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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唐德刚先生的史学力作《晚清七十年》，在嘻笑怒骂、亦庄亦谐的文字背后，是一段流血的历史…… 序 爆发于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甲午）阳历七月的甲午战争，距今已整整一百年了。这个一百年（一八九四～一九九四）实在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惨痛的一百年。其间我们这个自称为“人类”的“群居动物”，竟然以他的所谓“聪明才智”所发明出来的杀人武器，打了前所未有的两次世界大战！——在此以前，人类的战争全是区域战争，没有把全体人类都卷入战火也。 在这两次世界大战的前后，惨痛中的最惨痛者，可能就是我们这苦命的中华民族了。我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受的苦难之外，还要加上三次武装流血大革命——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北伐（一九二六～一九二八）和共产党席卷大陆的农民革命（一九四九），以及数不尽的内战外战。根据国共两党的史家，和许多官私文件的统计，为内战和外战，百年之中我们总共打了数千次大仗小仗。 在上述的千百次战役之中，最令人迷惑不解，也最令人感叹的莫过于本文所要阐述的甲午战争和我们老前辈华裔都亲眼目睹的，二次大战后的国共决战了。这两次大战役皆最具关键性。它们的胜败都改写了历史。在这两大战役之中，也都是该败者战胜，而该胜者战败。胜败本兵家常事。但是该胜者战败之时，竟败得那样惨，败得一败涂地，败得全军尽墨，那就匪夷所思了。 更奇怪的还是这两次战争，虽然一个是外战，一个是内战，但是它们胜败的方式，却有高度的雷同。大致说来，败的一方难免都大而无当，颟顸松散，贪污腐化，派系倾轧，幸灾乐祸。结果天倒大家灭，悔之已晚。 而胜的一方则短小精悍，纪律严明，上下一心，如臂使指。处心积虑，不眠不休，非把对方吃掉，决不罢手。终于战胜强敌，一步登天。可是以后也就志得意满，趾高气扬，一发难收，最后饮鸩止渴，也没落个好下场！ 就说我们亲眼自见的国共之战吧！二次大战后的南京国府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最富裕的一个中央政府。库存黄金白银美钞的价值，史所未有也。加以美式配备的四百万大军，飞机千架，舰艇如云。原是联合国中，不折不扣的四强之一。为什么时不过三年，竟被一批“土共”的“鸟枪、铁锤、土炮……”（抗战歌词），打得落花流水？！等到华北失守时，长江以南半壁河山仍完整无缺。美国的魏德迈将军说，国民党还剩下几把“扫帚柄”（broomsticks），也可把长江堵住，不让共军渡过。为什么后来汤恩伯将军的四十万大军，连几把扫帚柄也不如，岂不怪哉呢？！ 撇开我们亲眼看到的“怪哉”不谈了，再回溯上去一百年，且看那个甲午战争，那也是个怪哉的怪哉呢！ 世界第八位海军 在甲午战前，我们的大清帝国也有一支相当可观的海军呢！它拥有装甲十四寸，配备有十二寸巨炮的七千吨主力舰二艘，和各式巡洋舰、鱼雷艇数十条。每次操演起来，摆出船阵，也是樯橹如云，旌旗蔽空，气势非凡呢！如把这些船舰，摆在今日的台湾海峡，也还是一支可观的钢铁长城呢！何况当年。 这支舰队甲午战前亦曾由清政府派往高丽、日本、南洋新加坡一带巡弋示威。堂堂之阵、阵阵之旗，连欧美海军大国的观察家亦均拭目而视呢！据当时世界军事年鉴的统计，大清帝国这支海上武装，居世界海军的第八位。排名仅次于英美俄德法意七大列强。此时的日本亦雇有大批欧美专才，订购船舰，锐意发展海军。然在甲午前夕，日本海军全部吨位炮位及海战潜力，实远落我后，在世界排名仅为第十六位。按资料分析，清日对阵，日海军断非我之敌手也。 附注：其实所谓世界列强海军排位问题，只是当年海军年鉴等一类书刊编辑，根据各国吨位与武器装备，所作的比较之辞，并无绝对标准。甲午战前，我海军实力通常被估计，约在第六与第八位之间。日海军则在第十一与第十六位之间。 谁知海战于七月二十五日爆发后，不出数周，我舰艇竟一败涂地，全军尽墨。堂堂主力舰，最后为敌方所虏，竟被拖回三岛，充当海边码头上的商用“趸船”，亦辱华之甚矣。回忆一九四八年夏，笔者赴美留学，路过日本时，随团参观日本之战史馆。曾见有大幅油画，渲染其黄海一役，歼灭我方舰队之战绩。睹之触目惊心。返船之后，同学百余人相约联名上书南京国民政府，请责令日本拆除此画——那时我们是战胜国嘛！——今日思之，心有余酸也。 以上所述只是海军。至于陆军之一败涂地，更不忍多说。斯时清朝的陆军，尤其是湘淮两军，刚刚打完惨烈无比的对内战争：剿平“粤逆”，消灭“捻匪”，镇压西北“回乱”……，在国内真是威无复加，不可一世。在甲午前夕，大清境内的百万貔貅，都是久战之师，气势夺人。 这时日本陆军新建，可用之兵不过十余万人——明治维新时，天皇原无一兵一卒。谁知牙山一声炮响，我军竟瓦解土崩，不可收拾，而敌军则追奔逐北，斩将夺旗。不数月不但占尽边塞，势且逼近京师。清方朝野震动，不获已而腼腆求和。真丢人之极！ 在下愧为人师。授课时每至牙山败北，东海丧师；或锦州之失，徐蚌之溃……时，在作业里，在试卷上总要问问学生：中日之战与国共之争如上述者，其胜败之结局若此，原因何在呢？！这一标准问题，在课堂上问了数十年，迄无明确答案。惭愧的是，不只学生不知，作老师的自己，翻烂中西史籍，讲义十易其稿，至今仍在云雾中也。愚者千虑，不能说一无所得。只是敝帚自珍，终嫌简陋，不敢张扬耳。 此次因事访台，滞留逾月，适值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刘绍唐兄因嘱撰文纪念。复承台湾师大历史研究所主任王仲孚教授，以师大近月所举行的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研讨会之论文全集见赠。逆旅闲居，因将此七百零四页约六十万言之巨著，逐字拜览一过。此集为甲午文献之最新资料，有缘即时捧读，获益良多。因思随群贤之末，就笔者历年教学心得，对甲午战争，从不同角度狗尾续貂，作一综合分析，以就教于群贤 也曾试撰《中国海军史》 回忆童稚之年，因出生于淮军遗族之家庭，学未启蒙，而耳濡目染，即多为淮勇水陆两师之故事与遗物；且时闻白头老兵操韩语闽语为笑乐者。及长受业于郭量宇（廷以）师，并受当时突发的珍珠港事变之启迪，兼以孩提时即大有兴趣之海战故事的鼓舞，初生之犊，不自揣浅薄，曾试撰《近代中国海军史》，并拟分章发表之于当时后方的《海军整建月刊》，其时曾为某一小节之探讨，与当时亦在煮字疗饥之著名戏剧家田汉先生发生抵触。 田汉先生战时寄居贵阳，研究海军史，参考资料甚少，不若我有“国立中央大学”之图书馆为后盾也（中大图书馆是当时后方最好的图书馆）。结果该刊编者是我而非田汉，使我这一后辈心中不怿者久之。因为我当时十分敬重田汉，对他更万般同情。作为后辈，我绝无心顶撞之也。记得当时田汉曾有诗自伤曰： 爷有新诗不救贫， 贵阳珠米桂为薪； 杀人无力求人懒， 千古伤心文化人。 田汉是诗人才子，散文和戏曲作家，也相当有学问。其时蜗居贵阳，生计艰难，而我目睹重庆街头贪官污吏，征逐酒肉，对田汉之潦倒，敬重与同情之心，不免油然而生。无心顶撞了这位前辈，心中怿怿，实出自至诚也。 我那部可笑的《中国海军史》，虽然已积稿甚丰，手抄史料更是满箱满箧。甚至战后还乡，犹试图去丁府（丁汝昌）、吴府（吴长庆）探寻其早年文献。吴府为至戚；丁府则沾亲带故也。然小书卒未杀青，残稿便被中共“土改”了。我当时没有急于完工，也是觉得海军原是个洋东西。未能充分掌握洋史料，写起来终嫌美中不足也。小子既然年富力强，又有志喝洋水，则来日方长嘛！ 后来想不到三凑六合，又跑到美国大学里教授起中国近代史来。适乡友包遵彭兄自台湾间关来访。包兄时在海军总部任职，曾阅读我在海军月刊上之旧作，有意约我重作冯妇，合著海军史。然斯时我正忙于他事，期以异日，初未料竟成永诀也。再者笔者当时正在教授近代史，牵涉殊广，海军亦只是一部分而已。 就以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那个毛头小子英人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来说吧！在同治初年（一八六三），清廷委托他购船八条，试办海军之时，这小子时年不过三十，居然想当大清帝国的海军大元帅（admiralissimo）。这个大元帅他当然没有当得成，而清廷又找不出自己的大元帅。曾国藩想把这八条炮船编入他的水师；满人又怕国藩坐大而不允。国藩的老弟国荃，那时正围攻长毛于南京，也不愿这洋船来分他攻取南京的首功。八条大洋轮终于变成了丧家之犬，最后还得由李泰国把他们退回原主，拍卖了事。——这种买来卖去的折耗和佣金，都是大得不得了也。李泰国小子发了大财不用说了。好歹钱是公家出的（李泰国经管的关税），大清朝中诸大臣对大清帝国的损失，不痛不痒也。 后来赫德（Robert Hart）继李泰国为总税务司，固亦有充任大元帅之雄心也。其后终以文人不胜此职，乃改介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William M.Lang）。琅氏在李鸿章正式编练北洋海军时，自认出任副提督，官职系“总查”（总教官），然汉文语义不清，英译固为海军上将（admiral）也。琅氏出身系英国皇家海军，带职出任中国海军官职。英国海军原为三头马车制，因此琅氏也要在中国海军中实行两头马车制。终于闹出所谓“升旗事件”。琅氏不甘“受辱”，乃一怒而去。中英关系，为之搁浅。下节再续论之。 无独有偶。谁知五十年后，“酸醋约瑟”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在重庆也不甘心作“花生米”（“花生米”为蒋委员长在二次大战期间，国际密电码中之代号）的“参谋长”（总查？），硬要出任“中国陆空军总司令”，最后为“花生米”所撤职。史氏一怒而去，也为其后雅而塔会议伏下艰难之一笔，遗患至今未了。 这些历史上的小故事，你说它大，也不太大。你说它小，可也不太小。有关它们的中西史料，是汗牛充栋呢！因此研究这种历史，史料就不是问题了，史料多得是嘛！那么问题所在，便是如何去“解释”这些史料了。根据这些初无异说的历史事实，要用简明而抽象的语言，把它们“解释”得言之成理。这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便叫做“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笔者自五十年代中期在纽约各大学兼授中国近代史以还，讲稿十易，非全为新史料之出炉也。实在是想“自圆其说”。讲一点自己可以相信的学理，然后再去课导各族学生，让他们也相信“师说”罢了。 甲午战争过去已一百年了。原始史料大致也已发掘殆尽。根据这些史料，来把这次战争，作一综合的解释，这就是笔者胆大妄为，在本篇拙文里所致力的了。 甲午战争的阶段性 与洋学理接触既久，每好替土学理打点翻案官司。这大概也是“五四”中国文化界应有的现象吧！自五四（甚或更早）以来所谓“传统主义”被洋人和新派学人骂惨了。子曰：“再思可矣！”我们在骂人之后，来他个“再思”，便时常发现“骂过了头”，甚或“骂错了”，乃至“你自己才该骂呢”！ 例如洋人和他们的中国徒弟们，总欢喜说：“倒霉的中国，三千年没进步。”我这个世界通史教师倒发现将中国比异族，三千年来，我们的政治社会制度却最为稳定呢！连个倒霉的小脚，也一裹一千年不放，慢说是“三纲五常”、“四维八德”和“三公九卿”了。小脚是混帐了，而三纲五常、四维八德、三公九卿就一无是处？！去其渣滓，汰出有用金属，就不能替所谓“西方现代文明”拾遗补缺哉？！ 笔者正撰拙文半载，忽然老友杜维明教授敲门拜访。我初以为维明兄有私事向询。孰知他竟为谈学问而来，真使我受宠若惊。 杜教授近承哈佛大学校方之委任，正组织汉学儒教在该校必修课中之普及工作，列为大学本科生必修课程之一部分。受业者恒至千人以上，实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前所未有之盛事也。 维明说：“近百余年来，我们都在向西方学习。现在他们的好多东西我们都学会了。他们也该学学我们的好东西了！” 杜子之言，深得我心。杜教授为今日华裔最突出的“五四后”的学者和思想家。非一般保守的所谓“国学大师”所可同日而语。——这也是“现代化”和“超西化”，与“僵化”和“基本主义者”之别也。 长话短说。我们有个两千年不变的文化定型。但是这个“定型”在鸦片战争后，维持不下去了。它要“转型”。转型从“变”开始。它从“千年不变”，忽然地弄得“十年一变”。连变二十变。穷则变、变则通。变它两百年，变出一个新的“定型”来。然后它又可以千年不变了。 或问：这新的定型是什么模式呢？曰：吾不能确知也。它将是全民族的智慧、经验和血泪，通过两百年的“历史三峡”，慢慢熬出来的。等它熬出来之后，足下自会恍然大悟也。 所以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便是一部中国文明转型史，而这个转型运动是有其显明地“阶段性”的。甲午战争便是一个极重要的阶段——它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用一种最新的具体语言来表达，那便是由“四化”进入“五化”。没有“五化”，则“四化”往往是徒劳。这便是甲午战争打败仗最基本的原因。至于多开两炮，少打两炮，朋友，那是小事，不足挂齿也。 原始四化，先炮后船 “四化”这个东西，在清末原叫做“办夷务”、“办洋务”；叫作“师夷之长技”；叫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民国学人把它加一顶洋帽子，叫“自强运动”，叫“科技现代化”，叫“国防现代化”。 科技现代化最早搞起的，是林则徐所发动的船炮政策。但是林则徐这位科甲出身的士大夫，和他的上司道光皇帝，和上司的儿子咸丰皇帝，以及许多“中兴名臣”，都属于“望洋兴叹族”（且用一个新式台湾词语）。他们只搞“炮”，不搞“船”。在他们看来，在那波涛险恶的大洋之上，去与蛮夷搏斗，做个“龙王三太子”，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历史上，上至秦始皇，下至戚继光，都未尝动过下海的念头，何况他们。所以早期的船炮政策，在道咸两朝，只搞炮，不搞船。 在鸦片战争期中，林则徐曾向美商买了一条1080吨的大洋船“剑桥”号（Cambridge），并装了34尊英制大炮。但是林钦差并不要把这条大洋船开到海上与英船对轰。相反的，他把这洋轮横停于珠江口内，作为障碍物，兼作炮台之用。结果被英国水兵爬上去，连船带炮给开走了。 后来长毛打到上海附件（一八五四），要与小刀会合流。那位行商出身的上海道吴健彰，颇通洋务。他知道洋船是无敌的。所以他向洋商买了一条四百三十吨，名叫“孔子”（Confucius）的大洋轮来“助剿”。并雇了些洋水手来驾驭“孔子”。后来那个在清军与长毛之间反反复复的美国瘪三华尔（Ward），便是“孔子”的一个水手。后来吴健彰不要“孔子”了，他把“孔子”送给江南大营的向荣。向荣对“孔子”也没兴趣，因为“孔子”太胖大了，不够灵活。在长江里动不动就搁浅。而那些划小舢板的长毛，却躲在小河湾和芦苇之中，“孔子”对他们毫无办法。所以向荣也不要“孔子”。 总之早期的清廷的“满大人”（mandarin）们，都对洋人的开花大炮有兴趣，而对洋船没兴趣。要搞国防现代化，他们就拼命买大炮，筑炮台。因此上至旅顺口、大沽口，中在吴淞口，下及虎门栅，他们买了无数尊开花大洋炮；建了数十座海防大炮台，等待着“夷人”登陆。朋友们相信吗？后来在“一·二八”、“一九三二”、“八·一三”、“一九三七”期间，我们在吴淞口大炮台上，放得震天价响的开花大炮，都还是逊清末叶的曾文正、李文忠装上去的呢！ 炮是购自外洋。但是消耗量极大的炮弹、鱼雷、水雷和步枪，总应该自己造造吧！因此，在太平天国快被打平前后，曾国藩当了两江总督，左宗棠当了闽浙总督，他二人乃在上海、福州（马尾）、南京三地，分别招洋匠，购洋机，自制洋军火了。殊不知洋人是船炮不分的。能造炮弹，就可造炮；能造炮，就必能造船。我们既能自制大炮，很自然的也就能自制“火轮”了。这便是后来的“江南机器制造厂”（今日已能制造十万吨以上的远洋大轮，说不定已在设计制造航空母舰了）、“马尾造船厂”和“金陵兵工厂”的起源了。等到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这项军火工业便扩展到汉阳、天津和大连了。各地封疆大员也可乘乘自造的火轮了。 既然自己能制造小火轮和小炮艇，则自己的维修技工、驾驶舵手，甚至设计监造的工程师，也就势在必得了。因此那位有远见、有魄力而廉洁奉公的左宗棠，便于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在马尾办起了第一所船政学堂来。其中分轮机与驾驶两科——这便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海军的摇篮；虽然它的结局是十分可悲的。那也是单搞四化，忽略五化的错误酿成的啊！ 海军始于抗日 上述这项西化初期的缩头挨打，守株待兔的旱乌龟政策，到同治末年（一八七四）却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盖此年日本藉口台湾牡丹社番民杀害琉球船民而出兵侵台，在清方朝野引起了震动。尤其是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对日本之蠢蠢欲动，起了严密的戒心。 李氏于同治九年（一八七O）继曾国藩出任北洋大臣，驻节天津。下车伊始便碰到日本派专员来华，要求与欧美各国相等的“条约权利”（其实是不平等的条约权利）。鸿章为之愕然。盖自往古以来，中国便把区区日本，视同藩属。初不意这蕞尔小邦，今日竟以帝国主义自居，要在中国发展殖民地了。 吾人翻读李鸿章与当时日本使领人员的谈话笔录，李之口气仍以上国大臣自居，然读史者固知其色厉内荏也。在日本得其所偿的大部分之后，条约墨迹未干，日军又在台湾琅桥登陆（一八七四年四月。除另注外，本篇全用阳历）。在举国惊呼之下，鸿章乃急调时驻徐州的淮军精锐唐定奎部六千人，租轮赶往台湾对抗。 定奎为淮军宿将。当其亲率子弟兵之精华跨海南渡时，心中亦惴惴不安，盖商轮无护航，渠深恐日军半渡腰击也。——唐定奎此时的担心，二十年后证明并非过虑。盖“高升”号被日轮击沉时，殉者近千人，尽是江淮子弟也。笔者幼年即常听祖父的客人，高声谈论此两役的惊险场面，而自庆未死。 李鸿章经此刺激，及决心自建海军御侮。他自始至终的假想敌便是日本，知道清日迟早必有一战。盖牡丹社事件之后，一八七五年九月日人又在朝鲜制造“江华岛事件”，迫令朝鲜断绝与大清的宗藩关系，并与日本订立条约。 一八七九年日本再迫琉球绝清而加以并吞。一八八二年及一八八四年，日本又在朝鲜制造所谓“壬午事变”、“甲申事变”。其志在并吞朝鲜，已昭然若揭——这样一来，李鸿章认为，欧美列强还远在万里外，而新兴的日本则祸在肘腋。建军抗日，刻不容缓，乃奏请朝廷解散所有旧制水师，而迅办新式海军。 所幸国内的内战已暂告结束，外战减缓。朝政，尤其是省级政权，由开明派掌握，国力迅速恢复。朝中两位年轻寡妇垂帘，也颇能招贤纳谏。总理衙门由恭亲王和大学士文祥主持，久历坫坛，亦熟谙外情。而外国公使长驻北京，酬酢频繁。中外相处，也颇能互信互谅。尤其是美国由惨烈内战，转为国内建设，对华无领土经济野心，遇事且可开诚相助。同治七年（一八六八）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竟被文祥说动，向华盛顿辞去本职，接受清廷委派，为中国出使欧美钦差大臣，颇多建树。其时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亦应聘为总理衙门之顾问（洋员），并将国际公法译为汉文，使国人耳目一新。丁氏颇通中国古籍，兼擅国语粤语，甚为中国士大夫所重。曾纪泽赠诗恭维他说：“羡君兼擅中西术，双取骊龙颌下珠。”洵非虚誉。 总之，在此所谓“同治中兴”的颠峰，衰老的大清王朝，一时颇有复振气象。此时中国海关在赫德的科学管理下，贪污敛迹，收入甚丰。总理衙门因策动廷议，以海关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约四百万两，作为建设新式海军之用。斯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新型的“国防预算”。 中国海军的结胎年代 清末中国新式海军筹建之初，议者纷纭，然以淮军智囊、曾任驻法公使的薛福成所论最为中肯。薛氏主张中国海军应分为北洋、南洋、闽粤三大舰队、四十八船，分建合操。北洋舰队由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负责监督与建设，以拱卫京师门户。南洋舰队则由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统率，以防卫东南沿海及长江内外。闽粤舰队则由两广总督负责，保卫东南沿海。——此一三分制，至今未改。 此后李鸿章及总理衙门复参照洋员建议，将新建海军按英制训练，德制统率。英国海军制度系由海军上将三人，分工合作联合指挥。德制则听命与海军总司令一人也。 中国海军指挥既取德制，而海军亦如陆军，听命于省级封疆大吏，则中国之“海军上将”（admiralty）亦取省级“提督”制。迨新式海军成立，旧制水师撤销，李鸿章乃调身经百战、守身廉洁笃实之前淮军水师提督丁汝昌，转任海军提督，统率北洋舰队。南洋与闽粤管带最高官阶仅至总兵，无提督衔也。说者或讥鸿章以陆军统海军，为战败原因。殊不知击败中国之日本联合舰队指挥官伊东佑亨亦是由陆转海，与丁汝昌无异也。民国时代国共两党建设海军，何一而非由陆转海哉？持此论者，狃于皮相之说也。 此海军规划期中，四百万元之预算，原议为南北各分其半。双线延伸，平行发展。斯时南洋大臣两江总督为沈葆桢。沈氏原为“福州船政局”监督，本系行家。他认为新式战舰，不论自建或外买，所费均属不赀。四百万元之预算，为一队购舰造舰，未见其多；两队分摊，则嫌太少。既然北洋舰队职在拱卫京师，责任最大，他主动建议，全预算划归北洋。迨北洋舰队速建成军之后，再建南洋。 李鸿章对沈之建议，当然求之不得。孰知同治中兴时之满清，仍只是满清。南洋谦辞，北洋未必受益。在李鸿章建军期中，北洋舰队所实受，每年不过一百二十万两而已。预算巨款何在？则公款挪用，私囊窃取，都早为官场惯例。李鸿章虽一代能吏，亦是宦途老官僚，不会因公款之失，为一己找其私家之麻烦也。然纵是一百二十万两，在当时已是巨款。在同一时期，英德二国所承造的高等战舰，索价亦不过四五十万两而已。——在同治末年日军侵台以后，鸿章即以此每年百万预算，购舰造船，一支像模像样的世界第八位的海军大舰队，居然也就呱呱坠地了。 北洋舰队的虚实 规章既已厘订，经费亦有着落，李鸿章乃于光绪元年（一八七五）获拨款四十五万两，委托总税务司英人赫德，专程返英，向英国最先进的“阿摩士庄”（Armstrong）船厂，订购舰艇四艘。这便是后来北洋舰队里的“镇东”、“镇西”、“镇南”、“镇北”，一式四船的标准炮艇了。后来李鸿章以其船炮新颖犀利，造价低廉（每艘十五万两），因此又加购两条——“镇中”、“镇边”。这六条英制炮艇，所谓“六镇”，也就构成北洋舰队的雏形了。 六舰原是分别建造的。他们的吨位、炮力等等，都不可能绝对相同。中西史料记载，亦确有差异，史家亦难复考。但大致说来，它们是属于同一级的，则无可非议也。六舰排水量大致均为440吨级；舰长127英尺，钢壳而无装甲。时速十海里。每舰有二十二磅退管炮二至五门。这种阿摩士庄的“艾朴塞隆”（Epsilon）型新舰的最大特点是双向航行，如横渡长江的渡船，回航不用掉头。在重洋之上作战，忽前忽后，神出鬼没，就制敌机先了。这种灵巧炮艇，在当时英国海军里也是先进的。 为避免中国新建海军，只受某一国家影响，并由于鸿章对德制军火的喜爱，尤其是克虏伯（Krupp）出产的大炮。——且插句闲话：李鸿章这时所买的炮，后来被赛金花的德国“男友”瓦德西看到了，都叹为观止呢！因为德军里也没有几门。老蒋总统也喜欢德制大炮。连笔者这个小小的“将门之后”，童年时也曾拥有一支德制“三号驳壳”（盒子炮），和一百发四O三号子弹。其青光闪闪，精巧绝伦，至今梦寐思之：儿时的玩具嘛！——因此当鸿章再获巨款时，他就转向德国订货了。 光绪七年（一八八一）鸿章再投百万巨资，透过中国驻柏林使馆，向德商伏尔铿厂（Vulcan），订购七千四百吨，具十四寸装甲，配备有十二寸巨炮四尊的“主力舰”（battleship）二艘。这便是中国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ironclad）了。 “定远”（后为清朝海军旗舰）、“镇远”二主力舰，是当时五大洋中最新型的战舰。此二舰成为我海军主力之后，再加上若干辅助舰艇，中国海军的战斗力，就超过当时世界最强的英国海军的“远东舰队”了。——换言之，“鸦片战争”或“英法联军”如再来一次，鹿死谁手，就很难说了。只是“定远”、“镇远”装甲过重，船长308尺，用的也是复式螺旋推进机（twin sctew），可以双向航行。它们的时速就只有14.5海里，有时可能只有10海里，就稍嫌其慢。作战时可以坚守，也可以围歼敌船，但是要动如脱兔，追奔逐北，就非其所长了。——总之，“装甲”是其时海上战略思想的重点。李鸿章也被它迷住了。所以不惜重价，务必求其兵利甲坚、尽善尽美也。——二舰的造价是六百二十万马克一艘（关两总在两百万两以上吧）。 李鸿章是合肥人。“合肥老母鸡”的地方国民性有个癖性叫作“府大架子”，是一种赌徒性格。所谓“家无甑食之储而一掷百万”。李鸿章就是这种人。所以他搞起海军来，是不顾一切的。时不旋踵他就跻身于八强之林。花起钱来当然也就吓得合朝上下目瞪口呆了。 须知一百年前世界海军的发展，亦如今日之空军，是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的。海军的战略思想也是变动不停的，它从着重主力舰的“厚重”，很快又转移到巡洋舰的“轻快”。世界列强也就围绕着这种战略观念，相互较劲。是所谓“世界军备竞争”（World Arm Race）也。 在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实在是第一位国家领导人物，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位，领导着中国参加这项世界级的武装奥林匹克。可是参加奥林匹克是需要全国动员的。可怜的是李鸿章搞来搞去，始终只是“以一人而敌一国”（梁启超对他的评语），就难以持久了。 继“定远”、“镇远”二舰之后，李鸿章又继续向英德二国订购二、三千吨级的轻快巡洋舰五艘——“济远”、“经远”、“来远”（德制）和“致远”、“靖远”（英制），再加上稍前购买的“超勇”和“扬威”，以及福州船厂自造的“平远”、“威远”、“康济”、“湄云”、“泰安”、“镇海”、“海靖”等木质战船，和若干鱼雷快艇，这就是北洋舰队的全部实力所在了。 表面上看来，李鸿章这支大舰队，是世界一流的了。但是亲自参加这项军备竞赛的章本人是知己知彼的。他知道他的舰队速度不够快。他要加买快速巡洋舰。在甲午前夕英国的阿摩士庄厂知道它老主顾的脾胃，特以新近下水的世界最快、时速二十三海里的四千吨巡洋舰，奉献给这位中国“宰相”。英人知道鸿章是内行，非买不可；鸿章也自知非买不可。——但是四化没有五化，就要出毛病咯！举朝上下只有一个行家，余子碌碌，众口铄金，他就买不成了。结果这条船被日本买去，就变成后来日本的“吉野”号。——其后把我北洋舰队冲得落花流水者，即此姝也。著史者，执笔至此，岂能不感慨系之？此是后话。 以一校一级而战一国 以上所述是清末北洋舰队的船炮等物质条件（hardware）船炮总得要有人使用嘛！为着掌握这项即将到来的中国史所未有的庞大海军，李鸿章于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在天津成立水师学堂，以训练海军专才。但千船易买，一将难求。远水不救近火也。谁知他因祸得福：一八七九年那位也是船政专家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桢病故。一八八四年秋中法战争爆发，法帝海军偷袭我马尾舰队，七舰皆毁。沈葆桢生前苦心孤诣所建设的南洋舰队，至此半遭摧毁。李鸿章奉命调刘铭传率淮军旧部，再援台湾；同时收拾中法战争这个烂摊子。他乃南才北用，把南洋舰队里的精华干部，系数调入北洋舰队服务。宝剑赠英雄，二者竟然一拍即合。这才解决了他的人才问题。 为着了解甲午之战时北洋舰队里那些失败英雄们，我们还得从他们出身的马尾水师学堂说起。 且说甲午黄海之战时，中日双方参战者，各有大小舰艇十二艘。我方的十二舰共有舰长（管带）十四人（“镇远”、“致远”均一死一继）。这十四管带经笔者约略调查，似乎全是马尾水师学堂的毕业生。最不可想象者是，他们十四人中，至少有十人是马尾船校“第一期”的同班同学。在他们底下工作的大副二副等人，马尾校友就更不知道有多少了。 在这十四管带之中，有四人在黄海之上阵亡殉国。有三人因战败随丁提督愤恨自杀。另一人显然含冤而死。——真是惨烈之至！ 梁启超说：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以一人而敌一国”。同样的，那空前绝活的鸭绿江口黄海大战，也是马尾船校以一校一级而大战日本一国呢！ 马尾！马尾！我为尔欢呼。您在五千年中华通史上，青史留名，永垂不朽！ 马尾水师学堂（俗称）或福州船政学堂，原是左宗棠左文襄公任闽浙总督时，于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在福州马尾创办的，官名“福州船政局”。聘法人日意格（Prosper Giquel）为总教习，任期五年，从事船炮轮机的制造，和驾驶人才的训练。 是年左宗棠奉调远去新疆，对付正在挑衅的俄人。左公在西北“手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门”，也干了一番大事，而他在福州留下的船政局，就保荐科甲正途出身、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继承其事了。——抗战后那位受辱于美军皮尔逊，而引起全国学潮的北大女生沈崇，便是沈葆桢的曾孙女，林文忠公（则徐）的外玄孙（见当时北大校长胡适的电报）。 沈葆桢是个有见识有度量的干才，他把这船政学堂取了文绉绉的名字叫“求是堂艺局”，办得有声有色。但是从这“艺局”二字，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科甲出身的士大夫，对这所新式的“海军官校”的认识了。艺局所培养出来的当然只是些学徒技工啊!技工艺人在清朝以前的宗法制度里，往往都只是些与娼优同列的“无籍”或“乐籍”“贱民”呢！为缙绅之家的子弟所不屑焉。所以沈氏当时所招收的，都只是一些清寒之家的子弟。为贪图食宿公费和每月一两的饷银而来。然既来之后，则不许利用艺局的免费教育，私自准备参加科举。 这个近代中国第一座海军官校，第一期有学生约六十人，于同治五年清历十二月（一八六七年阳历二月）正式开学。学生分为轮机与驾驶两班。课程则由基本数理化，及英法文与古典汉文开始。轮机术语用法文；驾驶用语则英语也。盖斯时英国掌海上霸权，英语欧美通用也。纵迟至今日，国际机场指挥塔（包括北京、上海、台北），公用语言仍为英语也。 由浅及深，学制五年，学科术科与舰上实习并重。学生结业后，再随轮实习三年，便粗具一轮之长（驾驶或维护）的资格了。然后再由政府选送至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校（Royal Naval College Gteenwich），深造三至五年，并进入英国舰队见习，或至德法各高级船厂，见习造船。——一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现代海军将才的培训，其严格有如此者。反观数十年后，我们“黄埔一期”搞三五个月的稍息立正，就可毕业，二者何能相比？ 所以当李鸿章在欧洲大买其舰艇时，他需要大批专才来当“监工”；来“接舰”时，这批南洋培训的海军学生，就可以大派其用场；他在天津自办其水师学堂，也就不愁没有师资了。 严复、刘步蟾和黎元洪 且举几位“马尾一期”的佼佼者，让大家结识结识： 严复 马尾一期生，以第一名入校，可能也是第一名结业者，名为严宗光。他后来改名严复，则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翁同龢、谭嗣同、载湉，乃至陈独秀、胡适之等早期就丢掉“四化”，专搞“五化”的魏京生们，就受其影响了。 严复和他的同班同学刘步蟾、林泰曾等人，似乎都是一窝“格林威治”。——在插句闲话。在下没钞票也没时间。若有机会去伦敦也住他个把月，我保证可把这批小格林威治们的成绩单，翻它个篓底朝天。没这个机会，就只能和野史馆长摆摆龙门了。设有差错，旅途匆忙执笔，尚乞读者教正之也。 严宗光后来被李鸿章罗致了，去当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在这学堂里，老严教了个湖北学生叫黎元洪。小黎在甲午前二年毕业，被送往德国留学。逾年归来，被分发到刘步蟾当管带的“定远”主力舰上当个“炮弁”。——他如被分拨到骑兵部队里去，那就变成“马弁”了。所以炮弁者，马弁之弟兄也。 黎元洪 后来这位黎炮弁又被转职至“广甲”舰。“广甲”被日舰击沉时，老黎泅水逃生，又干起陆军来。想不到他捡回的小命“贵不可言”。武昌城一声炮响，这位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竟被革命军强迫做了革命元勋。其后又做了两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他是分两次做的，非“余又任”也。）——读者欲知起详，去看看章太炎那一篇顶呱呱的“黎大总统墓志铭”，价值数千块袁大头的好文章！ 但是他的老师严复就没那个好命了。严复学贯中西。他压根儿瞧不起他那个臭官僚土上司李鸿章。提调不干了，乃“捐”了个监生（秀才），参加福州乡试，想来个“一举成名天下知”，扬眉吐气一下。谁知三考不售。只好卖卖洋文，当当翻译，了其怀才不遇的一生。 刘步蟾 再看刘步蟾：刘氏则代表他们同学中，另一个极端。步蟾显然没有严复的文采。但是他在本行学术科的成就可能远远超过严宗光。他于一八六七年入伍（且用个现代名词），五年毕业，三年实习期满，一八七四年（日军侵台之年）即由总教习日意格，发具船长证明书，证明他可以独立作一舰之长。这时正是李鸿章要购舰造船买炮，成立新式海军之时，苦无人才。此时步蟾大致二十岁左右（严复刚二十岁），英姿焕发，一下便被李鸿章看中了。步蟾其后留学格林威治，并在英国舰队见习。归国后立刻成为北洋大臣身边的红人——也是理所当然嘛！此后他奉命率队赴欧“接舰”，可能不只一次。一八八一年李氏向德国订购“定远”、“镇远”两大主力舰时，步蟾又奉命率十余员工赴德监造。一八八五年船成，又奉命“接舰”返国。未几，北洋舰队完成编制，步蟾奉命出任旗舰“定远”的管带，官阶十总兵，地位仅次于提督丁汝昌，为中国海军中的第二号将领。此时刘步蟾年龄不过三十上下，少年得志，意气风发，可想而知。 在千舰易买，一将难求的情况下，李鸿章对刘步蟾亦万般倚重，密奏他才可大用，隐然是将来的提督人选。但鸿章对他也稍有保留，则是因为他们南方子弟，略嫌轻浮。其实这是满清老官僚的成见。须知清末的海军正如民国初年的空军，是一种最时髦、最洋化的兵种。当时的威海卫和旅顺口的海军俱乐部内，酒吧间、弹子房、跳舞厅……，应有尽有，斯时国内闻所未闻也。过这种时髦生活的青年军官，在满清老官僚的眼光中就略嫌轻浮了。 刘步蟾事实上只是他们“马尾一期”同学中一个最突出的例子。与他同时出任“镇远”管带的林泰曾；出任“致远”管带的邓世昌；“来远”管带的邱宝仁；“济远”管带的方伯谦；“威远”管带的林颖启等，都是大同小异的青年军官。总之，他们都是当时中国，受过十年以上，最严格的最现代化训练的海军专才。驾驶这种庞大而复杂的大洋轮，外行是不能领导内行的。而这种内行在当时的大清帝国之内找不出三十人。这三十人却又是一个师父（马尾一期）下山的。李中堂不办新式海军则罢。要办，则所有主要舰长职位就由他们包办了——顺理成章的事嘛！ 北洋海军总查，英国人琅威理 再者，他们既有此相同的背景和友谊，很自然的也就形成了一个帮。对帮之外的外行领导丁汝昌，不用说阳奉阴违；对老李重金礼聘来的外国专家，也就不放在眼里了。在这一种心理状态下，一八九O年就发生了上述的“升旗事件”了。原来丁汝昌于是年率舰访香港。一时因公离舰，旗舰管带刘步蟾乃是降下提督旗，改升总兵旗（他自己是总兵），以示他才是一舰之主呢！这时还在船上的琅威理不服，因他自认是大清海军的副提督。有他在船，自应升提督旗。步蟾没理他，官司便打到李鸿章那儿去了。李鸿章来他个是刘非琅。琅威理大怒拂袖而去。英国那时想掌握中国海军，琅氏一去便削弱了英国的影响力。英国再一怒，就不许中国学生进入皇家海校就读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