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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超越论”引起的反响和后期“回到论”的形成 蒋文的问世，在当今思想界、学术界引起极大的震动。许多学者支持蒋文的观点。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支持者的文章只有少量能够公开发表，而反对和批判的文章却大量见诸报刊，以致在表面上形成了一边倒的倾向。 蒋文发表后，吴英、庞卓恒以及王锐生随即与之商榷，由此而掀开了论争的序幕。?个人的学术分歧发展到官方的参与，?有组织的集体的批判使讨论不断升温。2002年4月18日，教育部高等学校社科中心与中国史学会、?北京市历史学会共同举办“唯物史观与社会科学研究研讨会”，会议就唯物史观的当代价值，唯物史观的坚持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随后，《高校理论战线》自第5期起开辟专栏，?陆续发表了一组文章。2002年10月12日－1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几大历史所以及《历史研究》杂志社等单位联合召开史学理论座谈会，就如何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问题进行座谈。同年的10月27日－28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和北师大史学研究所主办“新中国史学的成就与未来”研讨会，其中专门讨论了坚持唯物史观的问题。这三次会议虽然并未明确指出是专门为蒋文所召开，但其讨论的主旨都与蒋文密切相关。 批评者中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回到论”，此即后期“回到论”。吴英、庞卓恒认为，蒋文所指的那些唯物史观的理论缺陷，实际上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缺陷，而是后人（主要是苏联人）对唯物史观的误释或曲解造成的，他们主张需要在理论上“正本清源”，从新认识唯物史观的科学真理。［12］还有些人在这一点上与吴、庞不同，认为“现存唯物史观属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而不属于斯大林或前苏联学者。”所以不存在“回到”的问题。但是在基本点上同意吴、庞的观点，指出：“笔者与吴英、庞卓恒先生一样，并不赞同蒋先生对经典唯物史观的基本价值判断，即它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因此'应当超越，必须而且可以超越'。”［13］ 大多数人可以怀疑甚至否定斯大林、毛泽东，却不能怀疑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学者认为：“只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代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有可能创立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比较系统完整的历史观。”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是不可超越的。”［14］然而，唯物史观并不是马克思独创的。李大钊就已指出：“唯物史观，也不是马氏独创的。自孔道西（Condorcet）依着器械论的典型，想把历史作成一科学，而期发见出一普遍的力，把那变幻无极的历史现象，一以贯之，已经开了唯物史观的端绪。故孔道西算是唯物史观的开创者。”后来又有一些人，如圣西门、蒲鲁东等，对唯物史观也有重要的贡献。［15］ “回到唯物史观”尽管在起初有一定合理性，然而时至今日，就是值得考虑的了，对于这个问题，有两个前提需要搞清楚：第一、回到唯物史观是否可能？第二、回到唯物史观是否应该？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回到唯物史观都是难以做到的。首先，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数量大，又不统一，甚至有相互矛盾之处。例如，李大钊早就指出马克思阶级斗争动力论与生产力动力论之间的矛盾冲突。他说：“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这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理论终觉有牵强矛盾的地方。［16］何况人的思想是不断变化的，很难确定究竟那个时期的思想就能代表真正的马克思。其次，人人心里都有自己的马克思，为宣扬自己的主张，势必各执一辞，引起无休止的争论。例如“历史动力问题”的大讨论中，学者从各个方面引用马克思的言论以支持自己的观点，王学典说：“每一位论者都力图直接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出发，都力图自主领会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论旨的原意，都力图独立接近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因此，动力问题的大讨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次普遍的再学习。”［17］结果对于历史动力的看法竟多达十多种，远远超过了改革开放前造成较大分歧的一些讨论。此外，对社会形态问题的讨论和“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也都是为了“正本清源”，但同样引起极大的分歧。实践证明，“回到马克思”的努力不但不可能完全实现，反而造成更多混乱。最近见有一篇与蒋文商榷的文章，主张“恢复真正唯物史观的本来面目”。这其实是许多人二十年来的努力和梦想，可惜这种美好的愿望实在是难以实现。否则这些学者也用不着在这里大声疾呼了。 “回到马克思”，其理论的出发点是想当然地以为，马克思不可能有错误，?错误都出在别人身上。这种思维方式是把马克思神化的表现。凡是需要否定的理论，就说它不是马克思的，或者曾是马克思的，后来已为马克思所抛弃。凡是想成立的理论，就说它是马克思的。在大多数学者眼中，马克思成了真理的标准，历史学以及历史学家丧失了自主性和独立性。当然，这两种倾向是互为因果的。正是因为学者缺乏自主性，独立性，才把马克思奉为神明。史学不是为了认识历史而研究历史，只是为了证明唯物史观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正如张芝联所说：“历史学家的作用只是证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有效性。史学由此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注脚。”［18］ 周祥森指出，“回到马克思”是某些热衷于“语言学转向”的学者创造的一个自欺欺人的术语，“自认为这样做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大的坚持，最有效的维护和捍卫。”他认为：“对于中国的学者来说，目前通过‘文本转向'的策略和路径’回到马克思'，由于至少存在着以下三重障碍，从而决定了这种企图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徒劳的。第一，目前中国学者所能阅读到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有限性。即便是书写下来供人阅读的历史性的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生前著述，目前出版的远不是其全部。……通过其解读‘回到马克思'，至多只能回到残缺不全的马克思，而不可能回到完整的马克思。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文本中阅读的文本所造成的障碍。如果仅仅局限于他们的文本，而不去阅读他们在其文本中阅读的文本，亦是不可能真正读懂马克思恩格斯，从而’回到马克思'的。……第三，语言障碍。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主要是用德文、英文和法文写成的。因此，要‘回到马克思’首先必须熟练掌握这三门语言。……在三大障碍均未能克服的前提下，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所谓‘回到马克思'，若不是一个虚幻的，不切实际的学术神话，那又能是什么呢？”［19］周祥森的论断，无疑是对后期“回到论”的最有力的否决。 六、“发展论” “发展论”也是一种普遍性的说法。几乎所有的论者都主张应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只是在于如何发展。“超越论”是要以一定程度的超越去弥补传统唯物史观的缺陷，以此来求发展。正如文中所说：“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在实行自我批判，弥补了传统唯物史观的理论缺陷后，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应该发展到什么样的历史观呢？该文的提要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应当发展成为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这是作者当时斟酌的几种提法之一。作者后来对我说，他的本意是要逐步地建设实事求是的实践史观。 而后期“回到论”者反对蒋文提出的“超越”论，认为须先回到唯物史观，才能发展。这种观点是可怀疑的。首先，不超越如何能发展？不超越只能是原地踏步。一部人类认识史就是不断超越、不断发展的过程。没有量子力学、相对论对牛顿物理学的超越，就不会有现代物理学的革命。马克思不超越前人，也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其次，马克思主义既然也是超越前人的产物，那么作为马克思的后继者为什么就不能超越马克思的某种历史理论呢？后期“回到论”固守于马克思的文本，对此李振宏指出：“不管蒋大椿先生的文章存在多少问题，其努力、其方向，都是应该肯定的；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主义态度，对于中国的理论界来说，应该成为历史。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的是发展，而不是回归；单纯的文本解读的方法，永远达不到我们的目的。”［20］ 七、小结 对于21世纪初的这场理论论争，可以从两个角度考察其意义。一个是思想史的意义，另一个是历史学学术史的意义。早期“回到论”以及“验证论”、“超越论”都具有促进思想解放的积极意义。而“验证论”和“超越论”，尤其是“超越论”对于中国历史学的学术转型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因为在当前的学术转型中，唯物史观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和首要的问题。 “超越论”是为适应历史学的学科建设的需要而提出的。唯物史观从本质上讲，属于哲学。但是因为时代的和政治的原因，被误认为是历史理论，被用来当作历史研究的“指南”。由于哲学的特征是高度抽象的，其对历史的概括与具体历史事实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造成宏观与微观的严重脱节。所谓唯物史观的严重缺陷，主要是就这方面而言的。不同学科有不同的方法和理论。结束唯物史观的历史使命，主要是结束其“指导历史研究”的历史使命，并不涉及唯物史观在其他领域的作用。有人批评蒋文主张全面超越唯物史观，这种看法恐怕是误解。蒋文明确指出超越限于历史领域。他说，马克思的许多方面，在今天确实无法超越，但是“某些历史领域的理论研究，甚至对人类历史极重要构成部分如历史主体的理论研究，我们是应当而且可以超过马克思的。” 一般“坚持论”，即盲目“坚持论”主要是从政治出发的，这是两者的根本不同之处。陈先达指出：“如果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否定它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必然使我们党失去正确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使全部改革开放政策，使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的思想都失去理论支点。使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失去卓有成效的理论研究工具。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历史学的范围，因而必然受到包括哲学界在内的整个理论界的关注。”［21］有关会议也大多将国内所谓否定唯物史观的“奇谈怪论”与国际上“攻击、否定唯物史观的思潮”，甚至与苏东剧变联系在一起。强调“在事关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必须坚定地站在党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22］一般“坚持论”主要被人用来表明政治立场，但是在学术上却没有提出任何切实可行的方案和具体的理论体系。对于如何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并没有一个可操作的手段。它甚至没有解释，也无法解释，中国历史学提倡“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有半个世纪之久，为什么却会出现种种的失误。目前对于历史学来说，问题不在于是否应当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而是在于如何坚持。这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而非理论的问题。不仅是合法性的问题，而且是合理性的问题。不仅是必要性的问题，而且是可能性的问题。如果不从实践上解决如何“指导”的问题，再强调坚持论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它仍将是一句空话。可以说，“超越论”是立足于历史学实践的历史理论，而一般“坚持论”则是政治的宣言和脱离历史学实践的“历史理论”。 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研究方法也应是多元化的。哲学界人士吴元梁指出，应当注意这样几种方法：“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的关系问题。”“离开了现实问题的解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解释说成’唯一正确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既不可能、也很难为人们所接受。”“正确认识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领袖哲学与学者哲学的关系问题。这两个关系是由意识形态性和哲学学术性的关系派生出来的。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有不同的观点存在，可以有一定的研究讨论空间。”［23］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是学术研究正常发展的前提，也是当前中国学术转型的基本条件。 注释： ［1］王桧林：《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所面临的发展问题》，《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2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2］黎澍：《再思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0－231页。 ［3］何兹全：《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 ［4］吴江：《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大史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1页。 ［5］［6］［7］王学典编、黎澍著：《历史文化》，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2、51、207页。 ［8］王学典：《新时期史学思潮的演变》，《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页。 ［9］王学典：《从强调“一般”到注重特殊》，《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第105页。 ［10］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又：笔者最近在与何先生交谈时曾专门请教，他是否认为自己也是一位“超越论”者，何先生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 ［11］何兆武：《历史学两重性片论》，《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 ［12］吴英、庞卓恒：《弘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3］郭小凌：《论唯物史观及其历史命运》，《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 ［14］陈先达：《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与当代价值》，《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第5期。 ［15］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16］李大钊：《史学要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137页。 ［18］张芝联：《当代中国史学的成就与困惑》，《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4期。 ［19］周祥森：《客观世界与文本世界的交锋──对新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评论的评论》，《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 ［20］李振宏：《近五年来史学理论研究热点问题述评》，首发于《史学评论网》，转引自《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21］陈先达：《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与当代价值》，《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第5期。 ［22］《坚持唯物史观指导，繁荣中国历史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座谈会侧记》，《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 ［23］吴元梁：《关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状况及若干理论问题的分析》，《东岳论丛》2004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