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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经济史，并形成一股热潮的则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这一股热潮的形成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的。由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经济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决定性作用，给予人们观察社会和观察历史的锐利的思想武器，激发了人们对研究社会经济及其发展问题的重视。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如何正确认识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成为与中国革命前途他关的重大问题，由此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中国农村性质的大论战和作为它的延伸的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早在20年代后期，一些学者已经根据一些习见的历史材料，运用当时传入的社会科学理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作鸟瞰式的叙述，提出各自的见解。以后这些不同的观点逐步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这种交锋主要在以《新思潮》杂志为主要阵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以《动力》杂志为主要阵地的托派分子之间展开，而在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4个专号中达到高潮⑴。对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应该如何理解？中国历史上是否经过奴隶制社会？春秋战国以后是否“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这是讨论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其中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和中国社会历史持点的认识，对中国史学的发展的影响最为久远⑵。这场论战激发了人们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兴趣和愿望，人们不满足于论战中那种粗枝大叶的或公式化的论述，迫切要求在进一步发掘材料的基础上把研究深入下去，从而推进了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直接导致30年代初中期中国经济史研究热潮的出现。 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一些接受马克思土义的学者致力于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论证马克思主义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的普遍适用性。郭沫若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自称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书中运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周易》、《诗》、《书》、卜辞、彝铭的材料，用犀利的文笔生动而明快地论证了中国历史上依次经历过原姑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⑶。这本书虽然在方法的运用和材料的鉴别上都存在一些缺点，但却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尝试，在当时产生厂巨大的影响。继郭沫若之后，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年）、《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6年）等著作和一系列论文中，第一次把考古发现和神话传说等资料相结合，对中国原始社会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坚持奴隶制社会的普遍性，首先提出并论证了殷商奴隶社会说；从生产方式的角度阐述西周社会的封建性质，创立了西周封建说；又首先把中国封建社会区分为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明确提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是封建地主制社会。郭沫若、吕振羽的上述论著，不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而且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济史也有开创意义。 1937年7月爆发的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经济史学蓬勃发展的势头受到了压抑。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困难的条件下，史学工作者和经济史研究者仍然继续中国经济史研究，并把它推向深入，取得不少成果。 这一时期，热烈一时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虽已趋于沉寂，但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仍然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继续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作进一步的探讨。例如，经过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等人在40年代的努力，西周封建说的体系基本上建立了起来。郭沫若在对甲骨文、金文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修正了自己关于殷代社会件质的旧说，接受了殷代为奴隶制社会的观点，又从井田制和庶人地位等方面充实了西周为奴隶社会的论据，进而论述了春秋战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社会变革，从而完善了西周奴隶社会说和战国封建说的体系。侯外庐30年代埋头翻译《资本论），但仍密切注视着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进展，4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作了很有理论深度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古代属于亚细亚类型，其文明形成的路径与“古典的古代”不同，不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的革命路线；而是从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的维新的路线。“氏族公社的保存”、“土地私有制的缺乏”和“城市与农村的特殊的统一”等，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显著特点（《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2年；1963年修订本改名《中国古代社会史论》重版）。如果说我国学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时往往不免陷入公式主义的活，那么，40年代以侯外庐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对中国历史特点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经济史研究以至整个中国史学影响深远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这不仅仅是由于党和政府的大力提倡，也是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在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卞义学者已经在艰难的条件下不断扩大了自己的阵地和影响。中国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胜利的，这一胜利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新中国建立后，包括史学工作者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感到重新学习的必要，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作为自己工作和研究的指导思想，在许多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推动力是巨大的。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史学所取得的每一个成绩，差不多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分不开的。 古史分期（即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的讨论，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延续，至1949年，已有20多年的历史，但这个问题的广泛展开和深入进行，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事⑷。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尚钺、杨向奎、王仲荦、童书业、杨宽、徐中舒、王玉哲、李亚农、周谷城、何兹全、束世澂、王亚南、金景芳、于省吾、日知等名家都积极参加了这一讨论，形成百家争鸣的活泼局面⑸。战国封建说和西周封建说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自己的理论，魏晋封建说异军突起⑹，此外还有春秋封建说⑺、秦汉封建说⑻等等。观点虽异，但都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原理来分析中国历史的发展。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奴隶制社会，但也有不同意见，如雷海宗就认为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制社会（《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历史教学》1957年7月号）。对殷商属于奴隶社会，各家也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分歧的焦点是西周社会性质问题，随着魏晋封建说的崛起，西汉社会件质也多所争论；在主张殷周是奴隶社会的学者中，对当时的奴隶社会属于什么类型也有不同看法，主要是“种族奴隶制”与古代东方型的“家庭奴隶制”之争。通过讨论，对有关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趋势，主要生产劳动者的身份地位及其变化，土地所有制，经济结构与阶级关系，国家的经济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讨论中的重要文章已收集在《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三联书店，1956年）、《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等论文集中⑼。与这一讨论有关的比较重要的专著则有：郭沫苦的《奴隶制时代》（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人民出版社，1954年），李亚农的《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⑽，王仲荦的《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杨向奎的《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思想研究》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1964年）等。 土地制度问题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一直受到人们重视。《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发表了侯外庐的《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一文，引发了关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的热烈讨论，形成以侯外庐、贺昌群、李埏等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主导论⑾，以胡如雷、杨志玖、李文治等为代表的土地私有制主导论⑿等几种不同的观点。讨论的情况，比较集中反映在南开大学编的《中国封建社会上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下册（三联书店，1962年）中。除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总体特点以外，历代的土地制度，特别是先秦的井田制、秦汉的名田制、三国的屯田制、西晋的占田课田制、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制，以及与土地制度相联系的赋役制度，也是史学工作者研究的重要课题。这方面的重要成果有：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土地国有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唐长孺的《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韩国磐的《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王毓铨的《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1965年），《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等。 对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讨论，牵涉到对中国封建社会整个经济结构和体制特征的认识。早在50年代初期，王亚南就撰写了《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年），建立了与西周封建论相联系的关于中国封建经济体制的理论，对封建领主制经济向封建地主制经济的过渡，封建地主经济的特点及其在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作了理论概括。候外庐继《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后，又陆续发表了《论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关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普遍原理》（《新建设》1959年第2期）等论文，建立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体制的理论体系⒀。这一理论体系是与秦汉封建说和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国有说相联系的。土张战国封建说和中国封建社会土地私有论的胡如雷，60年代初撰写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一些特点》（《历史研究》1962年第1期）一文，在王亚南著作的基础上对以地主经济为特点的中国封建经济体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它成为后来《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一书的基础⒁。上述理论观点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实际相结合，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特点作出理论的概括。 …… 经过“文革”时期的沉寂，1978年10月，《历史研究》等单位在长春召开了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会，使该问题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再度成为热点。在讨论中，不同观点的各家继续阐述、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文革”前一度处于主流派地位的战国封建说受到的批评较多，主张该说的学者在重构其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发生了观点的分化，其中以田昌五的《古代社会断代新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等一系列著作和林甘泉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1卷以及他的一系列论文⒅最有代表性。魏晋说颇有发展之势，早在30年代即已提出魏晋封建说的何兹全，在新时期继续充实和完善自己的论据，推出《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等论著，被誉为该论的扛鼎之作。陈连庆也围绕这一主张发表了一系列论文⒆。唐长孺在其晚年著作《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中也亮出了魏晋封建说的观点。西周封建说在新时期的代表作是赵光贤的《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1980年）和马曜、缪鸾的《两双版纳傣族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⒇，最近出版的王德培的《西周封建制考实》（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对西周封建说作了新的有力的论证。比较重要的著作还有主张秦统一封建说的金景芳的《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和陈振中的《青铜生产工具与中国奴隶制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由于古史分期间题讨论长期得不到人们所期望的结果，有的学者试图突破老的套路，否定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奴隶社会，认为过去的古史分期讨论是失去大前提的讨论。由此引发出奴隶制社会是否人类社会发展必经阶段的讨论。关于这一讨论的比较重要的著作，“非必经论”有张广志的《奴隶社会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必经论”有胡庆钩主编的《早期奴隶制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不过，上述讨论80年代中期以后渐趋沉寂，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发生了转移。 ———————————————— ⑴《读书杂志》1931年4月1日创刊，出版者为“神州国光社”。王礼锡宣布其办刊方针是不偏不倚地兼容各种学说，“不主观标榜一个固定的主张，不确定一个呆板的公式去套住一切学问。”但他也公开表达了对唯物辩证法的信仰。王礼锡认为，当时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关乎中国革命的前途，而这个争论应当“深入到中国社会史中去”，因而着手在《读书杂志》组织中国社会史的论战。早在该刊的第1卷第2期己开辟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接着于1931年8月、1932年3月、8月和1933年4月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第1、2、3、4辑。第1辑三版15000册在一个月内销售一空，影响所及，50家刊物参加了这一论战。 ⑵ 当时这是由苏联学者首先引发的国际性的讨论。但中国与苏联不同，苏联把当时的争论完全作为政治问题处理，作为马克思主义与托派的斗争来处理，中国不同意见的争论基本上属于学术讨论的范畴。不同意见不但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学者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同时也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学者中间。 ⑶ 郭沫若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作出以下概括；“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以希腊罗马的奴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的进入了封建时代。” ⑷ 据统计，关于古史分期间题的讨论文章，新中国建立后前7年有270篇，此后10年有100篇。 ⑸ 1950年郭沫若就殷周人殉问题发表文章，1952年又发表／《奴隶制时代》，掀开了解放后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序幕。1954年至1955年，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和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相继问世，分别揭橥了魏晋封建说和详细论证了西周封建说，引起进一步的讨论。于是在1955年和1956年形成了解放后古史分期间题讨论的第一次高潮。 ⑹ 魏晋封建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尚钺、王仲荦等人。 ⑺ 春秋封建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李亚农、唐兰等人。 ⑻ 主张秦统一进入封建社会的有金景芳等，主张秦汉之际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而以汉武帝的“法度”过渡完成为标志的有侯外庐等。 ⑼ 有关论文集还有：《文史哲》编辑委员会：《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丛》，中华书局，1957年；江西省历史学会：《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 ⑽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年。自1950年至1961年间，李亚农先后撰写和出版了《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周族的氏族制与拓拔族的前封建制》、《殷代的社会生活》、《西周与东周》、《中国的封建领主制与地主制》等5部著作，196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以《欣然斋史论集》为名合辑印行，1964年第二次印刷改名为《李亚农史论集》。 ⑾ 贺昌群：《关于封建土地国有制问题的一些意见》，《新建设》1960年2月号；李埏：《论我国的“封建的土地国有制”》，《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 ⑿ 胡如雷：《试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1956年9月13日《光明日报》；杨志玖：《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理论和史实问题的一般考察》，《中国封建社会上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册；李文治：《关于研究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方法论问题》，《经济研究》1963年第5期；《明清时代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经济研究》1963年第8、9期。 ⒀ 这些论文后来结集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一书。 ⒁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经济特点的，还有吴大琨的《中国奴隶制经济和封建制经济论纲》，三联书店1963年出版。 ⒅ 如《古代中国社会发展模式》，《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 ⒆ 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收集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陈连庆教授学术论文集》上下册（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中。 ⒇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该书的特点是运用西双版纳傣族封建领主制的材料与中原地区的西周社会作对比研究。 摘自《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126—15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