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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期发表姚国华先生《西方文明崛起的文化基因》，是为“文明崛起的文化基因”系列之一。 人类文明并不是一堆堆杂乱无章的人造物，它们是一个个有活力的有机生命体。每一个文明的肌体里都有一个整体性的内核，或者说基因，构成这个文明之内所有要素的约束力量，并且贯穿于文明进化的始终，这便是文化。 现代生物学理解生命，要把生命的所有基理落到基因研究上。相同的道理，考察每个文明的历史进程，必须了解它的文化基因。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指出，在公元前8至2世纪之间的所谓“轴心时代”，人类的精神基础几乎同时，但却又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本文要说的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文化基因，主要是希腊人的理性主义哲学与巴勒斯坦犹太人的超越性信仰结合而成的。 1.怪诞的“现代化” 现代化也好，时尚化也好，其标准都在美国，在西方。“现代化”的内里，实质就是西方化，美利坚化。 “现代化”这个概念，本来是很怪诞的。欧美现代化是一个已经完成的过程，他们由传统农耕社会走向工业社会是一个自然的进程，这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在西方之外，明明是现代，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居然还要“现代化”？难道我们还在古代？为什么会有这种时间坐标的错乱呢？如此明显的错乱，又是怎样被默认为天经地义的世界潮流的呢？是怎样进入学者们严谨的学术语言的呢？ 各民族的文化体系本来都有自己的历史坐标，在人类史的几百万年、文明史的几千年间，各部族、各民族间有过复杂的文化交流，但从来没有“现代化”问题，也没有一种跨民族的普适价值坐标。如果有概念癖的学者要谈“现代性”，试图在现代联结过去与未来的意义上赋予这个词某种普适价值，譬如说自由意志在当下的自主性与能动性，那么它对任何人都是对等的。可现在，凭什么只有非西方民族要现代化呢？ 我们生存着的这个世界一定发生了某种突变，所有人都得服从于统一的文化坐标和时间尺度，而西方世界却又超然于这个坐标之上。 事实上，五百年前，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最初在美洲获得优势，在那里进行伊比利亚化，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罗斯人继下来在不同的时期与区域获得优势，也在各自统治的地方实施尼德兰化、英吉利化、法兰西化、德意志化、俄罗斯化，连日本也要建立皇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美国人竭力在全球推行现代化。因为“现代化”、“现化性”之类的概念抹煞了个体性色彩，看似具有普遍意义，这样表面上显得比较公正，不带民族主义的狭隘与偏见。 但是，现代化也好，时尚化也好，其标准都在美国，在西方，因为它们才先进。因此，“现代化”的内里，实质就是西方化，美利坚化。 2.古希腊文明本是奇怪的生存方式 古希腊人的思维离开自然的生态进程越来越远，更强调准确的构思，精确的设计，普遍的规则。 西方文明在最近五个世纪里取得全球优势，进而在最近的一两个世纪里取得绝对优势，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是一种偶然的突变，但也是一种必然。在遥远的古代，人类本来跟所有动物一样直接生存于自然生态里，随着谋生技能与社会协作程度的提高，生活资料有了剩余，人类才能在直接的谋生基础上，形成更为稳定的生活，拥有自己的产品，这就是文明。游牧部落漂泊不定，受自然条件的局限太大，文明程度有限。历史上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都是依畔于大江大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因为这里有稳定的农业耕作条件，使高度聚居的文明社会成为可能。 照常理，农业文明是不可超越的。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农业文明，拥有辽阔的黄河与长江流域可以开垦，任何天敌即便能征服它，也不可能毁灭它。因此，华夏文明延续数千年，从来没有彻底断裂过。古代世界如果有人要“现代化”，其坐标无疑是中国这样优越的生活了。实际上，18世纪以前西方启蒙思想家心目中理性精神的楷模，除了古代希腊人，就是遥远东方的中国人。不过后者空间距离造成的隔膜，比前者时间距离的隔膜还大。 古希腊形成伟大的文明，本是在这一常理之外。希腊半岛上，斯巴达人因为获得了一小块极为稀罕的肥沃平原，这对他们如此宝贵，他们世世代代的使命就是当兵打仗来守护它。然而，在他们旁边，没有如此优越条件的雅典人却形成了另一种古怪的生存方式，这是他们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的，就是与周边地区展开贸易来获得自己土地上生长不出来的生活资料。由于整个希腊镶嵌在地中海上，航海十分方便，亚非欧三大洲不同的区域有丰富的贸易资源，他们自己的山地上又盛产葡萄酒和橄榄油可以交易，加上手工业的发达，制造出航海、贸易及殖民战争所需要的大量手工制品，这种机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得以壮大。 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还积淀成了相应的文化。与依赖土地的农耕文明不同，他们主要不是以直觉经验与熟悉的自然生态接触，而是要在陌生的地点、变幻的人群、丰富的商品中找到一种确定的规律———航海强化了几何与天文学的知识，频繁的交易强化了数字思维，专业性的手工制作强化了机械思维，在广阔的市场上与陌生人之间发生复杂的利益往来和冲突，强化了人们的契约与法律意识。总之，他们的思维离开自然的生态进程越来越远，更强调人工的创造，准确的构思，精确的设计，普遍的规则，这种理性的思维方式典型地体现在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代表的希腊哲学里。 3.工业文明何以席卷全球 我们曾以为，只要掌握西方人手中的产品、工具、技术，就达到了与他们同等的强大，却不知这些有形的东西只是西方文明的结果，它背后是被广泛认同的文化原则。 希腊哲学蕴含了后来工业文明的文化奥秘。万物直接呈现的物质形态是由其背后的理念、形式或逻各斯决定的；形式(Form)规定着事物的本质，而质料(Material)只是被动的可能性；这种形式、理念可以由确定的逻辑和数学、几何学理论表述。因此，人掌握万物的关键就在于把握普遍的理论思维。从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主义到欧几里德的几何学，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到阿基米德的力学，则指明了具体掌握自然万物规律的方法，由斯多葛学派到罗马法，进一步以这种思维来规范社会制度体系。 这种思维方式虽然在古代社会里还没有形成绝对优势，就随着希腊与罗马社会的衰落而沉寂了。但它作为一种文化因子还一直存活着，并且渗透进了基督教神学里，虽然这种理性思维被神学体系的信仰外壳紧紧地包裹着，但它的生命力随着社会的进化而释放。近代大学的产生让它一步步从神学中独立出来，近代工商业城市的形成更给它广阔的生存空间。 西方近代工商业文明比地球上其它所有文明都强势的关键，就在于它超越人们的直接经验，运用系统的理性思维及数学、几何学、逻辑学方法形成科学理论，指引人们设计、制造出层出不穷的超越自然生态的产品，并且不断地精致化、精确化、高效化，而这个过程不完全依赖个人手艺，要通过社会的教育和培训体系来实现。到了18世纪，工业革命从自然生态之外的矿物中解决了大规模生产需要的动力和原料，大批量的生产复制可以机械化。19世纪以后，各门科学理论全面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而电力能源的广泛使用又把它们联系为一体。近几十年来电子自动化、信息化的普及，更实现人工智能对自然的全面控制。今天，人类几乎完全回到了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唯心主义世界，脑子里的观念就可以支配现实，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反过来，一切现实都能由简单的数字支配。 同时，这种理性思维还表现为社会生活中普遍的契约和法制，规范人们的交往行为，整合全社会的自由意志和创造力，实现人类的高度自觉与自律。这就是西方文明几百多年来席卷全球每个角落的几乎全部奥妙。 每一个识时务的人，都无法拒绝现代西方文明带来的高效与舒适，人们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自然。然而，绝大多数人却只能被动地接受既定的产品和方法，却不了解这种文明背后的文化奥秘，更无法形成相应的文化体系来与之抗衡。因此非西方民族统统只能被动地“现代化”。 我们曾以为，只要掌握西方人手中的产品、工具、技术，就达到了与他们同等的强大，却不知这些有形的东西只是西方文明的结果，它背后是人们设计产品和制造工艺所依据的智慧，是系统的科学研究与发现体系，是为被广泛认同的文化原则。居城市中心的教堂和大学，一个代表人们心中无条件的敬畏，一个代表人们心中至高无上的理性原则。有了信仰与理性的支撑，人们才有了不断发现、发明与创造的智慧，这就是现代文明内在的文化基因，是所有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代文明背后的灵魂所在。 几年前，一本名为《白银资本》的书很流行，拥有众多中国读者。作者弗兰克反对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崛起只是最近一两个世纪的事，而且它是踩在亚洲包括阿拉伯、印度尤其是中国的肩膀上实现的。其最重要的经济杠杆是白银资本，这是他们从中南美洲获得的。形象地说，原本贫穷的欧洲人靠着这些白银，先是在亚洲经济列车的三等车厢买了一个座位，加入到旅行中，赚了钱之后买了一节车厢，最后控制了整个列车。 作者反对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当然是正确的。但同时他却认为，西方崛起与它内在创造力没有关系，甚至说科学革命对于工业技术的推动，也是西方中心主义者的神话：经济增长与科学领先之间的联系不是直接的，时间上是分开的(伽里略与工业革命相隔150年到200年)，而且直到1875年前后甚至更晚的时候，西方经济中应用的技术大多并非发端于科学家。 可是，在我看来，作者执意否定西方崛起的内在文化基因，这一点还是错了。早在五百多年前，导致欧洲人获得白银资本的哥伦布，就是受了西方地理学知识指引。即使他弄错了自己到了哪里也无妨，也算发现了新大陆，从而最早启动了全球化进程。而比他实力强上千倍的郑和，即使在此之前几十年就到了美洲，那也只是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而已，不能算发现新大陆，因为他并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也就没有实质意义。 在18世纪开始的蒸汽机时代，科学与技术已经高度结合。过去我们的教科书刻意强调瓦特只是一个工匠，没上大学。其实，瓦特从小就受过数学几何学和物理学训练，他的理论修养水平可从他创立功率单位“马力”得到证明(“瓦”就是后人纪念他而确立的)。瓦特本人就在大学实验室工作，并且受到著名科学家约瑟夫·布莱克教授的关键性理论指导。瓦特还是伯明翰太阴学会会员，每个月参加一次同众多科学界、文化界、工商界等各方面人士的聚会；他不到50岁就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不久还成为法国科学院院士。这不是表明当时的科学与技术已经高度相关了吗？ 《白银资本》一书里，为了贬低科学理论对技术的推动作用，罗列了这样的数据：18世纪英国的680个科学家中只有36％，在240名工程师中只有18％，在“著名应用科学家和工程师”中只有8％，曾与牛津或剑桥有联系；另外，在后一种人中70％以上根本没有受过大学教育。 可是，科学理论并不一定只在牛津与剑桥两所大学里有，一般大学也有。那240名工程师受过大学教育的有多少呢？没有说明。我们只有根据后一种人中的30％受过大学教育，其中与牛津或剑桥有联系者为8％，大略地推算这些工程师里约有67.5％进过各种大学，尽管不一定是牛津或剑桥这两所。这么大比例，不反过来说明越是高级的工程师，越是需要大学的科学训练吗？而且大学也不应是为卖文凭、混资历而设吧。 4.现代文明的信仰基础 基督教，先后在西元5世纪和12世纪综合了希腊文化的理性基因，成功地把一神教信仰转化为全面的理性思维，构成西方现代文明的精神平台。 现代文明的文化基因主要形成于古代希腊，为什么古希腊没有实现工业化呢？一个民族生机与活力的迸发需要某种契机，而且不是无限的。 第一，希腊人在希波战争中打败波斯人后，登上古代文明的顶峰，之后长期缺少挑战，久而久之养成了文明的惰性，无论是在现实生活里，还是精神世界里，都失去了进一步开拓的动力，他们面对太多辉煌而自负，这在苏格拉底时代已经非常明显，终于被更具活力的野蛮民族征服。 第二，希腊人在挑战中靠团结和信任战胜敌人走向强大，但失去共同的敌人之后，各城邦之间的竞争又瓦解了共同的信任基础，失去约束与禁忌，城邦内部的自由演变成任性和散漫，民主反而促成纷争与狂乱。 第三，尽管地中海世界的各大文化圈实现了充分的交流，但范围仍然有限。古代世界的技术手段整体上还未成熟，东方的技术成就还没有影响他们，尤其像四大发明这些革命性的技术手段尚不具备。 其实，就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完成了希腊文化的深刻总结和系统归纳时，希腊文明已经由成熟走向烂熟。哲学家们自己已经沦落到社会的边缘，苏格拉底引起公愤而被民主地处死，柏拉图甚至把理想寄托在与雅典精神截然相反的斯巴达人身上，亚里斯多德则收了一位蛮族王子做学生，这就是后来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不过，正是他们把希腊文化的基因细心地清理、阐明，通过他们的著作流传后世。像秋天里成熟的种子，经历了生命的繁荣和凋谢，眠于冷寂的土地，仍顽强生息。 希腊文明复活不是简单的再现，还需要新的文化载体或平台。个人的自由，基于对理性精神的尊尚；社会的民主，基于对共同法则的遵循；文化的创造力，需要对共同价值的认同；思想的想象力，需要逻辑的约束和现实的关怀。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人们内心深处需要一个坚实的信仰、普遍的理性作为平台。这个平台需要由犹太人的一神教演变来提供。 所有宗教信仰，都是一种禁忌，为了约束人的自然欲望的放纵，都是为了“存天理，灭人欲”。而源自犹太教的基督教，先后在西元5世纪和12世纪综合了希腊文化的理性基因，尤其是15世纪的新教，成功地把一神教信仰转化为全面的理性思维，构成西方现代文明的精神平台。 在我们看来，拉生意、做买卖这样的俗事，就是机会主义，就是一锤子下去的事，跟文化扯不上关系；拉扯上的人一定在作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然而，西方现代商业却是真的离不开信仰与理性这一平台。 市场经济是高度社会化的经济。一个村子里生活的人们不需要市场，因为你有的我也可以有，专门的交易就没有必要。市场是大规模的分工协作，越是与远方的陌生人做交易，差异越大，互补越强，利润越多。 可是陌生人之间要合作很难搞得成，无商不奸，熟人之间都常有坑蒙拐骗呢！一定要做，非得经常跑路不可，实地监督查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要提心吊胆，事先做出各种防范；要花费苦心巴结权力，寻求荫护；要经营关系，网络人情，减少冲突。这一切都意味着巨大交易成本，一个社会缺乏基本的文化信任，支付再多的成本，也可能根本无法奏效。 基督教信仰提供了一个普遍的精神平台。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人们心中有它，陌生人也成了“一家人”，形成有共同文化关怀的市民社会。上帝是永恒的第三者，它不收佣金，更不收贿赂，用人们心中的理性和良知作尺度，监督着所有交易进行；它是最后的仲裁者，以终极价值与归宿引导着现实的行为，人们向往自由平等博爱，害怕地狱之火。 当然，真实的社会永远不是完美的。宗教的作用也不是无限的，宗教的演变过程本身也要消耗社会成本，甚至伴随着残酷的迫害与战争。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也会有虚伪与腐败，其智慧的背后也有偏见和狭隘。 5.现代文明的崛起，离不开大学与教会 有了信仰与理性的支撑，人们才有了不断发现、发明与创造的智慧，这就是现代文明内在的文化基因，是所有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代文明背后的灵魂所在。 “大国崛起”不久前成了流行中国的话题。为什么现代文明强国会在西方世界一连串地崛起，它们崛起的背后有没有共同的基因呢？ 无一例外的是，每一个现代文明的强国，在它们崛起的过程中，都有教会与大学的参与。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大学运动在每一个现代民族立国之前或者之初，都已经全面展开了。因为现代文明由自给自足的小社会走向大规模分工协作的大社会，特别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文化认同。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让人们把天国的信仰，转化为现实的理性思维，从而构成社会普遍的理性文化，具体表现为科学思维和契约精神。在牛顿的时代，相信自然神论的新教徒中科学家的比例，六倍于天主教徒。而韦伯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精神，也是以清教徒的信仰为典型代表。 理性文化最纯粹的体现是西方大学文化。最早的大学在中世纪意大利由医学和法律学校演变而来，12世纪后半叶法国也有了依托修道院的巴黎大学，随后英国也有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大学可以追溯到13世纪，远在航海时代来临之前，古代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的地圆说就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荷兰莱顿大学是1575年成立的，当时荷兰还刚刚爆发摆脱西班牙统治的独立战争，十多年之后他们建立自己的共和国。在德语地区，布拉格、维也纳、海德堡和科隆于14世纪建立了大学，而普鲁士更于1810年建立了全新的柏林大学，很快成为世界文化与学术中心，获得的科学成就比英法两国的总和还多，这样德国很快实现统一与强大。美国立国之前一个半世纪，北美殖民地的第一批清教徒移民，生怕脱离欧洲大陆的文化传承，也建立了自己的剑桥大学，即哈佛学院。 俄罗斯虽然处在欧洲的边缘，但它的东正教也西方文化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彼得一世的强行改革，使俄罗斯融入欧洲文明的进程。1725年俄罗斯建立的西方式科学院，1755年建立的莫斯科大学，则标志着它以深刻的文化创造力，努力实现国家发展的自我推动。 日本是全球几乎唯一一个本不具有西方文化基因却成功跻身于强国之列的国家，它是以自己特殊的努力，发展出类似于西方文化的基因。譬如说，以天皇信仰代替基督教信仰，以等级秩序和团队精神弥补法治秩序，以神道教对应清教徒式的信念。明治维新之前十年，福泽谕吉于1858年建立了庆应义塾，以他的文明开化论，鼓吹脱亚入欧的文化战略。大批日本社会的精英留学归来，实现了一个脱胎换骨的文化基因改造工程。 犹太人的信仰虽然不是基督教，但两者有同源关系；而且犹太人长期与生活的欧美，文化基因已经高度互通。以色列立国之前二十多年，也建立了希伯莱大学，首任校长就是后来的首任总统。 教堂、大学居西方城市的中心，一个代表人们心中无条件的敬畏，一个代表人们心中至高无上的理性原则。有了信仰与理性的支撑，人们才有了不断发现、发明与创造的智慧，这就是现代文明内在的文化基因，是所有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代文明背后的灵魂所在。还有无数的博物馆，提醒日常生活里的人们那些东西有永恒的文化价值，它们的源头在哪里。 现代文明的演变不是单纯的文化过程，也不是单纯的经济过程，更不是政治家的文治武功，而是文化、制度、经济三者的协同演进。本文揭示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是要强调人类文明进步的最终依据，基于生命的内在智慧及创造力，而不是有形的经济产品和政治制度的照搬与沿袭。 (作者任职于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