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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接到浙江大学出版社关于选编《历史学基础文献选读》一书的邀约时，我就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件自我折磨的事。这么说，当然不是因为这样的书难编，不管怎样都无法得到所有读者的满意，而是因为所谓“历史学基础文献”，借用一个当今信息科学的词汇，可以说是“海量”的，就是把自己读得晕头转向，也只能涉及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斟酌取舍之难，又在其次了。但我还是答应了下来，因为这是一个促使自己抽出时间来读一些书，静静思考一些问题的机会。读大学本科时，有一位老师曾对我说：你不能一头埋在书堆里，有时候得抬起头来，想一想。这真是至理名言。可是现在当教授比商人还忙，事情做不完，难得主动地享受这思维的乐趣，于是我将这次编书任务当成了迫使自己“想一想”的动力。 要说史学领域里的“好文章”，自然是多得去了，该如何取舍呢？我们必须首先为本书确定一个主题，那就是：能够最为典型地反映史学的演变与进步的文章，才能算是“基础文献”。当然，符合这样要求的文献也不少，在筐里挑花、精而又精的同时，首先应该声明的是：本书所选择的篇目，绝非“基础文献”的标准答案，它们只是选编者的一己之见，一种十分个性化的理解。 说到史学的演变与进步，就得先来谈一谈我们对历史学的理解。王家范先生说：现在发生的叫新闻，过去发生的叫历史。人类有“过去”，动物也有“过去”。但并不是任何动物的“过去”都可以叫做“历史”的。一些动物可能会有简单的记忆，但那往往只是个体性的，不可能积淀起来，前后传递，从而构成可以为群体所共享的集体经验。但人类不同，人类发明了语言文字，可以用来记录、传播“过去的事情”，局部的、个体的经验就这样变成了群体的经验。所以我们可以想像，在远古时期，会有一群人围着篝火坐下来，听老人讲讲前辈的故事。这些故事，就是原始人类的历史记忆。人类之外，不管多么聪明的动物，例如黑猩猩，大约总不会坐下来听老猩猩讲故事的吧。 但远古老人们所讲的这些故事，恐怕还不能称之为“历史学”，那还只是集体的、简单的历史记忆。人类之拥有对过去的记忆，并且通过口耳相传，将其保存下来，是极自然的事，这就是人之所为人。当后来开始有一些聪明人开始思索这些记忆，试图从中归纳出一些经验，以使自己从中受益，我们才可以说：历史学的雏形就此产生了。尽管人们最初对历史的思索还是十分简单、直接、局部性的，根本无法用“研究”这个词去称呼它，总之它已经是比“记忆”本身进了一步。早期的这些聪明人，大多是氏族社会中的巫师。 到氏族社会末期，人类的社会制度越来越复杂，国家产生，人们对自身的历史记忆也越来越认真了起来，例如在中国，就出现了史官制度，也就是在国家机构中专门设置一类官员，负责将国家的“记忆”记载下来：这就产生了一个记什么、如何记的问题。人类的古代史学大约就是这样产生的。这时史官与巫师的区别还不十分明确，他们往往兼任司祭之职。在当时，有能力秉笔书事的，多半也就是这些史官了。 再往后，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能断文识字的人越来越多，文化繁荣起来，在官府之外的私学产生，私人也开始拿起笔来记载一些他们认为重要的历史记忆，这就是在“官史”之外的“私史”，古代人们对历史的记载就更为精彩了，史书的主题也相应丰富了起来。 在这个时期，官、私史家们将自己的历史记忆书写下来时，主要目的，或者说当时史书的最重要特征，其实与初期的“讲故事”相去并不太远，用现代学者的话来说，也就是史学的基本功能在于叙述。这一功能贯穿史学演进的所有阶段，至今不坠。史学相比于其他学科的特殊魅力，也在于此。 可是即便在远古时期，人类的生活内容也是极其丰富的，历史记忆复杂多样，而口耳相传所讲的故事必有选择，书写记载的容量更是有限，人们对此不得不做出自己的抉择。起初，特别是由史官所负责记载的，当然是以一个国家最重要人物即君主为中心、以有助于君主治国平天下为目的一些历史记忆为主要内容，这构成了古代史学的基本特性，也就是以政治史为主体。 与此同时，古代的史书记载也反映了人们对复杂社会现象的一些思考，某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它又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这就是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思考，它大概是“历史研究”最早、最自然的一个论题。由于社会现象的极其复杂性，人们其实不可能将所有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都解释清楚。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同样处于较粗浅的水平，于是他们常常将自己所无法了解的历史事件的起因，归诸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早期史官与巫师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即源于此。一些古代史家殚精竭虑，思索、追寻人类历史事件中所可能存在的神秘因素，就使得他们的史书卓尔不群，为后世所景仰。 自人类秉笔记事时起，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也被随之提了出来，那就是那些被记载下来的史事须得是真实可靠的，是真实的故事，否则史书的记载就没有意义了。可是这个看似蛮简单的要求，做起来却不容易。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干了坏事，怕后世名声不好，更怕遭天谴，常常不允许史官记载他们所干的那些坏事。但记载真实的史事是史学的基本要求，于是古代史学——至少在理论上——就对史官们提出了不畏权贵、秉笔直书的要求，古人称之为“实录”。在整个古代，这个要求不断被人们所强调，构成了传统史学理论的核心内容。 本书所选篇目的第二至第五篇，即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太史公自序》、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前484—约前430至前420）《温泉关战役》、王夫之（1619—1692）《读通鉴论?叙论》与章学诚（1738—1801）《史德》等四篇，属于传统史学的范畴。其中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与希罗多德《温泉关战役》两篇，都反映了这两位分别被称为中西史学之父的历史学家，叙述他们时代最为重要的史事、思索这些史事前因后果的努力。尤其如司马迁，数十年如一日，思索历史演变的因果关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以不幸遭腐刑之身，忍辱负重，终成《史记》这部旷世巨著。《太史公自序》一文，就是他自己所归纳的著述《史记》的主旨与大纲。古代以前人的政治经验为后世的统治服务，所以称史学为资政之学，代表作自然是司马光（1019—1086）《资治通鉴》而无它。明人王夫之不仅道尽其中奥妙，更提出“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之说，将资政之学推向道德论的高度，此其《读通鉴论?叙论》不得不读的缘由。自直笔、实录之说兴，古人就开始阐发其中奥义。唐人刘知几（661—721）首次提出史学家须兼备史才、史学与史识“三长”之说：史学指史家所掌握的历史知识，即“历史记忆”是否丰富；史才指史家的表述与分析能力；史识的核心，即指史家是否能够尊重史实，秉笔直书。刘氏的史家三长之说被后人称为笃论，影响不小，偏偏清人章学诚还不买账，以为“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进一步提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的见解，本人觉得有意思，所以也将它编进了本书。 章学诚也许是对的，“亚圣”孟轲（前372—前289）就曾说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这是两位一体的表述，一方面，史学所关注的是历史进程的道德意义；另一方面，资政之外，史学的另一功能，更在于利用其所阐发的历史进程的道德意义来扬善抑恶，以使“乱臣贼子惧”。古代中国是如此，西方传统史学也大致如此，史学就这样变成了一种道德“工具”。 二 将人类的知识有系统地分门别类，是近代西方科学发展起来以后的事。以研究自然界的科学为标杆，人们将以实证分析为主要手段、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知识系统称为社会科学，而将那些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的知识，统称为“人文学科”。“一般认为人文学科构成一种特殊的知识，即关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人文主义的学科。” 从前面的阐述可知，历史学毫无疑问属于人文学科。 在这一点上，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历史哲学》所表述的关于历史的看法，实属典型。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是精神在时间中自身发展的过程。精神是人类共有的和单一的，表现为人用他们的语言、心灵、文化所创造的一切。历史是精神自我发展的历程，也是世界走向自我意识的过程。历史是一个理性自由的故事。 在科学主义统治一切的今天，如何评判黑格尔这一纯形而上学的和目的论的历史观，是另一回事。在此我们只要引它来表明历史学的人文主义本质是如何被他张扬到极点就行了。职是之故，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不得不读，我们选编了其中的《历史已经形成了“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的路线》一篇。 不过近代以来，历史学的进步并不在于它对“人文精神”的坚持与弘扬，恰恰是通过它脱胎换骨的蜕变而表现出来。在科学主义至高无上的近代世界，历史学也被收编、被改造，以至出现了历史学是否可以被纳入“科学”范畴的争论。可以说，近代史学演变的基本轨迹，就是它不断受科学的影响、并做出回应的历程。当然直接表现是历史学的不断“社会科学化”，科学隐藏在社会科学背后。 近代历史学之走向社会科学，是极自然的事情。一方面在求实证、讲实用的大潮流之下，历史学的人文功能不可避免地衰落；另一方面，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共享同一个研究对象，即人类社会本身，所以只要认同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引进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就可以成功转型。事实上，作为资政之学的传统史学，在一定程度上即已具备后世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的某些特征。 如果说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的特征是叙述，它的目的是研究、阐发人类的精神——思想、意志、情感等等，那么社会科学则是通过实证与分析，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社会运动变化与发展规律，以期进一步认识人类社会自身。它的方法特征是从各不同的层面与角度，将社会分解成不同的对象体，如经济、政治、文化等等，以现实的社会问题为导向，来研究社会运作的规律。一些相对成熟的对社会运作规律的认识，构成了社会科学各种不同学科的基础理论，被引为后人研究的前提，所以多数情形下社会科学的研究又演化成为通过分析不同的案例，来论证特定的理论模式。这一切，当然是相当的科学主义的。 近代西方历史学之走向科学主义的代表人物，非被誉为“科学历史学之父”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莫属。兰克在其代表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中有一句名言：“历史学向来被认为有评判过去、以利于将来的职能。对于这样的重任，本书不敢企望。它只不过是说明事情的本来面目而已。” 这句话简直可以被称为兰克客观主义历史学的宣言：据实直书。表面看，这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实录精神如出一辙，其实不然。中国传统史学所说的实录，强调的是史学家应有秉笔直书、不曲笔阿世的人格精神与职业道德，兰克客观主义历史学的背后，则是科学主义的求真精神，是一种研究方法，两者的取向有显著差异。 按照兰克的理解，历史著作的基础是史料，史料的准确无误得到了保证，也就保障了历史著作的真实性；而且各种历史事实是独立于史家的主观意识之外的，史家运用正确的方法就能获取这些历史事实。所以兰克尤其重视对其所获得的史料——特别是档案文献——极其谨慎的考订与全面的批判，将其视作历史学家科学研究的基础。兰克认为，只要获得了准确无误的史料，而又能以不偏不倚、公正客观和超然事外的态度，站在中间立场上叙述史实，历史著作就能反映真实的历史，这样，历史学也能像自然科学一样成为一门科学。兰克史学挟科学主义之势，风靡整个19世纪的欧洲，影响深远，至今尚存余韵。兰克实为近代史学一大巨擘，所以，他的《论历史科学的特征》值得一读。 近代历史学另一巨擘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了。在19世纪前期的欧洲，由于占主导地位的兰克史学拙于对社会的理论分析，史学体系的社会科学化还不够全面。直至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的一系列史学论著问世，这一进程才最终完成。在人类的学术史上，大概只有马克思首次如此强调人类为求得生存而从事的经济活动是历史的主要内容，经济因素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因。人们的经济活动，即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了人们精神文化与社会组织等等方面的活动，他把它们称之为“上层建筑”，尽管人们的精神文化与社会组织等等方面的活动，也时时反作用于社会的经济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特别指出：人类社会运作从表面看虽由不同个人的活动组成，但个人并不是完全自由的，他们受种种因素——实即现实的经济利益——影响与制约。受共同经济利益影响与制约的人们组成群体，他们的行为具有共性，这些人们的群体就是社会的不同阶级。由于经济利益的冲突，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构成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运动。阶级斗争虽然以政治斗争的形式出现，但终极原因是经济领域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基本动力之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阶级分析方法。 本书所节选的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写于1852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作。1848年法国革命后，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1808—1873）在同年12月选举中以550万张选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法国总统，并于1851年12月发动政变成立了军事独裁政权。马克思此文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透过表象，分析了路易?波拿巴政变成功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阐述了他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及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正如马克思在1869年6月23日为此文第二版写的序言中说：“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击……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这一具有明显社会科学特征的近代欧洲史学与其他种种近代学说一样，越洋东来，深刻影响中国学界，推动中国史学走出传统，使之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近代史学。在这一风起云涌的学术演进历史中，卓有建树者可谓夥焉。本书限于篇幅，仅选了梁启超《史之意义及其范围》、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及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等三篇。 梁启超（1873—1929）的《史之意义及其范围》，是其《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第一章，认为“今世之史的观念有以异于古”，旧时“学问未分科”，史书所载既太滥，又太狭，因此他开列一个内容十分广泛的中国史研究大纲，可以视之为中国史学家依样画葫芦，试图以社会科学改造传统史学的早期作品。 钱穆（1895—1990）的《国史大纲》初版于1940年，全书50多万字，以大学教科书体例写成。本书选编了它的《引论》，两万余言。《引论》于《国史大纲》全书出版前，先在报纸上发表，一时曾经引起学术界、知识界的极大注意，陈寅恪誉之为一篇必读的大文章。钱氏的这篇《引论》阐述了他对中国近世史学的看法，厘之为传统、革新、科学三派。他称传统史学为“记诵派”，认为旧史所载，“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又称科学派为“考订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认为“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所以他说：“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其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前现身相绾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由此可知，有意义，具系统，与强烈的现实关怀，是钱氏编写《国史大纲》的宗旨，也是这部鸿篇巨制自异于旧史的根本之所在。唯钱氏时时将探究“先民文化精神”萦怀于心，又提出读史须先具四条信念，尤其强调“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可见钱氏“革新”史学的同时，对其人文本质的坚持。 相比于钱穆的鸿篇巨制，陈寅恪（1890—1969）《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一文则为精深的专题研究，可为近代史学专题论文之典型。陈寅恪凭借其娴熟的史料考证功夫，借用近代社会学的分析工具，将存在于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的李武韦杨诸姓通过婚姻关系集结的政治势力，视为一个社会集团，来分析它的历史渊源、导致其成败诸因素，以及其对于同时期唐代政治史的决定性影响。论文鞭辟入里的分析与精彩纷呈的论断，为醉心于人物功过褒贬与政事铺陈的旧史学无所企及，故此也是今日习史者必得一读的佳作。 近代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非止于提供分析工具，如梁启超《史之意义及其范围》劈头就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当今通行的表述是：历史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以指导我们的工作。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也确实为后人积累起了不少关于这种“规律”的陈述。目前人们一般将分析工具层面的论断称之为史学理论，而将社会运行规律层面的论断称之为历史理论。本来，这些“规律”之正确与否，还是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的对象，可有那么一些陈述，挟意识形态之强势，声称自己具有普世意义，应该成为学者立论的依据，后人的研究只有为了进一步证明它们的正确性，才是有意义的。这就有点反客为主了。在政权鼎革之际，万众披靡之时，能够清醒自信，持真学理于不失，本已属凤毛麟角；而更不顾身家之忧，平静从容地将自己的信念向权力部门道出，岂可不谓之大义凛然！故此，本书选了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并将其置于全书之首，认为当得到所有青年之师宗；同时将他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附列于下，以揭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千古名言。 在这样差不多可称之为先知先觉杰出代表之外，还有一些学者，能够不断地思考，勇敢否定自我，批判陈说，坚持不懈地追随学术发展的步伐，实为促进近代中国史学不断进步的重要推动者，同样应该赢得我们最大限度的尊重。本书所选傅衣凌（1911—1988）《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是为一例。 三 大致从20世纪中期起，近代历史学从其经典时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精彩纷呈。那些新的流派、学说、主义、模式，铺陈开来罗列，会把人头弄得很大。归纳起来讲，大的趋势有二： 其一，进一步拓展历史学研究的领域。 这一趋势起初是从历史学的进一步社会科学化开始的，实即由一个叫新史学的潮流所带动；后来为反对新史学的矫枉过正，又兴起了一股试图回归史学叙事本性的潮流。但两者的实际影响，都是使得历史学研究的领域大为拓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有一些史学家因不满兰克学派客观主义史学的主张，提倡广阔、开拓史学研究领域，与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其他分支的合作，强调史学家的解释，重视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即历史学的功能等。这些学者的学术主张被统称为“新史学”。真正使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成为一股潮流的，是法国的年鉴学派。1929年，法国《经济社会史年鉴》杂志创刊，后来人们不仅将其视作年鉴学派、同时也是新史学诞生的标志。但在30年代之前，新史学的具体研究成果还不多见。大致从二战后50年代中期起，新史学开始在西方国家逐渐占据上风，成为史坛的主流。 新史学在本体论上把历史学视为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倡导“问题史学”，即首先提出问题，然后再围绕问题提出假设、确定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则倡导多学科合作，即吸取其他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学被进一步社会科学化了。在20世纪60年代，大致说来，对新史学产生较大影响的有社会学、社会人类学、人口学、计量方法等。如心态史学、数量史学、结构史学、地理史学、历史人类学等等便都是这种总体的或综合的方法论的产物。 本书共选了三篇新史学流派的论著：费尔南?布罗代尔的《交换纵横谈》、柯林武德的《剪刀加浆糊》和雅克?勒高夫的《新史学》。 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1889—1943）大概算不上典型的新史学流派学者，但他基于分析的历史哲学对客观主义史学的批判，显然反映着新史学的倾向。《剪刀加浆糊》是其代表作《历史的观念》一书第五编第三节中的一篇。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柯林武德批判了实证主义的历史思潮，力图将历史学与哲学联结起来。他认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虽然都基于事实，但两者性质大不一样。他指出：“对科学来说，自然永远仅仅是现象”，“但历史事件并非仅仅是现象、仅仅是观察的对象，而是要求史学必须看透它并且辨析出其中的思想来”。因此在考察历史的因果关系的时候，关键在于要找出背后的思想因素。所以他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论题：“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在本书所选的这一篇文字中，他批评仅靠历史论据的编排、连缀来叙述历史事件的传统史学为“剪刀加浆糊”，无论是晚期希腊——罗马世界或中世纪的旧史学，还是近代以来强调对史料严加“科学”考订的兰克学派，都是如此。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udel，1902—1985）是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学者，他在进行跨学科研究和运用社会科学方法，从事“总体史”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使他闻名遐迩，成为新史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新史学批评旧史学只重政治、外交等领域，认为应该重视基层社会，重视基层民众的生活，这个取向，在年鉴学派刊物的标题上已经清楚地表达出来了：《经济社会史年鉴》（后改名《经济、社会、文明年鉴》）。由于主张拓宽历史叙述的领域，尤其强调社会经济史研究，所以年鉴学派的这一倾向被称为“总体史”。布罗代尔的代表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都是“总体史”的佳作。1976年，布罗代尔应美国霍布金斯大学之邀，前去作了三次学术报告，扼要说明《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的要旨。三场学术报告的讲稿后来以《资本主义的动力》为题译成意大利文，《交换纵横谈》是其中的第二章。 年鉴学派前辈们以社会经济为突破口，极大地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领域，后起的一些学者仍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年鉴派第三代进一步拓展历史学研究领域，向文化心态史转型。心态这一概念涉及范围很广，包括社会意识形态、道德风范、生活态度、政治观念、宗教信仰等，随着文化心态史成为新史学的主流，这些内容都成了史家挥笔驰骋的领域。如法国史学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出版于1975年的《蒙塔尤：1294—1324奥克西尼的一个山村》一书，就是心态史的一部代表作。本书选编了年鉴派第三代学者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 , 1924－）《新史学》一文，此文对新史学流派的学术倾向及其主要成就作了简明扼要的归纳。 大致从20世纪70年代起，当新史学流派在例如像雅克?勒高夫这样杰出学者的努力下依然生机勃勃之时，学界也开始出现了对其批判性的反思，认为年鉴学派过分强调社会学分析方法和计量方法，强调超越个人的自然——地理结构和物质经济结构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决定作用，而完全忽略了历史中的人；同时，由于他们对表示上述结构变动的长时段和表示节奏稍慢的历史趋势的中时段之过分强调，从而忽略了表示历史突发事件的短时段。有一些学者提出应该重新回归叙述的史学：“中心讨论表现出从围绕人的环境到在环境中的人这一变化的迹象；研究的问题则从经济的和人口统计的转变为文化的和情感的；影响的主要来源从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转变为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核心对象从集体转变为个人；历史变化的解释模式从分析社会阶层和单因素的转变为相互联系和多因素的；方法论从集团定量研究转变为个人例子。文字组织从分析性的转变为描述性的。史学家功能的概念化从科学的转变为文学的。” 这一学术倾向被人们称为“新文化史”。 新文化史的兴起，虽被视为“叙述史的复兴”，它当然绝非是要回归到前近代的旧史学。据英国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说法，新文化史所关注的主题可以大致分为五个方面：“一、物质文化的研究，如食物、服装等；二、身体、性别研究；三、记忆、语言的社会历史；四、形象的历史；五、政治文化史，这里不是研究政治事件、制度，而是非正式的规则，如人们对政治的态度、组织政治的方式等。新的主题带来了对新的史料的关注，文学作品、视觉形象等被发掘为史料；即使是传统的史料，如官方文件等，也以新的方式来阅读，人们力求寻找它们的措辞方式和表达偏见。” 所以，虽然彼得?伯克认为新文化史的出现，是对过于强调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倾向——如计量史学等——的反动，它的实际影响，却又使得史学的研究领域大为拓展。 本书仅选了一篇新文化史的代表作，即美国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中的一节：《工人暴动：圣塞佛伦街的屠猫记》。达恩顿从一群18世纪的印刷工人屠猫这样一个事件，揭示当时法国人心态中对猫的种种象征意义，以及屠猫的行为所具有的仪式性和文化解释。 其二，解读史料的方法不断改进。 如前所述，史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引进，尤其是跨学科研究趋势的日益强化，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有人甚至认为现在出现了“历史研究一体化的趋势” 。尽管如此，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各种不同学科毕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区别：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人类社会是现实中存在的对象，研究者得以比较容易地获得资料，有时为了满足研究的需要，还可以通过实地调查，去“创造”资料。历史学则不然。在历史学研究中，史料的数量是既定的，它们总是极其的零散与不足，不管是古代史还是近现代史，都是如此。因此，当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各学科一样面对人类社会这个共同的研究对象，并试图像社会科学一样去分析这个研究对象时，如果说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需要掌握什么特殊的本领的话，那就是你得学会如何解读史料，尽可能多地从有限的史料中获取更多的历史信息。 从某种角度讲，近代史学的发展，就是一部解读史料方法的演进史。这里又包含了两个不同的侧面：一是尽可能地扩大史料的范围，搜寻利用前人留给我们的一切可能包含历史信息的载体；另一则是尽可能深入地解读既有的史料，将它们背后所可蕴含的历史信息全都挖掘出来。用我一个朋友的话来说，是要“挤干史料里面的每一滴水分”。 我国传统史学在它的后期，已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了历史信息存在的广泛性，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说法。但他们更多的是从经与史、文与史的关系来讨论这个问题，且局限于正式的文献资料。近代史学形成后，尤其是20世纪新史学潮流兴起以来，史学的每一次演进，都会伴随着一股扩大搜寻历史信息渠道的努力。年鉴学派的兴起使得原先不被人们所关注、却蕴含着历史上人们社会经济生活重要信息的一些资料，受到史学家们的深度关注，如自然地理信息、民间文书、日常生活用品、档案文献等。近二三十年来新文化史的流行，使得史学家所关注的史料更为多样化，口传史料比以往更受重视，一些反映历史心态的史料更前所未有地受到关注，如人们的生活习俗、传说故事、文学作品等。随着诸如饮食、服饰、身体、性别、表象、记忆等内容进入史家研究的领域，一些原本看似毫无意义的史料开始浮出水面。 科学技术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当人们觉得留存于地面的各类史料仍无法令人满意的时候，他们开始利用科学技术，掘地三尺，向地底下去寻找历史信息。那就是现已蔚为大观的考古学。早期的考古学只是掘土而已，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利用最新的技术手段，如利用物理放射学技术来测定物体的历史年代（如炭14测定），及利用生物细胞分析技术来测定历史生物遗存的属性（如DNA分析），等等。当然，科学技术只能为史家将历史遗物挖出来，这些遗物所可能附载的历史信息，主要还得靠史家自己来解读。本书选了张光直（1931—2001）《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一文，以为范例，来展示考古学家如何利用他们所掌握的相关时代的背景知识，解读考古资料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 在扩大搜寻史料的范围之外，史学家们就只有面对现实，静下心来，努力深入地解读他们所可能掌握的每一条既有的史料。 中国传统史学早已发展起了一整套整理文献的方法，如考据、训诂、校勘、辑佚等，清代汉学是其发展的高峰。不过这些方法基本还是直观的，局限于文献整理。近代史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大大超越了古人。当兰克史学大行其道之时，他们所尤为用心的，就是 “科学”地考订、验证史料，以求获得最为准确的历史信息。自新史学流行，解读的方法就更为复杂了。其要点是不能仅从史料的表象来解读，而得透过其表象而深入它的内里。前引柯林武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论断，强调的就是历史信息的记载、留存与解读过程，无一不受相关人的思想的影响，因此历史信息的留存是一个有选择的过程，对它的解读也不可能全然客观。及至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史学的流行，事情就更复杂了。 后现代主义大约不能称之为一种流派，而只是种种反对“现代性”的倾向。后现代主义较早影响的领域是语言学、文学、哲学等，影响到史学并因此形成所谓的后现代史学要迟一些。1973年美国学者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出版的《元历史学》，可谓后现代史学标志性的著作。后现代主义是一些知识分子对现代主义——实即科学主义——走火入魔的一种反动。就后现代史学的层面而言，他们具体反对的东西不少，主要的是要否定历史——无论是史料还是史实——的客观性。如果说柯林武德一派分析历史哲学家们所强调的是历史学家主体作用的话，后现代史学则是把矛头对准了史料与史学的载体：语言。他们试图通过分析语言的运用和语言的结构来解构传统史学。他们认为，历史描写采取陈述的形式，而陈述要通过语言来实现；我们所了解的历史事实只是通过语言中介构建的历史，历史的真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所以，无论史料还是史实，都不过是不同的文本。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就是要“解构”这些文本。在不少史学家看来，这是从根本上否认了历史的客观性，当然不能认同。 尽管争论不少，我还是觉得不妨从积极方面来理解后现代史学，它至少提醒我们应该更深入地认识史料的主观性，更审慎地分析史料，以新的方式思考文本和叙事。 本书最后两篇文章，就是从史料解读的层面考虑选编的。 19世纪欧洲兰克学派的客观主义史学影响到中国，引发了史学家们对历史文献的再思考，傅斯年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以他为首的一批史家主张以科学的手段整理国故，形成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流。如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史学大师都被归入其中。以顾颉刚（1893—1980）等人擎大旗的疑古学派认为传世文献多为后人“层累式”地生成，并非上古历史的直接证据。这种对古文献剥茧抽丝式的解读，虽然对传统的上古历史叙述极具“破坏”性，实际上带来了中国史学的重大进步。1924年，顾颉刚发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轰动学界。此文层层分析孟姜女哭长城故事形成的历史过程，解读其中不同过程所反映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信息，极其经典，至今仍是习史者必得认真阅读的范文。 而后现代史学的文献，坦率地说，都太过抽象，不太适合供初入门者阅读。因此本书选了英国学者凯斯?詹京斯（Keith Jenkins）的《历史是什么》。此文是詹京斯《历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一书的第一章，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解释了后现代历史学视野中的“历史”，相对容易为初学者所理解。 以上就是编者对为什么视这19篇文献为“历史学基础文献”，将它们选入本书的一些考虑。 最后，让我们回到前面的话题。从目前的情形看，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恐怕远未结束，其发展趋势非我辈所能预测，总的说来该会有一些益处，有点意思。不过在当今的中国，“科学”却似乎正在找历史学的麻烦。比较直接是老问历史学“有什么用”，全然没有钱穆先生所说的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这倒不碍我们什么事。人家自己愿意自我贬低，想当不会听历史故事的黑猩猩，由他去就是。比较讨厌的是“科学”已经不耐烦老做背后的指使者，直接跳将出来表演一番。一些出身于技术领域的学官们，看了几本通俗历史读物，发现满纸都是汉字，自己也能懂；或者听了几场电视上的说大书，有些想法，就觉得自己其实很懂历史学了，于是就开始拿他们自己所熟悉的那些学科的条条框框，来指挥历史学干这干那。这可真有点令人啼笑皆非了。当然明眼人也看得出，这些其实并非真正的科学，学官们是否能算科学家，也得另说。学官们的目的显然也并非是要拿科学来彻底改造历史学——人家操这份心干什么，而是想要让历史学家们替他们多制造一些政绩数据。面对这样的情况，合格的历史学家只会向他们笑笑，转身去读自己的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