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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史学评论中对历史著作在诸如修辞、笔调、文体、个性化风格等等表述形式方面的关注，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务求表述形式上尽可能地达到美仑美奂的程度这样一种完美主义学术思想在史学评论实践活动中的生动体现。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作品（包括历史著作）的形式与内容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形式的改变必然地会对作品的思想内容造成不可避免的损害，影响到作品的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9]严肃的科学著作必须赋予其清新自然明快的笔调和“完全科学”的叙述方式 。马克思在谈到他的“经济学著作”（指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写作和出版计划时特别强调了叙述方式问题。他在1858年2月22日写给拉萨尔的信中说：“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这同时也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和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我还一点不清楚全部著作究竟有多少印张。假如我有时间、安宁和资金，能把全部著作好好加工一番再拿去出版，那末，我会把它大大压缩，因为我一向喜欢简要叙述的方法。……叙述（我指的是叙述的方式）是完全科学的……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10]这个从“资本”到“世界市场”的叙述方式为什么说“是完全科学的”呢？或者说，马克思心目中的“完全科学的叙述的方式”的标准是什么呢？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曾经有过专门的交代。马克思指出：“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看来是它们的合乎自然的次序或者同符合历史发展次序的东西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在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表象中）的次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11] 很显然，马克思所谓的他的经济学著作的完全科学的叙述方式，是以经济范畴的次序为依据的。而经济范畴的次序，不是随意规定的。无论是按照经济范畴的历史发展的次序，还是按照它们在逻辑上或者在观念上的次序来叙述，都是错误的；那末是否按照经济范畴的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次序进行叙述就是科学的呢？也不是。只有依据经济范畴“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来展开内容，才是“完全科学的”。这个“导言”写于1857年8月底至9月中旬。当时马克思计划的“分篇”即叙述方式是：“（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分析过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的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国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12]这个“叙述的方式”和5个多月后向拉萨尔谈起的“叙述的方式”是基本一致的，后者只是比前者更加简洁而已。 科学著作叙述方式的科学化并不排斥简要化，相反，简要化本身就是科学化的内容。力求通俗易懂、简明扼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著述的极具个性色彩的风格。马克思在整理《资本论》第一卷手稿，对手稿进行最后润色，准备付印的过程中，使这部科学著作“变得相当通俗”、“容易懂”是其中一项主要的工作。1863年8月15日，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专门谈到了这一点：“我的工作（整理手稿，准备付印），一方面进行得很好。我觉得这些东西在最后审订中，除了一些不可避免的G—W和W—G以外，已经变得相当通俗了。……无论如何，这比起第一部（即《政治经济学批判》。——森按）来要容易懂百分之百。”[13] 通俗易懂、简要的叙述方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避免把他人的观点和自己所要表述的观点混淆在一起。马克思在读了恩格斯的《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的手稿后，向恩格斯提出的两条“‘补充的’修改建议”，第一条就是表达方式方面的意见。马克思认为，在恩格斯“提出工人的愿望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地方”，恩格斯的“回答会显得好像是我们接受了伊戚希（即拉萨尔。——森按）的口号（至少会被解释成这样）”，这样就会把自己牵连进去。恩格斯虚心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修改建议，并说马克思提出的两条意见中，“特别是关于工人要求的修正意见是多么必要”。[14] 由此可见，表达方式直接关系到作者所要阐明的观点。若表达方式不正确，就会使读者把他人的观点误解成作者的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追求科学著作叙述方式的“完全科学”化，而且对于修辞也力求做到尽善尽美。马克思有一个写作习惯：对于已经写好的东西，总是要在付印之前作“修辞上的润色”（“最后润色”）。例如，他在非常艰难——无论是在家庭经济方面，还是在身体状况方面，都是如此——的情况下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后，在寄出去之前，虽然就内容方面来说“没有什么东西好写了”，但是他还是“对已经写好的东西作修辞上的润色……有时为了推敲几个句子，仍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15] “材料我已经搞好了；所差的只是给它一个形式。然而，在我所写的一切东西中，我从文体上感觉出了肝病的影响。而我有双重理由不允许这部著作由于医疗上的原因而受到损害：1.它是15年的、即我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2.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因此，我必须对党负责，不让这东西受肝病期间出现的那种低沉的呆板的笔调所损害。我所追求的不是优美的叙述，而只是写出我平素的风格。”[16]由于“长时期身体不适”，加之“家务和钱财上的麻烦事太多”，更主要的是马克思对自己科学研究近乎苛刻的要求，[17]“理论良心”以及高度的党性原则，这一“修辞上的润色”竟一润就是4个月！直到1859年1月25日，马克思才最终把手稿寄出，邮寄给柏林的出版商弗兰茨?敦克尔。在“润色”的过程中，“第一篇内容更充实了，因为头两章比原来计划的要写得更详细。其中第一章《商品》，在草稿（指《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森按）里根本没有写，第二章《货币或简单流通》只有一个简单的轮廓”。 [18]不仅充实了内容，而且在“润色”之后，“全书看起来都非常严肃、科学”[19]，叙述（指的是叙述的方式）达到了“完全科学的”程度。[20]这样，《政治经济学批判》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来说，都是一部非常严肃的科学著作。可以说，这是科学研究中的完美主义学术思想的生动例证。 在这个个案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讲求形式的个性化方面，马克思的“润色”程序不只是考虑到“修辞”，还考虑到所应采用的对于历史事实及其进程进行叙述的方式。从事经济学科学研究是如此，从事历史科学研究时亦复如此。例如，在写作《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时，马克思就一反当时英国历史学家通常的做法——“开头先作一番通论”，然后叙述事实，——“不先写通论，而先写事实”，“直接从叙述事实开始”。[21] 这反映出了马克思自觉的史学形式创新意识，也是他对当时已成俗套的、流于程式化的历史叙述方式的最好的批判。 马克思1860年出版的《福格特先生》一书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围绕该书书名而展开的辩论，是两位经典作家学术完美主义思想的又一生动写照。 《福格特先生》一书的“特色不仅在于内容深刻而丰富，而且还在于其出色的形式。就艺术价值而言，这一著作是属于世界讽刺文学优秀典范之列的”[22] 恩格斯在读了此书后，高度肯定了此书“结构的艺术性”[23]，认为“这确实是你迄今为止所写的最好的论战性著作；其文体比《波拿巴》（即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森按）朴素，然而这种文体运用得当，也一样有力”[24]。在恩格斯看来，历史著作的文体直接关系到著作的批判力，这对于论战性著作来说尤其如此。这正是他在评论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时特别强调该书在文体上的特色的原因。 在重视作品形式的科学化、个性化和追求学术完美主义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连书名也不忽视。《福格特先生》一书在付印前，马克思恩格斯曾就为该书取一个什么样的书名问题在通信中进行了讨论。开始时，马克思拟定的书名是《前帝国的福格特》，但恩格斯表示反对，建议取名为《卡尔·福格特》。马克思不同意恩格斯的建议，认为“《卡尔·福格特》不相宜”，原因是他“不愿意把‘卡尔·马克思’放在《卡尔·福格特》的下面”。于是，他“打算用《达—达—福格特》这个书名”，理由是：“达—达是一个阿拉伯作家，波拿巴在阿尔及利亚利用他就像在日内瓦利用福格特一样。[而且，]达—达会引起庸人的好奇心并且有滑稽感。”马克思夫人燕妮也倾向于用此书名。恩格斯在回信中写道：“我必须说你的书名我十分不喜欢。如果你想给他一个绰号，那这个绰号必须是人们在阅读这本书以前就懂得的，或者是在这本书里对它作了解释以后再出现。我认为书名愈简单朴素愈好，但是书名中除了福格特以外，还要尽可能提到波拿巴或者至少提到普隆—普隆。如果你讨厌‘卡尔·’福格特，那可叫他福格特先生，但是我看不出为什么‘卡尔’[Carl]不能放在‘卡尔’[Karl]的前面——谁也不会因为这个对你开玩笑。”马克思接到信后，在回信中仍坚持原来的意见，说“‘达—达’会引起庸人的好奇心这种情况很合我的心意，而且我觉得这正适合于轻蔑嘲笑的做法”。同时，马克思表示，至于究竟用什么书名“还要跟我的批判的良心（指他的夫人燕妮）仔细地商量一下”。恩格斯亦坚持自己的意见，并进一步强调说：“至于书名，我再重复一遍，那种只有在把书读了一半以后才能看懂的书名，无论如何是最不成功的。”恩格斯补充理由说：“我的这个意见鲁普斯（他和马克思的共同战友，住在恩格斯所在曼彻斯特）也完全同意。庸人对福格特早就不那么感兴趣，不会伤脑筋去猜测你为什么称他为达—达。能使福格特令人感到兴趣的唯一的事，就是他同波拿巴和普隆—普隆的联系，而这一点你必须在书名中强调出来，以便引起庸人的好奇心。在书名上搞轻蔑嘲笑的做法，恐怕除把书名弄得离奇古怪或矫揉造作之外，不会有别的结果。朴素的书名无疑是最好的；蔑视嘲笑在书的正文中已经够多的了。”在恩格斯写此信的一周后，马克思不顾燕妮的坚决反对，——燕妮“坚持要用《达—达—福格特》，并且旁征博引地指出，甚至在希腊悲剧中，剧名和内容乍一看来也往往是没有任何联系的”，——终于向恩格斯“让了步”，用了恩格斯曾经提议过的非常朴素的《福格特先生》这个书名。[25]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福格特先生》书名的争论，表现出了他们绝不“稍微马虎”的谨严的科学研究和写作态度。亦正因如此，他们的学术评论，包括史学评论，可以说不仅从不轻易放弃对形式问题的评论，而且把形式方面的评论看做是批判的有力武器之一。 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史学评论实践中不仅高度重视形式评论，而且注意到了影响历史作品形式的一些因素。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作品出版的时代是影响作品叙述风格的诸因素之一。马克思评论瓦勒斯罗德的《死人的检阅》一书，认为“叙述得很不生动”，其原因“要归咎于该书出版的时代”。[26]影响历史著作阐述方法的因素则有：（1）阐述对象的性质；（2）篇幅限定；（3）著作的目的本身；等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如果阐述的对象是具有抽象性质的，是属于学科基本原理或基本理论一类的东西，出版人对书的篇幅有明确的限制性规定，著作的目的在于使一门科学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在于为一门学科的发展奠定科学的基础，那末阐述方法就不可能是通俗易懂的；相反地，如果论述的对象是比较具体的东西，著作的目的在于用具体的事实材料来说明或解释学科的基本原理或基本理论，篇幅方面没有明确的限定，那末阐述方法就可能很通俗，比较容易懂。尽可能地达到通俗易懂，这是历史著作在阐述方法上的基本要求。 马克思在谈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第一卷的阐述方法时，就解释了两者的不同以及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马克思指出：“第一分册（指《政治经济学批判》。——森按）的阐述方法当然很不通俗。部分原因在于对象的抽象性质，给我规定的有限的篇幅，以及著作的目的本身。第二部分（指1861-1863年的经济学手稿第一部分，这部分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后来恩格斯把这部分手稿称作《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稿。——译注）就比较容易懂了，因为这一部分论述的是比较具体的关系。使一门科学革命化的科学尝试，从来就不可能真正通俗易懂。可是只要科学的基础一奠定，通俗化也就容易了。”[27] 注释： [1]《马克思致恩格斯》（1859年5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4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参见《马克思致恩格斯》（1859年1月13日和15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369页。 [3]《恩格斯致马克思》（1857年9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175页。 [4]《马克思致恩格斯》（1860年12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0页。 [6]《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8年5月3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540页。 [7]《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8年5月3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540~541页。 [8]《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9年4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572~575页；《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581-586页。 [9]《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583页。 [10]《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8年2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531页。 [11]卡·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7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2]卡·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759页。 [13]《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8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364页。 [14]《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2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69、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5]《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9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341页。 [16]《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8年11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545~546页。 [17]对此，恩格斯曾经有过抱怨。他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的科学著作之所以一再拖延出版，主要原因一直是马克思过于谨严，绝不允许哪怕是稍微的马虎，力求做到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的完美无缺。因此，他劝马克思：“对你自己的著作哪怕就稍微马虎一次也好；……不然，（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到来，在你没有写完‘资本一般’之前就不得不把整个工作中断，那你怎么办呢？”《恩格斯致马克思》（1860年1月3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5页。 [18]《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2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358页。 [19]《马克思致恩格斯》（1859年1月13日和15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369页。 [20]《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8年2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531页。 [21]《马克思致艾萨克·埃恩赛德》（1856年6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518页。 [22]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第十四卷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XXXI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23]《恩格斯致马克思》（1860年12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19-120页。 [24]《恩格斯致马克思》（1860年12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29页。 [25]详见马克思恩格斯1860年9月25日-11月13日之间的通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02-109页。 [26]《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61年1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575页。 [27]《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2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637页。 2003年9月23日初稿 2006年2月22日修改并定稿 (责任编辑：admin) |