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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中尤为重要的著述有，林志纯：《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第123－132页；日知：《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政治》，《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3－17页；徐鸿修：《周代贵族专制政体中的原始民主遗存》，《 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第75－96页；田昌五：《古代社会断代新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0－200页；林甘泉：《从〈左传〉看中国古代城邦的政治体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6期，第20－29页；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第一部分第二章第一节《贵族》、第二节《国人》、第四章第二节《城邦国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4、100－106页。 [2] 关于东方专制主义，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是Karl A. 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这一方面最早的思想之一则可以参见Aristotle, Politic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 Rackha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4), 1285a16－21, 1327b25－27. 关于近些年来东方专制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参见吴泽：《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刘学灵：《东方社会政治形态史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3] 徐鸿修：《周代贵族专制政体中的原始民主遗存》，《 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第75－96页；斯维至：《说古代王权、革命与民主》，《史学集刊》，1991年第1期，第1－6、47页。 [4]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凡注释中涉及该书，一般情况下仅在正文中注出页码。 [5] 可以参见以下拙作：《部落联盟模式、酋邦模式与对外战争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第90－105页；《部落联盟模式与希腊罗马早期社会权力结构》，《世界历史》，2000年第6期，第50－63页；《祖鲁与酋邦模式》，《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2 期，第100－104、144页；《伦斯基的园耕社会理论与谢维扬的酋邦学说》，《世界历史》，2001年第4期，第85－95页；《酋邦与专制政治》，《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120－135页；《酋邦与“中央集权”》，《史林》，2001年第4期，第1－14页。 [6] 只是在与谢维扬先生讨论之前，我们曾经过于简略地谈到过这一问题。参见拙作：《论古代非专制政治地区发展的差异》，《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第92－93页。 [7]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121－170页。在该书的第一章《理论》的第三节《模式：早期国家形态及进程问题》中，谢维扬先生又把他的部落联盟模式称作“氏族模式”。参见同上书，第69－73页。 [8] 严格说来，“集体性质的权力”并不一定是与“中央集权”的权力相对立的，而是可以与之合一的，具体讨论详拙作：《酋邦与“中央集权”》，《史林》，2001年第4期，第1－14页。谢维扬先生关于 “集体性质的权力”之论述，参见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121－170页。 [9]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73页；威廉·A.哈维兰：《当代人类学》，王铭铭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6页。 [10]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73页；哈维兰：《当代人类学》，第477页。 [11] 原注：“哈维兰：《当代人类学》，第477页。” [12] 原注：“〔美〕格·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3页。” [13] 原文“或”为“和”。参见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关信平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页。 [14] 原注：“同上（指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一书――引者），第152页。” [15]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217页；W. H. R. 里弗斯：《社会的组织》，胡贻榖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40－141页。 [16] 原注：“同上（指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一书――引者），第192页。” [17]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216页。在这里，谢维扬先生显然转换了概念，因为这里并没有人把“专制权力”与“真正纯粹的绝对权力”等同起来。 [18]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216－217页；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页。 [19]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217页；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第222页。 [20]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第219－225页。 [21]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第219、222页。 [22]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第222页。 [23]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第222页。 [24]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第222页。 [25] 然而，关于最后谈到的那种情况，博登海默紧接着补充说：“通过这种意识形态框架来补偿官方行为的可预见性程度，可能是极为有限的。”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第222页。 [26]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217页。既然这种酋邦“统治者的权力……被一个议会和次要的村长的活动所限制”，就恐怕不得不承认，谢维扬先生概括的“酋邦社会中个人性质的权力的存在与发展……使这些社会缺乏权力的相互制约的概念（黑体为引者所改）”（同上书，第217页）这一说法，看来在这种情况面前就会遇到挑战。 [27]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69－71页。谢维扬先生关于古代希腊罗马社会权力结构的知识主要来自于摩尔根、恩格斯和马克思。分别参见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70－71、152－161、165－170页；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45、249、260、262、264、273、294、298、311－315、328－331、336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109、118、126、128页；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6页。 [28]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69－76、121－235页。当然，正如前面证明了的，谢维扬先生的观点在有的地方并不清晰。 [29]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123－134页。又参见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20－148页，尤其是第125－126页，以及拙作：《部落联盟模式与希腊罗马早期社会权力结构》，《世界历史》，2001年第6期，第52－53页。 [30] 拙作：《部落联盟模式与希腊罗马早期社会权力结构》，《世界历史》，2001年第6期，第50－63页。 [31]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125－128页；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20－148页。 [32] 拙作：《部落联盟模式与希腊罗马早期社会权力结构》，《世界历史》，2001年第6期，第51、55－60页。关于谢维扬先生的观点，参见《中国早期国家》，第69－73、127－128、145－170页。 [33]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0、120－148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21、82－97页；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2nd edi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 pp.99-132. [34]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1、216－340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23、97－129页；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pp.133-169; Elman R. Service, A Century of Controversy: Ethnological Issues from 1860 to 1960 (Orlando: Academic Press, 1985), pp.10, 37, 129-130; Yale Ferguson, “Chiefdoms to City-States: The Greek Experience”, in Timothy Earle, ed., Chiefdoms: Power, Economy, and Id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69-192. [35]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第69－73、145－170页；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20－148、216－340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82－129页。 [36] 易建平：《部落联盟模式与希腊罗马早期社会权力结构》，《世界历史》，2001年第6期，第51、63－63页。又参见摩尔根：《古代社会》，第216－340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7－129页。 [37] 当然，这并不排斥非成年成员参与决策的可能性。 [38] A. W. Gomme, The Population of Athens in the Fifth and Fourth Centuries B.C. [Chicago: Argonaut(Unchanged reprint of the original edition Oxford 1933)]; Mogens Herman Hansen, Demography and Democracy: the Number of Athenian Citizens in the Fourth Century B.C. (Herning: forlaget systime a/s, 1986); Walter Eder, “Who Rules? Power and Participation in Athens and Rome”, in Anthony Molho, Kurt Raaflaub, and Julia Emlen, eds., City States in Classical Antiquity and Medieval Italy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1), pp.169-196. [39] 例如，斯宾塞就是这样认为的：“那些政治组织――在它们下面，如同在古希腊和罗马的政府下面那样，五分之四到十二分之十一的人民是奴隶――是不能称为民主政体的。像中世纪意大利的政治体制那样，只将权力赋予市民和贵族，也不能称为民主政体。甚至像瑞士各邦那样，一向把某些未被结合的阶级当作政治上被剥夺公民权者看待，也不能称为民主政体。这些应该称为扩大了的贵族政体，而不是民主政体。”赫伯特·斯宾塞：《社会静力学》，张雄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1页。 [40] 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Morton H. Fried,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 [41] Morton H. Fried,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p.186. 按照弗里德自己在该页注释中的解释，此处“基本资源”与他以前所用“战略资源（strategic resources）”实质相似。关于“战略资源”，参见Morton H. Fri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Corporate Unilineal Descent Groups,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87(1957), p.24. [42] 这里所谓拥有“耕”的权利，意思即是拥有土地分配的权利或者说占有土地的权利。当然，在其他一些社会中，这种拥有维持生活的基本资源的权利，完全可以表现为占有其他种类的生产资料的权利。弗里德在谈到他的分层社会时告诉我们，维持生活的基本资源，在不同的社会里，有着不同的涵义，具体应当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技术发展水平等等而定；耕作用的土地，放牧用的牧场，捕鱼用的水面，打猎用的山林，等等，在不同的社会里，都有可能被视为维持生活的基本资源。参见Morton H. Fried,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pp.186-187. [43] 廖学盛：《奴隶占有制与国家》，赵文洪主编：《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世界历史卷》，上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9－99页。廖学盛先生指出：“就古代希腊罗马而论，土地占有权至关重要，公民集体与国家的统一，集中表现为公民权、占有土地的权利和履行服兵役的义务的统一。”同上书，第95页。廖学盛先生所言“服兵役的义务”，我们将其理解为，不仅仅是一种义务，而且，甚至尤其是，一种权利；在古代，尤其是在早期，并非是所有的人都有权利持有武器的。廖学盛先生的“公民权”，涵义则较我们此处所言“参政权”远为广泛，它包括享受共同体福利等等的其他许多权利。 [44] 句中以上两个顿号似应为逗号。参见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第一卷：《总论》（白钢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该书第二章第二节《古代国家形态与国体的演进》，初稿为田昌五提供，实即下注所见《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概说》一文。 [45] 田昌五：《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概说》，田昌五：《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388页。 [46] 《左传》成公十三年。 [47] 有人甚至认为，春秋时代的战争实际上是祭祀集团相互之间的战争。高木智见：《关于春秋时代的军礼》，徐世虹译，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上古秦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169页。该文原载《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2（1986）。 [48] 在中国，在春秋时期，有人考证，军队“原则上把‘国’之成员作为唯一或最主要的兵源”，或者说，“春秋中期以前的兵役，原则上排除‘鄙’的成员。兵役的主要对象，是‘国’的成员即士以上的‘国人’”；并且，“春秋的‘国’在祭祀和军事上具有共同体的性质”。吉本道雅：《春秋国人考》，徐世虹译，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上古秦汉卷》，第85－130页。该文原载《史林》，69卷5号（1986年9月）。 [49]《尚书·大诰》；《厉王胡》。 [50] 《尚书·大诰》：“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 有意思的是，《毛公鼎》中有“我周”、“我邦”、“我家”、“我或（国）”好几种同一意思的说法，可证“家”即“国”，“国”即“家”。 [51] 《尚书·文侯之命》：“殄资泽于下民，侵戎我国家纯。” [52] 这方面的最好材料当然是甲骨文。在中国，历史发展到某个时期之后――似乎只是到了春秋时期，祭政才开始明显分离，卫献公所谓“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便是一例。 [53] 比如，在塞维斯的酋邦时期或者弗里德的阶等社会时期，酋长往往就是祭司。参见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pp.109-184；Morton H. Fried,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p.141; 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75), p.93. 又参见拙作：《酋邦与专制政治》，《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123－125页。 [54] Walter Eder, Who Rules? Power and Participation in Athens and Rome, in Anthony Molho, Kurt Raaflaub, and Julia Emlen, eds., City States in Classical Antiquity and Medieval Italy, pp.171-172. [55] 此处“耕”可以广义地理解为占有维持生活的基本资源的权利。 [56] 关于寡头政治，参见Aristotle, Politics, 1278b12, 1279b4, 1279b24, 1289a8, 1290a30-b20, 1291b9, 1291b15-30, 1292a39-b10, 1293a12-34, 1296b33, 1297b28, 1298a35-b5, 1301a31, 1317b38, 1320b18-1321a4. [57] Aristotle,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P. J. Rhodes. Penguin Books, 1984); Aristotle, Politics, 1273b35-1274a3; Plutarch, Solon, and Pericle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English translation by Bernadotte Perrin.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an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6); J. K. Davies, Democracy and Classical Greece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Raphael Sealey, A History of the Greek City States: ca 700-338 B.C. (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58] Thorkild Yacobson, Primitive Democracy in Ancient Mesopotamia, in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2(1943), pp.159-172; Thorkild Yacobson, Early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esopotamia, in 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 und vorderasiatische Archaologie, 52(1957), pp.91-140; Geoffrey Evans, Ancient Mesopotamian Assemblies, in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78(1958), pp.1-11; Gilgamesh and Agga, in Samuel Noah Kramer, The Sumerians: Their History, Culture, and Charact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p.187-190; Dina Katz, Gilgamesh and Akka: Was Uruk Ruled by Two Assemblies? in Revue d’Assyriologie et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81(1987), pp.105-114; I. M. Diakonoff, The City-States of Sumer, in I. M. Diakonoff, ed., Early Antiquity (English Translation by Alexander Kirjanov.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67-83; Harriet Crawford, Sumer and the Sumeri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20-28; Dina Katz, Gilgamesh and Akka (Library of Oriental Texts, Volume 1. Gronigen: Styx Publications, 1993). [59] J. P.Sharma, Republics in Ancient India (Leiden: E. J. Brill, 1968); Shobha Mukerji, The Republican Trends in Ancient India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1969); Shive Nandan Misra, Ancient Indian Republics (Aminabad, Lucknow: The Upper India Publishing House Pvt. Ltd., 197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