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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元前第四世纪的时候，希腊亚历山大大王（Aiexander the Great）秉着一股的雄心，想征服世界；东征波斯以后，继着挥军东进，侵入印度北部；到印度河口，看见那茫茫一遍的水势，误会是世界尽头，不禁抚髀兴叹，以为无用武之地。后来因为叙里亚发生变故，匆匆赶了回去，不幸一场热病，将这位盖世人豪葬送了去。征服世界的伟业，就此如镜花水月；然而却发生了一点别的影响，便是希腊人在中亚建立国家。这些希腊人大都是历山大王的将卒，如建立大夏的塞琉古（Seleucid）等，即是一例。希腊人既在中亚建国，希腊的文化自然也随之东来。 中国在西元前第三第四世纪时，秦国僻处西陲，声势极盛。到汉武帝时候，国势甚盛，很想开拓边境；南平闽、越，北拒匈奴。张骞凿空，於是中国始知流沙以外的西域，还有更广大更富庶的地域。西域诸国也因此很震动於汉家的文明。同时西洋方面，罗马继希腊而起，声威也及於中亚一带。於是中亚乃成为当时东西文化交汇的枢纽。自此以后，中国与罗马的史家时时有纪述西国的文字发现。中国史上并纪载罗马使臣至中国的事。汉代中国人称罗马帝国为大秦，又称之为犁靬，其实都是罗马帝国的别名。 中国人足迹曾否到过罗马帝国的本部，现无可考。后汉书西域传说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为安息西界船人所阻而罢。可是中史所纪大秦使者及贾人眩民之属到中国来的却不少。汉桓帝延熹九年（一六六），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缴外来献，这里的大秦王安敦就是罗马皇帝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121-180）。安敦於一六五年征服波斯，使者到中国在一六六年，路途辽远，所以至汉土时，要在安敦征服波斯后一年了。其后到晋太康中（二八四--二八五），大秦王又曾遣使者来献，有人说晋书大秦传的大秦王就是Casus（282-283）。CASUS以二八三年克波斯，则Casus遣使中国在事实上是办得到的。后汉书西南夷传并说汉安帝永宁元年（一二O），掸国在今安南北部。掸国西南通大秦；当时印度与大秦、安息的海上贸易也很盛。汉时中国与印度诸国的海上交通，颇为频繁。汉书地理志曾杂记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所至的国名，其中的黄支国即印度的建志补罗（Kanchipura），并专设有管理通商的译长，属于黄门。因为中国与印度、安息的海上交通很便，是以吴孙权黄武年（二二六），有大秦贾人至中国贸易的事。梁书海南诸国传说大秦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址，这一定是很确的。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有骊靬县，此外有陇西郡的大夏县和上郡的龟兹县，都是为处置归义降胡而设、而汉时罗马帝国与中国交通之盛，於此也可概见。西洋古代载籍中纪述及於中国的也很不少。那时外国称中国有两个称呼：一是由秦国蜕出的支那（China）；一是由丝缯而得名的Seres。秦服西戎，声威远振，所以到汉武帝时，大宛还称中国人为秦人。一方面中国的缯彩颇为西方诸国所重，安息为要垄断中国的缯彩贸易，竟在阻止中国与罗马的交通；汉武帝时遣使者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遵海通诸国，即多赍缯彩以行；所以称中国为Seres者，即丝国之意也。西元前四百年左右，希腊（Ctesias书中述及 Seres，西元前五四年左右，罗马地理学家Strabo也曾转述其说。此后如Pomponius Mela de Situ Orbis，如Piblius Virgilius Maro，如Guintus Horatius Flaccus，如Sextus Aurelius Propertius，如Silius Italicus，如Publius Ovidius Nasa诸诗人俱曾述及中国，或作Seres，或作Seras或作Sericus。罗马Pliny所著博物志（Natural History）亦及中国。西元后一五O年左右，罗马大地理学家Ptolemy的地理学中纪有Seria同Sinee的北方。其实这两者都是中国。由陆路传到西方的中国就不来Seria，从海道传到西方的中国就名为Sinee。此外说到中国的也还不在少数。西元后两世纪左右，罗马还有一位史家名Florus的，著罗马史略的书中说及奥古斯都（Augustus）皇帝即位的时候，各国来朝；来朝的各国中，却有Seres一国，这大约也是商人之流远至罗马，罗马史家不察，遂以为是中国贡使了。据中国同西方的载藉所纪，中国同罗马在往古既曾互相知道；中亚地方希腊人又曾建立国家，与中国势力接触过；所以在文化方而后交光互影，是势所必至的了。近代西洋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一天多似一天，中国民族和文化的来源，呈时成为讨论的中心。其中因此有一派人主张中国的文化受有希腊的影响。一九O二年，英国翟理斯（H.A.Giles）在美国讲学，其讲稿后刊成书，名中国与中国人（China and the Chinese），内中第四讲为中国与古代希腊，就是说中国古代文化蒙有希腊的影响的。他历举中国文化与希腊相似之点，为两国文化有关系的论证。以为文天祥正气歌的杀身成仁的精神，正是荷马（Homer）史诗伊利亚得（Iliad）中Sarpendo鼓励Glaucus慷慨赴义的缩影。他如中国的傀儡戏、眩人、猜枚、刻漏、乐津、历象等等，翟氏以为都是传自希腊。张骞通西域携回的葡萄，就是希腊文Bστρυξ一字的译音；传流至今的海马萄萄镜，也就是希腊的遗制。正在那个时候，日本有位学者名饭岛忠夫，也倡中国文化道源希腊之说，与翟理斯成桴相应之势。饭岛氏在东洋学报上发表了不少的文章，发挥他的主张，后来结集为支那古代史论一书。饭岛氏的议论比以便氏更为缜密透澈，他研究中国古代的天文学，结论以为中国的古历同西元前三三O年希腊所行Calippus历制定的根据，观测的年代，周期的计算，全然相同。木星周期的分配，起点采取，以合於实际的方法，同印度古历一致。巴比伦於西地名前三一二年始，关于五星的位置，都详记於楔形书中；其开始的年代与中国印度恰相符合。中国古历之冬至点在牵牛初度，和希腊巴比伦的春分点在αArietis附近冬至点在βCapricorni附近，也是一致。中国与希腊、巴比伦、波斯、印度都以木星配最高的神祗。西元前四世纪后半期，自巴比伦传至希腊的占星术同中国古代所有的占星术，其理论的根据都是一样。中国太一阴阳之说同希腊哲学家HeraclitusC.B.500）的类型说有点仿佛；五行说以五元素与五天帝相结合，和希腊哲学家以五星与五天神相结合的五元素说，也很类似。中国易经用数学的方法来说明宇宙组织的道理，同希腊Pythagoras所主张者相同；中国的音律又同希腊Pythagoras诸人的学说相同。而中国施行这种历法以及音律等等，都比希腊来得晚；希腊那时的势力已到中亚的大夏；中国与希腊在古代都曾彼此知道。饭岛氏根据此点，遂以为中国古代的文化的确受有希腊的影响，即是儒家的经典也不无带有希腊的色彩。说到中国的文化同民族，以为完全出自西方，或者竟说是道源希腊，这个问题未免太大。文化同人种的发源到底是一元还是多元，至今还无定论。不过依一般人的意见，在同一的环境之下，人类每可以发生同一的文化。所以主张中国古代文化的自发说者也不乏其人，如日本的新城新藏，便是反对饭岛忠夫的一个最有力者。但是中国的文化到了两汉以后，因为同西域交通，其中受希借影响的或所不免，如海马葡萄镜的图案，可算是与希腊相同的一个例证；不过葡萄一辞，乃是出於波斯，并非传自希腊。至於间接受希腊影响而后来流传很盛的，还有犍陀罗一派的佛教美术，这也可以算是希腊文化东传的一点余波。 犍陀罗美术发生的期限，约在西元前后以至於西元后四百年左右。犍陀罗（Gandhara）本是印度西北一地名，都城名丈夫城（Purusapura）。印度北部此时正在大月氏贵霜王朝的统治下，文学美术，一时称盛。犍陀罗一派的雕刻与印度以前所有者全然异趣，而为受有希腊影响的作品。据近人的研究，犍陀罗雕刻，约有五点，可以看出与希腊的关系：（一）雕像风格，酷似希借、罗马作品；（二）颜貌衣服屣等，皆印度所未有，纯然为希腊式；（三）衣服雕法仿自西欧，与印度原有之雕像不同；（四）人像衣褶描以写实的曲线，中心点偏於右肩。当时建筑雕刻之中多见此种趋势；（五）柱类多属哥林多（Corinth）式。 当大月氏贵霜王朝的时候，佛教传播极盛，为佛教崇拜对像的雕刻也随之俱去，这种美术东播所到的第一站，就是今日的新疆，即是往日号称西域的地方。一九O七年至一九一四年，德国土鲁番考古队（Turfan Expediton）到新疆考古，经Le Goq同Grunwendel两教授的努力，发现了很多的佛像同壁画，其中为犍陀罗作风的，颇属不少；有许多壁画中所绘的胡人，竟然与欧洲人一般无二。Grunwedel先曾假设希腊风的犍陀罗曾流传到西域一带，至此居然觅得实物，为之证明。至于中国西部是否有犍陀罗美术的痕迹，现今一般东西学者都还聚讼未决。可是说中国佛教美术史诗，我们总还记得有两句话，叫做"曹衣出水，吴带当风"。曹就是曹妙达，吴就是吴道子；出水表示紧促，当风表示飘逸。紧促束身，几乎可以现出身体的曲线，这是注重人文主义的希腊的作风，也就是犍陀罗美术的一点特徵。所以说希腊美术间接的影响到中国的美术，并非是无稽之谈。以上所说中国同希腊、罗马的交通，大都是隋、唐以前的现象。唐、宋以后，中国史籍上仍然时见大秦之名，如宋史拂林传说，元丰四年十月（一O八一），其王灭力伊灵改撒始遣大首领你厮都令厮孟判来献鞍马刀剑真珠；元佑六年（一O九一），其使两至。明史拂林传说拂林即大秦，元末，大秦国人捏古伦入市中国，元亡，不能归，明太祖洪武四年八月召见，命赍诏书还谕其王。 中国史所纪述的罗马帝国名称，历代不同，张骞通西域，称之为犁靬，后汉书作大秦，唐、宋以后，诸史称为拂林。有人以为汉时的大秦，指的是都罗马的罗马帝国而言；唐、宋以后的拂林指东帝国而言；明史又明说大秦，为古如德亚地。无论如何，中国史上的大秦、犁靬、拂林，都是指的罗马帝国，却是确实的。至于元朝教皇遣使宣化中国，明季耶稣会教士到中国来重振宗风，以后别有专章述此。 --选自向达著《中外交通小史》商务印书馆1920年10月第一版 向达（1900-1966）史学家。1924年毕业于东南大学。1935至1938年，到牛津大学图书馆、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巴黎国家图书馆从事研究工作。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解放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第二副所长，《历史研究》、《考古学报》编委，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专长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重要著作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蛮书校注》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