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角度看“五四”－－序纵观中国近现代史，如果想举出一件对于中国的思想界，对于中国政治，进而对于整个中国社会都有极大震动的事，恐怕“五四运动”最为合适。就像谈西方近现代哲学绕不开康德一样，谈中国近现代史也绕不过“五四”。其重要性我们可以参考下面几个评价。大陆的正统历史观将“五四”定义为“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最标准的解释可以参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我们的各级历史教科书在“五四”的问题上都是这篇文章的注解。海外学者如余英时则评曰：“从文化观点上着眼，‘五四’乃是近代中西文化接触的重要转折点之一。……‘五四’运动在中西文化接触的问题上提供了—个新的答案：全盘西化。”[1]西方学者的看法则较为持中，如本杰明·史华慈说：“无论从五四之前的角度或现在的角度审视五四运动，它都可能不再被视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唯—决定性转折点。尽管如此，但它毕竟被证明是在一个巨大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变迁中的一个转折点，而这一巨变迄今尚未终结。”[2] 事实上对“五四”的评价远不止这三种，所以大家可以想见对“五四”的看法有多大分歧。但归纳起来，时下比较流行的总不外乎两个极端：正面的：先进文化（有人说是共产主义，用毛的话来说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有人说是西方文化，胡适等曾持此观点，余英时的评价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全面进入中国的序幕；负面的：中国传统文化受难的起点（如“新儒家”、“国衡”派诸人及其现代弟子），再有就是各种把这两个极端按不同比例折衷的产物。不过有一点倒是各方都赞同的：“五四”是一场爱国运动。只是如同在“转折点”后面加上“全盘西化”的批语一样，“五四”的批评者们在“爱国运动”后面加上了“民族主义”。不过相对来说，他们对前者的意见更大一些。毕竟自孙中山始，“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基本上是个褒义词。 其实大家无意间都忽略了一点，周策纵在其经典之作《五四运动史》中就提到“五四”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按周的提法，狭义的“五四”指的是从1919年5月4日这天北京学生YOU行抗议巴黎和会的协议，要求罢免章宗祥等三个亲日派官员，然后火烧曹汝霖的住宅，到后来的6月3日、4日政府逮捕大批学生（又称“六三运动”），中间经过上海、天津等地学生、工人、商人以“三罢”（罢课、罢工、罢市）方式支持北京的学生，最后以6月中下旬三个官员被免职、中国代表团没有在巴黎协定上签字而告终的一系列事件。广义的“五四”是指大致集中在1917年到1921年间的“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3]为了避免混淆，周用“五四事件”和“五四运动”来区别前后两者。应该说这个分别有不少人都注意到了，如余英时也提到类似的观点：“五四运动有广狭两种涵义：狭义的‘五四’是指民国8年5月4日在北京所发生的学生爱国运动；广义的‘五四’则指在这一天前后若干年内所进行的一种文化运动或思想运动。这一文化或思想运动，其上限至少可以追溯至两年以前（公元1917年）的文学革命，其下限则大抵可以公元1927年的北伐为界。”[4] 可问题是周、余等先生在明晰了这个区别之后，很快声明自己取的是广义的“五四”概念，接着就开始自己的阐述，对狭义的“五四”概念不再理睬。还有许多学者根本没有作这样的区分，直接针对广义的“五四”概念展开讨论。而这也是时下流行的做法[5]。为什么呢？因为广义的“五四”其实就是指“新文化运动”[6]，大家对“五四”或褒或贬的评价，“西方思想启蒙”也好，“全盘西化”也好，其实都是针对“新文化运动”发的感慨。“五四”是被当作“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同义词被使用的。这也就很明白地解释了为什么大家对“五四”运动的起止时间有争论。比如上面周、余两位就给出了不同的划分，此外还有很多其它的划分。比如何干之，他认为“五四运动”应始于《新青年》创刊，终于科学与玄学论战结束的时候，即从1915年9月到1923年12月[7]。说白了，他们其实都是在划分“新文化运动”的起止时间。 那么狭义的“五四”概念真的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价值吗？或者说，“五四”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名词是合适的吗？某也不才，对于大的题目不敢妄作，于是就关注小的题目，看看狭义的“五四”能带给我们什么启示。不意倒确有一些发现，于是就有了下面的文字。若非注明，下面的“五四”特指狭义的“五四”，也就是周策纵所说的“五四事件”。 是为序。 注释： 1 《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p33-p34 2 同上书，p14 3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以下简称《史》），p6 4 《启蒙的价值与局限――港台学者论五四》，p74 5 例子参见上书，p100，以及网络上各"思想网站"的讨论，如"士柏咨询网"的"五四专题"。 6 同上书，p47 7 何干之：《中国启蒙运动史》，p151，转引自《史》，p6 换个角度看“五四”－－问题一：“五四”是谁领导的？
其实按前面的说明，蔡、陈、胡等人只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至多是“五四”的精神领袖，说到实际的领导者、组织者是绝对谈不上的。如蔡元培，他自己在1933年写的《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回忆：“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YOU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YOU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11]也有人回忆说蔡先生当时确在门口挡了一下，看劝不住大家也就让开了[12]。又如胡适，他在1920年回忆到：“今天是五月四日，我们回想去年今日，我们两人（指他自己和蒋梦麟）都在上海欢迎杜威博士，直到五月六日方才知道北京五月四日的事。”[13]至于陈独秀，本来以他的个性是可以胜任的，但他在1923年的《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中批评“五四”组织群众不够有力[14]，看来他自己未曾参与其中，否则他当时就应该做到这一点了。 写到这里倒有一件趣事。大陆的正统历史中一向不点出领导者的名字。实在要点名就提李大钊。不过作为精神领袖，李大钊远不及陈独秀；作为学生领袖，他又远不及张国焘。之所以要提他，实在是因为另二人在以后的斗争中下了台，不能再提了的缘故。只可惜毛泽东1919年初就离开北京去上海了，如果他再多呆些时候，这个荣誉恐怕一定是他的。至于毛的那个“新民学会”，规模和影响力都太小、远离政治中心而且当时很多成员都在法国，也是担当不起领导者的重任的。 然而，就算是李大钊，说他是领导者的唯一依据是他1918年10月写的纪念十月革命的一篇文章――《Bolshevism的胜利》[15]。且不说写一篇文章能否算领导，就让我们来看这篇文章。 他写到：“这件功业（对德战争的胜利――引者注），与其说是威尔逊（Wilson）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Lenin）、陀罗慈基（Trotsky）、郭冷苔（Collontay）的功业；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夏蝶曼(Scheidemann)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我们对于这桩世界大变局的庆祝，不该为那一国那些国里一部分人庆祝，应该为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庆祝，不该为那—边的武力把那—边的武力打倒而庆祝，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 很明显，这样的排列只能说明李大钊还没有看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区别，否则“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不会出现在列宁和马克思的名字后面的。不过这也不怪他，现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自己当时都还没有定型呢！那时有的只是一个含糊的马克思主义。而这个马克思主义还是一个包含着考茨基、伯恩斯坦、工团主义以及列宁的大杂烩，离共产主义还差一大截呢！所以诸位看到托洛茨基和列宁的名字并列也不要有什么惊讶。接下来还有： “他们（Bolshevik――引者注）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孩组入一个联合，每个联合都应该有的中央统治会议，这等会议，应该组织世界所有的政府，没有康格雷（即congress），没有巴力门（即parliament），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但有劳工联合的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 …… “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碍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列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 诸位看到了什么？恕我直言，这些话从情绪上和内容上都是典型的克鲁泡特金式的无政府主义哦！能说这时的李大钊是共产主义者吗？这也就难怪北大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要等到1920年3月才由李大钊和一些学生发起，要到1921年11月才正式成立[16]。因为李大钊到那个时候才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信？请看正当“五四”进行中的1919年5月号的《新青年》上李大钊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17] 这是一个客观的学者的评价，但这是一个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信徒的评价吗？而陈独秀、张国焘他们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比李大钊还要晚。所以我们说“五四”不可能是在共产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下进行的。 说到这里，有一个小插曲。按周策纵的考证，中国共产党是在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成员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沈定一、邵力子、陈望道、李达、施存统、余秀松、阮啸仙。张东荪曾参加过他们组建的过程，但中途退出了。后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就是这个中心团体所策划的[18]。请大家不要因为看见那些后来在国民党阵营里出名的反共人士的名字而感到惊讶。国民党又怎么啦？胡汉民还针对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马克思主义辩护过，朱执信还翻译过《共产党宣言》呢！[19] 回到正题。也许有人要反驳：就算1918年的李大钊还不算马克思主义者，但至少他提倡的Bolshevism还是有所影响的吧？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李大钊影响到了谁。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后来推崇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他们。在《新潮》杂志1919年1月创刊号上，罗家伦写到：“现在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了！以前的革命是法国式的革命，以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革命。……革命以后，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必定相辅而行。”[20]与李大钊2个月前的文章何其相似也！ 像傅、罗这样的学生领袖，当时的影响力绝不下于那些名教授。毛泽东10多年后对斯诺回忆起自己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时说：“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觉兴趣的。”[21]而像“五四”这样的学生运动，由学生领袖来领导应该是顺理成章的。这样看来，相对大陆的正统提法，国民党方面列举的几个人（傅、罗以及我们前面忽略了的段锡朋）可能更近乎史实。
所以在对于“五四”至关重要的5月3日晚的会议上，“国民杂志社”的成员成了当然的主角。至于这次会议，先作如下说明：由于巴黎和会不断传来谈判失利且政府准备签字的消息，5月1日北京各校学生代表便开会决定在5月7日“国耻日”（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接受“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日子）举行YOU行。政府方面得知消息，准备压制。而3日又传来谈判最后失败的消息。北京各校学生代表千余人遂于当晚在北大法科（又称“三院”）礼堂开会。会上决定把YOU行提前到次日，并拟订了YOU行的路线和标语、口号。值得注意的是：“北大法科四年级学生廖书仓为大会临时主席（也有人回忆是易克嶷[24]），国民杂志社特别编辑员黄日葵、孟寿椿做纪录，许德珩则被推为宣言起草员。会上发言的学生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易克嶷、许德珩、夏秀峰等人……”[25]这里提到名字的人除丁肇青外全部是“国民杂志社”的成员，可见这个团体在各校学生中的地位。另外还有两件事令许多与会者后来回忆时大加感赏：一是谢绍敏当场咬破手指血书“还我青岛”（次日YOU行时此血书为队伍前先导）；二是另一个“国民杂志社”成员刘仁静（曾参加中共“一大”，后脱党）愤欲自杀以激励国人[26]。 但要组织YOU行，没有影响力更大的“新潮社”参加是不行的。也有人说罗家伦参加了当晚的会议，但我还没有看到相关资料。于是到了4日下午1点，我们看到在天安门前主持大会的是段锡朋，演讲者是许德珩――他念了自己昨天夜里写的《北京学生界宣言》（这篇用文言写的比较正式的宣言后来传遍全国[27]），而YOU行总指挥是傅斯年，负责向东交民巷的各使馆递交说帖的学生代表则是罗家伦[28]。其它渠道也证实了这个名单[29]。可以说事情到现在为止是处于“新潮社”和“国民杂志社”的共同控制之下的[30]。很明显，国难当头，两个学生团体一夜之间联合起来了。 这里又有一件趣事。4日上午大家发现缺少传单，于是公推罗家伦写一份传单。他马上站着写成了一篇白话文的宣言。全文简洁有力、气势如虹。有名的“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就是在这份传单中提出的。而且当时罗是一气呵成，写完一字未改。传单马上印了2万份，下午YOU行时当场散发，对感染市民起了不小的作用[31]。可以说这是“新潮社”推行的“文学革命”对中国革命作出的最直接的贡献。 从开会，到策划，到组织，到宣传，我们的结论看来只能是：“五四”的领导者是第一线的学生领袖们。从他们当时的言行和后来的经历看，很难说他们当时的行动有什么党派或者主义的指导，就算有的话似乎也不利于中共。他们完完全全是凭着一颗爱国心行事的。“我们不行动，国家就亡了。”这是那个时代年青人最典型的想法。但是，他们的行动产生的影响远远不是“救国”能涵盖的。 注释： 8 《毛泽东选集》（4卷本），p700 9 参见蒋介石：《教育与革命及国家建设之关系》，p10-p11，转引自周书，p497 10 参见《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中余英时的文章 11 《五四运动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p177-p178；《史》，p150 12 《回忆录》，p223 13 同上书，p146 14 同上书，p136 15 《五四运动文选》，p178 16 《史》，p352 17 转引自《五四运动文选》，p282 18 《史》，p356－p357 19 同上书，p38 20 《新潮》，"新文化运动"中和《新青年》齐名的杂志，提倡"文学革命"。这里转引自《史》，p81-p82 21 见斯诺：《西行漫记》第4章 22 《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卷，p39 23 同上书，p35 24 《史》，p143 25 刘永明：《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p96 26 《五四运动回忆录（续）》，p51 27 原文参见《史》，p152 28 刘永明：《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p100-p101 29 参见《史》，p156；《回忆录》，p307 30 《史》，p145 31 《史》，p151 换个角度看“五四”－－问题二：“五四”的行动是有计划的吗？大凡参加过YOU行的人都知道，YOU行队伍并不总是整齐划一的，也不总是按造计划行动的，特别是大家情绪激动的时候。前后左右的人可能你一个都不认识。很多时候一些组织者并不知晓的举动有可能被旁人认为是原本就计划好的。几个人暗中商量好的一拥而上很可能马上就能带动周围许多并没有参与策划的人，然后就演变成整个队伍的一致行动。从这一点上说，某些特殊行动的团体要比组织者更能决定一次示威行动的结果。这种亲身参加过YOU行，特别是群情激昂的YOU行的人才能体会的YOU行的特点，恐怕可以给静坐在书斋中的学者以另一种解释的视角和切入口。（至于我，得感谢99年“五八”事件，以及清华、北大BBS对99年北大“邱庆枫事件”引发的YOU行所做的大量报导。历史也许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当时人的思维、情绪、行为的基本方式却离我们很近。本来嘛，这也是历史研究成为可能的基本条件。而我们想要理解历史，也应从善于观察我们现在的生活开始。） 先让我们来看看5月3日晚上的会议是怎么安排第2天的行动的。 很多参加过那次会议的人都回忆说当时决定的安排是：到天安门前开群众大会，YOU行示威，到东交民巷向各国使馆递交反映学生意见的说帖，其中并没有去曹汝霖家的打算[32]。而等到各校代表回校开始准备之后，北大的会议并没有结束。这时候，有人出来说应该像上个月东京的留学生对付章宗祥那样“对付”那三个卖国贼一下[33]。这里提到的事情发生在4月中旬，章宗祥离开日本回国，有300多留学生赶到火车站，把手里写着“卖国贼”、“祸国”之类的小旗子往车厢里扔。小旗子扔了一车厢。据说当时就把章的日本太太吓哭了[34]。（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章回国之后会住在曹家。）他的建议虽然得到了很多学生的赞同，却明显不是3日晚上大会的决议。但是这话已经在大家心中留下了印象。 而北大并不是那天晚上唯一在开会的地方。让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会议，一个秘密的会议。 北京高师也是当时很有名的学校。这里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色彩很浓的团体“工学会”[35]。主要成员有匡互生、周予同等。而据他们后来的回忆，3日晚上在高师他们有一个秘密的会议，会上决定明天要“用激烈的手段去对付”章、曹、陆，并派人先将三人的住宅地址查清；另外，他们早已搞到三人的照片以“有所对证”，还准备了火柴和汽油――要知道，他们甚至准备去暗杀那三个人。匡互生、周予同等甚至已将后事都安排好了[36]。 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无政府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地位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得到全面的分析和评价。在很多资料中[37]，我们都得知当时的社会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是相当有影响力的一种思想。像前面李大钊文章中的表述就是一例，高师的“工学会”也是一例。在一些民国人物的介绍中我们也常常能看到他是或者曾经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比如蔡元培，比如吴稚晖。而当时的翻译家可能是一时疏忽，把“无政府主义”译成“过激主义”，甚至一段时期内“共产主义”也被译成“过激主义”。所以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多少都有点像特工。而这种思潮现在被排斥在教科书和一般媒介之外，恐怕还是政治因素在作怪。但在下面，我们将看到正是这种现在被忽视的思想决定了“五四”的不平凡。
政府方面这样的态度还有一个有趣的佐证。4号中午徐世昌正好请章、曹、陆三人在总统府吃饭。席间警察总监来电话告诉他们学生在集会，劝那三人不要回家。曹汝霖当时说：“有什么可怕的！”连他这样最该怕的人都这么说，可见当时政府方面确实不认为会出什么大事。再看警察总监只是要他们躲闭，可见警方并没有准备镇压学生[40]。 但事情还是出了。学生们到了东交民巷口，那里的巡捕房（中国的）不让学生通过。YOU行组织者强调他们已和使馆区里面的英、美等使馆打过电话，使馆方面欢迎他们去，甚至使馆区口的美国军官也放行了。但巡捕房坚持要得到大总统的同意才能放行。原因是东交民巷的使馆区是“义和团运动”之后的《辛丑（1901）条约》规定的享有治外法权的地区（这直到1942年才被废除），中国人不能自由通行。而巡捕房和总统府的联系又迟迟没有结果。于是组织者在和巡捕房交涉许久之后，只能派学生代表将表述意见的说帖递进了美国大使馆。又因为是周日，大使不在，代表只是把说帖交给了使馆里的一个职员而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大使确实不在[41]）。原定交给英、法等国使馆的说帖根本就没递进去。随后队伍只得离开了东交民巷。学生们等待的时间前后约有2个小时之多[42]。讽刺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份留在美国使馆的说帖成了现在为数不多的“五四”文件原件之一。从里面的内容看，学生想提醒美国威尔逊总统注意他自己提出的“和平承诺”，希望他能在和会上帮助中国[43]。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学生们的初衷还是很克制、理智的。 这2个小时的等待应该说是一个转折点。等待的时间太久，而且有人回忆那天天气“焦热”[44]。更重要的是大家本来就是因对列强的强权政治不满产生的行动，现在又被这形同租界的使馆区所阻，巡捕房的人狐假虎威更让他们想起了卖国贼。很多人都回忆到这时大家的情绪才变得激动起来[45]，大家觉得YOU行目的并没有达到。
那么是谁喊的呢？现在已不可考了。照理说开过秘密会议的“工学会”那几位有可能这么做。也有高师的学生真地以为就是他们在带路[49]。但就周予同和匡互生的回忆来看，确实不是他们，虽然这正好和他们的目的一致。 到了赵家楼，有外国记者报导这时的学生还是很守秩序的[50]。曹、章以及曹的一个日本朋友中江这时已回到了家。由于有警察方面的警告，他们是从后门进去的，学生们并没有看到。而这时他家的大门和宅子之间的院子里已有十几名警察在防范出事[51]。从这个数目也看得出警方事前不认为学生会闹事。 这时，昨晚那位同学的“对付”一下卖国贼的建议起了作用。像旅日留学生4月份那样，学生们把手中的小旗隔着院墙扔进曹家[52]。这时有人开始变得冲动，拿旗杆把曹宅临街的瓦捅下来，然后把瓦片扔进去[53]。正是在这种比较混乱的情形下，“工学会”的几位开始了行动。 很有趣的，一般北大的学生都不清楚曹家的门是怎么开的。而高师的学生一般都记得匡互生是最先翻墙进去的，或者是最先进去的几个人中的一个[54]。匡自己回忆说翻墙进去才发现有警察在院子里，而这时警察也吓住了，躲到了一旁。于是先进去的几个人将大门打开，大批学生便如潮水般涌入了[55]。
从学生们两次放过章可以看出来，他们是愤怒的，但还没有丧失理智。而且他们在进曹家砸东西之前，还让曹家的佣人把曹的小妾和老父扶走了[58]。 那么那几位执行秘密使命的高师学生在干什么呢？他们可没有这么理智。由于没找到他们要找的对象（其实是他们没有认出来，看来他们搞到的照片质量并不太好），于是他们决定执行另一套方案：放火。很多人都回忆是学生放的火[59]。周予同则明确地记得火是有人用自己带着的火柴和汽油点着的，而且现场有学生反对放火[60]。如同我们前面所说，有人有备而来，有人毫不知情。最震撼人的证据是一个当时和匡互生在一起的人回忆的：“匡互生遂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事为段锡朋所发觉，阻止匡互生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仍旧放了火。”[61] 这段话既证实了段锡朋确实是组织者，也证实了匡互生是蓄意放火，还证明了学生领袖们并没有计划放火，也不赞同放火。 结果是一场本来可以和平结束的示威行动变成了一场大混乱。学生们1点开始集会，1点半开始YOU行，在东交民巷等了2个多小时，到赵家楼的时候已近4点半。火起之后，学生开始散去。火起后半小时，奉了总理命令的警察的援军和军队到达，而这时是5点3刻，大部分学生已经离去[62]。于是警察奉令开始抓人。一共逮捕了32人，其中1个是市民。北大的学生有19个，高师的学生有8个，可见参加示威最积极的就是这两校的学生。许德珩、易克嶷等被捕，傅斯年他们、匡互生他们却都走脱了[63]。次日，匡听说有人被捕，认为“首先打进曹宅和放火都是他做的，不是32人的罪，要去‘自首’，经人力劝乃止。”[64] 这激动人心却又乱糟糟的一天就这样落下了帷幕。我们得说正是那些意外事件（巡捕房、一声喊叫）、地下组织和他们无政府主义的行动，导致了这样激烈的结果，也让这一次的学运不同于以前的学运。正是这样极端的行动让新潮与守旧、民间与政府的矛盾不能不白热化，从而导致了各方势力的决战，进而使整个国内的局势摆脱了旧有的死板的轨迹，进入了迅速变化的快车道。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之所以是“五四”，更得益于匡互生他们的行动，而不是傅斯年他们的。 注释： 32 《史》，p144 33 《史》，p144；《回忆录》，p223 34 《史》，p142；《回忆录》，p222-p223 35 《史》，p140；《回忆录》，p305 36 《史》，p146-p148；《回忆录》，p266、p306 37 如《回忆录》，p305 38 《史》，p107-p110；《五四运动回忆录（续）》，p44 39 《回忆录》，p248 40 《史》，p162 41 《史》，p157-p158 42 这里的叙述主要是根据《史》，p155-p156；《回忆录》，p224、p247、p257 43 原文参见《史》，p157 44 《回忆录》，p250 45 《史》，p158；《回忆录》，p224、p248 46 《史》，p158；《回忆录》，p266；《五四运动回忆录（续）》，p52 47 《回忆录》，p236、p241、p248 48 《回忆录》，p307 49 《五四运动回忆录（续）》，p90 50 《史》，p158 51 《史》，p160、p162 52 《回忆录》，p266、p307 53 《回忆录》，p241 54 参见《回忆录》，p218-p273 55 《回忆录》，p307-p308 56 《回忆录》，p225 57 这一段的叙述主要是根据《史》，p161-p162；《回忆录》，p308 58 《史》，p160；《回忆录》，p308 59 《回忆录》，p236 60 《回忆录》，p267 61 《回忆录》，p309 62 此处采用的时间是综合了各种记录得到的，主要是根据匡互生的回忆。见《回忆录》，p307-p309 63 《史》，p165 64《回忆录》，p309-p310 换个角度看“五四”－－问题三：“五四”为什么能够成功？如前所述，这里的“五四”指的是“五四事件”，这里的成功指的是章、曹、陆三人下台，以及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新旧势力的斗争既然已经由于部分学生的行动而激化，所以双方都开始尽量动用自己的政治资源以求一战。我们检查“五四”成功的原因其实就是检查革新势力是怎样战胜守旧势力的，革新势力在哪些地方强过守旧势力，从而对当时的社会做一个横断面式的观察。 一开始的情形是对学生很不利的。毕竟伤人和放火是违法的事。当时已经倾向保守的梁漱溟在5月18日就提出“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们民众的举动，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学生去遵判服罪。”[65]应该说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梁有多少法制意识，而是他本来就看不惯学生的激进。但他至少指出了一个政府可以利用的解决问题的途径。 但是当时的舆论几乎全部是站在梁的反面的。有一种论调是法律应该为正义事业服务。“我们人类现在既已承认学生运动是合乎正义的，国家和法律也应该跟着我们人类往一条路上走。那些道德上承认，法律上不承认的话，是野蛮时代的法律，专以维持秩序作目的的……这种法律观，单是救济人治之弊的，在现在的国家内，实在没有什么功用。”[66]另一种论调是群众的正义行动可以侵犯个人自由。“梁君说无论什么人，有他的自由，不许他人侵犯，这话本来极是。可是侵犯人的，要是出于群众的行动，那就不能这样的说法了。法国在欧战初起的时候有个极有名的社会党领袖，因为主张平和，给群众打死，后来并没有发生法律上的问题。这种事情实例不知有多少。”[67]看来当时人们（包括学者！）的法制观念是够淡薄的。想想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今天，纽约或者伦敦的报纸大概会以“暴徒”来称呼这些学生。没有办法，包括法制在内，当时的中国要学习的东西是太多了。 学者尚且如此，可怜的政府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一开始就没有想到要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而是要压制学生不同意见。他们要追究的不是学生的行动方式，而是行动目的。于是内阁4日晚上在总理钱能训家中的会议上通过了封闭北京大学、撤换北大校长、严惩被捕学生的处理办法[68]。 在两方面都避开了相对比较和平的法律解决手段之后，斗争变得更为激烈。中国也走上了一条没有回头路的单行道。 针对政府严厉的做法，参加过YOU行的学校的所有学生5日起便开始罢课。后来罢课蔓延到北京的几乎所有高等学校。政府方面无奈，只得于7日让被捕的32人取保候审，并放弃了解散相关学校的命令[69]。次日，学生复课[70]。 为什么学生罢课政府会感到无奈呢？政府怕学生什么？答案是出乎政府的意料，原本比较中立的力量现在几乎全部倒向学生方面。比如康有为，这样一个原先支持过袁世凯、一直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名人，居然在6日通电全国公开赞美学生运动是“自宋大学生陈东、欧阳澈以来，稀有之盛举也。试问四万万人对于学生此举，有不称快者乎”，并希望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诛卖国贼曹、章等[71]。为什么？答案是因为康的民族主义情绪此时超过了他的文化保守思想。（采取和康同样立场的还有熊希龄、张謇、梁启超等人[72]。）正是因为学生和政府的对抗把大家推到了一个似乎只能用黑和白、爱国与不爱国来看待问题的境地，一个似乎只能表示赞同或者反对的境地，使得原来还可以保持中立的各种力量不得不迅速寻找自己的阵营，原来的各种联盟也面临着重新组合，最终选择是支持政府还是支持学生。而学生有“爱国”这面大旗，除开政府，谁会公开反对他们？ 中立的力量尚且如此，原本就反对政府或者倾向学生的力量更不用说。大家不要忘记，当时的中国还是处在南北对峙的状态之中。西南、华南诸省军阀还借着“护法”的旗帜在和北京政府对抗。在这个时候他们当然知道该怎么做。广州的军政府和非常国会很快就通电支持学生，谴责北京政府[73]。而原本就控制在知识分子手中的新闻界和教育界本来就是学生天然盟友。舆论界早已开始猛烈抨击政府的行为。面对对手这样的同盟，政府方面不得不暂时释放那32人以息众怒。不过，这只是退让，却不是服输。接下来的几天里，政府方面一面对各校采取高压政策，严禁YOU行；一面不批准章、曹、陆的辞呈，而逼迫蔡元培辞职。结果逼得蔡于9日秘密出走。可以说到此为止，双方未分出高下[74]。
这样一来，舆论大哗。政府之野蛮和学生之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原来还对政府保持友好的力量现在也开始倾向学生。比如吴佩孚在其6月9日的通电中说：“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其心可悯，其情可嘉，其情更可有原。”[77]当然，吴佩孚的表示主要不是出于什么真正的爱国热诚。他当时在直系军阀中受排挤，此时正好借机扩大自己的影响。同样这样表示的还有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南督军张敬尧等[78]。这种军阀阵营内部的分化是最让统治者心慌的。而国外势力这时也开始转向。一些在京高校任职的外国教师纷纷探望被捕的学生，对他们表示同情。这连带着影响到了所有的驻京外国人（当然，日本人除外）。杜威夫妇这样记载学生们6日的露天演讲：“学生手持旗子，欢呼喊叫着，列队YOU行演说，警察站在旁边像保护着天使……”[79]现在，政府成了所有人的敌人，他们像急着把学生抓进来一样急着把他们放出去。但是学生们坚持原来拒约、除贼、挽蔡的要求，不肯让步。正在这时，又传来了令政府方面绝望的消息。 还是学生联合会。他们在5月18日除了作出大罢课的决定之外，还作出了一个影响更为深远决定：派人秘密出京，联络其它城市学生一起罢课[80]。在他们的努力下，天津、南京、武汉、昆明、长沙等地无不处于风云激荡之中，而这里面最有力的支持来自上海。 当许德珩、段锡朋等来到上海时，发现上海的学生早已在5月8日成立了类似的学生联合会，领导人是复旦的何葆仁。两地的学生领袖一起组织了上海各种学校的学生于5月26日开始的总罢课（到了6月5日，连全市的小学也罢课了）。由于经济环境的关系，上海的学生很注意和工商业保持密切的关系。罢课第2天上海学生联合会就联系上海商会寻求支持。到了6月4日，当在上海的学生领袖得知3日政府在北京大肆逮捕学生的时候，他们马上争取上海商会以罢市来支持学生。学生们甚至一家一家地走进商铺，希望商人为了救国放弃暂时的利益。据说甚至有学生下跪请求的事。而当时任江苏省商会副会长的黄炎培也来信表示支持。结果是5日中午，全上海的商铺居然一家也没有开门[81]。
天津当时控制着北京的经济（这种现象其实直到49年仍然存在，这也是为什么共产党政府要在北京大搞工业的原因）。于是政府方面于6月8日向关押在临时拘留所的学生道歉，表示承认错误，并于当天释放了所有学生。学生们有些不情愿地离开了校舍（因为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外面迎接他们的是上万欢迎的群众。政府的形象在欢呼声中极度贬值。但天津方面仍然不依不饶，他们依然于9日决定次日罢市。当天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钞票就无法在市场上随意流通。一些银行家警告政府金融可能崩溃。9日午夜，内阁接受了章、曹、陆的辞职。12日，上海的“三罢”结束了。
但学生的要求现在只满足了1/3。是否在和约上签字的问题现在变得紧迫起来。本来政府方面以为可以使用拖延战术，但是当学生和群众6月24日得知政府没有改变准备签字的态度时（签字时间是28日），几百名来自不同团体的代表用叫骂声把总统府包围了整整两天两夜。上海和山东的群众更威胁如果政府准备签字，他们将脱离中国而独立。请别忘了山东是和约直接涉及的地方。而按法理来说山东如果独立，中国政府自然不能将它让与日本。山东群众是宁愿不做中国人，也不做日本人。结果是政府只得马上给在巴黎的代表团打电报要他们拒绝签字。但奇怪的是这封电报在预定签字时间之后数小时才到达代表团，其中原因至今不明。而代表团此时已经自作主张拒绝签字了。要知道，代表团2个月来接到了不下7000封各种团体发来的希望拒签的电报；在巴黎的留学生早已将他们住的旅馆团团围住，甚至有传言一些无政府主义组织准备用5条人命换代表团的1条人命；而代表团本来就是由南北两个政府联合组成，内部早已有反对签字的意见[85]。 到了7月中旬，蔡元培也终于同意复任北大校长。至此，学生方面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此期间，政府总理的辞职被接受了。 是的，我们看到的是一场怎样的肉搏战哪！学生和政府固然都缺乏法制观念，但若要是真的依法处理那32人，可能后面这些好戏就永远无法开演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就像催化剂之于化学反应一样，“五四”引发的斗争是怎样一步一步把整个中国激荡了起来，把整个中国都裹挟进“救国”的行动。那么我们应该感谢谁呢？当然首先是学生们，在“爱国”的旗帜下，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灵活多变的策略让政府显得极为愚蠢、无能，其卖国行经更是表露无遗。成立学联、组织罢课、“组织”学生被捕、联系商会罢市，可以说招招见血。但是，如果社会上没有那么多学生可以利用，或者说可能倒向学生的力量，学生们再怎么厉害也无济于事。比如知识分子（保守主义分子、激进分子）、军阀（南方军阀、北方军阀的内部派系）、各地商会、外国势力，这些原来各不相关的力量忽然站到一起和政府作对，不能不说是“五四”的功劳。这里要特别感谢上海商会，他们的罢市大概开了世界历史的先河。至此以后，谁能说商人只重利益？更关键的问题是当时的政府确实是一个“弱势政府”。它在经济上、文化上、舆论上、军事上都不构成对全国的有效控制，这样才使得各方势力林立。政府正是对自己的弱势估计不足才招招处于下风。在这一点上，政府采取的卖国外交政策倒不是它失败的主要原因了。因为如果它足够铁腕，各方势力对它构不成威胁，学生们再怎么反对也成不了气候。类似的例子在蒋介石统治的年代屡见不鲜。 可以说“五四”给中国的学生运动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但是这个典范是不可模仿的。它采取的行动方式本身就是许多偶然因素的产物，所面临的“弱势政府、多元社会”的局面又太过特殊，整个中国历史中都罕见，以致单纯地模仿“五四”几乎不可能取得成功。在这个问题上很多后来的学运领袖（包括“文革”和“六四”）有着很深的误解，以为只要学生上街就能达到目的；学生要参政就要上街，上街如果不行就来点暴力，以为这就是学运的最佳方式、唯一方式。如果政府压制就是专制政府，如果同学倦怠就是士风日下。这种逻辑，这种“学生万能”、“YOU行万能”的观点其实早在1920年就有人在批评了。而这个批评者是一个你绝想不到人。 注释： 65 梁漱溟：《论学生事件》，《每周评论》第22号（这里的讨论我借鉴了袁伟时在"士柏咨询网"上的文章《五四：从爱国激愤到制度寻思》） 66 北京《晨报》：《学生事件和国家法律问题》，《每周评论》第22号 67 知非（大概就是《国民公报》编辑蓝知非）：《评梁漱溟君之学生事件论》，同上 68 《史》，p178 69 《史》，p189-p190 70 《史》，p190 71 《史》，p188-p189 72 见前引袁文 73 《史》，p187-p188 74 这一段的叙述可参见《史》，p195-p204 75 《回忆录》，p242 76 这一段的叙述可参见《史》，p220-p222；《回忆录》，p81、p277 77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p351 78 《史》，p189 79 《史》，p233 80 《五四运动回忆录（续）》，p58 81 这一段的叙述可参见《史》，p224-p225 82 这一段的叙述可参见《史》，p226、p234 83 《史》，p229-p230 84 这一段的叙述可参见《史》，p235-p238 85 这一段的叙述可参见《史》，p239-p241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