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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肇始于十九世纪末“亡国灭种”的想象是国人对国家未来前途命运的一种最坏的预测，它所激发的民族情绪虽然使得传统民族主义暂时填充了“保国”、“保种”的内涵，但是，在文化歧出的大势中，对“国”与“种”的理解分歧，不仅阻碍了清政府主导的大一统国家的近代转型，而且也使东渐的西方民族国家观念形成话语霸权，从而引发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认同危机。 关键词：“亡国灭种”、传统民族主义、民族国家观念 甲午战争的失败与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得中下层士人和官僚对清政府统治中枢的软弱与无能产生了严重的不满，他们要求变革传统体制、参与现实政治的热情与被“蕞尔岛夷”击败后所产生的耻辱交织在一起，演变成近代中国转型中的一种急躁情绪。“亡国灭种”的想象与变革政治的诉求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特有的政治现象，而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西方民族国家观念东渐并形成话语霸权。 一 1895年2月，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一文，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分析中日战争胜负缘由，指出固守传统的政治文化制度，“求抑遏天地已发之机”，“故其端起于大夫士之怙私，而其祸可至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1］（P5－6）1895年5月的《公车上书》在表达其政治诉求时，首先就是“亡国”之祸为警示，“弃台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2］（P114）在随后修改而成的《上清帝第三书》中更是痛切地指出，“然辱国之事小，外国皆觊觎，则瓜分之患大；割地之事小，边民皆不自保，则瓦解之患大。社稷之危未有若今日者。”［2］（P139）梁启超在其《南学会序》中警告国人：“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数年之后，乡井不知谁氏之藩，眷属不知谁氏之奴，血肉不知谁氏之俎，魂魄不知谁氏之鬼”［3］（P160）。这一时期，“各报乃日日以瓜分为言”［1］（P485），主张维新的中下层士人与官僚发表政见，“亡国灭种”警示往往首先成为立论的前提。 “亡国灭种”想象是来自于现实的“亡国灭种”可能，这除了中国割地赔款、列强强占港湾和租借地及划分势力范围等“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表征外，还有来自于对“条约”体制本身能否维持现在国际关系的怀疑。张之洞就在其《吁请修备储才折》中就明确指出，“日本之和不可恃，各国之和亦不可恃”，并警告说，“今日事势，徼幸无事者或以为可以偷旦夕之安，而愚臣独以为即将有眉睫之患。”［4］（P990）而膺服于西方进货论的严复“于战后不久就完成《天演论》译著工作，其初稿开始曾在小范围内流传，至1989年公开出版。”［5］（P70）其“合群保种”才能适应“天演”竞争的思想进一步强化了国人对于“亡国灭种”的想象。 但是，“亡国灭种”还只是对中国未来前途命运的一种最坏的预测，是一种基于历史与现实基础上的想象。这种想象除了基于传统中国治乱相替的历史经验外，还有更多的来自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泰西诸国乃至中国属国的“亡国”先例都成了“亡国灭种”想象的参照物。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三书中即以土耳其等亡国事激励光绪帝：“土耳其为回教大国，陆兵甲天下，不变旧法，遂为六大国割地废君而柄其政，属地布加利牙，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并裂土为王。”［2］（P147）在《京师强学会序》中，他在列举土耳其亡国这例后，进一步指出，“其余若安南，若缅甸，若高丽，若琉球，若暹罗，若波斯，若阿富汗，若俾路芝，及为（国）于太平洋群岛、非洲者，凡千救百计，今或削或亡，举地球守旧之国，盖已无一瓦全者矣”［2］（P165）。在《进呈﹤波兰分灭记﹥序》中，康有为还以波兰为参照，描绘了“亡国灭种”的场景：“波兰分灭后，其民散走欧、美，俄人虐待之，几同犹太，俄、普皆禁其作波兰语文，禁买地，即美至平等，均为仆婢，亦耻与波兰人伍，盖虽为欧种，几视与印度人等矣。哀哉，亡国人也。”“君主后妃，亲王大臣，迫劫囚掳之惨，若读晋怀愍、宋徽钦、石重贵故事，岂徒富贵皆空，其戮辱困苦，求为奴隶，不可得也。”以此为参照，“既痛波兰之君民，行复自念中国”［6］（P344），这种“亡国灭种”的想象所带来的震撼可想而知。在“海水沸腾，耳中梦中，炮声隆隆”［2］（P166）的想象中，臣民不愿作亡国之民，光绪皇帝当然也不愿作亡国之君，伴随着对“亡国灭种”的想象，十九世纪末的这场维新运动在官、民的急躁情绪中，迅速铺开。 无容置疑，“亡国灭种”的想象具有激发变革政治、突破近代中国转型瓶颈的冲力。传统体制中的弊端在“咸于维新”的激情下，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是“亡国灭种”的想象所引发的急躁情绪也使改革缺乏了稳健与理性，在文化歧出[①]的背景下，照搬西方制度的维新，在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惨痛悲剧。对于戊戌变法的成败得失，史家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评述，但是谁都不能忽略其中“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对这场变革的影响。如果把十九世纪末的“亡国灭种”想象放到民族主义的背景下考察，也许更有助于理解近代中国转型的复杂性。 十九世纪末，在要求变革的中、下层士人、官僚中，以“华夷之辨”为核心内涵的传统民族主义只是一个空壳。“亡国灭种”的想象所激发的民族情绪使得民族主义暂时填充了“保国”、“保种”的内涵，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何谓“国”，何谓“种”，显然无暇去思考。但是这种基于“亡国灭种”想象下的改革动员方式，随着改革的推进又必然要有意无意地涉及到“国”与“种”的本身。1896年1月的《强学报》的首刊号以“孔子卒后两千三百七十三年”和“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两种纪年方式，康有为的本意“充其量不过想使中国历史上的道统仿照西方的宗教加以改造、强化，使之更好地扶持政统，加强清政府的统治能力”［7］（P330），但是改正朔、定道统不仅关系到传统国家与王朝政治权威，而且在满族执掌中央政权的政权体系中，首先触及敏感的满、汉关系问题。一向支持强学会的张之洞首先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从南京电云：“自强学会报章，未经同人商议，逮行发刻，内有廷寄及孔子卒后一条，皆不合，”要求“此报不刊，此会不办”。[②]变法的反对派攻击维新派，谓“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8］（P2），“中国与夷狄大同，则内外彼我无界；以孔子纪年黜大清之统，则无古今之界”［8］（P89）等等，在这里，“大清国”与“中国”的同一性出现了分歧。到百维新时期，满官文悌对维新变法“欲保中国四万万人，而置我大清国于度外”［9］（P485），“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指责不仅把“清国”与“中国”分离，而且表达出满人对“种”的理解及对改革可能危及满族利益的担忧。对于“国”与“种”理解上的歧意，使得由“亡国灭种”想象所激发的民族主义很难形成一种合力，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刺激了满族意识的上升。而十九世纪末的维新改革派似乎忽略了一个最为简单的现实，即主导近代中国转型的是清政府，而清政府是一个满汉官僚合作，以满人执掌中枢的联合政府。“亡国灭种”想象可以激发包括满、汉官民的“保国保种”的改革热情，但是对于“国”与“种”的不同理解使得看似合理的改革方案最终没能得到以慈禧为首的最高权力中枢的认同。 二 “亡国灭种”想象所造就的国人“保国保种”的紧迫感并没有随着戊戌维新的终结而消失。在“亡国灭种”的危机感中，清政府按照传统的路径，继续其“保国保种”改良：一方面保持戊戌变法的部分成果、“矫正”改革中被打破的各种利益平衡，另一方面，试图恢复“咸以维新”而丧失的政治权威，寻求一种有效社会动员方式。在改革中遭受挫折的维新派以及其他中、下层士人在反思维新变法的同时，探讨“国”与“种”的内涵。 在文化歧出的大势中，民族国家观念开始逐渐影响人们对传统中国的“国”与“种”的理解。 1899年的《清议报》译载了伯伦知理的《国家论》，开始系统介绍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尽管梁启超的译文主要部分来自于日译本的《国家论》，且有选择地进行了删节，却并不妨碍其对国人的影响，“如同对梁启超本人的影响那样，《国家论》在百日维新后的混乱时期，肯定对启发和促进其他文人的政治思维也起了决定性作用。”［10］此后的《新民丛报》先后发表了一系列介绍、评述民族国家理论的文章，如《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政治学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洛克之主权论》、《唯心论巨子黑智儿学说》，等等［11］（P69－75），民族国家话语逐渐成为近代知识分子的一种主流话语。 1901年10月在《清议报》上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是梁启超运用民族国家理论探讨中国问题的初步尝试。文章运用伯伦知理学说，在比较“欧洲中世与近世国家思想之变迁”的基础上，“略仿其例推而衍之，举欧洲旧思想与中国旧思想与欧洲新思想试一比较”，认为“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今日之亚洲，则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今日之世界，实不外此两大主义活剧之舞台也”。“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在民族国家话语下，他指出，“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就中国而言，“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12］（P761－768）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陆续发表的《新民说》，不仅对“民族主义”作了概念性的阐述，而且提出了建立以公民为主体的民族国家的观点。“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Nationalism）所磅礴冲激而成。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12］（P548－549）“昔者吾中国有部民而无国民，非不能为国民也，势使然也。吾国夙巍然屹立大东，环列皆小蛮夷，与他方大国未一交通，故我民常视其国为天下。耳筋所濡染，圣哲所训示，祖宗所遗传，皆使之有可以为一个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家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乡一族人之资格，有可以为天下人之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12］（P550） “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12］（P556）以民族国家理论为框架，梁启超分析了世界各国的大势和近代中国的发展途径，尤其他的《新民说》“为中国思想界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逻辑，提供了一种认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的一种参照标准：‘依据西学，批判中学’这个思维逻辑几乎涵盖了中国思想界七八十年。”［13］（P102） 除了梁启超外，当时以民族国家观念审视传统中国的其他知识分子应该不在少数，如1901年5月的《国民报》创刊号发表了《原国》一文，以民族国家主权观念来定义国家，文章认为，“然则所谓国者将何如？曰：自其外视之，则土地虽割而国不亡，朝代虽易而国不亡，政府虽复而国不亡，惟失其主权者则国亡。”就中国而言，“中国之主权，外人之主权也。大地之上，焉有主权亡而犹得谓之国者？”［13］（P65）。1903年3月《新民丛刊》发表的《近世欧人之三大主义》一文，更是明确提出了“民族之国家”的概念，“十九世纪，实为民族国家发生最盛之时代，其民族不同者，即独立为一国，如意大利之独立，希腊、罗马尼亚之独立是也；民族同一也，则结合为一国，如德意志联邦、意大利之统一是也”，“今日之帝国主义，即民族主义膨胀而来者也”。［14］（P348）其他如，1903年初《浙江潮》发表的《民族主义论》、《江苏》杂志发表的《政体进化论》与《新政府之建设》等等，可见，“二十世纪初中国的知识界对民族国家理论已深有认识当不容置疑。”［15］ 三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之所以选择西方“民族国家”的理论来探讨突破近代中国转型中的瓶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文化歧出背后所隐含的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迷失外，在“亡国灭种”想象下对于“种”、“种族”进一步的思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戊戌维新失败后的近代知识精英，无论是主张维新变法的改革派还是要求反满革命的激进派，都在“亡国灭种”的想象中，反思传统中国的“国家与朝廷”和“国民与种族”的问题。尤其是流亡国外的改革派，他们从国内激烈的政治角逐中败下阵来后，开始认真总结改革成败教训、探索挽救“亡国灭种”危机的路径。文化的疲惫和文化歧出的加深，使得传统文化资源已经不足于应付知识精英对于现实的思考，这样，西方的国家、政治学说成为他们分析、探讨中国现实政治的理论资源，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民族关系也自然成为对比分析中国的“国”与“种”问题的最好参照物。 早在1895年，严复在论述“斯宾塞尔之术”、“达尔文之理”时，以生物特征来划分“种族”，他在《原强》一文中指出，“盖天下之大种四：黄、白、赭、黑是已。北并乎西伯利亚，南襟乎中国海，东距之太平洋，西苞乎昆仑虚，黄种之所居也。其为人也，高颧而浅鼻，长目而强发。乌拉盐泽以西，大秦旧壤，白种之所聚也。其为人也，碧眼而卷发，隆额而深眶。越裳、交趾以南，东萦吕宋，西拂痕都，其间多岛国焉，则赭种之民也。而黑种最下，亚非利加及绕赤道诸部，所谓黑奴是已。今之满、蒙、汉人，皆黄种也。”［16］（P20）严复对人类的分类法显然突破了传统的“华”与“夷”简单的二分法，而且把“黄种”放在了其他“黄、白、赭、黑”诸种的“竞争”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在这里，“文化被抛弃了，种族成为确定集团成员身份的标准”［17］（P63）。1897年，梁启超的《论中国之将强》把人种分成五类，认为，“夫全地人类，只有五种：白种既已若是，红种则湮灭将尽，棕黑两种，其人蠢而惰，不能治生，不乐作苦，虽芸众犹昔，然行尸走肉，无所取材。然则佃治草昧，澄清全地者，舍我黄人末由也。”［12］（90）康有为早在1895年就在“亡国灭种”警示下，认为“西人最严种族，仇视非类”［6］（P165），在1898年的《保国会章程》中把“保种”定义为“保人民种类之自立” ［6］（P233）可见，“在此期间，维新派提倡的不是民族主义而是黄色种族主义”［18］（P11）。受此影响，近代知识精英在“亡国灭种”的想象中，把变法自强的维新更多理解为一种与异族进行“种战”的保种、保国运动。 维新变法失败以后，在“灭种”、“灭族”阴影笼罩下的知识精英进一步接触西方有关“种族”知识，并以此为参照点，对比分析传统中国的“种”与“族”，提出“保种”的具体设想。如，“通种”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中认为，当今强势文明一是中华的“泰东文明”，一是欧美的“泰西文明”，主张“二十世纪则两大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12］（P217）。近代中国所言的“种族”虽然在达尔文种族进化论的影响下，淡化了文化因素，但是，其与传统中国的“宗族”内涵关系并没有被抛弃，维新派的种族建构，正如冯克所说，是“家世之父系线索的一种延伸”［17］（P88）。这样以“民族”来限定“种族”在近代知识精英的话语中，似乎更能表达“保种”的本意，事实上，“民族”、“种族”在二十世纪初的话语中有时候是很难区分的，民族国家的理论正是基于种族主义思想上才被近代知识精英所接受。 “师法日本”、模仿日本“明治维新”的社会心理也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选择民族国家理论的一个重要因素。被近代中国人视为“同文同种”的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国力蒸蒸日上，甲午战争前后的中国人形成了一种“师法日本”的社会心理，李鸿章、冯桂芬、郭嵩焘、黄遵宪、郑观应、薛福成等人都曾对日本的情况进行了一系列的介绍。维新变法时期，改革派每每以日本为例，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维新变法的参照物，主张“师法日本”，这是无容置疑的。百日维新以后的改革派大多数流亡到日本，这为他们近距离考察日本的政治、社会变迁提供了国内所没有的便利，这样，以日本为模式，进行变法更是成为一种较为普遍观念。日本是一个民族相对单一的国家，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的是“脱亚入欧”的近代国家建构方式，对自身传统文化的否定和国内民族的相对单一性是其按照西方“民族国家”模式完成近代国家转型的重要原因。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对民族国家理论的接纳正是来自于对日本的直观感受，与此同时，日本学界介绍各式西方民族国家的政治理论学术成为他们了解民族国家理论的最重要的范本，近代中国知识精英的“民族国家”观念形成与日本因素是分不开的［19］。 随着民族国家理论的传播与接受，民族国家话语逐步成为一种强势话语，讨论近代中国转型中的“国民”、“国家”问题时，塑造“新”国民，建构“民族国家”成为一种时尚，反对“民族国家”观念的话语成为一种不道德，非民族国家话语的国家建构主张逐渐边缘化。在这种强势话语中，民族国家话语霸权首先在近代知识精英中形成。近代的改革派与革命派互相争论，必须以“民族国家”的理论为依据；游离于改革与革命之间的其他知识精英亦必须以“民族国家”说事，才能表达出他们的政治声音。尽管对“民族国家”的理解是片面的、一知半解的，但并不妨碍他们“各取所需”，“以域外反观国内”［20］法表达其社会政治主张。 民族国家作为话语霸权的形成是以近代“亡国灭种”的想象所引发的焦虑、急躁情绪为前提，而近代传媒业的发展是民族国家话语霸权形成的条件。近代报刊业的发展是民族国家话语霸权形成最重要的条件。这些报刊除了《清议报》以及对近代知识分子影响巨大的《新民丛报》、《民报》外，还有《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等留学生报纸，据统计，从1901到1911年，国内外创办的各类中文期刊总数有486种之多，［21］而留日学生创办的报刊就达62种。［22］新式报刊参与到对“种族”与“国家”问题的讨论，宣传“民族国家”学术，促进了民族国家话语霸权形成。例如《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以民族国家的话语，发表大量关于“种族建构”的文章，对于留日学生产生深刻的影响，民族主义在二十世纪头十年被留日学生视为“种族生存的钥匙”。［17］（P100） 民族国家话语霸权的形成是一个过程，虽然这种话语霸权在其形成的早期主要存在知识群体之中，但是其影响随着知识精英对社会政治的辐射而逐渐波及到清政府的近代国家转型。民族国家理论作为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在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里，其适用与否，在近代知识精英的视野中并无成例可考，但是在民族国家话语霸权下，“中国”认同危机却是不争的事实。 参考文献： [1]王栻编．严复集[Z]: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2]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Z]: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 [3]汤志钧等编．戊戌时期教育[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4]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Z]:第二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5]杨思信．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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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subjugation and ethnic genocide”, that filled traditional nationalism with the connotation of preservation of country and ethnic, was one of the worst forecasts of the future destiny of the country. But the differences on understanding “country” and “ethnic”, impeded modern transition of the Qing government-led unification. And it also caused formation of hegemonic discourse of concept of nation-state, brought about "Chinese" identity crisis. keywords：“national subjugation and ethnic genocide”, traditional nationalism, concept of Nation-State [①]“文化歧出”是新儒家常用来描述中国文化危机的一个概念，近代中国文化危机包括文化的疲惫、文化的歧出与文化的变质三个方面，其中，文化的歧出是指本民族文化发展方向偏离了本民族文化的正统或正轨，向另外的非正统文化或异文化的方向演变发展。（参见蒋庆, 盛洪：《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三联书店，2004年）本文借助于“文化歧出”这一概念来表述近代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 [②]张之洞“强学停报”的电文全文载于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日的《申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