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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读黄仁宇，只读了一点皮毛，最近读了《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放宽历史的视界》、《地北天南叙古今》和《和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才算稍微深入地了解了黄仁宇和他的观点。 读这些书一个核心的反复思索的问题是：资本主义为什么产生于欧洲而不能产生于中国？ 黄仁宇说：“一只走兽，除非脱胎换骨，否则不能兼任飞禽”。这句话说的最精辟。 非常同意黄仁宇的几个观点： 1，黄仁宇否定国内史学关于明末清初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我认为中国过去根本不具备资本主义产生的土壤，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之说纯属牵强附会。 2，“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是有组织有系统的思想运动，而非一时突发的冲动。中国思想史里就没有一个类似的运动。李约瑟觉得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本主义的形成，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是一种“成套的”事迹，一有都有，四种事情前后发生，彼此关联。我们可以说，西欧在14世纪至17世纪之间，产生了一个剧烈的变化，影响到哲学思想美术建筑宗教经济和社会组织，其中各种因素，相互关联，并且这运动一经展开，就不可逆转，兹后欧洲再也不能回到中世纪里面去。” 3，“中国历史之可以称为封建社会的阶段，至为短暂。将汉、隋、唐等统一的大帝国，与欧洲中世纪的feudal system相比，已属不伦不类。称郡县制为封建，更是滥用名词。”钱穆似乎也有类似观点。我认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只用“封建社会”来概括确实是过于简化和不合理的。黄仁宇说李约瑟提出中国的“封建官僚主义”，我觉得形容中国几年的历史是非常合适的。千百年来影响中国进步和发展的其实就是这种封建官僚主义，时至今日，这种思想依然在作怪。上级一要求，下面就作表面文章，一切以上级的满意为主，而不是以人民为主。中国政教合一的大一统思想可能是产生封建官僚主义和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因素。 4，“改组旧式国家以适应资本主义有不同途径，而内中基本法则只有一个，即将下层结构里各种因素弄得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以农业组织作国家基干，注重凡事维持旧有的均衡；以商业组织作国家基干，则注重加速交换。美国、日本和德国过去缺乏中央体制，所以新体制之创造，阻拦较少。法国、俄罗斯和中国在改革过程中遭遇重重困难，由于过去农业体制积习过深，政治上中央集权牵涉过广，所以不容易脱胎换骨。”资本主义先后在威尼斯和荷兰兴起，而这两个地方基本上没有国家机构之类的组织，中央集权体制可能是阻碍资本主义兴起的因素。资本主义只能起源于缺乏农业组织的小国家，而古代中国讲究均衡稳定是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 非常不同意的观点： 1，黄仁宇说中国古代没有走向资本主义的关键是不能对数目字进行管理。这个观点很牵强。 2，黄仁宇多次提出民族（national）国家是资本主义能够长远发展的基础，我觉得也很牵强。是资本主义国家体制产生和发展了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了资本主义国家体制？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数目字管理就是定量的统计分析。中国古代确实比较忽视数目字管理，但不能说这阻碍了中国的发展，西方的快速发展也不能归功于对数目字的管理。 黄仁宇是一个半路出家的历史学家，以前在国内很少接触定量分析模式，去美国后面对铺天盖地的数字分析，难免会沉入其中不能自拔，黄仁宇一系列书中对数目字的强调，恰恰反映出黄本人的片面性。 就像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刚刚接触西方微观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思想时，我们对西方经济学何等崇拜，等我们学透了，发现他们也不过如此。 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对国家发展都很重要，黄过度强调数目字管理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作用是很牵强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