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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本文最初发表于当代中国史研究所主办的内部刊物《国史研究参阅资料》上。不过令人没想到的是，《湖湘论坛》在未征得笔者同意情况下，便对该文删节后正式发表。此举虽是出于好意，但可惜的是很多地方已与笔者本意相差较远。故在这里将完整版贴出，以便读者对照。 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灵活运用马列主义，针对中国革命现实而提出的一套独创性的革命指导理论。它的提出和实践，对于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巩固人民政权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却突然改变原先的新民主主义政治设计，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并进而发动了对农业、手工业和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关于毛泽东及中共中央为什么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理论，学术界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开始了初步探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各种相关论著更是层出不穷，至今方兴未艾。虽然目前学术界在此问题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是笔者觉得，作为中共党史和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有必要对十多年来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分析，以便为下一步更为深入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中共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学术界对于与之相似的五十年代初被抛弃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其中于光远先生在《求索》杂志1989年第1期发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一文，率先对新民主主义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个总体研究框架。这是较早涉及新民主主义问题的一篇论文。九十年代初期，学术界开始大量出现探讨中共为什么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的文章，主要代表性论文有黄景芳、王晶的《对提出社会主义改造思想的回顾与思考》[1]；李学昌的《对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思考》[2]，王丽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3]，程连升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结束的原因新探》[4]。而且在这一时期，不仅大陆学界关注此问题，个别海外学者也撰文进行分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金观涛、刘青峰在（香港）《二十一世纪》1992年10月号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放弃新民主主义？——五十年代初社会结构的巨变》一文。 1995、1996年两年，关于新民主主义提前放弃问题的讨论有所下降，基本没有相关论文发表。然而到了1997年，随着杨奎松先生在《近代史研究》第4期上发表《毛泽东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关于俄国模式的影响问题》一文，关于新民主主义提前放弃问题的探讨再度升温。在1998年，发表的相关论文主要有张继昌的《再论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思想动机》[5]，叶成林的《影响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两个因素》[6]，戴光前的《试析过渡时期总路线》[7]，赵凌云的《1949-1956年间中国经济市场化中断过程的历史考察》[8]，任宪雨的《1948年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变化》[9]。与此同时，个别台湾学者也开始关注新民主主义问题，其中关向光在《东亚季刊》1998年7月号发表的《论中共建政初期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践与崩溃》一文最有学术价值。 此后几年，关于新民主主义提前放弃问题的研究趋向平稳，主要论文有胡绳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10]，崔晓麟的《试析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原因》[11]，刘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放弃原因概述》[12]，刘华的《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制度从确立到放弃述评》[13]，李安增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14]，王敦琴的《毛泽东缘何放弃了新民主主义论》[15]，郭德宏的《对国史研究中争论较大的几个问题的思考》[16]，王智、文红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创制与放弃》[17]，朱谐汉的《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的考察》[18]，王也扬的《历史地看待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及其变化》[19]，刘长江的《浅析毛泽东过早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原因》[20]，郭文深的《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探析》[21]，戚淑斌的《对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分歧的再思考》[22]，曾长秋、周含华的《对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结束的思考》[23]。 从2003年开始，相关研究文章再度大量增加，其中主要有漆志平、赵其波的《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与对新民主主义的放弃》[24]，王克峰的《试析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被放弃的原因》[25]，武力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历史分析》[26]，杨启莲的《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被中断原因的认识》[27]，闫萍莉的《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原因浅析》[28]，鲁振祥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问题文献发表情况简述》[29]，李理、隋丽娟：《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重要动因——建国前后苏联对中共的压力》[30]，奚兆永：《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和过渡时期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重要动因〉一文质疑》[31]。在这一时期，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李福钟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一文，系统检讨了金观涛、刘青峰的论文，并提出不同观点[32]。同年，李福钟还以《新民主主义时期（1949-1956）中国共产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为题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 2004年，相关论文的发表数量持续高涨，其中主要有陈水林的《毛泽东真的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了吗》[33]，黄爱军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结束原因研究述论》[34]，刘长江的《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主要原因辨析》[35]，潘舰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进程提前转轨的原因探析》[36]，高民等人的《试论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必然性》[37]，黄黎的《过早结束新民主主义社会留给我们的思考》[38]，朱佳木的《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39]，薛汉伟、赵文章的《新民主主义加速过度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解释》[40]，陈益元的《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过渡时期：社会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向》[41]，王思瑞的《新民主主义的由来和历史命运——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三次思想交锋》[42]，杨国辉的《“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辨析》[43]。 2005年以来，相关论文的发表开始减少，目前能看到的有徐媛的《关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认识的研究》[44]，李建宁的《试析毛泽东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因》[45]，李光和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嬗变动因探析》[46]，李华的《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原因探析》[47]，白文丽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放弃》[48]，刘振清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放弃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早终结的原因》[49]，白冶钢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50]，李强的《试论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重要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本身存在的缺陷》[51]，王韶兴的《对中国社会制度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再思考》[52]。就近两年的研究现状来看，学界对于新民主主义放弃问题的兴趣似乎有所下降。但是由于新民主主义提前放弃关系到1949年革命社会转型，学界对于这一问题不可能置若罔闻，相关研究应该还能持续下去。 二 近十余年来，关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问题，大体上存在两类最基本的看法。一类看法认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就包含革命的前途即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过渡到社会主义不是毛泽东在建国后才提出的“新思维”，而是他的一贯主张，只不过建国后将其付诸实行，根本不存在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论的问题[31]。不过，坚持这种看法的学者比较少见，多数学者还是认为一些主客观因素促使毛泽东提前放弃了新民主主义，并具体分析了导致提前放弃的种种原因。从已发表的论著来看，目前学界关于毛泽东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原因的解释还有很大分歧，在某些方面甚至存在针锋相对的争论。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多数学者都注意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中共理论认识水平。于光远认为，中共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没能完全摆脱对马列著作的教条主义态度，在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时没有把它同列宁的“过渡时期”的理论作区分，出现一些新情况后，先是向它靠拢，最后被这个理论所代替[53]。杨奎松认为，毛泽东一方面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出发，肯定中国革命不能一步跨入社会主义，必须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另一方面又从中国革命的经验和俄国革命的模式出发，侧重于依据现实政治力量对比的强弱，来决定这一阶段的存废和过渡时期的长短[54]。武力认为，中共在当时很难突破苏联经济发展模式，是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26]。李学昌认为，中共对当时中国国情和列宁过渡时期理论缺乏正确的认识，是促使新民主主义社会快速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2]。刘长江认为，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在理论上没有弄清楚是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主要原因[20]。关向光认为，中共在理论上无法从马列经典著作中为新民主主义找到直接根据，因此一旦在实践中出现原来所未曾预期的负面效应，就很容易以一向所熟悉的政治斗争方式来解决经济问题，并对新民主主义的实践产生怀疑，最终导致把资产阶级视为敌对阶级，进而否定资本主义在一定限制下的继续发展[55]。李福钟则认为，新民主主义放弃是毛泽东急于向社会主义迈进及其强烈的主观意志作用下的结果[32]。 第二，新民主主义理论本身。石仲泉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时间问题上存在模糊性，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认识具有不确定性，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具有短暂性等是新民主主义被提前放弃的重要原因[56]。李建宁认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问题认识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认识的模糊性、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和进入社会主义的条件认识的不确定性、对资本主义从“利用”为主到“限制”为主以至尽快尽早消灭是导致毛泽东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的根本原因[45]。王丽宋认为，新民主主义理论本身存在问题：一方面对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革命的转变和两种社会的转变涵义混淆不清；另一方面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认识存在二元化，导致了主要矛盾不决定主要任务的脱节[3]。崔晓麟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本身的不成熟以及毛泽东思想观念中对资产阶级的排斥；毛泽东没有将新民主主义社会与列宁的过渡时期社会加以区别，以至于照搬列宁过渡时期理论；在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中,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策略等，是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主要原因[11]。李福钟认为，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设计原本就具有统战工作上必须的妥协性，当日后这一层次的需要不再那么突出时，该理论的执行者就会朝着限制私人资本主义资本的方向做解释[32]。关向光也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本身的某些不明晰和不确定性，使毛泽东在贯彻理论的彻底性原则时不能不将它加以改变[55]。 第三，苏共向中国施加压力。关向光认为，韩战的爆发致使中国在进行工业化的过程中只能向苏联和东欧集团寻求援助；同时，“新民主主义社会”屡被苏联和其他共产党所批评，认为此制度有让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中共为取信苏共转而放弃了新民主主义[55]。姜义华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放弃了苏联过渡时期理论，主要是受到苏联以及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强大的话语霸权的压力和影响 。王克峰认为，苏联政治形态的压力和世界两大阵营的格局是促使中国共产党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外部原因[25]。李理认为，斯大林及苏联不认同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迫于苏联政治压力才选择了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以取消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怀疑，争取苏联援助[30]。但是，也有学者明确表示苏联影响不是导致中共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的重要原因。如奚兆永认为，长期以来,苏联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确有怀疑,但随着中国革命胜利和中国出兵朝鲜，苏联和斯大林已经改变了态度，根本不存在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的问题，李理的错误在于不了解新民主主义社会和过渡时期是同一历史时期的两种不同说法，而把它们当成了前后衔接的两个不同阶段[31]。 第四，中国工业化战略选择。郭德宏认为，国民经济恢复以后，中央决定实现实现工业化，要实现工业化就要集中全国的人力和物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决定提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动因[16]。朱佳木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根本原因是编制五年计划时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并得到了苏联在技术和设备制造上给予全面援助的承诺。而实际过渡时之所以又被提前，主要原因也在于要使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尽快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39]。武力认为，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四面八方”政策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与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不相适应，而中共为迅速改变工业基础薄弱局面而采取的工业化战略抉择，是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的根本原因[26]。闫萍莉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坚持的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价值取向，使毛泽东在1949年后过高估计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程度，从而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28]。关向光认为，中国工业化面临着资金和资源不足等困难，为动员各方面力量，集中有限资源实行高积累，建立高度集中的以行政管理为主的计划体制，就必须放弃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走向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经济[55]。 第五，社会经济形势变动。薛汉伟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其本身的内在矛盾是推动中国加速过渡到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重要因素；1952年夏秋之交，国有经济在短时期内取得优势地位和“三反五反”运动后私人企业对国家的依赖，是促使毛泽东作出加速过渡到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客观原因[40]。郭德宏认为，“五反”运动揭露出资本家众多罪恶，使人感到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好处，是导致认识改变的一个重要原因[16]。武力认为，1952年上半年开展的“三反”、“五反”和下半年苏联讨论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方式认识的变化[26]。赵凌云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结束的深层原因，在于经济市场化进程的中断使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8]。关向光认为，中共建立政权后各项政治运动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开展，为毛泽东提出或明确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创造了因势利导的客观环境，坚定了毛泽东进行转变的决心和信心[55]。金观涛、刘青峰认为，马列意识形态决定了中共只能采取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三反”、“五反”等国家力量干预经济的社会发展战略，而用政治力和意识形态解决经济问题的结果，是破坏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最终迫使中共不得不放弃新民主主义[57]。不过，李福钟并不认同金、刘两人的观点。他认为新民主主义放弃不是社会结构变动使然，除了毛泽东本人强烈的主观意志，客观条件上国营经济力量逐渐壮大是促成毛泽东觉得时机已经成熟的根本原因[32]。 三 就近十多年来发表的相关文章而言，学术界对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问题，确实投入了相当大的研究精力。两岸三地的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出发，基本搞清了导致新民主主义提前放弃的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但是，笔者经过粗略翻阅相关文章，发现学界在这一问题上仍然存在诸多不足，有些甚至已经成为抑制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主要障碍。具体说来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概念使用缺乏明确的界定。根据已发表的文章来看，学界在讨论“中国共产党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问题时，所使用的概念表述存在多种方式。有的称“中国共产党放弃新民主主义”，有的称“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有的称“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放弃”，有的称“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有的称“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断”。表面看来，这些表述似乎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但仔细分起来，实际上差异很大，而且有些甚至不能成立。如所谓“中国共产党放弃新民主主义” 、“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放弃”本来就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设计中的应有之意，以其表述五十年代中共中央的政治转变并不准确，因为它没有显示出这一政治转变的提前性和偶然性。再如“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断”，既然称“中断”，就意味着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前后连续的，不过中间有一停顿而已，但实际的历史发展进程却并非如此。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放弃”和“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两种表述，虽然能够成立，但也容易引起误解。因为从文字来看，新民主主义社会指的是社会结构变动而非政治理论改变，所以如果采用上述两种表述，就应该主要分析过渡时期快速结束的原因，而非中共中央提前进行过渡的原因。以笔者观点，“中共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共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理论”都是可以成立的问题表述，但在使用时应该注意其各自不同的内涵指向。 第二，研究方法和视野尚待拓展。对于“中共为什么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这样的历史问题来说，历史学的考察应该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依靠其进行史实的重建是非常必要的。而历史学的优势在于梳理文本资料，并不擅长分析各种社会事件之间的深层联系，所以历史学研究还必须适当借鉴社会科学的方法才能达到较为理想的境地。但是根据已发表的文章来看，学术界在探讨中共为什么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时，除极个别的文章运用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外，大部分都是依靠历史学的方法加以归纳。由于研究方法单一，大部分研究者的研究视野不够宽广，思维较为固定，严重限制了研究对象的细化。比如，对于毛泽东思想变化与当时中国社会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目前的相关文章多泛泛而论20世纪50年代初期社会形势对毛泽东的影响，并没有真正找到影响毛泽东思想变化的关键性因素。郭德宏、薛汉伟等大陆学者曾提到过“五反”运动对于新民主主义提前放弃的重要影响，但没有展开论述 ；金观涛、李福钟等港台学者曾经详细探讨过统购统销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影响，但不过是揭开了冰山一角。就目前来看，还有很多相关事件和现象需要认真研究，如“五反”期间私营股份迅速转为国家股份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经济数据统计问题，1952年前后中国经济发展状况问题等等。研究这些问题必须借鉴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 第三，实证性的研究成果稍显不足。根据已发表的文章来看，学术界在中共为什么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这一问题上，几乎将所有与之相关的因素都一一点到了。从思想渊源到现实影响，从国内环境到国际形势，几乎无一遗漏。但是除了极个别文章，多数都是点到即止，没有就某一点进行实证性的梳理。而实际上，就连中共中央如何一步步地放弃新民主主义的过程，仍有相当大的研究余地。因为在放弃新民主主义问题上，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之间在的态度最初是不一致的，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其他领导人在毛泽东正式提出放弃新民主主义之前，丝毫没有表现出类似迹象。相反，周恩来还因为强调新民主主义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故“中共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这一概念，实际上包含着两个必须考察的层面，即毛泽东为什么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如何被劝服同意提前放弃了新民主主义。但是既有研究一般都把中共中央看作一个整体，是集体地提前放弃了新民主主义。这种思维逻辑上的模糊性严重限制了对具体问题的深入理解。至于影响中共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的众多因素，更是缺乏专门、实证性的论述。如有的学者提出苏联压力是影响中共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的重要因素，但是关于建国初期中苏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状态，苏联是如何一步步向中国施加压力的，中共中央又是如何一步步应对的等问题，已经发表的文章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第四，研究依据的材料有待扩展。由于研究视野不足，目前已发表的文章所参考的资料比较单一，主要是部分领导人的文集、回忆录和中央文件选集及其他通史类的一些著作，如《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传（1949-1976）》、《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陈云文选》、《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等。依笔者之见，仅凭上述资料很难彻底研究清楚中共为什么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这一问题。如果想从目前研究基础上再进一步深化，就必须扩大史料范围。笔者觉得，但凡能够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社会变动的材料，都应纳入到研究者的参考范围中来。如反映经济与社会状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商经济史料丛刊》、《人民日报》等，反映中苏关系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中苏关系中国文献》、《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年）》、《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年）》、《师哲口述：中苏关系见证录》等等。另外，近年来出版的一些除毛泽东之外的领导人文稿、年谱、传记也应作为必要的参考资料，如《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刘少奇年谱》、《周恩来年谱》、《陈云文选》、《陈云传》、《陈云年谱》、《张闻天选集》、《张闻天年谱》、《杨尚昆日记》等。这些资料有助于弄清中共中央在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问题上的分歧与冲突。 鉴于以上所述，笔者觉得关于中共为什么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的研究还有两步路要走。第一，实证梳理思想放弃与社会转变的过程，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内容：毛泽东决策转变转变的具体过程，中共中央决策转变的具体过程，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过程。第二，从经济与社会角度考察毛泽东思想转变的背景。毛泽东是一位完全根据客观情况变化进行判断和决策的高度灵活的政治家，不喜欢受一般思维逻辑的拘束，所以想完全掌握其决策的思想轨迹是十分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与其重点考察毛泽东的思想变化，不如重点研究毛泽东当时所赖以决策的的社会和政治背景。而在这一方面，学界研究还比较欠缺。 参考文献： [1] 黄景芳、王晶：《对提出社会主义改造思想的回顾与思考》，《毛泽东思想研究》1990年第4期。 [2] 李学昌：《对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思考》，《历史教学研究》1991年第5期。 [3] 王丽宋：《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党史研究与教学》1993年第2期。 [4] 程连升：《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结束的原因新探》，《甘肃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5] 张继昌：《再论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思想动机》，《浙江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6] 叶成林：《影响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两个因素》，《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8年第1期。 [7] 戴光前：《试析过渡时期总路线》，《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 [8] 赵凌云：《1949-1956年间中国经济市场化中断过程的历史考察》，《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4期。 [9] 任宪雨：《1948年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变化》，《毛泽东思想研究》1999年第6期。 [10] 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11] 崔晓麟：《试析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原因》，《学术论坛》1999年第3期。 [12] 刘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放弃原因概述》，《社会科学动态》1999年第3期。 [13] 刘华：《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制度从确立到放弃述评》，《暨南学报》1999年第4期。 [14] 李安增：《过渡时期总路线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6期。 [15] 王敦琴：《毛泽东缘何放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思想研究》2001年第3期。 [16] 郭德宏：《对国史研究中争论较大的几个问题的思考》，《史学月刊》2000年第2期。 [17]王智、文红玉：《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创制与放弃》，《党的文献》2000年第1期。 [18] 朱谐汉：《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的考察》，《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19] 王也扬：《历史地看待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及其变化》，《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 [20] 刘长江：《浅析毛泽东过早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原因》，《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4期。 [21] 郭文深：《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探析》，《辽宁师专学报》2001年第6期。 [22] 戚淑斌：《对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分歧的再思考》，《北京党史》2002年第2期。 [23] 曾长秋、周含华：《对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结束的思考》，《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24] 漆志平、赵其波：《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与对新民主主义的放弃》，《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25] 王克峰：《试析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被放弃的原因》，《学术交流》2003年第2期。 [26] 武力：《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历史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3期。 [27] 杨启莲：《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被中断原因的认识》，《渝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28] 闫萍莉：《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原因浅析》，《理论导刊》2003年第3期。 [29] 鲁振祥：《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问题文献发表情况简述》，《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30] 李理、隋丽娟：《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重要动因——建国前后苏联对中共的压力》，《长白学刊》2003年第2期。 [31] 奚兆永：《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和过渡时期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重要动因〉一文质疑》，《长白学刊》2003年第4期。 [32] 李福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3年6月号。 [33] 陈水林：《毛泽东真的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了吗》，《嘉兴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34] 黄爱军：《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结束原因研究述论》，《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1期。 [35] 刘长江：《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主要原因辨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36] 潘舰萍：《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进程提前转轨的原因探析》，《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2期。 [37] 高民等人：《试论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必然性》，《前沿》2004年第11期。 [38] 黄黎：《过早结束新民主主义社会留给我们的思考》，《世纪桥》2004年第2期。 [39] 朱佳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5期。 [40] 薛汉伟、赵文章：《新民主主义加速过度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解释》，《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7期。 [41] 陈益元：《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过渡时期：社会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向》，《求索》2004年第10期。 [42] 王思瑞：《新民主主义的由来和历史命运——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三次思想交锋》，《炎黄春秋》2004年第12期。 [43] 杨国辉：《“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辨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4年第3期。 [44] 徐媛：《关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认识的研究》，《南京医科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45] 李建宁：《试析毛泽东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因》，《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46] 李光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嬗变动因探析》，《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47] 李华：《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原因探析》，《宜宾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48] 白文丽：《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放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49] 刘振清：《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放弃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早终结的原因》，《求实》2006年第2期。 [50] 白冶钢：《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51] 李强：《试论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重要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本身存在的缺陷》，《前沿》2006年第11期。 [52] 王韶兴：《对中国社会制度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再思考》，《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 [53] 于光远：《“新民主主义论”的历史命运》，《求索》1989年第1期。 [54] 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关于俄国模式的影响问题》，《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55] 关向光：《论中共建政初期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践与崩溃》，（台湾）《东亚季刊》1998年7月号。 [56] 石仲泉：《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过渡时期总路线》，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编：《毛泽东重要著作和思想形成始末》，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57]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放弃新民主主义？——五十年代初社会结构的巨变》，（香港）《二十一世纪》1992年10月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