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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钱穆对史学方法论有相当丰富和精辟的论述。其史学方法论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历史研究应该做到通与变相结合；历史研究还要做到通与专相结合；治史贵在求其特殊精神与个性；历史研究应该将考据与义理相结合。 关键词：钱穆 史学方法论 钱穆（1895－1990）是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他不仅撰写了丰富的史学著作，还继承中国传统史学思想，对史学研究方法作了很多阐述。史学研究方法实际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具有普遍性和原则性的研究方法，可以适用于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亦称为史学研究方法论，一是史学研究不同层面和领域运用的专门方法，也称史学的具体或专门研究方法，钱穆对此都有相当丰富和精辟的论述。本文主要就其史学方法论思想作一初步分析。钱穆的史学方法论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历史研究应该做到通与变相结合；历史研究还要做到通与专相结合；治史贵在求其特殊精神与个性；历史研究应该将考据与义理相结合。 一 历史研究要将通与变相结合 历史研究要求通和明变，要做到通与变的结合，这是钱穆论历史研究的首要方法。历史研究所以要通与变相结合，是由历史自身的本质特征及其演变规律决定的。 首先，研究历史必须要有会通的眼光和方法。钱穆说：“要学历史，须能把全部历史在大心胸大智慧下融通一体，见其大又能见其通。”[i]当代新史学家的必备条件之一就是：“其人必具哲学头脑，能融会贯通而籀得时空诸事态相互间之经纬条理者。乃可当于司马氏所谓明天人之故，通古今之变，而后始可以成其一家之言。”[ii] 钱穆认为，研究历史要求通，是由历史的本质及其特征决定的。他说，历史实际是一文化生命，[iii] 这种文化生命是一个融过去、现在和未来为一体的绵延不绝的大生命，所以，“真有得于史学者，则未有不能融贯时间相，通透空间相，而综合一视之者。”[iv] 历史生命的特征是不分古今，它实为一持续、有无限宽度的、纵贯古今的大现在，因此研究历史“其最要宗旨，厥为研究此当前活跃现在一大事，直上直下，无过去无将来而一囊括尽，非此则不足以语夫历史研究之终极意义而克胜任愉快。”[v] 其次，研究历史又要明变。钱穆说，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贵能从异求变，从变见性。从外到内，期有深入的了解。”[vi] 通过明变或求异认识历史的变化，才能从历史的表面进入历史的内里，发现历史的本质，即“性”。研究历史要明变，是因为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有变才有历史时代的形成，历史时代划分的标志就是变，长时期绵延的历史是由各个历史时代组成的。史书的价值就表现在能反映历史的时代性，“每一时代同另一时代不同，正因其各有特性不同。要能表现出这一个时代的历史特性的，那么这部书就是历史上一部重要的书。”[vii] 历史之变的具体表现就是历史的兴和衰，历史规律只有在研求世运兴衰中才能求得。 钱穆认为，历史研究的会通和明变又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应当将两者结合起来。他又把历史研究的求通称为求久或求同，把求变称为求异。他说，治史应该注重两点：“一在求其变，一在求其久。我们一定要同时把握这两个精神，才能了解历史的真精神。”[viii] 又说：“凡治史有两端：一曰求其‘异’，二曰求其‘同’。”[ix] 通与变的结合落到历史研究中，即表现为通史研究与断代史研究。他说，治史先当略知通史大体，再深入各时期研究一断代史，对此断代史有研究后，再回头来重治通史，又继而研究另一断代史，“如此循环不息地研究下去，才是可远可大，才能真明白了历史时代之变，才能贯通上下古今而获得历史之大全。”[x] 研究历史要通与变结合，是因为历史的通存在于历史的变中，只有变才能显现通，没有变，就不存在通，此即“通变”。他又把历史的通称为历史之“常”或“持续”。他说，历史演进是常与变、持续与变化的统一，“讲历史，便要在持续中了解其变化，在变化中把握其持续。”[xi] 只有通变结合，才能真正把握历史演进的本质。 钱穆关于历史研究必须将通与变相结合的思想，在历史观上本源于《易经》的通变史观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生命哲学思想，而直接的理论来源则是司马迁的“通天人之际”和“明古今之变”思想。钱穆对司马迁备为推崇，说“通天人之际”和“明古今之变”十个字“可以说乃是史学家所要追寻的一个最高境界，亦可说是一种历史哲学。”此后的中国史书“都不能有太史公这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伟大理想和伟大见解了。”[xii] 钱穆的贡献在于，他吸收了近代西方生命哲学和文化生命史观的一些观念，对历史生命的通变及其相关的历史研究法作了现代意义的诠释，使中国传统的史学通变思想在理论性和时代性方面获得了重要发展。 二 历史研究还要做到通与专相结合 历史研究还必须做到通与专的结合。但是，这里说的“通”与“通变”的通涵义不同，它一是指对客观历史的通盘了解，二是指对与历史学相关知识的全面掌握。与此对应的“专”，一是指对社会历史各个领域的具体了解，二是指要深入掌握历史学本身的知识。第一个层面通与专研究的结合，即是指通史研究与专门史研究的结合。第二个层面通与专研究的结合，是指研究历史应该具备的一种知识结构，也就是说，要对历史进行深入研究，既要全面了解与史学相关的其它学科知识，又要对史学本身有深入理解和把握。 我们先看钱穆对客观历史进行通与专研究的阐述。他认为，研究历史先要对历史有一大体把握，要会通历史的各个方面。因为，历史是天人合一的产物，即天时与人生的合一，“上自天时，下迄人生，凡属历史，皆通天人，仍必会通合和通以求之，乃始有当。”[xiii] 所以历史的内容是极其广博的，它包容了天地自然人生文化的一切。在对通史有了认识和把握之后，再作分类研究。这样，便可以明白同一时代不同事件彼此相通和相互影响之处，熟悉某一时代横剖面中一切政治制度、社会形态、经济情状、学术大端和人物性格等，然后将它们综合起来互相会通，“如此才算真明白了此时代。切莫一一各自分开，只作为是一些孤立和偶起的事项来看。”[xiv] 但历史研究的通与专只是历史研究整个过程的两个阶段，两者实际是相互联系的，历史研究应先由通到专，然后由专再到通。他说：“先对普通史（按：钱穆这里说的普通史意指通史。）求了解，然后再分类以求。从历史的各方面分析来看，然后再加综合，则仍见此一历史之大全体。但较前所见更深细，更透彻了。”[xv] 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讲是“如何研究通史”，后面七讲分别对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和文化史的研究法作了详细阐发，充分体现了历史研究必须做到通与专相结合的思想。 关于研究历史必须在知识结构上做到通与专相结合的问题，钱穆对“通”讲的多。他说，治史当会通四部之学，“苟其人不通四部之学，不能通古今之变而成其一家之言，又何能成为一史家。”[xvi] 治学要专精与兼通更迭互进，治史学当兼通制度、地理、经济、法律、社会、学术思想、宗教信仰和四裔民族等，学史不要把眼光心胸专限在史学上，应懂得从通学中来成专家，从来专家都从通学中来。他说，今日所需新史学家的条件之一便是，“其人必于天界物界人界诸凡世间诸事相各科学智识有相当晓了者。”[xvii] 研究历史所以要旁通和博通其它学科，是因学问本身是一个大系统，一切学问并非如人们所想可以明确分为文学、史学、哲学等，互不相犯或互有抵触。他说：“史学并不能独立成为史学，其他学问都一样，都不能独立自成一套。学问与学问间，都有其相通互足处。”[xviii] 这正是中国学术传统的精神所在。他认为，中国传统将学问分为三大系统：一是“人统”，以人为学问中心；二是“事统”，以事业为学问中心，讲学以致用；三是“学统”，以学问本身为中心，注重对学问作分门别类的专门研究。中国传统讲“内圣外王”，仅把学问视作为人生修养和经国济世服务的工具。又主张人是中心，是体，学为用，由体达用，以人生修养为最高学问的综括，不重学问本身的分类与专门研究。这与西方重视学问的分类研究，单纯追求学问的求真根本不同。再者，治学只有先求通，才能专，反对所谓通才与专家之争。他说：“其实不通则不能专，通了则仍须专。”“故从事学问，必当先历通途，再入专门，由本达末，乃为正趋。学问之道，歧之中复有歧，专之上犹有专。”[xix] 钱穆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史观、中西学术传统的本质及特征等方面，对历史研究两个不同层面通与专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刻和精辟的阐发。他强调历史研究者必须博通，并非是不重历史研究的专，他的很多史学著作都是中国现代史学上的专精名作。他的目的是为了反对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界一味追求西方学术重视学科分类而忽视学科会通、片面重视专家之学的风气。因此，他提出的通与专相结合的史学研究方法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还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 三 治史贵在求其特殊精神与个性 如何看待历史发展中不同民族和国家历史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是史学方法论中一个争论颇多而又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因为这也是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之一。钱穆主要强调历史研究要注重不同民族和国家历史的特殊性。 他说，治史贵求特殊性，亦称历史的个性或独特性。写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必确切晓了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而写出其特殊之‘精神’与‘面相’。然反言之，亦惟于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中，乃可识其个性之特殊点。”“故曰：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xx] 他说自己进行中西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并非有意比长论短，扬已抑人，“其实则在说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之文化历史，各自有其个性与特点。”[xxi] 如，研究中国历史，首先要看到它“大”的特点，即，中国历史上疆域广大和人口众多，简言之就是广土众民，“此实使我国家民族能翘然特立于斯世。若不注意于此，则对我国史已往之精神与意义，将索解无从。”[xxii] 又如，研究中国史要注意其浑融一体性，要把中国的政治史、社会史或经济史作一整体研究，应当从政治史和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也当从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领导，循此以往，中国历史之传统性与其特殊性，便不难找出答案来。”[xxiii] 历史研究应当注重不同民族和国家历史的特殊性，就是要求研究者从历史本身出发，而不是从主观出发来研究历史。钱穆说：“研究中国史的第一立场，应在中国史的自身内里去找求，不应站在别一个立场，来衡量中国史。”也就是说，研究中国史应先注意到中国史在哪几方面和哪些时代有变动，“从此等相异处可以看出历史之变态与动向，再从此等变态动向里论求其系进步抑退步。窃谓如此研究，乍看虽似空洞，结果必较合客观之真相。”[xxiv] 如，中国史的进步似乎不重在社会经济方面，而重在政治制度方面。若论经济状态，中国社会似乎大体上停滞在农业自给的情况之下。然中国史政治制度由封建到统一、由军人政府到士人政府、由士族门第到科举竞选，实有层累的演进。钱穆坚决反对用西方历史发展模式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历史的进步与落后，说：“我们该根据历史实事求是，作客观之分析。西方人自据西方历史来作研究对象，其所得结论，未必可以全部搬到东方社会来应用。”[xxv] 又说：“把别人家对历史的看法和说法来看我们自己的历史，来说我们自己的历史，总不免有看不准说不通的所在。倘使抹杀了或不注意到我们自己的民族性，而把异民族异文化的眼光或批评来绳切自己以往的历史，则虽不能改换我们的历史事实，而却已改换了我们历史事实的意味。”[xxvi] 这种做法并不是虚心好学，而是一种历史自谴主义。 钱穆重视历史研究的特殊性或个性，是因他十分强调民族性对历史发展所起的决定作用。他说，历史不仅是一文化生命，还必须是一民族文化生命，没有民族特征和精神的历史是不存在的。民族是历史文化生命创造的主体，“文化必有一体，此主体即民族。”[xxvii] 由于创造历史文化生命的主体不同，造成了历史的特殊性，即历史的民族性，因此，“没有特殊性就不成为历史。如果世界上一切国家民族，都没有其相互间的个别特殊性，只是混同一色，那就只需要亦只可能有一部人类史便概括尽了。更不须也不能再有中国史美国史之分。”[xxviii] 钱穆强调历史研究要注重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历史特殊性（民族性），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片面强调历史研究的普遍性，而实际是以西方历史发展模式为标准来衡量与评价中国历史的做法的批判是有力的。然而，他过于强调了历史研究的特殊性，忽视了如何寻求世界各民族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也是片面的。 四 治史要考据与义理相结合 钱穆认为，历史研究既要重考据，又要讲义理，把是考据与义理结合起来。不能只讲考据，尤其是将考据学等同于史学。 钱穆十分重视考据，说：“讲历史该有考据，不能仅凭思想。”[xxix] 他就是以考据学名著《刘向歆父子年谱》和《先秦诸子系年》扬名史坛，初步确立自己在中国现代史学上的地位的。他此后的史学著述也不乏考据之作，如《古史地理论丛》和《史记地名考》等。历史研究必须重视考据的原因在于，首先历史研究要建立在弄清事实、评判是非的基础上，这就需要对史料进行严密和正确的研究，此即考据，他说：“史学主要在一个是非，有事实上之是非，有评判上之是非。……不辨是非，如何来讲历史。”[xxx] 其次，通过考据能发现新的史实，使人对历史有新的认识。他说：“考据之事，极其至则发前人所未发，开天地之奇诡。”[xxxi] 再者，思想和理论来自考据。他说，必先有学问才有知识，必先有知识才有思想和理论，“而从事学问，必下真工夫，沉潜之久，乃不期而上达于不自知。”“此乃学术虚实之辨。而今日学术界大病，则正在于虚而不实。”[xxxii] 所谓“真工夫”和重“实”，即是要讲考据。所谓“虚实之辨”即是指对考据和义理孰重孰轻的不同认识。 钱穆又认为，治史更贵讲义理和思想。首先，历史考据要有义理的指导，不能离开义理来考据。史学需要考据来明辨是非，然而，“要是非不谬，那都有关于义理。”[xxxiii] 其次，著史贵以史识（即义理和思想）对史料进行取舍。他说：“夫著史必贵于实事而求是，固有待于考订，而著史尤贵于提要而钩玄，此则有待于取舍。”[xxxiv] 第三，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获取思想，考据只是达到此目的之工具和手段，“我们该在材料上更深进研究其意义，工夫不专用在考据上，而更要在见解上。”[xxxv] 第四，对个人而言，治学必先通晓前人关于这门学问的大体，然后才可从事窄而深的研究，发现前人所未知，“乃始有事于考据。乃始谓之为学术而学术。”[xxxvi] 再者，做学问要先求其大，“不先求其大者，而先把自己限在小的上，仅能一段段一项项找材料，支离破碎，不成学问。”[xxxvii] 所谓求其大，也是说须先有义理和思想。 因此，治史应该将义理与考据紧密结合起来。钱穆对近代以来史学界只重义理和只重考据的风气进行了极其猛烈地抨击，他说：“今日中国之史学，其病乃在于疏密之不相遇。论史则疏，务求于以一言概全史。……而考史之密则又出人意外。……考史之密与夫论史之疏，两趋极端。”[xxxviii] 所谓论史之疏，即是指只重义理，所谓考史之密，即是指只重考据。 一方面，史学界那种只重考据、视史学为考据学的风气昧失了学问的根本，使学问成为于已于世无益的死学问。他说，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其最先旨义是要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作彻底解剖与检查，以求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其所悬对象，较晚明清初更博大高深。然而学无本源，识不周至。结果是：“宏纲巨目，弃而不顾。寻其枝叶，较其铢两，至今不逮五十年，流弊所极，孰为关心于学问之大体？孰为措意于民物之大伦？各据一隅，道术已裂。细碎相逐，乃至亘不相通。仅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其考据所得，纵谓尽科学方法之能事，纵谓达客观精神之极诣，然无奈其内无邃深之旨义，外乏旁通之途辙，则为考据而考据，其貌则是，其情已非，亦实有可资非难之疵病也。”[xxxix] 他们以考据为学问，崇尚所谓科学方法，只埋头找材料，只重自己成名成家，不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治学风气和方法，不仅是治学方法和路向的错误，实际是治学的心术道德不正，“存心不良，动机不正，这样只是‘丧德’，坏了自己心术。”[xl] 换言之，治学心术不正才是真正的不实事求是和不讲客观精神。另一方面，史学界和学术界又出现只重义理、轻薄考据另一极端。钱穆说，近人治史是高心空腹和游谈无根，“即如他们批评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其实多是空洞，不凭考据，自发议论，其病远超宋儒之上。”[xli] 如果就学术方法而论，近世学术界是“重于明道，疏于辨术”，“所争皆在宗旨与目标上，所提出的尽是些理论，亦可说所争者用‘道’。但大家并不曾有一套方法来亲切指导人，使人不注意到落实用力之一面，因此只是徒争门面，绝少内容，竟可说尽是提出意见，却无真实的学问成绩。即所谓‘科学方法’，亦只是一句口号。换言之，科学方法四字亦成为一‘道’”[xlii] 如，五四以来的“打倒孔家店”、“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中国本位文化”和“全盘西化”等均是如此。所谓的疏于辨术，即是指轻视考据。 钱穆进而深刻揭示了这两种史学风气的内在联系及其危害。首先，那种只重材料和不重义理的考据研究，导致了历史研究的妄自菲薄和无端疑古，最终会走入鄙视考据和不讲实事求是的歧途。考史成为评史（即只言义理）的附庸，考史是为否定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义理之学服务的。他说，中国近六十年来史学两大弊端之一就是，“史学转成为一种考证学。由蔑古而疑古，由疑古而倒古。以考古之面貌为手段，以蔑古倒古之心为目的。故此六十年来之史学，用可分为两大支。一曰评史，自打倒孔家店乃至全盘西化皆是。一曰考史，自地下发掘，龟甲考释，古史辨等皆是。而考史实仅为评史之附庸。”[xliii] 其次，将义理与考据截然分开，奉西学为圭臬至理，视中学为断烂朝报，将西学等同于义理，将中学等同于考据，考据成为他们追求义理的手段。他说：“此数十年来，国内学风，崇拜西方之心理，激涨弥已，循至凡及义理，必奉西方为准则。一若中西学术，分疆割席……治中学者，谨愿自守，若谓中国学术，已无义理可谈，惟堪作考据之资料。……故鄙言义理者，其实则尊奉西方人义理为莫可违异耳。盛言考据者，其实则蔑视本国传统，仅谓是一堆材料，仅堪寻隙蹈瑕，作为其所谓科学方法者之一种试验与练习耳。”[xliv] 可见，这两种风气和思想的最终目的都只是为了蔑弃中国传统文化。 钱穆认为，这种史学风气离中国儒学传统的重义理和考据结合的要求和精神是愈来愈远。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对义理之学和考据之学各有所重，但无偏废。清儒只重考据，已是走偏了路。晚清今文经学大盛，逐渐走到空言义理，既非经学，亦非史学。“即论考据，亦是伪袭考据之貌，无当考据之实。乾嘉以来之考据学，至此也复之扫地以尽。民初以来之学术界，则大抵沿习晚清，以今文学家末流气焰，而借乾嘉时代之考据训诂为掩护，其距离儒学大统更远。而猖狂妄言则较康氏更甚。”[xlv] 因此，今天的中国史学必须跳出清代道咸以下至目前这番递变而下的学风，当了解儒学大体，这样才有光明的前途。 钱穆对史学研究必须将考据与义理相结合作了深入阐发。尤其是他结合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思想界的“西化”趋向和片面否定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大背景，对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片面强调考据或义理、割裂考据与义理的做法及其实质和危害做了十分尖锐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实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警世和醒世之言。时至今日，钱穆所批判的史学风气依然存在，他的见解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不过，他对近现代在科学精神和方法指导下的史学研究进行全盘否定也不够客观。实证主义史学或称新考据学派在发掘和整理史料、更新史学和史料观念和发展传统考据方法等方面是做了很大贡献的。而被他视为只重义理的史学流派，主要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则在传播新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钱穆指出治史方法与道德心术的内在联系是独到精辟的，但以此全盘否定近代以来史学研究中重考据和重义理的流派或史家又是偏颇的。近现代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饱含着爱国主义精神，绝大多数史学流派和史学家虽然在史学观念和方法上存在程度不同的分歧，但是走史学救国的道路是相通的。钱穆的批判在这里又不免脱离了具体的时代条件。 总之，钱穆的史学方法论思想是由其独特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决定的。由于他坚决主张以中国传统史学为本源复兴和建立中国现代新史学，轻视西方史学，反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方法的西化趋向和风气，所以他的史学方法论思想既有浓厚的传统性，又有强烈的现实性。而对其史学方法论的积极合理性和消极局限性也都需要从这些方面去评判。 （此文原载《史学月刊》2002年第10期） -------------------------------------------------------------------------------- [i] 钱穆：《史学导言》，《中国史学发微》，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3月第1版，第79页。 [ii] 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5年5月第3版，第238页。 [iii] 详述请参见拙文：《钱穆先生心性合一的历史本体论思想――兼论钱穆先生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钱宾四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专刊》台北市立图书馆印行，年刊第八期（2000年12月）。亦可参见《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四期。 [iv] 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第238页。 [v] 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第233－234页。 [vi]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1961年12月第1版，第4 页，第7页。 [vii] 钱穆：《高僧传、水经注、世说新语》，《中国史学名著》（1），台北三民书局1980年1月第3版，第147页。 [viii] 钱穆：《中国历史精神》，1964年香港增附三版，第6页。 [ix]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6月修订版，第11页。 [x]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9页。 [xi] 钱穆：《中国历史精神》，第6页。 [xii] 钱穆：《史记》，《中国史学名著》（1），第92页、93页。 [xiii] 钱穆：《历史与人生》，《中国史学发微》，第194页。 [xiv]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9页。 [xv]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5页。 [xvi] 钱穆：《中国史学发微》，序一，第5 页。 [xvii] 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第238页。 [xviii] 钱穆：《章实斋文史通义》，《中国史学名著》（2），台北三民书局1986年3月第5版，第336页。 [xix] 钱穆：《择术与辨志》，《新亚遗铎》，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9月第1版，第196页。 [xx]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9页，第11页。 [xxi] 钱穆：《国史漫话》，《中国史学发微》，第16页。 [xxii] 钱穆：《国史漫话》，《中国史学发微》，第2 页。 [xxiii]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59页。 [xxiv] 钱穆：《如何研究中国史》，《历史与文化论丛》，第282页。 [xxv]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9页。 [xxvi] 钱穆：《中国历史与中国民族性》，《历史与文化论丛》，第139页。 [xxvii] 钱穆：《民族与文化》，香港新亚书院1962年6月再版，第43页。 [xxviii]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页。 [xxix] 钱穆：《史学导言》，《中国史学发微》，第45页。 [xxx] 钱穆：《史学导言》，《中国史学发微》，第42页。 [xxxi] 罗根泽：《古史辨》第四册，“钱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第4页。 [xxxii] 钱穆：《学术与心术》，《学钥》，香港南天印业公司1958年8月第1版，第140页，139页。 [xxxiii] 钱穆：《史学导言》，《中国史学发微》，第42页。 [xxxiv] 钱穆：《张晓峰中华五千年史序》，《中国学术通义》，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3月第2版，第177页。 [xxxv] 钱穆：《综论东汉到隋的史学演进》，《中国史学名著》（1），第139页。 [xxxvi] 钱穆：《学术与心术》，《学钥》，第142页。 [xxxvii] 钱穆：《史记》，《中国史学名著》（1），第88页。 [xxxviii] 钱穆：《张晓峰中华五千年史序》，《中国学术通义》，第177页。 [xxxix] 钱穆：《学术与心术》，《学钥》，139页。 [xl] 钱穆：《章实斋文史通义》，《中国史学名著》（2），第335页。 [xli] 钱穆：《朱子读书法》，《学钥》，第48页。 [xlii] 钱穆：《泛论学术与师道》，《中国学术通义》，第218页。 [xliii] 钱穆：《中国六十年之史学序》，载台湾《华学月刊》第14期，1973年2月。 [xliv] 钱穆：《学术与心术》，《学钥》，第144页。 [xlv] 钱穆：《章实斋文史通义》，《中国史学名著》（2），第33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