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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聂绀弩在短文《我若为王》里说：“我若为王，我的姓名就会改作万岁，我的每一句话都成为圣旨。我的意欲，我的贪心，乃至每一个幻想，都可竭尽全体臣民的力量去实现。我将没有任何过失，因为没有人敢说它是过失；我将没有任何罪行，因为没有人敢说它是罪行。” 这篇文章所描述的国王的权限，完全是中国式的理解。这种理解虽然确实来自历史事实，可这只是人类历史某一阶段的事实，而不是全部。我们姑且不说现代社会已经有许多地区再也没有这样的君王，在远古时期，人类的君王和人类的政治制度尤其不是这个样子。为了确保社稷的昌盛和民人的安康，将年老体衰的君王及时废黜，这是各民族通行的习俗。尤其令现代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远古时代许多部族制定了国王任期制。这里所谓“远古时代”并不是时间概念，而是文化概念，也许称之为氏族时代更为合适些。对于非洲和南太平洋地区的许多部族来说，这样的历史一直持续到了200年前。 制定国王任期制，与废黜年老体衰的国王出于完全一致的动机，也就是保证国王年轻强壮、精力充沛。弗雷泽在《金枝》中指出，国王“超过期限就不能统治，期限终结时，他必须死去。期限一般订得很短，这样可保国王在期限内不可能身体衰老”。 古代瑞典的国王任期为9年，古代巴比伦的国王在理论上任期只有一年。夏威夷岛上的土著民族，至今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向国王进攻的游戏，这很可能是古代国王任期一年期满时予以处死的风俗的残留。古代刚果王国的国王统治期限只有一天，戴上王冠的酋长总是在当天晚上就必须杀死。这个国家的王位因此不得不老是空着。 印度半岛西部的卡利卡特王国，国王的任期是12年。国王执行了12年权力之后，就举行一个盛大的仪式，宴请所有的贵族。宴会结束之后，他辞别客人，走上一个架子，当众从容地割断自己的喉管。贵族们隆重火化已故国王的遗体，然后选出一位新的国王。当然，这位新的国王在12年后必须履行同样的仪式、接受同样的结局。到了17世纪，这个风俗有了一定的改变。任期已满的国王不是自杀，而是在举行完宴会和一切仪式之后，由4个争夺王位的勇士持剑向戒备森严的国王发起进攻。他们必须从3万名禁卫军中杀出一条血路。谁进入国王的帐篷并将他杀死，谁就是新任国王。到1695年举行这个仪式时，已经凑不齐为这种残酷的风俗所需要的4名勇士，只有3名对王冠有兴趣的人愿意以命相搏。 印度南部的许多地区，国王的任期也是12年。他们国家每12年举行一次大会，无数的人赶到神殿来参加这个隆重的节日。聚会的理由是给神像祈祷，实际上就是以国王祭祀偶像。神殿前准备了一个木架子，装饰得非常华丽。“在盛大的仪式和乐声中，任期刚满的国王走到一个木桶里沐浴，然后到神像前祈祷，再登上木架。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拿出几把非常快的刀，开始割掉自己的鼻子、耳朵、嘴巴和四肢，尽可能从自己身上多割些肉下来，并很快扔开。直到他流血过多，开始昏迷的时候，他自己割断喉咙。他就是这样用自己祭祀神像的。”所有的人都在架子下面观看这个残酷而又悲壮的自戕场面，但是有一个特殊的人一直站在架子上尊敬地目睹国王自杀的全过程和每一个细节，这个人就是12年后必须也这样将自己献祭给神灵的人。因为，他已经答应在国王死后由他继任为王。 《古代社会》的作者摩尔根说，公元前八世纪，古希腊的执政官任期为十年（弗雷泽则说古希腊除斯巴达之外其他各个国家的君王在位年限都是八年）。摩尔根还强调：这个“最高职位是由人民授职的，在这方面，已经明确地完全建立了选举原则。”到公元前七世纪，希腊执政官的任期缩短为一年，因为公民每年选举一次，每次选出9位执政官共掌权柄，以免权力集中到一人手中。公民还规定9位执政官只负政务和司法之责，不可僭越，也就是不可过问宗教祭祀和军事事务。古希腊各城邦共和国的公民一直在探索限制领袖权力、发展民主政治的制度保障，他们经常对国家制度进行富于成效的改革。经过克莱斯瑟尼斯的改革，古希腊由元老院、国民大会和行政长官共同领导国家，绵延至今的三权分立结构此时已经基本成熟。行政长官依然有九位之多，国家实际上没有最高领袖。最近似于最高执政官的是元老院的主席，主席的人选由抽签决定，每个人的任期只能是一天，一年之内不得再任。 国王的任期制并不是所谓文明时代的创造，而是后人从所谓野蛮时代继承而来的优良传统。野蛮人自然而然创造的政治文明，成了所谓文明人至今难于达到的崇高目标。以前的野蛮人真的“野蛮”吗？现在的文明人真的“文明”吗？ 至于与任期制相反对的国王终身制，只是中世纪也就是中古时代才出现的罪恶制度。对权力的贪婪使得一代代君王失去理智，他们父子相残、兄弟互争，集团与集团干戈相向、阶级与阶级血肉相搏，为了那个冷酷的金銮殿，为了那根血腥的权杖，人们变得空前地野蛮与残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