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谁出卖了维新派？ ■王雨 【载于本刊蓝版2008年第八期】 “八月初四黎明，上（光绪）诣宫门请安，太后（慈禧）已由间道入西直门，车驾仓皇而返。太后直抵上寝宫，尽括奏章携之去，召上怒诘曰：‘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上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嚅曰：‘我无此意。’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遂传懿旨，以上病不能理万机为辞，临朝训政，凡上所兴革悉反之。”——恽逸鼎《崇陵传信录》 戊戌政变前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一节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也可说是历史上少见的一段宫廷秘闻。究竟他们之间谈了什么？至今众说纷纭，留下重重疑团。而袁世凯是怎样告密，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说法。 疑点重重的传统说法 传统的说法认为：因袁世凯告密而导致慈禧政变。谭嗣同八月初三夜（公历1898年9月18日）访法华寺，请袁世凯发动兵变，袁假意答应谭嗣同，但于八月初五下午返回天津后，即向荣禄告密，荣禄立即回京向慈禧告变，后党于八月初六发动政变，这是最传统的说法。其实通过对戊戌变法失败的分析不难发现，根本原因应当从统治集团的保守性及其内部矛盾中找寻，其次应当检讨改革阵营自身素质的缺陷以及战略策略上的失误。 近几十年来，不少历史学家对传统说法提出疑问，否定了因袁世凯告密导致慈禧政变之说,其理由如下：袁世凯在八月初五上午觐见光绪后，即乘火车回天津,“抵津，日已落”（袁世凯《戊戌纪略》）。袁赶到荣禄处告密，已在夜间，当时京津之间的火车，没有夜车，也缺乏夜间行车的设备、经验与技术。荣禄于八月初五夜间万万赶不到北京，而慈禧太后实行训政却在初六上午。 多年来，袁世凯是反面人物，他的《戊戌纪略》（即《戊戌日记》）也就“因人废言”了，而梁启超的记载则被视为信史。但梁的《戊戌政变记》中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之内容当据谭嗣同转述，系流亡日本后追记，并且袁世凯告密这节，梁并非当事人。《戊戌政变记》中梁启超讳言围园劫太后的密谋，称此为守旧派的诬陷。其实除《戊戌政变记》外，当时几乎所有的资料均表明维新派确有此密谋，最近发现的维新派激进分子毕永年的《诡谋直纪》（毕永年是湖南长沙人，与谭嗣同交好。《诡谋直纪》以日记体记录了他在北京的活动，其原件藏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更是不可辩驳的铁证。所以完全有必要怀疑《戊戌政变记》的真实性。 当然也有些学者认为：八月初六慈禧实行政变时，如果是袁世凯告密导致政变，那谭嗣同是怂恿袁世凯围园劫持太后的人，属于“逆首”，慈禧太后绝不会放过他，何以上谕中只命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如果有围园劫太后之谋，则是大逆不道，上谕中何以罪名仅仅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直到八月初九，才下令逮捕谭嗣同，此时罪名才是“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 《戊戌纪略》漏洞百出 袁世凯在《戊戌纪略》中说，谭嗣同深夜来访，再三要求袁世凯举兵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并说：“不除此老朽（慈禧）,国不能保。”袁世凯闻言大惊，不肯答应。袁世凯在《戊戌纪略》中直言他告密是积极的、主动的,回天津后立即找了荣禄。袁写此日记时是在清朝统治时期，告密是忠于皇太后、忠于清朝的表现，毋庸讳言。 可是《戊戌纪略》存在几个疑点。第一，包围颐和园，杀西太后，这是何等重大而紧急的事件，袁世凯告密如果是积极的、主动的，可以在第二天，即初四在北京告密。守旧党庆王奕劻、刚毅都是西太后心腹，也是袁世凯的朋友，何必一定要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初四一天何以袁无所动作？第二，据袁世凯说，初五返津见荣禄，“略述内情”，忽有客人叶祖邽入坐，只好等明天再说。谭嗣同已募勇士数十人在京，事态一触即发，难道袁世凯不会糊涂到不能禀明荣禄有要事相告，设法把客人支走？第三，第二天上午荣禄来访，袁世凯和盘托出围园杀太后之谋，按理荣禄应立即行动，可两个人“筹商良久”，研究如何保全光绪。当时处在危险中的是慈禧，二人却在那里瞎操心光绪的安全，这岂不蹊跷？袁世凯在以上所引《戊戌纪略》中所谈的告密情形存在疑点，因此不可偏信。 八月初四政变即已发动，而维新党诸人有个错觉，总认为政变要到天津阅兵时才会发生，其实政变之谋已如箭在弦上。政变是新旧两党长期矛盾积累的结果，守旧派时常攻讦维新派，并在太后面前泣诉皇帝妄变祖法，要求慈禧重新临朝训政。慈禧本来就相当反感维新派，此时忍耐几乎已达到极限。八月初三杨崇伊上的一道密折点燃了政变的“雷管”。这道密折显然是杨崇伊在天津与荣禄等旧派大臣商量后而拟的，核心内容是请太后重新训政，附带有一条爆炸性的消息：光绪马上要见伊藤博文（八月初五光绪帝确实在西苑接见伊藤博文），而且聘请他到中国政府来当顾问，祖宗所传之天下，要拱手让给伊藤博文。并有谣言称伊藤博文是由康有为勾结而来，目的是要绑架太后到日本，光绪也参与了预谋。 大多学者认为政变是八月初六发动的。但负责光绪帝起居的恽逸鼎在《崇陵传信录》中清楚表明，八月初四这天，也就是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若干小时之后，政变就已经发动了。据《德宗实录》，太后初四由颐和园还西苑驻跸（根据清宫《穿戴档》记载，光绪在初四卯正到乾清宫见母后，而其他档案则记载慈禧在申刻或酉刻曾到达西苑）。当天光绪即离开他日常居住的养心殿，搬到了瀛台涵元殿，即他后来被长期幽禁之所在。那么，光绪在初五还陛见袁世凯和伊藤博文，又作何解释呢？ 查袁世凯《戊戌纪略》所记初五面君时：“上为动容，无答谕。”而众多记载中光绪有密诏给他的情节，袁世凯却没有只字提及。数天前圣眷正隆，勉励有加，临别何以无语？光绪要么是此时已经被控制，要么是已经意识到被这个臣子出卖了。根据伊藤博文在《谒见清国皇帝陛下始末》中的记载，光绪的谈话多是些礼仪性的问答，与他被幽禁以后所扮演的角色，没有太大区别。为了减少外交上的压力，在已预先安排好初五日会见伊藤博文这一活动没有过去之前，慈禧没有发出训政的懿旨。实际上维新派自八月初二以后，就没有得到光绪发出的任何信息，至少在初四以后，光绪已处于被控制的状态。 袁世凯的告密是落井下石 根据袁世凯之子袁克齐记载，当谭嗣同离开后，“大人（袁世凯）就匆匆去某亲王处。过了几天，听说太后把光绪皇帝囚在瀛台，把谭嗣同、康广仁等六个人杀了”。杨度在日记中也直指：“时袁在京，谭复生以兵挟之，袁已告庆王，事遂败。” 这个说法并非没有可能。前文所说：有学者以八月初六只下令缉拿康氏兄弟，谭嗣同到初十才被捕为由，作为袁氏被迫告密在后的佐证。这种观点可备一说，但也必须注意到：首先，“围园劫后”之谋关乎封建人伦，需要拿到确切证据，慈禧从搜检的奏章上查不到证据，故要先抓幕后主使人康有为；其次，变法首脑人物康、梁在逃，清廷尽可留下谭作为诱饵，直到确信捕获康、梁无望，才最后收网；第三，还存在一种可能性，即袁初四凌晨只举报有人谋危宗社，后来才扯出谭嗣同。北京告密可能性不能排除，但需要补充的是袁世凯的告密应该是发生在政变之后，也可能是政变之时。 荣禄的亲信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载另外一幅情景：袁氏八月初五回津见荣禄，说有人“结党煽惑，谋危宗社”，但是还想给自己留条后路，故没有说出谭嗣同的密谋；初六杨崇伊从北京带来太后训政的消息，袁害怕康有为被捕，从而供出谭嗣同访袁于法华寺，密谈兵变围园之谋，遂将当时守旧派尚不知道的围颐和园、杀西太后的密谋，和盘托出，且“袁乃跪求荣为作主”。陈夔龙在戊戌政变后不久，即调到荣禄幕府，是荣禄的亲信，官至湖广总督、直隶总督。他和袁世凯不睦，消息来源应是从荣禄处来。而袁世凯的亲信张一磨在《心太平室集》卷八所记与陈夔龙类似，并补充：在袁告密时，荣禄已知政变消息，且“令卫兵夹道罗列”。这点很值得注意。由于光绪已封袁为兵部侍郎，荣禄也心存疑虑，故而见袁时已“令卫兵夹道罗列”。袁世凯见维新派大势已去，故说出实情。张一磨在1903年入袁世凯幕府，长期随袁工作，为袁亲信，所说必在北洋幕中所闻，或是袁世凯亲口所说。从《戊戌纪略》那些吞吞吐吐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出袁世凯摇摆不定的心情。 无论是北京告密还是天津告密，袁世凯出卖维新派确凿无疑。袁在戊戌政变中间所起的负面作用不能小看，袁的告密是戊戌政变强有力的助推器。当时的袁世凯已经被绑在了维新党的战车上，无论他愿意与否，都将与这个大事件发生必然的联系。袁告密的内容又由杨崇伊带回北京，守旧派这时才知道兵变围园的密谋。由于袁世凯告密，事态立即扩大，八月初九遂有旨：“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九上谕）。北京和其他地区随即展开了大范围的搜捕，并不经审讯于八月十三日处决六君子，八月十四日宣示罪状，有“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这道谕旨说明袁世凯的告密已反馈到了北京。 袁世凯事后的告密，使维新党雪上加霜，谭嗣同等六君子菜市口之死，怕是与袁脱不了干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