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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民主与尧舜禹德政早早地为西方与东方政治种下夙因。西方模式与东方模式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把执权者当作有道德缺陷与权力欲望的监督对象，尽量不让执权者的恶德影响政治行为；后者恰恰相反，把执权者看作道德高尚的人，他自己会控制欲望，将仁德布于四方。前者以防范为主（强调防范与制衡机制），后者以选择为主（强调伯乐与道德的作用）。尧舜禹德政与雅典民主政治与分别予其后东西方历史以深刻影响。 不妨回顾一下雅典民主。一位嗓音宏亮、办事负责的“传令官”召集公民开会。按照惯例，许多重要事务都是在公民大会上决定的，公民大会大约每十日召集一次，提前五日下达会议通知。遇到紧急情况须要商量应急对策时，传令官大声喊叫或点燃狼烟。重要的会议——比如选举官员——传令官要逐一通知。 大会开始，首先由六名监察员点名，查点实到人数。年满二十岁的雅典城邦公民有选举权。由于外邦人与奴隶没有选举权，具有选举权的大约占城邦实际人口的10％。这10％的人决定着城邦一切公共事务。 接着大会主席宣布大会开始。第一个程序是祭祀，由祭司牵着一头猪绕场一周，然后将猪放到祭台上宰杀。 祭祀后进入实质性议程，宣读下届官员候选人名单，提交会议讨论。谁想发言，便站起来走向主席台，向主席索取一枝月桂花冠——这枝花冠相当于发言许可证。为保护与会者的发言权，对辱骂发言者的人给予驱逐会场的处罚。发言是畅所欲言的，候选人偷税漏税、未完成国债等问题都可以揭发出来，一旦确认，候选人资格便被取消。 最后的程序是举手表决，由书记统计通过人数，获得多数选票者当选。重要职务由大会选举产生，附属的官员及分工通过抽签决定。抽签地点在寺庙。先决定候选人（实行差额抽签）。准备好两只箱子，一只箱子放着候选人名单，另一只箱子放着白豆与黑豆。监票官一手抽出一位候选人名单，一手摸出一粒豆子，白豆当选，黑豆落选。落选者第二年可以继续参加抽签。 令人叹为观止的是，雅典民主政治不仅避免了武力争夺，而且已经实行了厚俸养廉的原则。当选官员可以领取到不菲的津贴。也就是说，从经济角度考虑从政足以养家糊口，从而使政治家失去贪污的口实。 著名的“陶片放逐”，是公元前六世纪末希腊民主政治的始祖克利斯梯尼制定的一项法令：元老可以召集公民大会进行口头表决，决定是否放逐有独裁嫌疑的执政者，同意放逐的超过六千人，给予被告“放逐十年”的处罚。雅典民主并不是昙花一现的实验，它确确实实地存在了相当长时间。 再看尧舜禹的德政，完全是另一番情景。 尧不仅用人得当，制定历法节令，让百姓安心务农，而且告诫百官把各种公共事务处理好。 尧问众人，谁可以继承我的事业？放齐说，你的儿子丹朱通达事理。尧并没有顺杆爬，他说，丹朱么，他愚顽凶恶，我不能用他。驩兜说，共工这个人团结民众，做出了业绩，可以用。尧说，共工这个人好讲漂亮话，用心不正，貌似公正，欺骗上天，不能用。绕了好半天圈子终于有人向尧推荐舜，特别是四岳介绍说，舜的父亲是盲人很愚昧，母亲也很固执，弟弟象更是凶残想杀害舜，而舜却能够与他们和睦相处。经过试用，尧觉得舜不错，把自己两个女儿嫁给了他。尧决定传位给他。舜先是推让，说自己的德行还不够，实在推托不了只得在文祖庙接受尧的禅让。舜比尧做得更出色，不仅进一步修正了历法节令，而且统一了音律、长度、容量与重量的标准，修明了吉、凶、宾、军、嘉五种礼仪，规定了诸侯、卿大夫、士朝见的礼物，用流放代替了割鼻等酷刑。 尧让位之后二十八年殁。死前，他就不传位于子嗣做了非常精辟的解释： 让位给舜，天下人得利而丹朱一人受损；传位给丹朱，天下人受损而丹朱一人得利。不能使天下人受损而让一人得利。 尧的这番话，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日仍可以说是至高的政治境界，令人无限向往。可惜尧的政治境界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可以行于一时，难以行之久远。尧舜禹之后中国并没出现效法的傻瓜，尧的话终于沦落成儒教的一个神话，变为刀光剑影的罅隙中透出的一丝玫瑰色光环。 舜以聪明而闻名遐迩。许多教化都是舜发明的。相传，舜为让自己的孩子变聪明而发明了围棋。 舜在位三十九年。死前他早就做好了后事安排，认为儿子均不成材，决定让禹接替自己的位置。禹为人正派，以声为律，以身为度，蓑衣芒鞋，不辞辛劳，并未因父亲受刑而沮丧，在治水过程中身先士卒，三过家门而不入，在百姓中建立了巍巍口碑。他的治水业绩堪称政治家表率，可惜，因恩泽百姓（而非争夺）而坐上权力宝座的，中国历史上仅禹一人。 尧舜禹为中国政治画了一张标准蓝图。虽然后世无任何一位帝王可及其万一，然而历代帝王都在制造效法尧舜禹德政的假象。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当皇帝是个苦差事，学诗习礼以达文章之伯，舞文弄墨以成翰苑之才。魏晋之后还多了一条习禅入静，念经打坐。这些麻烦事可以算作当皇帝的代价，作为帝王就是要内圣外王，其德不违，其仁可亲，才艺兼赅，否则难以调度翰林学士。 西方君主无须太多的附加条件，他们最初的政治框架中甚至忽略了对执权者个人修养方面的要求。也难怪，按照他们的游戏规则，君王不好则换之，反正换君王是轻而易举的。他们重视的是制约执权者，不让他有肆意乱为之可能。在中国，尧舜禹时代是和平地“换君主”，后来，“换君主”动辄需数十万、上百万牺牲，而战争动辄要持续数年、十数年。政治巨头杀得津津有味，百姓只得吞服战争苦果。孟子提出过“伐放昏君”的主张，但从来没有得到认真执行，解决昏君、暴君的惟一手段就是以暴易暴。 雅典民主（雅典民主雏形所涵盖的地域是非常广阔的，甚至包括非洲某些地域）成为西方民主政治模式之滥觞；尧舜禹的德治则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神话。非洲的一些地方以杀国王作为保持王权活力的机制，有些原始部落至今保留着杀死首领的遗风。这与雅典民主的“放逐”有异曲同工之妙。杀死与放逐的目的相同，都是限制甚至剥夺其权力。 人类学家对此有不同解释。一种解释是，国王半人半神，他个人身体是否健壮事关国家兴衰，所以国王一旦失去健康或性能力，应该马上让一位健康的、有性能力的新国王取代之。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古代高度重视繁衍后代，一旦发现国王性无能，立即将其处死，让性功能旺盛者取而代之。非洲埃格巴人直至十九世纪末仍保留着杀国王的习俗。国王犯有独裁等错误的时候，大臣们就会让他去“睡觉”——饮鸩自杀。许多国家的国王都是有任期的：瑞典国王任期为九年，古希腊国王任期为八年，巴比仑国王任期为一年，日本历史上出现过两位天皇轮流执政的政治奇观，每位天皇的执政期限只有一个月……似乎国王这一行当比其他任何行当更须要及时更换新鲜血液。 应该把“杀国王”视为一种机制，一种防止独裁与腐败的机制。印度诗人泰戈尔说过，一个人大为谦卑的时候，就是他接近伟大的时候。杀国王的机制就是强迫国王谦卑些，再谦卑些。通过外力让国王不虚美，不隐恶，不独裁，不堕落，如此才能确保全体的利益。作为国王，腐败并不一定表现为贪污或渎职，更多地表现在名不副实，没有朝气，不能胜任等。国王这个职务受到严格监督，群臣虎视眈眈，作为国王认错则明，推诿则愚。国王一方面无所不有，处于万人之上；另一方面，他又是众矢之的，处于最危险的境地——惟得失相加，福祸同在，才能够“相异者协，相反者调”，使政治处于相对平衡状态，从而取得长治久安。 两相比较不难发现，尧舜禹德政固然美好，但也具有极大杀伤力，压制了当时仅存的一点民主胚芽，使中国人把眼光集中到执权者个人的品德上，忽略了建立逼迫执权者就范的机制。天下哪有如此好事，需要一位新统治者的时候，恰巧有一位道德高尚的人坐在王位的侯选席上——这简直是守株待兔。 西方普遍对国王个人品德不感兴趣，他们不相信可以通过个人品德与人格魅力让政治修明，让权力稳定。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限制与监督，有了监督机制，哪怕国王是暴君也无妨——废之就是了。一旦形成防范监督机制，君主就与臣民一起被纳入到全体都得遵从的规则之中，不允许任何人——包括君主——破坏。 远古时代，西方人殚思极虑地设法制约权力，防止它成为洪水猛兽，这时，中国人却沉湎于对圣王的虔诚期待，认定“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尽管期待每每落空。暴君执政的时候，人们所做的全部努力不过是以“圣王”取代昏君，代价是血流成河。而雅典的民主政治，要让一个昏君下台，所费戋戋，成本几乎可以小到不计。 尧舜禹是不朽的，永远是中国人的骄傲。但是德政意味着什么，值得我们深思，再深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