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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从自然中找到理性，并把它带到人类社会，从现实的政治社会中寻找正义，并把它交给法律。国家由法律支撑，必定应该是理性的、正义的。从而否定了国家是强权和个人私利的结果，也导出了国家是正义和社会公众利益的体现。智者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前481年～411年）说：“法律是一种互相保证正义的约定俗成”，其目的是谋取人类的功利。他给人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只有拥有自制和正义的人才称之为人。他的名言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拥有理性，都具有美德和治国的能力，都有资格参加城邦的政治生活，这为民主政治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依据。既然理性限于个体，那么一切（知识、道德、法律等）都要以人作为标准，只能用人去解释它，当它们不符合人们普遍利益的时候，人们应当敢于去推翻它。前411年，他因写《论神》而被判死刑，其书被焚，在逃往西西里的途中溺死。 普罗泰戈拉在与苏格拉底对话时说：政治“使人成为善良的公民”。他通过一则神话阐明了这个观点。人类刚刚创造出来时，过着单独的生活，没有能力在比他们强壮的野兽面前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因此，他们就联合在一起，“创建城市，保护自己的生活”。但是，城市里充满了纷争（各说各的理），因为城市居民不懂得“政治艺术”,即使自己和他人和平地生活在一起，也是“相互作恶”，这样，“人类又开始分散开来，终于面临灭亡”。“宙斯恐怕整个人类会消灭，于是派遣赫尔美斯到人间来，带来尊敬（又译为羞耻心——对他人评价的重视，如军人在战场上抛弃自己战友时会感到羞耻）和正义作为治理城市的原则，作为友谊与和好的纽带。赫尔默斯问宙斯﹐他应当怎样把尊敬和公正（意味着正义感和同情心，尊重别人的权利）分配给人们：是否像分配技术那样进行分配﹔就是说﹐是否仅仅分配给他所属意的少数人，让一个具有足够的医药技术或者其它技术的人替多数没有这技术的人服务？‘我是不是应当采取这个办法在人们中间分配尊敬和公正，还是应当分配给所有的人呢？’宙斯说，‘分配给所有的人﹔我希望他们每人都分到一份；因为倘使只有少数人分配到这些美德，如同分配技术一样﹐那么城市就无法存在下去。再有一点﹐用我的命令立下一条法律，凡是不讲尊敬和公正的人﹐一概处死﹐因为这种人是国家的祸害’”。宙斯的回答意义深远，他是说，让所有的人都有一份“政治艺术”（即尊敬和正义）——有那么一点基本美德（德性），因为如果只有少数人掌握这份“政治艺术”，城市就无法形成。可见，宙斯要求所有的人都拥有正义与敬畏的品质，都掌握这些“政治艺术”，因此，所有人都在政治商讨中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和影响权。后来这个观点得到亚里士多德的肯定，并终于使希腊人形成了一个更为普遍的观点，这就是：承认普通人的尊严，主权在民。人类的共同生活与建筑楼房不同，后者需要专家的指导，需要的是知识；而前者要求共同参与，需要的是政治智慧。智慧当然应当包括知识，但它主要是指协商、沟通的“政治艺术”。这表明：政治和正义是紧密相连的，正义是政府的目的，正义是人类社会的目的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认为：美德即知识，即美德是关于善的概念的认知。这一原则为知识规定了不变的标准，就是善。掌握了善的知识，就会作出符合道德的行为；没有善的知识，就会胡作非为。他认为人不会有意为恶，人犯罪是因为没有知识，不懂善；有意为恶者较无意为恶者，还要高尚些，因为他比愚昧无知者先进些——还知道善恶；愚昧无知者无道德可言，这种人做了恶事还以为是善举，是最无可救药的了。 苏格拉底认为：道德是政治的基础。他十分重视道德教育，批评过伯里克利不懂得道德是政治的根本，不去努力培养公民的道德素质，却把雅典公民养成了怠惰和狂野。他指出：正义在政治生活中就是“做好自己的事而不干涉他人的事”，“凡合乎法律的就是正义的”，法律的本质就是正义。政治美德是正义，是要靠知识才能实现的。因此治国需要有善的知识的人，让他们来引导人民。他反对民主政体，批评用拈阄的办法把不懂政治的人选出来管理国家，认为这种方法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因此，“要想得到正确的判断，要根据知识，而不应根据多数。” 他同时也坚决反对僭主政治和富豪专政；主张执政者既不靠世袭和选举，也不靠暴力和欺骗，而是靠知识——所谓“哲人统治”，即有知识的人应该进行统治。他说：“君主和统治者，并不是那些带有王笏的人，从显贵中选拔出的人，凭抽签登上王位的人，或是靠强力欺骗获得统治的人，而是那些善于统治的人。”因此，他主张哲人专政，带有极强的专家治国的色彩。当然，在苏格拉底之前，就有类似的专家专政的主张，苏最突出罢了。 希腊人认为：专家治国，但公民有选择专家的权利。正如医生治病，病人有选择医院和医生的权力一样。如果公民没有选择专家的权利，那么，必然是暴政。亚里士多德说：凡是君主政体必然都是暴政。牧人总是要吃羊的，羊群岂能信任牧人？人类绝对不能把自己交给一个“圣人”的绝对意志，不论他多么仁爱。希腊人宁愿自治，也不愿当羊群。 在东方，人们都认定一个国家没有君主是不可能的。没有君主就意味着天下大乱，这是谁都无法承担的灾难。追求“圣人”的绝对统治正是孔子的目的，孔子主张：子要绝对地服从家长——无违，民要绝对地服从君王（庶人不议），只有劳心者的君子之流才有资格向君主提意见，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儒家孝子贤孙般的谏而不从，只能恭敬无违、诚惶诚恐而已。而在古希腊罗马，人们很早就认识到专制君主是一个祸害。防止权力集中于一个人的身上，已经成了古希腊罗马人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政治理念。 http://www.laosafu.com/bbs/thread-193607-1-1.html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