专是建立在博与通的基础之上的。若无博与通，则无从谈约与专，如建筑高楼大厦，必须有广阔坚实的基础。博而不约，通而不专，则散漫无章，不足以成才，即章学诚所谓‘但知聚铜，不解铸釜’。反之，则易陷入坐井观天的困境。”[1]谈论“通”与“专”的关系，必须考虑时代的特点。现在的大学教授或博士，搞汉赋的不懂司马迁，搞宋史的不熟悉宋词，都不能算大毛病。因为“文史不分家”那是在过去，现在的各个学科，可分的和不可分的都分家了。换言之，在不“通”的情况下，“专”并不妨碍学生将来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对已经进入学术界的专业人士更是如此。可是，日本学教育是一种实践活动，必须考虑受众的实际情况。对于那些不走学术道路的学生，过于“专”明显弊大于利。这也是我主张缩减专业学习在整个研究生教育中所占比例的根本原因。日本学教育应该以“日本”为中心，从课程设置上兼顾世界上主要国家的重要问题。象我所在的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一样，很多日本研究机构都设有国际政治专业。我在讲授外交方向的研究生课程时，具体做法是，以日本为主干，兼顾中国与美国外交史上的重大问题。按时间顺序，用一门课，把三个国家都“串”起来。朝鲜战争这样的重大事件，日本没有直接卷入，但我也通过录像的形式，向学生们介绍各国政府的看法以及中国学者最新的研究。 近三十年来，中国成功的研究生教育都是在追求“专”的同时，不忽视“通”。比如，上世纪80年代，东北师大日本研究所的日语语言文学专业，专门开设“世界文学”的课程。这总比把狭窄的教学内容硬“发展”成三十多个学分要好吧。至于国外研究生教育的成功例子就不再列举了。能又“专”又“通”当然更好，如果不能兼顾，在当今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研究生教育还是应该宁“通”勿“专”，而且，“通”也不意味着忽视教学质量。 二、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和多种考察方式 目前，文科研究生教育的各个环节都是围绕文字材料进行的，最终目标是让学生写出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在理论上，论文写作的训练可以提高学生的各项技能和素质。在现实中却未必如此。文化环境的变化，学制的缩短，就业的紧张，足以让学生有一万个心浮气躁的理由。很多研究生坦言：“如果明天不开题，今天晚上是写不出开题报告的。”“剪刀浆糊法”更是学生们常用的“治学”方法。本文无意为学生辩护，只是觉得“读书无用论”在研究生中危害甚广，教师不能漠视，也不能再用老的教学方法，必须有所反应。 我认为，教师在指导论文写作的同时，应该有意识地提高学生的多项能力。在实践中，我的做法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鼓励学生设计个性化的专业图表。在参观吉林省一家著名展览馆时，我无意中发现该馆所画的“伪满洲国政府机构示意图”有错误，本来是隶属关系的两个机构却被画成了平等关系。本文无意指责出错者，但当时很快想到：如果是专业的日本学研究生，能做得美观正确吗？如果这样的“专业设计”都做不好，那么，学生走向社会以后，如何胜任大量和专业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作呢？研究生培养实在不是“写论文”三个字可以概括得了的。我就萌发了通过设计专业图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想法。这种设计能力对宣传、策划等多项工作来说是必备的。另外，史学家的老祖宗司马迁发明的“表”可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遗产。其魅力绝非当代人那些枯燥繁琐的文字可比。既继承了老祖宗的遗产，又能让学生熟悉文字之外的表达方式，何乐而不为呢？ 在教学中，我已经两次要求学生设计图表。一次是在给学生讲授国际法时，我要求学生画图表示领海、毗连区、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公海的范围。有的学生画的图我根本看不明白，有的学生则体现出一定的创意。另一次是在讲授日本政治的时候，我要求学生画图表示日本主要政府机构的相互关系，越详细越好。 第二，重视地图在日本外交史教学中的作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今，国内学者出版的日本外交史专著和教材中，都没有相关的地图。地图的作用很直观。比如，讲到日本吞并朝鲜前在半岛上的铁路建设时，如果通过地图，让学生对汉城、仁川、釜山这些重要城市的位置有直观的印象，更能让他们理解日本由朝鲜半岛进入中国大陆的战略意图。再比如，俄罗斯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时，有日本政治家预言：“西伯利亚铁路竣工之日，即俄国对朝鲜开始侵略之时。”[2]这条铁路修成之日，就是东亚有事之时。如果不看地图，学生很难理解这句话。再拿国际关系的典型案例朝鲜战争来说，在介绍战争进程时，如果只是告诉学生朝鲜军队最南打到哪儿，联合国军最北打到哪儿，很难引起学生的兴趣。实际上，整个战争的局势变化完全可以用几张地图表示。开城、板门店等重要的谈判地点，在地图上更是一目了然。 也许有人会说，运用包括地图在内的多种教学手段，其实没什么新鲜，不就是本科教学多媒体的翻版吗？我觉得，教学是一种实践活动，对研究生用怎样的教学手段更合适，关键看教学效果。 第三，我反对盲目学习日本式的“讨论班”。很多教师都主张学习日本的“讨论班”，但效果特别好，还能坚持下来的不多。其实，这种方式不太适合中国国情。现在的研究生考试就是“应试教育”的延长，很多研究生入学前的专业基础很差。与其照搬让老师省力气，学生没兴趣的“讨论班”，不如从实际出发，采用各种手段调动同学的积极性。另外，很多大学的研究生已经“大班”上课，全勤的时候教室都坐不下，怎么搞“讨论班”？ 日本著名学者安孙子麟先生2005年来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讲授“日本近现代经济史”（该课程在日本针对的是本科生）时，发下来的材料有一厚本。提纲很简要，地图、表格却非常丰富。同事们赞叹不已，都认为安孙子先生的授课方式值得借鉴。其实，更应该学习的是先生准备课程时的认真精神。至于有些日本学者那种对研究生放羊式的“讨论班”，还是应该慎用。 结语 写完这篇小文，才发现并未有新观点，也绝对不敢自诩为“经验之谈”。研究生数量成倍增长，教师必须完成的科研量又在逐年加大。两种因素交互作用，研究生教学的质量难免下降。本文只是对此种情况略陈己见。 还应强调，提倡在研究生培养中利用多种教学手段，绝非与本科生教学的趋同，恰恰相反，我非常反对这种趋同。大规模发行研究生教材，对研究生的专业课实行中国式的闭卷考试等做法，都是典型的研究生教育“本科化”。这样发展下去，说不定博士生的培养也会“本科化”。我也非常反对把培养科研能力的任务继续推给博士生教育。至于硕士生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科学研究，导师们还是回归到孔子所说的“因材施教”吧。 [1]杨生茂：《探径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67页。 [2]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1966年版，第177页。 （感谢钟放先生惠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